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 五常按：本文为《垄断的诅咒与成因》的第三节。 ） 严格来说，每个人在某方面都是个垄断者。绝大多数的垄断者是可怜人物：他们的垄断之技换不到饭吃。我在《供应的行为》的旧版中写道： 天生特别的供应 ， 外人无从绝对地仿效 ， 是垄断。然而，以歌声而言，算得上是特别的何止邓丽君？其他招徕有道、大名鼎鼎的歌星不在话下，张五常的歌声又怎样算了？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歌声也很特别；可惜的是，当我一曲高歌，听者愿意给我钱要求我不唱！我也是个垄断者，我的歌声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整条曲线是在左下的负值范围内。 垄断不一定可以赚钱。绝大部分的垄断一文不值，所以没有经济学者为我的歌声费心。天生下来，每个人各各不同，在某方面都有可以大垄其断的产品。无奈市场无价，天才自古空余恨。电影明星的相貌特别；你和我的相貌也特别，只是没有观众出价。明星的演技特别；你和我的演技也特别，可惜也没有观众出价。你和我于是成为无价之宝，使经济学者漠视了。 邓丽君是社会的一部分 这就带到我认为是重要的歌星邓丽君的例子。一九八四年初我有机会在香港看到她表演一场，认为横看直看都是一百分，是炎黄子孙中数世纪一见的演唱天才了。长得好看，唱得悦耳，举手投足潇洒利落，反应快，多种语言流水行云，听众用什么语言提问她就用什么语言回应。北京当年不容许她到内地演唱是人类的损失。 说邓丽君是个现象，可不单是说她的登台演技尽入化境，还要加上去的是这个歌星对金钱收入不重视。同级的歌星动不动要唱数十场，她只唱一场。那么庞大的道具、备演成本，多唱一场的个人收入可获港元数百万，但她不唱。我也察觉到她绝少在电视或传媒替产品卖广告，或作什么机构的代言人。对她来说，休闲的价值是演出的成本，而不演出是因为她认为这成本高于演出的收入，是定义性，我们应否尊重她的选择呢？ 邓丽君无疑是个演唱的垄断者——从她的独特演技看绝对是。反对垄断的人应否建议把她杀了？昔日的中国赞同把她杀了恐怕不乏人。今天不会再有这种人，但可能还有不少人认为政府要强迫邓丽君多演出，多唱——如果这个天才不早逝。 问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邓丽君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休闲给她的所值是社会的收入，不尊重她的选择社会会受到损失。反对垄断我们要反对邓丽君，然而，从社会的角度衡量，我们不容易想出有哪种约束邓丽君的政策或方法可以使社会整体得益——除非我们不认为她是社会的一部分，或认为她自己的损失与社会无干。 竞争垄断的真理 上述的邓丽君现象重要，因为包含着一个社会利益的真理。这真理说，不管邓丽君是怎么样的一个垄断者，只要她的垄断权利来自她个人的天赋，加上个人的勤奋，这权利是由她个人自己选择争取的结果，价值观上我们难以反对。她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替她约束其他的竞争者。她的存在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杀了她是社会的重要损失。她选择不多演出在定义上是她的切身休闲利益高于多演出社会听众愿意出之价。她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强迫她多演出社会会受损，而如果因为她是垄断者而多抽她一个垄断税，对社会有同样的不良效果。至于传统说的、邓丽君演出给社会带来的边际用值高于她的边际成本，导致萨缪尔森说的死三角，如果真的存在，是她自己的选择，要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外人是不应该左右的。 让我们回顾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起的经济发展，其速度使举世哗然。少人注意的是在这史无前例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禁止邓丽君演唱到今天把她捧到天上去。是的，很少人注意到，中国的骄人经济增长是包括着一个鼓励个人争取垄断的故事。八十年代后期我推断，在内地，收入增长最快的那组人会是有天赋的艺术家。果然，跟着的二十年，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市值上升了不止百倍。这是邓丽君现象的延伸：成功争取市场喜爱的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是争取到市场有价的垄断权益带来的垄断租值。 经济学传统反对垄断的分析是浅见。这分析忽略了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协助的个人争取垄断带来的私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 学术思想收费困难 像我这种搞学术思想为生计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的不幸，是思想是一种共用品，一个有垄断性的绝妙思想不容易像邓丽君那样，演出时出售门票杜绝不付票价的人，或出售唱碟及影碟，也没有像画家那样有私用品性质的画作在市场出售。学术版权的维护所获甚微，而可以卖点钱的课本通常不是思想创作。