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今日上海

上海的大火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认识到民主和言论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某些理想主义者的追求,而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福利息息相关的。不是我们努力在正义的火焰中埋葬邪恶的制度,就是我们默默忍耐着等到同样的大火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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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中国为癌变的痛苦折磨

凌沧洲 资深媒体人 支持赵连海的民众聚集在香港中联办门口抗议。 11月10日,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被北京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两年半徒刑,海外媒体纷纷关注,推特网友愤怒不已。联系最近中国各地频频发生的民变,频频发生的文化精英被禁止出国事件,有观察力和远见的人们不难判断:在盛世红光满面的外表下,中国正为癌变的痛苦深受折磨。 从肾结石到权力结石 2008年9月,中国当局尚沉浸在奥运狂欢中,一场毒奶风暴扫荡了本已稀薄的道义资源,婴儿肾结石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自此,人们的嘲笑声与批评声在网络内外更加汹涌。 对权力当局来说,安抚几十万结石儿童,尽快蒸发国民们不幸的回忆与现实痛苦感,开动宣传机器即可,但少数血性尚未衰亡的结石宝宝家长持续的抗议,并由此带来的自由结社——结社宝宝之家联盟,带来的街头化行动,才是权力结石化的脑袋最焦灼和最不愿看到的事。 表面看来,专政的铁拳已经粉碎了赵连海的抗议,将赵连海投入铁窗,寻求到官方暂时的稳定;实际上,当局不得不用长远的道义损失来止住局部的溃烂和疼痛。从技术与战术层面讲,当局完胜赵连海;从战略与大局而言,当局此举,何以收拢本已离散的民心,何以安抚那些对体制尚存一丝改良幻想的民众? 从街头民变到体制癌变 实际上,收拾人心,建设诚信,正是当局管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巨大困难。自从道义和诚信资源在60年间挥霍殆尽后,当局突然发现,原本安分守己的屁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以死抗争的维权公民。一个人心离散的社会,任何管理者也无法有效地使之和谐,更何况一些管理层自身德行不彰,诚信可疑。在世界普遍性的民主潮流下,不敢或不愿通过公开竞争的选票认证,为其增添合法性。 于是乱象无日无之,群体性事件即民变暴增。最新的例子就是10月广西苍梧民变,11月云南昭通民变,其中血淋淋的场景,警车被焚烧的火光,触目惊心。这些扇动着的“蝴蝶翅膀”,相信可以使更多的人看清体制的癌变,看清中国现实的痛苦与未来的可能。 如果这些民变频发的讯息,还不足以警醒朝野,需要寻求改革的出路,那么请看历史上的王朝末年,哪个不是由小规模频发的民变,演变到局面大规模失控? 各阶层都在喘息颤栗 不要以为只是中国底层人民在忍受着强拆失地,失业,CPI上涨的痛苦,忍受着李刚门官二代的凌辱;更多的人未来不确定性增加,更多的中产阶层被迫忍受高油价高房价;即使高层既得利益者和巨富们也无时不生活在可能被清洗的阴影中。 知识分子作为最能影响社会舆论的阶层,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分化。最近以来,对持独立和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群体的防范与打压有升级趋向,艾未未被软禁,贺卫方,徐友渔,夏业良,郝建,张博树,崔卫平等知名教授和学者有的被禁止出境,有的被约谈····无不显示思想洗脑和统战失灵而被迫把强硬手段顶上一线,也是强权趋向颓势的风向标。 历史地看,这种社会紧张的局势决不会长久。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打压清议和太学生请愿,北宋打压司马光/苏东坡等元佑党人,明末打压东林党人,清末打压维新派,都加速了民间的离心力,加速天下风云激荡;环视世界,除了朝鲜三代世袭外,还有几个自我隔绝于文明世界的孤儿?拒绝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既得利益集团强硬派,有几天的戏好唱? 中国仿佛一个被癌变痛苦折磨的病人,虽然盛世华灯高挂,向西方的采购出手豪阔,面上红光四射,但这个国家的肌体,他的人民——无论是底层,中产,知识分子,甚至高层既得利益者,无不对现实充满无力感和焦虑感。中国在这种停滞和社会力量拉锯博弈中,其变数和不可预测性正在增加。 祖国之癌——专制肿瘤,将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解决?你们偶尔也会提出这一疑问吗?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好文!我想任何关心现实的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中国很可能又一次进入专制循环。可悲得中国之命运,每次都已社会爆炸的方式来改变,如何能积累和进步呢?现代文明真是遥遥无期。我相信对改良仍报希望的人越来越少了,像清王朝一样,当革命的步伐赶超改革之时,中国又一次输给了自己。 未署名 入木三分,深入骨髓,字字珠玑,痛彻淋漓。 钟果仁, 中国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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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夏业良遭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说他在授课过程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学院领导表示不知情。