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

中国政府扩大对基督教的打击面，山西太原有关部门对一家“恩雨书房”进行查抄，没收了总值30万元的书籍及物件，并把店长及职员带往派出所扣查，谩骂，逼供体罚并限制自由。此外，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的一个家庭教会在聚会中被有关当局派人闯入，没收电脑，相机等私人物品。 山西太原市公安局，宗教局以及文化局共30多人上周三上午九点左右对当地基督教的“恩雨书房”进行野蛮式执法，他们闯入书房后强行控制店长慧子和职员小磊，然后抄走店内和库房所有书籍与设备，还有银行存折、手机、电脑等私人物品，总价值 约合人民币30多万元。   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周日表示，在整个执法过程中有关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明，行为野蛮粗暴，期间对慧子及小磊进行威胁、侮 辱、谩骂，到下午2点多又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审讯到凌晨1点多。 过程中，身患肿瘤疾病的慧子遭受诱导性逼供和体罚， 到了第二天下午，两人又被警方强行带到当地国保部门进行审讯，并强迫在口供记录上签字，直到晚上8点多被释放。   而恩雨书房负责人自北京赶到太原，想与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也被拒绝。   据悉，恩雨书房是一家经营基督教图书，工艺品，音像制品为主的书房，类似的书房分布在全国各地，专门卖有特点的书籍，而经营手续和证照齐全。   早前接触过出版业的北京基督教徒楚先生对本台表示：“有时，这些书房和书店也会经营一些不是出版社出的，没有书号，但这些书符合需要。目前国家的出版方面比较混乱，它本身对于出版的管理也是违反《宪法》的，《宪法》里面有出版自由，他又搞出一套出版管理条例。”   在恩雨遭查抄之前，浙江省温州市家庭教会《麦种》期刊编辑部已经被警方传唤过4位主要同工，现在等候进一步处理。   对华援助协会密切关注事件并表示，近期连续发生的针对基督教出版机构、书房进行打压事 件，表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发展施加压制的局面扩大，从以往单一的家庭教会、大学生团契，向基督教文化出版、经营等多个层面延伸。   此外，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的一家庭教会在上周六聚会时被公安及宗教局人员闯入，指他们违法聚会，并没收了十几人的私人物品。   其中一位教友周一对本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但之后通话被掐断。   她说：“我们是周六，就是三十号在乌兰浩特聚会，我们是家庭教会正常聚会，就有人举报了，乌兰浩特的国保大队，宗教局就带几个人去了，不让我们聚会，翻包，把电脑，照相机和手机都给翻走了，还拿走了我们一些收据单，还有好几套书。我们就十来多个人，（当局）说不能超过二十人（聚会），但没有超过二十人，就是以后再不让聚会了，要上（政府的）大教会聚会，我们这几年始终受他们威胁。”说到这里电话突然中断。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对本台表示，当局近期扩大对基督教打击面可能与在下半年召开十八大有关。 他说：“要开十八大了，我估计他们对各地方恐惧很大，下面的执法机关不按国家政策，口里说要宗教自由，实际就是破坏国家的宗教自由和法律实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网民的数量迅猛增长。互联网与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和通讯方式，以及一种崭新的参与平台和参与渠道，而且使公民进行自我组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由此，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结社方式，网络社团随之兴起和发展起来。网络虚拟社团就是网络空间中的个体为了分享共同利益而通过一定的信息手段，例如：网络聊天室、在线论坛、公告栏和电子邮件，经常进行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集合体。1中国网络社团蓬勃兴起和发展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网络社团的兴起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利于培育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有利于提升中国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助于推动社会建设的步伐，对于改变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社团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政治发展需要的是公民和公民意识，而不是臣民和臣民意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具有臣民所缺乏的人的独立内涵，公民是平等的独立的个人。所谓独立的个人，就是具有自立(能力)、自主(性质)、自律(意志)和自由(状态)性质即独立人格的个人，也就是充分社会化了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自立能力主要取决于同他人联系的方式，表现的是人的社会生存状态，一种独立的、不依赖和不依附他人的生存状态。自主和自律表现的是生存的状态和方式。作为独立的个人，他必须是自身的主体，他的意志能够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负责自己的行为，即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则是独立个人社会生存状态的外现，表现出独立个人之间自主与平等的关系。简言之，公民就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社会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利益的分化、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的主体意识开始成长起来，从而为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会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实现政治行为个体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市民和农民同为“草民”或“子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权利等政治观念根本不存在。特别显著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意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政治意识之中，而公民意识则非常缺乏。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而言，传统臣民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政治文化转变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过程。通过网络社团的活动，中国公民可以熟悉和学习到现代民主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参与方式，培养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可以说，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健康有效的结社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学习和训练的结果。通过参加网络社团来培育公民意识和增进民主意识是一条最现实和有效的途径。网络社团通过各类组织性活动，可以使公民在实践中得到锻炼，获得民主经验。