这些年流行的以学报文章数量为准则来决定大学教师的升职，更是悲剧，因为一般是鼓励产出废物，不是这里说的有垄断性质的重要思想。 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是维护有垄断性质的思想的法门，可以带来巨利。不是浅学问，深得很，我会在下一章以整章处理。在大学里，自然科学的某些思想可以申请发明专利。做生意的名牌宝号或注册商标是为维护产品质量的垄断而设，没有期限，可以很值钱，对社会也只有利，没有害，因为除了注册的名称先注先得，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商标。 让我再说一次。没有政府或利益团体维护的垄断，或在自由竞争下获得的垄断权利，或像邓丽君那样，才华由上苍赐予，加上勤修苦练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这是不管垄断产品的售价是多高，又或者像邓丽君那样，重视休闲而懒得多唱。 不要相信经济学者的胡说八道。   “+userLink+” “; $(‘miniAd’).show(); } }, on Failure: function(){} }}); } showMiniAd();

（ 五常按：本文是《垄断的诅咒与成因》最后第四节。 ） 阻止的意思是约束，但这里我选用「阻止」而不用「约束」，因为竞争的行为一定要受到约束，否则竞争带来的租值消散会灭绝人类。权利界定是约束，成本、市价、天赋、财富、法律、风俗等，都是约束竞争的局限。本节要分析的，是政府或利益团体「阻止」竞争，因而把垄断权利炮制出来。阻止当然是约束，为恐引起混淆，我用「阻止」来描述由政府或团体炮制出来的垄断。 受价与觅价的经济内容 争取垄断希望增加收入是社会每个成员都会做的事。我在上节指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根源。在街头卖花生的小贩希望自己出售的好吃一点，与众不同，是争取垄断。要成为另一个邓丽君当然不易，但我指出，一个人凭自己的天赋与努力而争取到有垄断性的产品，没有要求政府或团体的协助，纯是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垄断，对社会只有利，没有害。邓丽君如是，设厂产出也如是。至于传统历来诅咒的因为垄断产出不足，导致顾客的边际用值高于产出的边际成本而出现的死三角，如果真的存在，对社会也一定是利大于害：有这垄断产品附带着死三角总要比没有这产品有利，强迫多产出只能如强迫邓丽君多唱耳。 这里有一个重要提点。西方经济学传统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那销售或生产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的，因而受价，没有死三角。然而，逻辑与事实皆说，这样的市场只能限于期货市场那类产品：米是米、麦是麦、金是金、银是银。是的，经济学者高举的完善竞争市场的产品不可能有创意，不可能标奇立异，社会因而不可能有进步。 换言之，一个历来只有完善竞争的经济社会，会停顿在中国四千多年前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的水平。我的价值观可以接受，因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略同。离开了桃花源，人类的进步或知识的增长要基于创新，即是说要基于垄断的争取及尝试。那所谓觅价，讲深一层是说找寻新意。 旧报告将再推出 通过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出现的垄断是另一回事。但有一个问题：本来是黑白分明的看法，因为发明专利的存在而变得有点模糊了。发明专利（ patent rights ）是通过政府法例来约束或阻止竞争，拥有这专利权的或大或小是个垄断者。发明是竞争的果实，但专利是政府以阻止的方法来维护胜出的人。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衡量，研究所得的发明应否有专利的保护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难题，行内到今天还没有一致同意的答案。我自己是有答案的 —— 大概上有，细节上没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动用了美国的一个基金不少钱，花了四年多时间，调查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以及这二者的租用合约（ license ）。所获艰深。当时（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个长报告给资助的基金作为一个交代。二十多年后找到该文全稿，二 ○○ 五年刊于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中，行内的朋友读到一致认为重要。该报告其中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曾经抽出为独立二文发表，但最重要的主要部分因为太难，当时打算过些日子才处理，但终于没有动工。发表了的关于商业秘密的那部分受到法律学界注意。这次大修《供应的行为》的下篇，我会把当年的长报告的内容全盘推出。这是本卷第四章的话题。 发明是知识资产，以专利保护是产权保护，应不应该有此保护奇怪地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从社会的利益看应保护多久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商业秘密呢？