与此同时,夏业良教授说,他的人身行动自由最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夏业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领导找他谈话,说有学生反映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在讲课过程中他谈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专利发明数量上的差别时,提到台湾,引发了一些误会。 *因台湾而起的反党帽子制作过程* 他说:“我当时列举了很多国家,我说: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芬兰、比利时等,我当时想说的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但在专利数量上还不如一些小的国家。如果严密一点讲的话,应该讲‘小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但是由于讲课时不是能像念书那么准确,加上‘经济体’这几个字。但是大家都知道,凡是学者,经常看国际论文的,在很多国际组织公布的资料里面,台湾都是被列入国别里面的,一长串的名单,没有说台湾是个地区,把它单独列出来。” 夏业良说,每年有大批中国学者到海外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场合,没有人公开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讨论各种话题时,台湾往往被列入这样一个名单的行列里。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哪位中国学者立马站起来,抗议这种国际间已经习以为常的把台湾列在国家名单里的做法。 但在夏业良的课堂上,当时就有两个人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授课。他们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夏业良当时停下讲课,向这两个人解释了一下国际间的通常做法。他说,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 *北大90后新生令教授震惊* 夏业良授课的对象是北大一年级新生。他说,当时上的是开放性的大课,去听课的有400人左右,其中应该有他的270名学生,其余的都是来自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有看上去3、40岁的中年人。 夏业良教授说,他并不认识当时站起来打断他讲话的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外来人员。不过,夏业良说,领导表示是学生反映的情况。他说,这令他非常震惊,因为他在北大讲课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学生告他讲课言论的情况。 夏业良说,能考到北大来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所谓的状元,但这批90后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成长求学过程是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度过的,除了考试,他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学习独立思考,培养健全的品格与人格。 *中国特色:学生告老师思想有问题* 学生告老师,给老师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在中国的学校中时有发生。近年来比较轰动的一起发生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该校人文学院的杨师群教授在讲课时的言论被某些学生视为是“反革命”。据杨师群本人两年前发的博文说,学生把他告到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市公安局。 夏业良教授说,自1949年以来,从57年之前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57年反右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学生告老师的现象直到现在一直存在。他说,中国大学目前存在一个让年轻学生充当告密特务的所谓学生信息员制度。 他说:“学生信息员,名称很好听,实际上就是特务。当然他们不是那种正式发展的特务,只是学校的领导、学生的组织找这些学生,要求他们把同学之间和老师中他们听到的一些不正常的话,或者违反他们的理念的话要及时上报。这些学生信息员会得到经济上的补贴、政治上的信任,将来实习也好、找工作也好都会得到多方面的关照。” 美国之音记者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学生告夏业良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位接听电话的学院领导说,他并不知情。 *数名学者、律师人身行动自由最近受限* 与此同时,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说,自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这段时间以来,他感到他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多的监控管制。 