中国网络社团主要在社会基层进行活动，他们可以通过启发、教育和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从而可以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形成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网络社团活动的参与者可以学到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学习自立和自治，学会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这就会培养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立精神。在一般意义上，民间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能起到有效抑制政府滥用公共权力的作用，使公共政治活动更能体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本质目标。不仅如此，在民间组织的活动过程中，公民还可以在具体实践中得到锻炼，认识到自身的力量，获得民主经验。公民在通过网络社团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学习自治、学习守法，另一方面还能学会监督政府权力的方法，懂得以合法的手段和方式去制约监督政府的权力。网络交流特有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匿名性，使得政治参与主体的自我认同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从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治冷漠。2因此，要真正实现人民管理、治理国家、发展民主，就必须重视网络社团这一组织载体，积极引导网络社团健康成长。 　　网络社团为公民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巨大平台，在网络社团交流的过程中，其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增长。网络中那些踊跃发表观点、议论的网民被称为灌水者，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总有独到的见解，并试图通过一些特殊的语言来影响其他参与者。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扮演或者事实上成为了“网络意见领袖”，能够影响更大范围的网民，形成二级传播，进而形成网络舆论。3互联网不仅创造了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正在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观念，使网民通过网络表达的政治诉求更容易展示其影响力。网络社团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网络参与者可以切实体验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这必然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他们的政治责任感，从而提高他们的公民意识。网络社团的活动在客观上会促进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培育出有利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型政治文化。 　　二、网络社团对公民社会行动能力的提升 　　西方参与民主理论是结合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关系而提出的一种理论，其核心主张是只有公民广泛地、真实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才能体现民主的真谛。美国学者卡罗尔·佩特曼是当代参与民主理论最重要代表，他对近代以来的参与民主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概括，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参与民主理论。佩特曼认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充分的民主理论，而仅仅描述了现实政治制度的运作逻辑。这种理论导致了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政治体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与普通个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他说：“参与民主理论认为，在其他领域中进行的参与活动将使个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普通人也许对自己周围的事情更感兴趣，如果存在一个参与性社会，个人能够更好地评价国会议员的行为；如果有机会，他将更有能力做出全国性的决策，也更有能力评价国会议员在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事务方面所作出的决策的效果。”4他主张，参与性社会的观念要求“政治”的范围延伸至政府以外的领域，这样，普通人也就可以有更多的参与机会。 　　而要进行政治参与，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往往更能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公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起来，民间组织就是其中之一。民间组织可以聚合个体的力量，形成集体的力量，使分散的公民有效组织起来，从而提升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平衡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所谓社会行动能力，就是社会组织或者社会群体为追求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以集体行动和组织机制作为基本方式的行动能力。提升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关键在于要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人来帮助自己。因此，他们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5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聚合个体的力量，形成集体的力量，从而有利于加强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增强公民的社会组织化程度，这对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提升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关键在于要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 　　显然，网络社团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途径，是参与民主实现的一种非常好的渠道，可以有效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对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行动能力的提高都能起到重要作用。网络的全方位、多层次和迅捷性等特点，使网络社团的社会性得到空前发展，网络社团的成员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界交流沟通，共享文化、学术信息，或围绕共同兴趣和目标，统一开展活动和研究课题，可以说，网络社团明显扩大了网民的交往范围。网络社团可以有效扩大网民的参与范围和参与水平，从而提高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在网络社团中，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所有的人都是网络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最终管理者，体现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性、民主性和无权威性，成员之间可以畅所欲言。