原则上也是资产，可以有产权的保护。问题是外人不知是些什么，要怎样保护呢？问题有趣，但深不可测，也在第四章才讨论。 无功受禄与偷龙转凤 转到那些主要靠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存在的垄断，经济学的所有分析都说对社会的整体只有害，没有利。对个人或个别机构当然有利，但对社会整体没有。理由不少，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只是一点：凭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而带来的垄断利益，是中国传统说的无功受禄！你的产出贡献不足以在市场生存，但因为政府为你阻止竞争而获利，是无功受禄。或者你的产出贡献足以生存，但政府授予垄断权使你的收入增加，也是无功受禄。好些时，因为政府或团体的左右而出现的垄断权利，获益者主要是政府或团体，也算是无功受禄了。 还有另一个有关的话题。政府往往授予自己垄断权，增加政府的收入，因而可以减少抽市民的税。政府为服务社会需要有收入，因而算不上是无功受禄。这是偷龙转凤，误导市民。偷龙转凤香港政府是专家。出租车牌照的垄断权在政府之手，土地使用的垄断权在政府之手，货运码头的海域垄断权在政府之手，汽油供应抽高税，也可看为政府垄断，还有不少其他的。这些垄断带来的收入可观，容许香港政府以低税率知名于世，但我曾经算过，把这些政府的垄断收入化为税看，香港中层人士的税率比美国的高。这是偷龙转凤。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经验 作为一个经济研究的题材，由政府阻止竞争、授予垄断给社会带来的害处，最精彩莫如中国改革的经验了。这是人类历史可歌可泣的一页 —— 先泣而后歌 —— 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分析过。只要中国的发展能继续下去，将来的学者不会漠视这本书。复旦的张军看出了玄机，知道我的灵感从哪里来。 那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相对发展的经验。大约一九八一年起珠三角首先发难，三年后该区的几个乡镇的年增长率达百分之五十。珠三角是庞大国企不多的地方，香港的商人跑去投资私营，申请牌照只需几天，虽然损手者众，但在压力下国家职工制败退，合同工制抬头。长三角呢？庞大的国企林立，申请私营或民营牌照要过关无数，近于不可能，而职工制无从瓦解。长三角的林立国企是靠政府阻止竞争，靠政府维护垄断而存在的，而这局限在珠三角是弱很多了。 长三角的崛起是邓小平先生一九九二年春天南下之后的事，一九九三开始有瞄头，而一九九四年初引进全国划一的增值税后，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形成了。奇迹的出现，是八年之后，在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多年而还是发展得快的珠三角。撤销大部分的国企垄断是主要原因，而如果这些垄断不撤销 —— 即是不大事放宽民企的经营牌照 —— 中国的神奇地区竞争制度是无从发挥的。后发而胜出，因为在中国独有的地区竞争制度下，长三角的土地使用比珠三角有高很多的弹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有详述。 牌照限量阻止竞争 政府发牌照有好些原因，而发牌不一定有限量。只为鉴定谁是负责人，或作为减低讯息费用的资历陈述，是不需要有限量的。鉴定谁是负责人重要，但能否减低持牌者的资历的讯息费用有问号。牌照传达的讯息不一定可靠，可以误导。我认为经济学衡量斤两，博士名衔（也属牌照）比不上两页纸的好文章。弗里德曼当年差不多反对所有职业牌照。阿尔钦和我同意，持牌执业的医生及律师的能力及知识的差距大得离奇。 讯息是一回事，牌照限量是另一回事。好些时，限量是通过提升资历或条件的要求，以保护顾客利益为前提，掩盖着以牌照的限量来增加持牌垄断的收益。美国在药房卖药的药剂师，多年来资历的要求不断提升，到今天需要的学历要有跟博士相若的水平。每小时工资约七十美元，也是规定的。 计程车（内地称出租车）的牌照，以车算，好些城市有限量，而一个牌照的转让市价可能高达港元数百万。这是阻止竞争带来的垄断效果。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支持这牌照限量的理由不少，逻辑一律错得离奇。 在西方，狩猎野生动物有牌照及猎物的限量，但没有协助垄断的意识。不限量猎者可能把野鹿杀清光。多年前在美国读到一份报告，说限季节及限猎量的牌照收费不高，但能有所获的只是很小的一撮懂得狩猎的人。不限猎量，这一小撮人可以把野鹿杀清光。我的一位朋友专于此道，说绝对可以。 医生应否以牌照限量有大争议。没有明确的限量，但有经济学者认为有欠效率的条件的苛求。一九五八年，说得上是经济学天才的嘉素（ R. Kessel ，是我的好友，一九七五年早逝）发表精彩的《医疗的价格分歧》，分析当时在美国加州行医执照难求，因而导致垄断及价格分歧的出现。他的解释，是医生执业要有医院提供病房与医疗设备的协助，而这些设备的资金主要来自见习医生的低薪贡献，所以要到加州行医要先在那里见习两年。今天，这指明地区见习的规限再不在美国存在，但类似的要求在香港还有——外来的顶级医师是不能在香港挂牌的。奇怪我当年没有问嘉素一个资历足够的外地医生，为什么不可以付一个使用设备之价来购买加州的行医权。