宪政改革

作者：柴玲 深夜刚刚下班回来，友人从远方传来一份剪报，大大的标题：柴玲“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我的下巴几乎要惊掉下来，如果我是个“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的话，那么六月四日被机枪坦克包围广场，我又何必非要与同学们坚守到最後一分钟呢？在带领同学们撤下广场时，我又何必要走在最前一排，夹在中间算了！(据说当时长安街上的许多中弹倒地的烈士都是最前排的)。在屠杀之後北京全国都笼罩在暴政压顶、血色恐怖、谎言遍地的时候，我又何必再没事找事，硬要把 屠城真相告诉全国、告诉全世界，害得自己成为中共通缉的要犯，也让家人备受连累，让未成年的弟妹失去我们的母亲和祖母，让中年的父亲失去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干脆说吧，如果我是个“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那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冒着危险参加运动，更不必接受做领袖的责任，安安心心地读我的书，求我的学，过我的太平日子好了！ 天安门屠杀只不过刚刚过去不到六年，烈士们的尸骨未寒，受害者的母亲、妻儿的泪水未干，下令杀人的元凶未受到法律天绳的惩罚，长安街上用血写成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还历历在目；而个别的人为了利欲讨好当政者 ，挖空心思地为当政者出谋划策；另一个有亲共历史的人为了牟取商业暴利推销自己的纪录片，断章取义企图要标新立异；硬要把历史的黑白颠倒过来，先是去年戴晴叫嚷的“柴玲”要判重罪，“扰乱交通治安罪”；今天柴玲又成了个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丁学良又进而推广到整个文革後青年的道德观都有问题，所以那场震撼了全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只不过是由个别激进的份子领导的个别激进群众参加的激进的运动。用中共六年来的话就是一批暴徒而已。 至於当时成千上万参加支持运动的学生、民众、流汗流泪的港人、台胞、海外华人，都不过是些都是没有头脑判断的傻瓜，所以才受了激进份子和暴徒的蒙蔽！这样一来，就象当年的“平暴纪实”中把军队施暴与民众抗暴的顺序调转一下，便是戒严有理的依据一样；对於昨天那有目共睹的和平示威，今天把历史稍微换换就成了是彻头彻尾的“极端利己主义”和“疯狂”！这样既不违背当政者的精神，又可以一语惊人，真可谓是一箭多得啊！ 请你们尊重历史！戴晴声称的重罪，证据何在？！八九年中共官方报纸指出，五月份的北京是四十年历史上交通事故最少的一个月，现在的柴玲“让别人流血 ，而自己求生”依据的是断章取义我在运动中一个录音中的一段讲话，而不看历史事实：六月四号，当坦克军队团团的包围了广场，是我与五千同学最後守在广场！ 薛记者写文章时找不到我核证事实，可是，我运动中的录音又不只这一份，“我是柴玲，我还活着！”的讲话又不难找到，更好笑的是丁学良的关於我们这一代人的结论，连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也没有，全然是兴之所来，言之所即，一点西方文化的实证精神都没有，丁先生还算是在哈佛读过书的呢！ 关於那个录音，我是有印象的。而且印象中许多关於天安门运动的书里也都登过，但目前手头没有原文，不知道在字句上有没有篡改。我做这个录音的背景是这样的：我被正式推举为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的第三天，在指挥部与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广场的局面已经由不安而趋向稳定下来。广场议会的超过半数的票决定坚守广场，要求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撤销戒严令，阻挡戒严成功和二十七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为媒体和大众造成了一种运动即将胜利的表面现象，可是，越在运动的中心，越会感觉到危险也越来越近了。就是迟早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又要重演了：一批军警把天安门广场封闭起来，抓一批，打一批，然後全国实行大搜捕，大镇压。在录音里，就是我对“下一步我们能够期待的，就是流血了”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指挥部从来也没有号召同学们在广场等待流血。相反我们在积极地寻找避免悲剧重演的方法。在我们尝试了其他的方法均未取得成功之後，看来唯一能够避免这个结局的就是从根本上阻止戒严实施，那就是，看一看还有没有可能使高级将领拒绝执行戒严，(这是随後的东欧苏联民主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後来确有将领签名反对开枪。作为总指挥，我深感只靠广场的孤军奋战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指挥部配合北大筹委会开始有计划地从广场向全国各地输送同学，把广场上的二十万人减少到九千人以下。简称“星火燎原计划”。二十八日前後感觉到危险的来临，更觉得这个计划的紧迫性！我真正地感觉到运动的成败不在广场的坚持，而在这个星火燎原计划的成功与否，所以去亲自参与这个计划应该是我比做广场总指挥更重要的任务。 另外一条做录音的原因，就是戒严令一下达，当时还是绝食团的指挥部就有种考虑，并且提供这种考虑的正是丁先生的同代人：认为中共对一般学生、民众不会太怎么样，但可能是要“枪打出头鸟”，所以，指挥部投票做出决议：从减少牺 牲的角度，指挥部领导成员应该下去隐蔽。那天晚上我也曾被保卫人员推进救护车 ，拉到一个住处躲了一夜，但是第二天当他劝我再向外地转移的时候，我一下子想通了，他李鹏杀我一个小小的柴玲有什么用，他们要消灭的是一种民主的理想。所以要让这种理想传播开来，想通之後我就立即回到了广场。二十八日前後，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深知我的一切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也许在我刚离开广场，还未来得及完成计划时，我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掉”。所以我留下了这个录音：“最後的话”，想到万一不幸发生到我身上，我的民主理想也至少留给了後人。“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正如这段“绝食书”中表达的，象每一个参加运动的同学一样，我们是怀着对亲人、祖国、生命的热爱；为了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而努力的。也正是因为对亲人、生命眷爱之深，所以才要让世界充满爱与自由！我当然不甘心被中共残害！我要求生，我要继续追随民主的理念，“如果这次运动失败了，我还要在下一次运动中再站出来，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这段接下来的话就不知为什么没有被引用。 事情过去六年了，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们会忘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离开广场并不意味着更安全！六四清晨的最深重的伤亡不正是在长安街上、木樨地和记者 们看不到的外地吗？从一句“我想我不会在广场”的话，就解释成我要“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是对历史的最大的误解！