作为承担着特定社会职能的网络社团，它们的活动对于提高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并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网络社团可以通过启发、教育和引导网民参与活动，鼓励和帮助网民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与合理的权益。网络社团也可以通过支持、反对政府的政策，开展政策分析，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网络社团还可以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利益的多元化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通过斡旋和协调，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推动问题的解决。 　　网络社团通过提高公民社会行动能力，还可以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网络社团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甚至可以独自承担起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职能。政府机构臃肿和人员充斥，不仅给整个社会造成了沉重负担，而且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施政效率，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运展的一大障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是造成长期以来政府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冗官冗员充斥、运转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网络社团可以从政府手中接过一些社会职能，发挥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作用。普拉莫德·纳亚尔认为：“网络政治的重要性在于，网络空间和虚拟环境（虚拟社团）不仅仅是现实的模拟，而是本质上就构成它们自身所处的环境。虚拟的现实要求把抽象的社团看作它们自己的独立的、以自我为参照物的实体。”6随着网络社团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促使政府权力下放，增强政治透明度，扩大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协调企业、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加强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及居民的合作关系，在许多社会领域形成多方参与的网络型管理组织和合作伙伴关系。 　　三、网络社团对社会建设的推进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产生于清末民初，其成长过程一再中断。20世纪以前，尽管商业和运输业很早就有自主的行业协会，但它们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民间组织，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帮会。20世纪初期开始，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才开始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干预和控制，民间组织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与社会革新的核心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组织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中国民间组织管理体制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特征，从而使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遭遇严重的体制性困境。7 　　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8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这种过渡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绝对数量较大，但是人均数量存在不足。二是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特征还不十分明显。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是由各级党政部门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由于业务主管单位的存在，也受到政府部门的干涉，使之带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行政色彩浓厚，并且在观念、组织、活动方式、管理体制和活动经费等许多方面依赖政府。三是经费不足。中国许多民间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政府财政和主管单位的支持，相当多数的民间组织经费十分紧张，对其活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四是能力不足。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它们还处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参与社会事务活动的能力有限，在资源动员策略和手段方面缺乏建树。9 　　在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不成熟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公民社会还远未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一方面，公民精神尚待进一步的培养转化；另一方面，在复杂环境下生长的民间组织更需规范均衡。可以说，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标志，也说明经济和社会从政治权力中逐渐分离出来，这是公民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是国家机器重构的胜利。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国家又是规范和引导公民社会使其不至于放任自流的力量；反过来，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是改革传统官僚体制、转变政府治理方式的推动力。10网络社团是公民社会中一个非常积极、非常活跃、非常具有主观能动作用和非常具有社会效益的组织形式，它们的发展无疑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网络社团大量兴起的背景下，从社会层面而言，可以通过网络社团表达利益诉求，逐渐参与社会生活，甚至影响公共决策和国家行为；从国家层面看，能够快速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合理界定国家行动的范围，明确公私生活界限，提高制度创新能力，确保国家能力的提高，并为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网络社团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有利于公共事务领域的开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助于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安排的发展和社会自主治理，从而使政府能够真正实现有限政府和廉价政府的目标。