不管怎样说，嘉素一九五八年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同学们不要错过。 结语 西方有一句戏言，说一头狗吠错了树—— barks up the wrong tree 。不知典出何方，但可以想象，一个小偷躲到树上去，一头狗向树上吠，但吠错了树！ 经济学者有吠错树的习惯。当年我读科斯一九六○年发表的后人称为科斯定律的鸿文，该文批评传统的社会成本又称外部性的分析，不由得拍案而起，说庇古吠错了树。后来轮到自己写文章，指出传统吠错树的例子，到今天屈指难算了。本章以《垄断的诅咒与成因》为题，指出的吠错树是严重的，而老实说，热情归热情，我认为那是一头相当蠢的狗。 从社会整体的利益看，经济学者应该诅咒的，要吠的，不是垄断的本身，而是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垄断的成因数之不尽，但除了政府或团体阻止竞争带来的那一类，其他所有因由归纳起来只一个：人类要不断创新才可以活得好一点。 （第三章完）

一口气写了《经济解释》卷三开头的三章，约五万多字，累了，要憇息一下。学术性的分析文字，昔日可以一坐写三千字，今天一坐写一千也困难。这是体力的衰退。智力呢？搞学术思想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少行内朋友到了六十多岁智力就明显地开始打折扣。不是说他们变得蠢了一点，而是在感受上他们失去了一点敏锐性，失去了一点韵律或一点灵气。你要先认识这个人，跟他研讨过，然后过了一段时日再交手，才可以察觉出来。 我认为五十多岁的弗里德曼与七十多岁的弗里德曼很不一样。七十多岁时他还是想得很快，还是名不虚传，但就是没有他五十多岁时给我的那种如神似鬼的感受。是我进步了吗？还是他退化了？我认为是后者。 我的衡量是这样的。弗老比我年长二十三岁。一九六三年认识他，第一次跟他辩论是一九六七：他五十五，我刚三十二。那时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约半年，今天重读该旧作认为是近于自己的顶峰期。弗老七十六岁时我五十三，大家相聚两个星期，我的感受是他再不是如神似鬼。 尽管我认为他也经不起时日的蹂躏，弗老以智力持久不衰知名行内。他很注意自己的智力有没有衰退。他几次教我要天天想，因为思想是脑子的运动，停下来不练习脑子会退化得快。他八十八岁那年我对他说他的脑子还厉害，他回应：「史提芬，不要说谎话，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以前的脑子是怎么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承认自己的脑子斗不过大自然的无情规律。他有的是那么了不起的脑子，但我认为明显的退化始于七十岁左右，可能还要早一点。弗里德曼五十多岁时的智力，你不见到不会相信。 读者可能不知道，搞思想创作是一种体育运动，而要改进前人之见是一种体育比赛了。要胜出脑子的机能差一小点都不成。思想文章没有机会传世是不值得写的，但传世谈何容易？动笔时无从知道，只可以博一手。有碰巧而传世的例子，也有劣作得享大名。这些属异数。我们要博的是写出好文章，希望可以传世。好文章可以增加传世机会是肯定的。这里说的传世是发表后三几十年还有人记得。实情是几年也苛求。 我说的好文章是题材明确，有重点，够清晰，有新意，而最困难的是变化多。我这把年纪当然认识不少脑子今不如昔的学者朋友，意识到脑子开始退化的先兆是变化减少，或来得有点不自然。我说的变化不可以刻意地炮制出来，而是在思想或动笔时联想到有关的问题，通常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那些地方去。往往是无端端的发现，认为有趣，就把笔锋挥到那边去。读者应该不难想象，一个人的脑子退化始于联想力的减弱。当然，记忆力的退化首先出现，但奇怪地，我自己的经验是记忆力的退化对思考的能力没有多大影响。联想力是另一回事。 说过了，实证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整体的处理要对世事的观察有足够的累积。我因而等到退了休才动笔写《经济解释》。那是十一年前。当时的空闲时间没有今天那么多。更重要是今天增加了十年观察中国的发展，好些现象十年前没有体会到，也无法想象。这些都是正面的。负面是我可能等得太久：我是七十四岁才开始大修《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修改卷一时我认为三卷要加到五卷，但修到卷二见那么多要重写，就改变了主意，共写四卷算了。今天看，原来的三十一万字会加到五十多万字。不是闲话家常，工程是艰巨的。 我恨不得能早点完工，早点转到书法及研究中国文化这些老人家可以持久地做下去的玩意上。困难是《经济解释》是自己在一门学问上耕耘半个世纪的代表作，不能马虎。写来真的很困难。我又恐怕自己的智力退化到不成气候 时自己不知道。有五位饱读经济论著的朋友在旁监察着：一位在文稿刊登前先读，四位按期必读。这五位的评价，是今天重修、重写的比十年前的三卷本高明很多。 还有其他帮助不少的条件。今天重写的那些部分先在《信报》发表。有两个好处。其一是《信报》读者的知识水平比较高，让我放心地写得深入。其二是《信报》不限篇幅的字数：有时千多字，有时近五千字。鼎鸣老弟也在该报按期动笔增加一点热闹，而不久前于渐老弟也手痒起来，按期长篇而大论。鼎鸣与于渐是香港的经济学者中普通常识最好的了。这是我很少说的恭维话。今天的经济学术文章，一般是连普通常识也没有。虽说专栏不是严谨的学术，但写惯没有普通常识的学术文字，转写专栏也没有。 还有一件《信报》值得放烟花的事。互联网的兴起惹来国际上的网络博客无数，其中不乏经济博客专栏。相比起来应该没有哪份刊物比得过《信报》。不要把我放进去，因为这些日子我写的算不上是专栏。用不着老人家出手吧（一笑）。

