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溃败,我们是麻木,还是无奈?
虽然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3000 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Read MorePosted by CDT aggregator | 7 月 23, 2010
虽然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3000 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Read MorePosted by CDT aggregator | 7 月 20, 2010
原作者: 来源 China Is Coming Under Fire 译者 foxhidden A series of comments by some of the world’s top executives questioning China’s trea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reflects an anxiety that is alt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business and Beijing. 世界顶级高管质疑中国对待跨国公司做法的一系列言论显示了他们的忧虑,这些忧虑正在改变外国企业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For years companies that do business in China largely avoided public criticism of Beijing’s policies, fearing this could jeopardize their standing in the world’s fastest-growing major market.
Read MorePosted by CDT aggregator | 6 月 30, 2010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所见所闻 官商结合是需要面对的事实 记者(以下简称记):打眼一看书名,叫“黑皮书”,给人的第一感觉要“揭黑”,但书中内容涉及“黑”的内容似乎不多。 苏小和(以下简称苏):“黑皮”的定义,其实更多定位在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上。有一个事实是需要面对的。中国的企业家面对政府管理,基本处于弱势,不透明。这种政府和市场的交叉地带,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的盈利空间,也是企业家祸起萧墙的多发之地。因此,我在书里呈现的,更多的是企业家在这个地带的一些思考,或者说是一些方法。企业家的价值就在于,不论环境多么幽暗,企业都必须生存下去,必须发展。大家看到了,我所访问的企业家,在今天的中国,都是很成功的,这意味着,在那个黑色的交叉地带,这些企业家是有自己独到的企业方法的。 记:你和12位企业家进行了深入对话,用了两年多时间。正像你说的,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所领导的企业都是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比如联想的柳传志、华远的任志强、百度的李彦宏、万科的王石以及田溯宁、王中军、张树新等。他们愿意就官商结合这个话题进行交流吗?从书中看得出来,有些人似乎有所保留。 苏:一般情况下,爱思考,关心国家和时代命运的企业家,更愿意和我交流这个话题,也能说出一些精彩的风景。所以我是有选择的和企业家进行交流。中国向来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企业家阶层也不例外,不管是国企的,还是私企的,这样的人都大量存在。 当然,当前企业家和国家的关系,一般都是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隐藏的政府关系,而企业家在这个社会里,毫无疑问是最具有妥协性、最具有建设性的阶层。因此,我理解有的企业家畅所欲言,而有的企业家则言辞谨慎。企业家的第一责任是发展企业,而不是言论出位,所以,大家看到的“实话实说”也好,欲言又止也好,都是企业家生存的一部分。 记:有没有不愿就这个问题和你对话的? 苏:当然有,甚至有的在采访完成后,我发现基本没有价值,空话套话太多,可用的东西几近于无。至于理由,我想是企业家关注的是企业安全,或者与企业家的性格有关。 官商结合普遍存在,简单抨击没意义 记:从书中看得出来几乎每一家企业、每一位企业家都与“官”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如任志强说“我们的脑袋是国有的,肢体是私人的”,郭为说“做好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官商结合在中国普遍吗? 苏:官商结合,在我的书里,是一个经济学现象,是一个学术定义,是企业发生和发展的一种方法。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只关注现象,尽量不做价值判断。因此,我仅仅是呈现,沿着历史和现实的双向维度去呈现。 我可以肯定地说,官商结合在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现象。中国人做生意,一般都会想到,有没有政府关系,有没有领导支持。面对这种现象,简单地抨击,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责任是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企业家和过去的企业家相比,和国外的企业家相比,是不是更加迷恋官商结合。事实上,在欧洲重商主义时代,也就是16世纪开始,官商结合也是他们的经济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固有的历史节奏和市场规律,官商结合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许有着积极的一面,也非常具有传承色彩。 记:这两年,有关“国进民退”、“垄断”等声音越来越多。是不是官商结合有加剧趋势? 苏: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如你所言,这几年国进民退导致的官商结合的确越来越醒目。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官本位”现象的起起落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兴盛起强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个全民追捧 “官本位”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从大学生择业的趋向,到企业家商业模式的制定,关系和政府资源完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项。 记:有没有不这做样的企业,或者说哪些程度较轻? 苏:一般情况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区域,官商结合的现象越少,比如温州、福建莆田、东莞。尤其是珠三角,自由商业的气氛非常浓厚,生意人并不是动不动就找官员,老百姓也不是动不动就找政府。相比之下,其他地方,尤其是内地一些省份,官员主导经济,主动结合企业的现象比比皆是。 既是传统也是制度设计的结果 记:你在前言里说,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官商结合就一直存在,如李鸿章既是官也是商,胡雪岩则是著名的红顶商人,你还把1928年到1938年称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 10年”。这是传统吗?历史上中国有士、农、工、商的排序,商人想和官员走得更近些,是简单地想“攀高枝儿”吗? 苏:从历史和学术的层面看,官商结合的确是一个传统,一种约定俗成。但从当下的局面看,官商结合可能还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 这涉及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或者是政府和企业的分工。事实上,我们解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于的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小政府、大社会。