这样，网络社团的兴起对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社会与国家各自明确各自的活动空间与权利义务和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必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推进网络社团的发展壮大、提高网络社团的自主性，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行动能力，显然是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平衡、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从总的趋势看，网络社团有利于促进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YungCheng Shen, ChunYao Huang, ChiaHsien Chu, and HuiChun Liao, “Virtual Community Loyalty: An Interpersonal-Interac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Vol. 15, No. 1, Fall 2010, pp. 49-73. 　　2刘洋．网络民主在转型期中国的意义与困境J．天府新论，2009（2）：11-15． 　　3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特征与前景J．教学与研究，2011（1）：42-47． 　　4 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03． 　　5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36~637． 　　6Pramod K

中国西藏网3月22日刊发、接着被人民网等官办网媒转载的《七问达赖喇嘛》一文，是一篇充满文革式棍子语言的五毛之作。此文不但延续“主流媒体”对达赖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的许多不实指责乃至污蔑，甚至荒诞地把达赖喇嘛与二战时的纳粹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该文称“达赖打着所谓‘自治’的旗号骗取同情，为有朝一日复辟农奴制后推行种族清洗铺路垫土；举着‘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筑起种族隔离和民族仇恨的‘柏林墙’”。“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然而，这个攻击却如此地不堪一驳，因为攻击的全部根据无非是流亡藏人方面《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中关于未来的藏区自治机关应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这一主张。 那么，这个主张是否真如五毛作者所说，是在“公然叫嚣将非藏族居民驱逐出西藏”呢？ 事实是，就在《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流亡藏人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并没有将定居西藏或长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员驱走的想法。我们所担心的仅仅是，鼓励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成员大量移居西藏的结果，将会改变现有的西藏社会结构，西藏民族因此成为少数而被边缘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为了避免误解，流亡藏人方面特别在阐释这个《建议》的一个补充文件中写道：“《建议》要求赋予地方自治政府就外来人口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和其他经济活动方面制定相关规范条例的权限，这只是自治的一般特性，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在很多国家，自然地具有或制定了为保护原住民、少数民族地区或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而限制本国其他地区人口移入的机制和法律条文。《建议》明确提出这并不是为了将长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逐出。正如在会谈中特使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在之前的讲话中对此已做了明确的说明。如2008年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非藏人驱逐；我们担心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於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也成为少数民族，并对极为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已清楚说明其中并不存在除单一藏族而外排斥其它民族的说法。因此，这只是为保护面临灭绝危机的西藏原住民族而对临时流动人口、求职者、以及新来定居者制定规范条例的权限分配问题。” 用不着做更多解释。这些建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宪法框架内、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而提出的具体主张。它们可以在汉藏人士间讨论、交流，也可以在北京和达兰萨拉间作为谈判的议题，甚至可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政府考虑民族地区制度建设时的某种参考，但无论如何，这些主张同所谓“赤裸裸的民族驱赶”毫不相干，更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风马牛不相及乃至完全相反。难怪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该机构网站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官媒对达赖喇嘛的污蔑令人发指、完全无法接受，也是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诋毁，“因为达赖喇嘛在数十年来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他现在行使的使命中其中一项就是寻求和平与对话。事实上，达赖喇嘛倡导的价值观，正是纳粹企图摧毁的”。该声明最后要求中国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西藏新闻网等立即做出正式道歉。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篇连署名都没有（或未敢）的棍子文章如果仅仅是某个五毛作者的即兴之作，本来无需搭理，也不值得认真对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居然被官方主流网媒大量转载，俨然一副大有来头的气派，这就不是小事了。谁都知道中国严格的网络监管制度，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的中国官方网媒纷纷为这样一篇想入非非、信口雌黄的无良之作大开绿灯，到底在释放什么信息？传达何种倾向？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转型正接近一个关键性当口。最近，薄熙来、王立军事发，保守派和极左势力受挫，温家宝总理在诸多场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民主化要求再度高涨，对未来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无论当政者还是反对派，都在重新审时度势。而我以为，对于有志于中国政治转型、开辟新局的体制内改革者和民间反对派人士来说，制定一个合理、可操作的转型路线图至关重要，在这个图表中，要排出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轻重缓急，民族问题无疑是这张图表中必须解决的目标之一。过去60年来，当政者在民族政策领域做过不少错事，甚至恶事，也说了不少谎话，积累了大量负资产。