张五常：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   时已入夏，张五常宅邸的壁炉中，犹自堆放着一些木块，想是上一季不曾用完，又如同刚刚添入——用这样一种西式情调，我们的访谈，就在这背景下展开。 阳光从透明的屋顶射入厅堂，人于室内，又可以毫不费力地游目于玻璃墙外春光遍著的小花园。在这个花费代价营造的环境里，张五常赤足趿着一双黑色拖鞋，惬意地仰靠在一张可以灵活转动的单人小沙发上，不断地转来转去， 气定神闲，谈吐裕如。上海已进入梅雨时节，这样的晴好天气，似不多见，他偶会站起来，转上一圈，说一声 ： “今天天气不错啊。”   我是小人物   南风窗：您的很多言论主张，有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张五常： 我八十年代建议的东西，《中国的前途》、《 再论中国 》、《卖 桔 者言》，只要写一次，最多写两次，就不再写了，因为感受上好像是有点效果。 例 如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发表《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几个月后 深圳的朋友 问该怎么出售 。又例如 我警告说中国不要走上印度之路， 北京的朋友同意，反应好 。今天重读旧作， 仿佛自己把中国改革的细节预先写了出来，有这样的感受。 现在没 有这种感受了 。我早说中国要放弃抄 袭 外国的货币制度，写了 二 十几篇，劳动法也是， 皆如石沉大海 。 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听我讲的。我没有本领改进社会，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影响社会。我算什么呢？不是什么大人物，是小人物。你要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解释什么政策会有什么效果， 但 我不是改革者，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不过是用我 所知 的解释给你们听。 你们不听 我 知道自己是个小人物 。北京对我 是 宽容 的 ，我批评新 《 劳动合同法 》 写了十几篇， 有时骂得自己有点尴尬， 他们 虽然 不接受，但没有封杀我。   南风窗：也许还没有到时间吧。   张五常： 七十五 岁了， 来日无多，希望能早点见到我希望见到的。   南风窗：我说的时间没有到，是指现在这个国家还处于转型初期，总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摸索，要允许尝试，哪怕是试错。况且对于一项制度设计的判断，站在不同的角度，处于不同的境地，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此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应该把问题交给时间去解决么？   张五常： 我搞的经济学不是坐在办公室猜测，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观察，对中、西方的历史都有掌握。从事经济解释五十年，因果的推断准确。我说这政策会有那样的效果，你不信，尝试失败其代价可能高到天上去。   南风窗：您觉得自己的金玉良言没有人听，都有找过原因么？   张五常 ：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没有海归派 ，西方的影响也不大 。 北京的朋友当时都在摸索，多读我的文章是不难理解的。你读我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我的影响。你爱读 我就写 ，不断地解释。走我的学问路线的人只能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至于有没有真的影响力是无关宏旨的 。 我没有雄心，也没有野心，有的只是一点关心。 现在声 浪很 多，大 名校 的博士 无数 ， 而 我 历来是个不争论的人。昔日美国的同事初时认为我从来不回应的态度不对，后来又一致说我对，其实是一九六八年施蒂格勒教的 。   南风窗：智囊化决策和施政，有用么？   张五常： 通常没有用，西方的经验也说没有用。昔日英国的戴卓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及南美的一个成功例子，都是主要用一个顾问 。 这三位顾问跟我很熟，我很佩服他们的政治感。但我认为比他们更重要的是上头对经济的感受好。   南风窗：假设在某一天，官方说张教授你也来给我们当当顾问吧。届时您将做何反应？   张五常： 他们不需要这么做。找朋友带个口信来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建议，我 知道 的 会说 。朋友之间问我怎么看，我 知道 的会说。这种传达方式 可能 传错。正正式式的 会 说得清楚一点。 但 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 我认为 能保持 自己 的思想自由很重要。   