更何况我本没有“逃走求生”的想法，又何谈解释呢？ 再一次回顾六年前的天安门运动，那是一场学生要求宪政改革、实现宪政民主的运动。我们的要求并没有超出宪法保障的公民自由权利和宪法规定的对政府的 监督制衡。监守广场的同学要求人大召开紧急人大会议撤销戒严令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我并不是个搞政治出身的人，象这场运动中的千千万万个青年一样，我自发地加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被推到了领袖的地位，也随着运动的深入，不断地成熟起来。我不是从没有感到怕过、失望过；也不是从没有过要在对亲人的眷爱与对广场同学的责任、在对生病的母亲的尽长女之孝与对祖国人民尽赤子之忠之间做痛苦的选择。至今仍对家人充满歉意。但是既然已受命於众，也只有不负众望。既是领导，就该比一般同学担当更大的危险！所以六四清晨，当小封、李禄和我带领着大 家从广场撤下来的时候，我们走在第一排，就是想如果他们把我们赶出广场再屠杀的话，那就让子弹从我们的胸膛上穿过，用我们的行动来告慰後人，完成我们指挥部的使命吧。 六年了，虽然自己与家人也从中受过无数的磨难，但作为一个活着的人，常常怀念那些倒下的战友，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继续推动中国宪政改革的事。我认为六四悲剧的原因是三条：最高领导人把武力镇压当作解决民意的唯一办法，并且肆意践踏宪法；而现有的政治制度又没有制衡的机制来制止悲剧；学生民众的进步力量与党内的改革力量没有形成联盟。因此，只有推动中国真正的实行宪政改革，中国的未来才会有保障。 邓後的中国，对六四的认识又会提到一个日程上来。如果我们大家能够继承学生运动的宪政民主目标，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那天安门烈士的血也不会白流了！相反，如果不尊重那血泪写成的历史事实，硬要把流血的责任从屠杀者转嫁到所谓的“激进”学生民众身上，甚至转嫁到文革後一代青年的道德价值上去，由此来为暴政统治编制合法性基础，阻挡中国走向宪政改革之路，那才是真正的可悲！ 原载《北京之春》

冉按： 这是为11月号《明报》杂志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特辑”的专文，此辑文章写作者和采访者有徐友渔、北明、刘绍锐、陈子明、陈彦。其网址如下：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大家可以移步观看（当然有些文章只能看到摘录）。现将拙文全文刊载于敝博，请大家批评。 2010年10月30日8：19分于成都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人，第一次有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是自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继著名非战人士、记者奥西欧基狱中获奖之后，第二位在狱中获得和平奖的人。此前中国人获得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奖项，早已离开中国，甚至已非中国国籍。由于当代中国是个不鼓励创新、没有言论和学术自由，且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贵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因此诺贝尔奖只要与中国人沾点边，都会成为传媒和大众口中争相腾播的谈资，甚至每年到颁诺奖的时候，传媒就会出现短暂的意淫状态。   法国籍中国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官方展示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领，这回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干脆将一些欢呼和“饭醉”的人抓起来。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花落一个被他们诬入狱中的“犯人”，中国官方是如此地恐惧，的确让世界震惊开眼。人们不免要问，一个到处送钱、四处做金元外交的政府，一个动辄用经济牌来威胁它国的政府，为何害怕一项推进人类美好事业的和平奖呢？一个小小的诺贝尔评委会组织，为什么不买中国政府的账，却“一意孤行”地要“伤害” 中国人民的感情，将一项和平奖颁给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刘晓波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经常粗暴侵犯民众的人权所致，而刘晓波只不过是中国不少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中之杰出者罢了。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的变态维稳，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整个社会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深度参与了八九六四运动、矢志不渝要为中国民主自由事而战的刘晓波，参与了以推进宪政改革为主旨的《零八宪章》的起草工作。可令人气愤的是，中国政府竟将这样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人逮捕入狱，而且使尽一切手段打压零八宪章签署者，不把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是绝不收场的。但事实并不如官方所愿，虽然中国政府挖空心思用强大的GWF等工具摒蔽诸种信息，传统传媒亦严加管制，但信息全球化使得他们任何想要掩盖的丑行，都远不如以前那般顺利。刘晓波被抓及其他同道遭打压的事迹，藉半残废的中国互联网传播开来，持续发酵，终至得到全球许多人士的关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多重意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是可以藉此回望和前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似乎看上去眩不着边，但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公平道义和实际利益诸方面的考量，从地域界别上看则可分为世界与中国。历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颁授和获得者，固然有不少争论，但不管有多少争论，说这些获奖者对世界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有比较相同的看法。一般说来，诺贝尔评委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重要的奖项颁给无名小卒，因为这不符合这个奖项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自身荣誉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理性和平、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是自砸牌子。