这当然不利于转型。为了减小民族问题的解决难度，化解制度不合理造成或累积的民族积怨，在启动实质性转型之前，营造宽松的民族氛围，少讲或不讲不实的话、谎话，或至少不再“制造”和“发明”新的谎话，不再妖魔化自己的谈判对手，这是当政者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事实和真相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匮乏、极其稀缺的领域，这是多年党机器控制新闻传媒、被垄断的信息资源有意误导公众的结果，也是很多中国公众（包括一些党的官员）往往容易被“忽悠”的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没有严密的信息封锁，如果一般公众、特别是汉族公众更多了解了藏族兄弟的政治、文化、语言、宗教信仰权利被挤压的真实情况，也了解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数十年来在流亡社区推进民主化建设的事实以及他们的自治而非独立的真实主张，像“七问”之类的可耻文字就不会有市场。 走向民族和解，这既是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也是和平的政治转型得以发动的前提。而民族和解的前提，则是消灭谎言，至少不再炮制新的谎言。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为出现“七问”这样的荒诞文字、且在“主流媒体”上横行无忌担忧，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危险倾向，它不是在为中国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而是在搅局，在加大转型的阻力。它的背后，可能有最顽固地抵制中国政改的那部分力量的身影。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对此不可不察。 （作于2012年3月31日，纽约） 张博树，《纵览中国》

　　关于重庆，最近似乎成了网上最热门的词之一。对于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伴随它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默默无闻如夏日骄阳中的黄桷树，居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虽然不是重庆人，但在重庆的这么多年里。不管是它夏天的火热和冬春的阴雨，都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生命中。我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重庆人，并以此为荣。“我早想写一些文字”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也很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这些真实的字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城市的变迁，或许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个城市就是我所深爱的——-重庆。 　　我是想到哪说哪。首先说说重庆的黑社会，论坛里面说到的那个李俊（也就是跑到英国喊冤那位），也算是重庆的知名人士了。他开的金龙玉凤大酒楼就在沙坪坝区天星桥到石碾盘之间，靠近沙坪公园。开了应该有20年左右吧？我也曾经去吃过，菜品一般，巨贵。酒楼后面是洗浴城，这就是全沙坪坝都知道的“娱乐场所”，小姐很多，这个地方就没去过了。原来周末的时候那里简直生意好得不得了。停不少公车，警车，甚至军车都有。后来据说李为了洗白，开发房地产去了，有个“龙凤云州”就是他的楼盘。据说李很有背景，一直平安无事，直到10年，王才将其拿下。具体大家可搜索重庆“金龙玉凤”，好像沙坪坝某副区长因此锒铛入狱。所以，李为货真价实的黑货，喊冤？我呸。。。 　　关于重庆模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叫“新加坡模式”更恰当一些。因为重庆的公租房制度就是借鉴新加坡的。而且重庆的严刑峻法的措施也是借鉴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法律之严格，去过的人都知道。不信你去新加坡随口吐痰试试？法律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强制措施。重庆还有一点，也是借鉴新加坡的，那就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这点网上说得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有规定？所以我也不好说明白，有网友形容重庆是“官不聊生”，这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李庄，怎么说呢？自从李庄出事，法律界一片哗然，连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也在帮李庄说话。其内幕据公安的朋友说，李庄出事是李庄大意了。原来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是不能有公安的人在场，更不能录音录像。但当时由于案情重大，公安的人装了监控（当然这也许有点违法），结果李庄教犯人怎么怎么翻案的内容被逮个正着。遇到王，李庄立马倒霉了。 　　关于王，他应该是个传奇。开始绝大多数人都没关注到这个人。没想到就是这个外来的人居然掀起了打黑的高潮。其贡献其实不在于消灭了多少黑社会，而在于摧毁了一个制度 ，一个警匪一家的制度（或者叫潜规则？）。在重庆，不要小看警察。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酒吧，洗脚城，夜总会，没警察罩着你敢开？不是黑社会砸场就是警察查房，弄死你。重庆黑老大里有个陈坤志就是警察出身。我旁边一派出所的。王在警察中不太受欢迎，首先，据说他有失眠的毛病，经常睡不着觉出来夜访，查到谁不在岗谁立马就地下课。还有他建立的交巡警制度，几乎所有的原来坐办公室的警察都改了交巡警，交巡警平台是露天的，重庆夏天那才叫一个热哦，我们看着都受不了，还必须全副武装。交巡警真是很辛苦的，当然老百姓都很满意，夏天经常有市民去送饮料啊什么的，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说一件真实的事，我一个熟人的孩子在老家突然肚子痛，县医院处理不了，只好连夜往儿童医院送，到了主城找不到路，只好去问交巡警。结果交巡警立马警车开道把孩子及时送到了医院。那个熟人说起这件事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只有两个字，震撼。所以我逐渐的开始关注警察，关注打黑，关注王。如果没有王，警民关系像现在这样近是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五个重庆”，五个重庆的提法大概是09年提出来的。网里有很多人反对重庆，我觉得反对要有反对的理由，请哪位反对者帮我把“五个重庆”先说全了我再说。毕竟你连反对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还反对个“铲铲”啊？（重庆话，不算骂人的）。 　　关于薄总。我和同事现一般都习惯称呼他为“薄总”。薄总刚到重庆时，影响也不算大，虽然知道他在大连很受欢迎。估计官场上大多数官员的看法也一样，“舞照跳，马照跑”。后来的几件事情彻底地震动了官场。首先是一次薄总给某局局长打电话，问他在哪，在干什么。这个局长据说当时正在吃饭还是在夜总会，随口撒了个谎。薄总说：限你一分钟内用最近的座机给我打过来。这个局长回拨的电话号码被查实后，立马下课。 　　关于文强，“二哥”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说几点别人没说的。二哥发迹于巴南，也就是原来的巴县。其实二哥在巴县名声很不好，早在我在巴县读书的时候就有人大代表举报他贪赃枉法。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越升越高。估计是跟对了线。先简单说一下重庆的地理划分。重庆有主城和区县的说法。主城是指：渝中，江北，沙坪坝，巴南，九龙坡，大渡口，渝北，高新区这些地方。北碚也算主城，但离主城远一些，算主城和区县的结合部吧。而江津，万州，涪陵，合川这些就属于区县了。说也奇怪，原来在主城的官员中，区县的却很多。我个人觉得，区县官场的风气很不好。我有个同学，在某区县当镇长。该县副县长是他老婆的哥哥，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他老婆的弟弟。