经济学家的责任   南风窗：前些年有学者就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五个，在您眼里，在这个群体中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多不多？   张五常： 一九九七年，我 作 美国西 部 经济学会的会长，这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学会，我数了数那些会员，三个里面 有 一个是中国人。你说中国有多少经济学家？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么？我 在美国攻读 经济的时候，全校 的中国学生只 我一个念经济，现在念经济 的很多 ，那你说中国经济学家怎么不多呢？ 说起来，我在美国长滩教了两年，芝大两年，华大十三年，加起来只教过一个中国学生。今天的情况相差很远。 中国几千年前的老子、韩非子，都是经济学家，还有其他的，当时可能纸张 不便 ，写 不 出 长篇大论 ， 但 比照一下现在的水平， 甚至一些 拿诺贝尔奖的 水平 ， 其思想哲理的重要性比不上 我们的韩非子、老子。 另一方面，你说的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 呢 ？经济学有多种。 大多数的 经济学不 走 解释世事的 路 。你可以说我这种不是经济学，我 不会反对。 三十 多 年前美国 的同事说我 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 这些同事有偏见，认为解释现象才是经济学。当年影响我的前辈都着重于经济解释，今天奇怪地变得很少了 。   南风窗：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张五常 ：没有责任的。经济学家没有责任比有责任好。 我知道有些后起之秀 说自己有什么责任。 他们还年轻，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 我 认为 做学者的最多能做得到的就是解释。解释了你不 懂 我再解释。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时候，就不解释了。 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听就听，不听就不听。我是为了 满足 好奇心 而 解释。有关自己的国家，当然多解释几句了。没有什么责任的。你又没有付钱给我， 而 你付钱给我 我很难做。经济政策顾问赚的钱是最不好赚的。我平生只见过两个朋友赚得舒畅。他们不仅懂经济，也懂政治！   南风窗：那么怎么样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性？   张五常： 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己是很独立的，一向都是。我告诉你我 是 做过顾问的，不是做得那么愉快。加拿大 某省的政府曾经聘 我做租务管制顾问。他们请我去，给我资料叫我写报告给他们，我花了 多 天写了报告给他们，谁知道他们请我是希望我支持租务管制的。就是他们已经有结论了，我事前不知道。我是反对租务管制的。他们不付 答应了 我 的 钱。 好些时，政府 叫你做顾问，不是问你什么对什么不对， 而 是利用你，就像加拿大的例子。我为什么要赚这种钱？ 这方面弗里德曼对我影响很大。 你问我意见，我给你意见。有一次在香港， 政府 叫经济学家去开会，利益团体在场，很多经济学者也在场。我坐在那里，我反对，把其他人都激怒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经济政策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而政府很难推翻 我的论据 。 但有几年时间我跟当时香港的财政司彭励治合作得很愉快。每两个星期大家进一次午餐，论经济大势。他说只听我一个，因为我从来不替任何团体说话。大家君子协定，午餐轮流结账。   中国的胜算   南风窗：这些年有关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言论时有出现，今年的数据显示中国 GDP 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交椅。大家为此无不欢欣鼓舞。这种总量上的赶超，意味着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吗？追求这样的排名次，是否真的重要？   张五常： 中国 的总国民实质收入其实 超越日本已经 不止十 年了，他们物价那么贵，楼价那么贵，农产品又贵。中国不仅是在总收入上超过他们， 在将来 人均 实质 收入也应该超过。现在还没有，但有一天会超过。大约二十年 吧 。中国人均的实质收入 目前还 追不上很多国家。 国际的收入 排名当然不重要。追求来做什么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生活好， 不要管他人的。国际上的统计数字历来不可靠，是一些受了高薪的人迫着要炮制一些数据出来的玩意儿 。   南风窗： 下一个目标好像是美国。各种预测认为，中国的 GDP 总额将会超过美国。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张五常： 跟美国怎么比呢 ？ 这是一个 有趣的 问题。中国在人均的实质收入方面要胜过美国是很遥远的事。中国人多，地少，光在住房方面 就 输了，怎么能追得上呢？