也就是说，自八九血案以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顾中共的利诱和压力，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反对派的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也让西方各国政要在与中国合作时，在注意利益之外，不得不坚持从人权等普世价值上给中共施加压力，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民认识到“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虚幻。   八十年代对官方多是文学式的批评，反抗大抵是道义的上反抗，而且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里。而如今对政府的批评多是法律和政治上的批评，反抗则大多是具体的维权式的反抗，而反抗也多集中在底层。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和缺陷，如今缺少更多的知识分子具有超越性地批评政府的诸多不是，因为八九血案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官方收买了。也就是说，如今的道义反抗集中在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少部分知识精英身上，正是这种不懈地坚持，构筑了底层维权和异议阶层有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利益受损，通过血拆、上访、被关黑监狱、强行送精神病院或劳教，终于弄明白，向一个不受制约的强权政府索要权利，必须关心那些具有一定话语权、且富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反之，知识分子亦意识到关心底层具体维权者的利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十多年前许多良心犯受审被关，别说一般民众不明就里，就连我这样比较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所知不多。这里面固然有彼时网络不够发达的因素所致，但问题在于，那时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社会进步的关联，远不如今天这么看得相对深透，同时知识分子与底层维权者的互动也远不如今天这般多。   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具体观察，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遭受各种各样打击的良心犯和维权人士，他们得到了较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这是十几年前不可想像的。我认识的一些人，不仅不把为坚持正义而遭受打压的人，视为异类，而是从各个方面加以保护和支持，这不仅在动辄要和“反革命”划清界线的年代不可想像，就是在2005年以前也是少见的。以四川为例，谭作人、黄琦、刘贤斌等人被抓遭判所得到的诸种道义声援和物质捐助，就不说了，就是不太知名的“链子门事件”和左小环案件，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关心和支持。滥觞所及，饱受监狱之苦的良心犯，一旦他们出狱，也得到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因为社会不懈的关怀和支持，使得良心犯家属不再埋怨他们，其周围的人们也不再歧视他们，甚至逐渐引以为荣。这个心理态势上的转变，看是小事，实则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对腐败、强暴的政府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抛弃。中共官方现在军力的强大、税收的丰盛、传媒的愚弄等方面，都还占有比较强的优势，但你看由蜂起的群体事件和频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变态维稳，则不难从中窥看人心向背之一斑。   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因大规模正面抗战，损伤了不少军力，共产党消极抗日趁机坐大，固然是不到五年国民党政权易手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艰难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民心向背，在国共两党易势上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经济看上去繁荣，但其畸形病态，政府腐败不堪，贫富差距前所未有地拉大，都在加速民生问题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困境。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浪费腐败和效率低下、国进民退对经济活力的打击、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诸多社会不公，使得一个意识形态尸骨不存、没有基本诚信、制乏底线政治伦理的政府，迟早都有被民众抛弃的危险。在这种需要重建社会公正、呼唤自由民主的时代，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正义之士的出现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谓适逢其时。刘晓波获得诺奖既是民心向背的产物，也是进一步促成中国社会民心向背的分水岭。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受奖主体来看，当然是表彰他从八九血案以来，坚持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理念，持续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和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努力。但从和平奖的覆盖面、影响力、后续发酵来看，毋宁是对二十年来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进步事业的所有人的一次集体褒奖。因为如果推进中国民主自由，没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无论刘晓波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致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获悉自己得奖后，含泪说这个奖献给天安门血案中的亡灵。而那些为民主自由而死的六四亡灵只不过是所有推动民主自由事业的普通人的代表，进而言之，刘晓波亦只是“零八宪章”群体的代表，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领会刘晓波这句话，才能洞穿其间深蕴人心向背的含义。刘晓波获奖，其短期效果是激励更多同道不懈精进，其长期效果则是持续发酵，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来，最终达致民心向背的实质效果：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2010年10月10至11日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