一个县的官员里面十之七八沾亲带故。你说说，这个县岂不是他们家开的了？地方势力极其强大。薄总来的时候，估计要面对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空降了王。从打黑的角度看，主城基本完成了，但区县还没怎么开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广大老百姓觉得很遗憾的一个地方。 　　关于民生，这是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生之艰难，在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先说说医疗，08年有了孩子以后，感叹医疗费用之昂贵，也找了几家保险公司，想给孩子买个医疗险。可一谈之后才知道，医疗保险也不便宜，一般都要2000元一年，而且赔付条件也很苛刻，纯粹属于盈利性质的。刚好重庆市推行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也给孩子保了一个。全年缴费120元，每年还返还几十元（50还是80，是我妈办的，不确定），未成年人最高可报 85%，而且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等大病也包含其中，每年最高可报20万元。原来一个病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现在参加医保，几十元就解了后顾之忧。你说老百姓不支持吗？当然支持。我老婆家里06年的时候她老爸和婆婆都没有医保，看病都不敢去，现在都有了医保。而且现在社区医院都不收挂号费，服务态度也不错，基本每个社区都有医院。我小孩出生到现在，所有的儿保和强化免疫的疫苗都是免费的。只需要到社区领一张卡，到指定医院，全部免费。不花一分钱（当然也有收费疫苗，自愿的，我没有选）。这是医疗方面我感受最深的地方。 　　刚才有个朋友说道领低保打麻将的事情，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要知道，低保不过280元左右（好像，各区县不同），有目标有追求的人会这样做吗？据我所知，经常打麻将的无非下面几类人。一是原来城中村的农民，由于城市改造，他们全部转成了居民。但是原来土地和乡镇企业的收益按年发放。这些人一年坐在家里，什么不做，分红人均也有好几万（多的据说有7-8万，少的也有2万以上），而且家家都有房，房屋出租的租金也足够生活，他们没有生活压力，文化素质也不高，不打牌怎么打发时间？二是转户的农民，重庆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区县的农民都进城了。他们的土地补偿好像是10万元一亩，也就是说每户都有几十万。为了稳定，大部分都办了低保，同上的理由，打牌也是打发时间。三是部分年龄偏大的人员或者不想干的人员，哪里都有这样的人，不管怎么样，给他们低保还是必须的吧？总不能让人饿死，对吧？总之，这些人是少数，大多数重庆人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为家乡的变化添砖加瓦。 　　关于制度问题，说老实话，我个人是倾向于两党制的。毕竟两党之间互相监督比一党执政，什么都藏着掖着好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韩国，台湾都有这样的例子。我曾经跟美国的友人谈到这个问题，她居然说，别学台湾，那叫一个乱哦。那么，新加坡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老提到新加坡，因为我觉得所谓重庆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加坡模式。我们期盼公正、民主、自由。同样我们也期待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当然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人来执行，否则一切还是空谈。香港的公平公正在世界上是排名靠前的吧，那你看看廉政公署产生的历史。最好还去看看《雷洛传》，刘德华主演的，完全真人真事改编。看看当时香港警察的黑暗。对比重庆，你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雷洛远遁台湾之后，一个崭新的制度出现在香港人的面前。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出发，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这是我始终觉得遗憾的地方。 　　关于教育，因为孩子读幼儿园的事情也了解了很多。原来读幼儿园，特别是好的幼儿园都要收赞助费的。多了要1万多一年，少的也要几千元一年。后来江北区政府出台了一个“普惠制”幼儿园，好像第一批批准有几十个幼儿园（具体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不收赞助费，保教费450封顶。政府每年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元。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在全市推广了（我的孩子早读了一年，没有享受到）。关于外来人口入学的问题，重庆不存在。因为重庆各个区县都指定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指定的学校很多还是重点学校，比如渝中区的人和街小学，农民工子弟可以就近上学，还免受学杂费，更没有什么赞助费的说法。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还有择校费的问题，据说，重庆市教委已经指定了一个目标，在2015年全面取消择校费，如果真能实现，这将真是民之大幸。而且现在学生还有什么蛋奶工程，每天一个免费鸡蛋，一盒免费牛奶。农村学生更是全面取消学杂费，书本费，也就是说真正的免费教育。而且据说贫困学生更有免费的营养餐，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据说江北区教育预算率先达到4%的目标，而且全市将在两年内达标。这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关于重庆的“官不聊生”，好多朋友不了解。我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暂时不说。说说可以说的。薄总主政这几年，重庆落马的贪官可以说是最多的，比前几届的总和还要多，几乎各个区县，部门都有人因贪腐落马。另外还有许多内部规定，比如：逢年过节，生日宴会不能收受礼物，酒宴不能超过多少桌，宾客的数量，哪些人不能请等等，很细，能够量化。如果违反，一经举报，下课那是必须的。所以有次重庆市发了个文，要求所有官员在限期内上交“红包”，期限内上交，不算受贿，超过期限必受严惩。结果，两天，上交了6000万，想想看，没有逗硬的决心，下面会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吗？当然不会了。而且重庆市处以上干部都是24小时待命，受纪委监督。没有哪个城市会这样。另外，据我所知，重庆市还发了个文，准备试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估计一旦实行，举国震动。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公布，内部还是纪委在搞。另外还有公车制度改革，已经在搞了，很多部门的公车都被收回由专门的部门统一调度，文件网上看到过，如果违反，其下场是一样的—–下课。 　　关于住房，这个重庆是被提及最多的地方。我也就不再多说。根据自己个人的体会说一说。重庆的房价在全国比起来，应该算是很低的了。有外地的朋友来重庆，谈及房价时，经常惊呼：哇，你们重庆的房价好低啊。我笑笑，不说话。因为重庆位处西部地区，收入也是很低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地方的房价和收入比才是衡量房价高低的标准。外地房价虽高，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高很多啊。我是07年买的房，当时房价在3500元左右（套内，重庆房价当时都是算的套内面积），如果换算成建面，大概2900多，接近3000元这个样子。而我当时的收入一个月可以买一个平米。而现在重庆房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而我现在大概要接近两个月才能买一平米了。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的房价还是高了。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重庆的房价不仅低于成都，更低于贵阳，昆明等西部城市。