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

联署开始不足两天，已有七十多人签名，包括身在德国的流亡异议作家廖亦武、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流亡海外的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的项小吉、主编兼评论员胡平、莫里斯•亚当人权奖(联合国观察组织颁发)2011年得主杨建利，更有数名自称「没有勇气写名字的人」，而他们自填的所在地是中国不同地方和新加坡。 名为「关于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中国政府及司法机构严查作家余杰声称所受之酷刑事件的公开联署」，由北风在19日下午发起，联署地址为http://is.gd/byd5ik。北风指出，若余杰在「我的去国声明」中所描述的警方逼害情况属实，则警方的行为不单严重违反了中国的相关法律，亦违反了联合国关于人权的相关公约之规定，故此呼吁联合国相关条约机构及中国政府、司法机关彻查事件，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据此对余杰作出赔偿，从而挽回民众对中国「法治」的信心。 余杰在去国声明中指出，国保和警察除了对他无理拳打脚踢和虐待至昏迷外，还强行拍下其裸体照，扬言要把其裸体照上载互联网；他更透露，警方曾扬言，若上级下令，可以在半小时内把他活埋，甚至在一夜之间抓捕和活埋国内仅有的二百名反共知识分子。 熟悉联合国人权运作人士向本台表示，按余杰描述，可向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属下工作小组和非法处决报告员反映，两者可以较快处理事件。他续称，中国就反酷刑公约有保留条款，加上调查一般需要由相关国家提出，所以要求联合国委员会调查未必有效，反而直接向相关报告员和工作小组反映情况，促请他们关注会更有效。

 2012年 1月 19日 中国内蒙古监狱中一名年仅22岁的囚犯2009年在狱中杀人求死，如今在等待最高法院的最后判决。海外媒体认为，此事折射出中国监狱中存在的种种黑幕和问题。 据中国《南方人物周刊》报道，这名叫李占双的囚犯17岁因盗窃罪被拘役6个月，18岁时又因抢劫罪被判刑14年。2009年4月，在他19岁于内蒙古扎兰屯监狱服刑期间，则犯下杀人命案。目前，他正在等待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结果。 据李占双的母亲徐化英说，李占双本来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但后来因在狱中不堪狱友及狱警的逼迫和勒索，作出了“杀人求死”的举动。 海外媒体认为，李占双事件印证了中国监狱内的黑暗。德国之声在报道中引用独立作家廖亦武在狱中的亲身经历说，监狱系统是中共政权最为隐秘的部分，除非有亲身体验，否则根本无从了解。 廖亦武曾因发表诗作《大屠杀》以及筹划电影《安魂》触及中共“六四”忌讳而被判刑入狱，此后他出版了被称为中国首部“监狱文学”的《证词》，历数狱中生活的切身体会和所见所闻。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7228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