他以11月3日警察找他谈话3小时,阻止他去电视台接受访谈为例说:“比如说上次阳光卫视约我做个访谈,是崔卫平对我进行访谈,谈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他们知道后就由北大校方给我参加压力,说我不能参加。后来我就同意了,我说我不谈政治体制改革,我去谈经济问题。结果北大校领导倒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我一出门,我在我家门口就被三个警察拦住了,不让我走,非要找我谈谈。我说,电视台在等我做节目,你们可以跟我走,但他们非要找我谈,一直到5点,跟我谈了三个小时。” 此外,夏业良教授说,他在11月6日星期六参加财经传媒大会时,又遭警方骚扰。参加这次经济峰会的有中国各个部委的部长级官员和国外的一些官员与学者。 夏业良答应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在开完这个会议就去接受该电视台的采访。 夏业良说,有关当局显然通过监听电话得知了此事。他们先是通过北大校领导发手机短信阻止他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于是夏业良答应校领导不去了。 但夏业良没想到,警察竟然闯到会场要带走他:“这个会场由于有很多高官在里面,会场是有严格的保安措施的,没有牌子是不能进去的,结果这个警察非要闯进去,说闯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找我,要把我带走。” 夏业良教授气愤地说:“我还是一名公民,应当享有公民的权力,但事实上我已经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的做法毫无法律依据。” 最近以来,人身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显然不仅仅是北大教授夏业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系教授郝建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前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他11月8日在北京机场被拦截,禁止出境。维权律师江天勇和李苏滨准备前往美国参加法学界学术交流活动,但10月30日当他们在机场出境时,也被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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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你自己的船长

      中超联赛结束了,它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的一届联赛,在拆迁硝烟弥漫,强征哭声不绝的当下,中超公正、清明得简直像一个童话。裁判孙葆洁被第 9 次授予金哨奖,他要退役了。    看到这个消息,我随手写下一条微博:“我崇拜这个人,他是个不聪明的裁判,当几乎所有俱乐部、裁判、官员收钱打假球,他不吹黑哨。有人因他不收钱,冲进酒店将其暴打。长期被同行孤立,排斥,嘲笑,他一言不发只埋头吹哨。他得了九次金哨,获终身成就奖,他要退役了。当所有人溃败,他一个人坚守,他是大英雄,他叫孙葆洁。” 这成了我最受欢迎的一条围脖,它在一个小时内被转发一千多次,几百人跟帖评论,进入“泪奔帖”的行列。很明显,它击中了人心中的某一块地方。有位网友说道:“之所以赞美他,只因为在一个操蛋的环境里,我们都做不到像他那样。”人们对孙葆洁心存感激,他以一人之力,给整个中国足球保留了最后的底裤,在人心里捻亮了微弱的光。 其实我心里有些奇怪,吴思在《潜规则》里说,劣币一定会驱逐良币,并举了清廉的官员被杀害的例子,在裁判基本全军覆没的时候,为什么孙葆洁幸存了下来,还能继续吹哨,而不是落个“此地长眠一根筋”的下场?我相信,孙葆洁能够不收黑钱,但他未必能拒绝官哨,因为不如此,他连吹哨的机会都没有,遑论九年金哨了。 所以,孙葆洁应该也做了必要的妥协,比如吹官哨,但他毕竟守住了底线。在全线溃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坚守是伟大的,当所有人都解下裤带,向现实裸奔者下跪,那个死死抓住自己腰带的人是个勇士。人本质上是热爱群体的绵羊,在集体中能找到温暖和安全感,被融合在整体中的程度越深,个人落寞的情绪就越少。当世道变得太坏,收黑钱都成了从众行为,那些能长期忍受集体孤立的人,是真正的勇者,他们心中必有信仰。 孙葆洁凭什么?他好像不是宗教信徒,为了偶像注定忍受人间的苦痛,他只是个普通老师,学校风气也那么坏,他凭什么就成了显克微支笔下的灯塔看守人?孙葆洁其实没做什么,他只不过尽了一个裁判的本分,我们的诧异和不解,证明了本分已经成了丢失的东西。有人弄丢了我们的东西。      孙葆洁一定有信仰,但他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哪位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请代问一句这个问题。他坚守的某样东西,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丢失的,支撑普通人立于天地之间的某种元素。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世道简直坏透了,我们仰望着星空,诅咒脚下的大地,但我们偶一抬头,看到已经有人披星戴月地上路。失魂落魄的人们哭泣着呼喊,寻找着“船长,我的船长”,赶夜路的人远远地回答,你是自己的船长。     你是你的船长,是学者崔卫平一个小演讲的题目,她还说过一段女人味十足的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诗人写道,中国,我丢了我的钥匙。但熊培云说,他不喜欢让人绝望的东西,中国最不缺的也是绝望。像孙葆洁那样,从自己出发,谨守着底线,无论多么卑微,做好自己的本分,这算是一种信仰么?          潘采夫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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