这样对比，重庆房价也算是低的了。对于调控，据说已经使很多地方的财政出现困难。因为房地产，土地收入在这些地方财政所占比重很大。但重庆不一样，重庆房地产土地的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于20%（好像是15%不到，不确定），所以重庆的调控还是照常进行的。更何况，由于政府公租房的大量上市，重庆的房价基本是稳中有降。从这点看，重庆的住房政策市成功的。 　　还有公租房，好多外地的朋友不清楚。其实重庆的公租房不仅是可以租，而且是可以以成本价购买。现在购买的成本大概在3000多的样子。基本是市价的一半不到。对于低收入群体，夹心层，甚至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福音。公租房的政策大家可以搜一下，看完你就明白了。 　　最近网上争论最凶的就是“重庆模式”。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叫“重庆探索”好，毕竟所有的这些才刚开始起步，要形成一个完完整整的模式还为时过早。我现在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再提什么重庆模式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炒得这么厉害的结果是，王走了，薄总也要走了。至于什么乌有，我到他们网站去过一次，再也不去。所谓五星论文全是关于毛的。毛是伟人不假，但如果什么都要按毛的所谓思想办，那就太假了。WEN GE是错的，大跃进也是错的，无需讨论。重庆沙坪坝公园里还保留着一个目前全国唯一的“文革墓园”，里面埋葬的全是文革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建议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如果有机会来重庆，可以去看看。重庆在WEN GE中是武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血的教训下，如果极左想在这里复辟，门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重庆人这么拥护薄王呢?这就说明薄王搞的根本不是极左的那一套。我个人觉得其更接近于“新加坡模式”。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给薄（当然最好还有王）黄以充分的时间和极大的支持，让他们把这些探索制度化。那么，重庆模式才是真正的模式，有制度保证的模式，才是更具生命力的模式。从这点看，自认为右派的功萧教授是值得尊敬的。 　　另，据最新消息。重庆某区原教委主任因贪腐被双规。这说明重庆的反腐倡廉工作并未受到王事件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期望的制度保证下的重庆模式。 　　那天我乘坐公交车，在沙坪坝天星桥制药三厂附近临街两旁的房屋，工人们正在做外墙清洗或者美化工作。在我后面的两位50岁左右的大妈就开始讨论：这些年重庆确实漂亮了许多了，还是薄书记和黄市长有魄力，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啊！另一个大妈接着说：这么好的一些人，不知道怎么老是有人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好，我活了几十年，都很少见到这么好的官！ 　　我本人在重庆生活了十年，也有切身感受，环境变美了，治安变好了，交通更加畅通了。唱红打黑，很得民众支持，为什么这么好的政策总有些人要乱说呢？什么叫WEN GE复辟啊？你知道什么是WEN GE吗？我相信，某一天薄书记升迁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老百姓自发的去送行！ 　　评语：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重庆，我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这些我都有真切的感受。希望多一些人来写真实的重庆，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妖魔化重庆，借此来打击为重庆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金融时报：重庆人看今天的重庆 （2012年3月31日） 　　     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一段树荫掩映的台阶顺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着长江。路旁竖起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此外，你还能看见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为的标语。 　　对于重庆市民来说，这些标语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免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波的一个缩影。这起事件在过去两周震撼了整个中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2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问题。 　　在公园与朋友闲聊的龚立斌（音译）老人说：“这说明唱红歌的活动结束了。” 　　“红歌”（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倡的宣传歌曲）和政治宣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薄熙来的一大标签，也是更大范围的重提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在为薄熙来打响知名度的同时，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此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一直在讨论，薄熙来受到整肃是否涉及了一场权力斗争，抑或属于一场更大范围、有关中国未来道路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 　　“他走了我们都舒了一口气，但关键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麽。”当地的一名律师说，“问题在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党手中。一旦市委书记滥用权力，事情就会变成一场噩梦。” 　　重庆的知识分子们说，薄将重庆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在人们眼中，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并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一级的官员。 　　薄的另一个标签是“打黑”。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活动中，数千人因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定罪。尽管“打黑”活动为薄赢得了“打黑斗士”的贊誉，但律师和学者指责其滥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评人士，打压竞争对手，并打击企业家。 　　法律学者童之伟在一份关于“打黑”的报告中指出，“重庆地方党委及其所属机构与官员强力介入了具体司法过程，在打黑中的活动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 　　重庆新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还敦促公安机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 　　法律学者和维权主义者表示，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允许警方大量使用不经审判就关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维权人士称：“这属于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轻松撤销，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此类案件被重审。” 　　