不要忘记，美国的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这是很难追得上的。 讲到财富，房地产 可能 是最重要的财富， 二○○三 、 二○○四 年，大城市跟大城市 相 比，美国的房地产比上海的贵一倍，现在 倒转过来， 上海的房价比美国 的大城市 贵 一倍 。现在上海的楼价比洛杉 矶 的楼价高一倍都不止了。以房地产来算，中国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像发了神经一样。中国的高楼大厦比美国多 很 多，而楼价也比美国高。那你这么看的话，单从房地产 那方面 衡量财富，中国是比美国高得多 了 。 其他方面看，天然资源方面，我认为 美国胜一点 。人力资源，脑子的本钱， 天生的那种，中国冠于地球数千年 。但我们的知识比 美国及欧洲 落后很多。知识这个东西是可以学回来的 ，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主要是把知识放进那么多的脑子去。知识不足的人对社会是负值的 。 人均的知识水平如果能追近美国，我们的总国民收入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听说不久前英国某好事机构出了一个赌盘，说今年中国有六成机会总国民收入会超越美国。赌不过。   南风窗：怎么讲？   张五常： 中国有什么呢？中国的主要资产是人，是 天生 聪明的 脑子， 没有太蠢的。不仅是聪明这个问题，中国的人种比较一致性。我到过 西方 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人种这么均匀的。中国是 个 没有种族歧视的 国家，只有贫富歧视。另一方面，中国的 文化 传统是人类的骄傲。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乐观的 。中国 的 孩 子 多多少少有点西方文化的 认 识。你问中国 的学生 莎士比亚，他们听过，莫扎特他们也听过 ，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今天以百万计。 你问外国 的学生 谁是苏东坡，他们不 会 知道。问他们会不会唱京 曲 ，不会。现在地球一体化继续发展下去，中西文化都要懂一点，在这方面，我们中国 的 孩 子 是占了优势的。我不 想夸张 自己中西 兼通 ，但 地球一体化， 不走我这条路 不会在地球上杀出重围 。 人 材 最 重要。有个问题，人这种东西，你发展得好的话，有知识，国家 会 强大，发展得不好，知识不够，人多就变成一种负荷了。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困难不是人多，是人的知识低。这方面，我对国家的处理很失望。中小学还可以，但大学一团糟。你看现在的 学子争着 去外国念书了。去美国念书，五万美金一年，等于 近 三万人民币一个月。有多少中国 家庭 能出得起这笔钱？为什么不把自己国内的大学搞好呢？把国内的大学搞得跟美国大学同一水平，一个大学生需要的费用不到 留 美的三分之一。留学只是方便了那些有钱的，有能力出去的，对中国自己的前途来说是 缺乏了重要的一般性发展，何况出了去的多半不回归 。 所以问题是，我们 的 脑 子 资产举世无匹，但 大部分是 浪费了。现在看，假如你们不照我讲的，不把知识发展搞 上去 ，大学教育不改进，不尽量 给 贫困学生好教育，中国的发展 再上一点 就差不多了 ，人均实质收入连日本也追不上，因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好。我们的文化传统比日本纯得多，厚得多，原则上知识水平有机会超越他们 。   南风窗：人力资源决定了一国实力，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基础又不够，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张五常： 我是相当失望的。你看看我二十五年前写得很清楚，我说十年以后，中国一定有经济学家超过我。现在都二十五年了，我还看不到。 当然，他们搞的经济学跟我的不同，而他们不少在名学报发表文章比我多，但我看不到有一家之言 。 他们不少比我聪明吧，但我当年的求学机会比他们今天好。说不通的，开放改革了三十多年，为什么今天中国学子的求学际遇还比不上五十多年前的我？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目前西方的大学的学术大师工资下跌，就业不景，中国可以比较容易地聘请过来，但大学的制度一定要大事修改。 今天的知识 是要中西合璧 的 ， 这方面 中国占了先机。中国青年这么多，重要的是他们要有高人提点。 今天 不搞中西合璧的学问还有什么好搞的。不是那么难，融会贯通不会那么难的。   南风窗：中西合璧从洋务运动那时候就已提倡，其结果无不做成官样文章而全部失败，无助于改变中国的创造力匮乏局面，虽然人都很聪明，但小聪明多，大智慧少，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之一，一台完整的相机生产不出来，一台完整的汽车也造不出来，干的都是贱卖劳动力，为别人贴牌代工的事情。历史上，中国的创造力极强所带来的文明，都是处于农耕文明时期，现在我们的工商业文明是远远落后于他人的，再来一次中西合璧，中国人的创造力就真能够得到恢复么？   张五常： 你的看法不对。当年我在香港读中学不成，二十四岁在美国进大学，只几年就作助理教授了。不是例外。