斯密早就说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表面上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发生链: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 个人。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无权力纽带的边缘人群,成为弱势群体。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在这样一个经济发生链下,企业寻找官商结合方法论,是一个清醒的、必然的选择。 记:国企不用说了。我注意到,你认为“最有企业家特征”的温州商人也与官员“觥筹交错”了。有人说,“官” 拥有的资源太多了,且只有他们有,所以企业和“官”结合才能也肯定能更好地生存。你是这样看的吗? 苏: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是不是就此就谴责企业家,把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归罪于他们,是不是煽动一种仇富情绪,寻找一种杀富济贫的简单的公平。我的态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你能在朝鲜、伊朗或尼日利亚找到多少优秀企业家?即使是看上去强大的俄罗斯,你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企业家的大名。 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另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傀儡”。由于对分工缺乏认识,在百年中国经济流变中,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围绕在政府周围的企业家,事实上都是政府利益的寄生虫,因此百年来,中国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企业,也找不到一个具有充分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 也就是说,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什么时候我们的企业家阶层建立起来了,不再那么严重地依附于“官”,什么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才真正完善了。 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国门的一大原因 记:欧美、日本等国的官商结合相对较少? 苏:任何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之初,都会出现官商结合的现象,因为政府需要发展经济,在没有形成基本的经济学分工之前,官商结合就是首要选项。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欧美、日本、韩国都有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不变,我们迟早会意识到,必须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之间实现清晰的市场分工,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记:你在书里说,“官商合作、政企不分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阴影”、“这是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原因”。官商结合是不是中国企业难以走出国门而只能“窝里横”的原因?因为到了国外就很难和 “官”结合了。 苏:基本可以这么认为。因为在官商结合的背景下,企业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上。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很累,既要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还要应对政府管理的不确定性。我见过很多企业家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一副毕恭毕敬、点头哈腰的样子,也看见他们背地里骂娘,说在中国做生意真是难;我见过企业家热衷于显摆自己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也看见有的企业家一旦发现官员倒台唯恐避之不及。 这样的表述当然有一些情绪化,在我看来,更大的危害在于,当企业家把绝大多数时间放在和官员应酬上,就没有时间去思考市场,没有精力去思考核心技术。 记:那我们应该怎样逐渐走出官商结合的现状? 苏:在我看来,并不复杂:只有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真正退出市场,企业的发生和发展才有空间。舍此一点,任何醒目的文件或者言辞,最终都只是一个幌子。 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寻找到正确案例。比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人都愿意沿着农民土地产权有限确立的路径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如果我们沿着政府退出的思路,作为企业细胞的家庭运营来进行分析,便可举一反三,得出令人开阔的结论。因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之前,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从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延伸到每个农村家庭,所有的生产权、贸易权、分配权完全由政府控制,几乎每个公社都像一家产权不清晰的企业,而这个企业的产权体系和资本来源,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政府彻底退出农村经济的生产、贸易和分配领域,将资本权利和生产权利完全交给农民。由此,一直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市场和企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它的主旋律,就是一种以家庭为单元的自发秩序,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自由竞争。 这么好的经验,而且是中国人自己找到的经验,为什么不继续吸收、发扬光大呢? (本文由济南时报记者李松先生采写)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中国企业家之黑皮性质 / 2010-06-25 16:44 / 评论数( 8 ) 收入分配失衡的主因是政府与民争利 / 2010-06-11 09:12 / 评论数( 11 ) 政府应从罢工事件中及时退出 / 2010-06-05 10:39 / 评论数( 2 ) 一半是市场,一半是信仰 / 2010-05-26 09:36 / 评论数( 2 ) 工资条例背后的政府阴影 / 2010-05-24 08:38 / 评论数( 5 )
Read MorePosted by CDT aggregator | 4 月 4, 2010
面对严峻的形势,许多投资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投资者的这种热情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有着13亿人口,且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有非常好的增长记录。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16倍。 那么其中的蹊跷在哪里呢?那就是,目前中国呈显出了许多投机狂热的特征。本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历史上一些著名泡沫的特征以及概述中国经济目前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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