然而，律师对于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长期间，重庆一些最富有的企业家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瓜分并被充公。 　　“他们的罪名都包括贿赂和有组织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极为困难，”一位律师表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运动过后一样……用沉默掩盖一切然后继续前进。” 　　然而，薄熙来仍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领导人，”龚立斌老人表示，“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干凈、更安全。”这位73岁的老人所居住的楼房去年由政府出资进行了修缮，现在看上去焕然一新。薄熙来还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环保，去年在植树造林方面就花费了70亿元人民币。 　　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温文尔雅的薄熙来让重庆成为了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热点，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迁入这里，福特(Ford)在这里建设了其第二大工厂。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设一家工厂，新工厂建成后，预计该公司1000多人的外国员工数量将增加三分之一。 　　重庆市民特别喜欢薄熙来推出的可移动警务平台，包括穿着白色警服指挥交通的年轻、漂亮、化着浓妆的女警察。 　　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张书记是仅仅代职，最终的接任者将在领导层换届之后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一段树荫掩映的台阶顺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着长江。路旁竖起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此外，你还能看见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为的标语。 对于重庆市民来说，这些标语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波的一个缩影。这起事件在过去两周震撼了整个中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2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问题。 在公园与朋友闲聊的龚立斌（音译）老人说：“这说明唱红歌的活动结束了。” “红歌”（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倡的宣传性歌曲）和政治宣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薄熙来的一大标签，也是更大范围的重提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在为薄熙来打响知名度的同时，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此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一直在讨论，薄熙来受到整肃是否涉及了一场权力斗争，抑或属于一场更大范围、有关中国未来道路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 “他走了我们都舒了一口气，但关键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地的一名律师说，“问题在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党手中。一旦市委书记滥用权力，事情就会变成一场噩梦。” 重庆的知识分子们说，薄将重庆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在人们眼中，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并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一级的官员。 薄的另一个标签是“打黑”。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活动中，数千人因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定罪。尽管“打黑”活动为薄赢得了“打黑斗士”的赞誉，但律师和学者指责其滥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评人士，打压竞争对手，并打击企业家。 法律学者童之伟在一份关于“打黑”的报告中指出，“重庆地方党委及其所属机构与官员强力介入了具体司法过程，在打黑中的活动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 中共现在正试图在不损害其合法性的情况下修复这些损害。重庆新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还敦促公安机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 法律学者和维权主义者表示，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允许警方大量使用不经审判就关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维权人士称：“这属于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轻松撤销，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此类案件被重审。” 然而，律师对于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长期间，重庆一些最富有的企业家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瓜分并被充公。 “他们的罪名都包括贿赂和有组织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极为困难，”一位律师表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运动过后一样……用沉默掩盖一切然后继续前进。” 然而，薄熙来仍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领导人，”龚立斌老人表示，“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干净、更安全。”这位73岁的老人所居住的楼房去年由政府出资进行了修缮，现在看上去焕然一新。薄熙来还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环保，去年在植树造林方面就花费了70亿元人民币。 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温文尔雅的薄熙来让重庆成为了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热点，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迁入这里，福特(Ford)在这里建设了其第二大工厂。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设一家工厂，新工厂建成后，预计该公司1000多人的外国员工数量将增加三分之一。 重庆市民特别喜欢薄熙来推出的可移动警务平台，包括穿着白色警服指挥交通的年轻、漂亮、化着浓妆的女警察。 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张德江只是一个代理人，最终的接任者将在领导层换届之后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