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到美国跟我，只六年拿博士，今天是生物学大名家，有机会拿诺贝尔医学奖。我的儿子可能没那么厉害，但差不太远。其他因为香港进不了大学的到美国跟我，有六、七个吧，一律不错。去年我的外甥说中国到美国求学的不少了不起。中国本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材是说不通的。   高增长的问题   南风窗：就质量而言，您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怎么样？在高增长的同时，应该注意什么？   张五常： 现在中国情况不是那么好，中小企业 有困难 ，借不到钱。出来骚乱的那些人归咎 于 老板不发薪水。老板借不到钱发薪水啊，怎么借钱啊？银行不肯借，外面高利贷的利率百分之二十多。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现在银行是控制利 率 的。利率是一个价格，管利率就是价格管制嘛，怎么会有好效果呢？东莞一带，很多中小企业都 站 不住了。 二○○九年三月， 我说 北京 要开始收 紧 了，要慢慢地 把银根 收紧一点。当 时 如果 这样做 不会有今天 的 通胀。说了多少次，我们自己经验不够，理论根底不够，而那些海归派对这些方面 是 不熟悉的。两年 多 前我说 要开始收紧，是多年来观察的经验之谈 。 弗里德曼是深交，他的货币理论我很熟。目前央行采用的货币制度很难处理。西方的高明之士也搞得一团糟，更换货币制度中国不需要交巨大的学费。   南风窗：问题是，你不用货币政策去管理通胀，整个经济会面临问题，你用货币制度去对付通胀，中小企业又要受影响，没有一个政策是可以两面讨好的。这是两难。这时候民间金融实际上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张五常： 利率是应该浮动的，不应该由央行来决定利率的。现在中国的银行的利息是由央行决定。调 校 银行准备金和利率是 从 美国抄回来的，人家搞了这么多年都搞 得不好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抄他们的呢？美国的 专家 那么厉害，格林斯潘那么厉害，结果还是搞得一团糟，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呢？我一早就叫 北京的朋友 要放弃抄外国的货币制度。        我屡次建 议 人民 币 要 转 用一 篮 子物品的可以直接在市 场 成交的物价指数 为锚 ， 让 利率 与汇率 自由浮 动 。 这样 可以一次 过 地解除通 胀 ，不需要再用西方的 货币 政策。央行的 责 任只是守 锚 及 监 管 银 行的运作。 这 前所未 见 的下 锚货币 制度不是我的 伟 大 发 明，而是九十年代跟 进 朱 镕 基 怎 样处 理人民 币时 得到启 发 ，灵机一触。     南风窗：您叫他们不要抄美国，可是你不抄他们不学他们，你自己又不太具有创造能力，能怎么办？直到现在我们各地官员还要经常组团出国考察，无非也是希望从外面学得一两手东西。连张五常也是西方经验和背景下面走出来的，这不正能说明中国的现实么？传统上，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来围着小农经济打转转，既没有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无宏观调控经验，要说现代经济制度和商业创新，就更是先天弱项，不要忘记，经济学这个东西是西方发明的。你不得不向领先于自己的国家看齐，这恐怕也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摸索阶段吧，没有借鉴何来创新？   张五常：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人的智慧。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内说得清楚，这个神奇制度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非常感激美国的大师们给我的教诲，但教了我六年我就推翻了他们的佃农理论，跟着推翻了他们的外部性理论，价管理论，公司理论，租值 消散 理论，生产成本理论，而今天连他们的竞争理论也推翻了。目前我正在把西方的经济理论的整体从头再写，值得保存下来的恐怕少得有点尴尬吧。我当然可能错，但我有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脑子。   我不会这么做   南风窗：您一直对楼市调控持批评看法。调控到这个阶段，您的看法还是一贯的么？您不认为投机力量需要得到抑制或者疏导么？   张五常： 你告诉我，有些人从事生产，赚到钱，那他们 消费之外 的钱应该放到什么地方？难道把它烧掉吗？难道去把它赌掉吗？消费花不去的那些钱，应该放到哪里去？你放到股市， 但 股 票 很多是靠不住的， 靠股票养老要多作调查研究。 买个房子，你要打压楼价 。 买收藏品 吗？ 这个你要学过才能买啊，随便买会输的 。 那么 养老 钱 要 放在哪里呢？ 你说楼价起得太急，那么你就多放点土地出来嘛。真正买不起的房子的穷人，你 考虑 补贴给他们去买房子。也许你收 穷人 一半地价。但这个房子是要私人建的，不 要 是政府建的。你补 贴一点 地价给他们，提供多一点 建 房子 的土地 ，信息发布上要说得清楚 。但 他们现在不是啊， 老是 说楼市有泡沫 ，要打压 。 愈是打压，房子的供应量愈少。 为什么要限购？你这么限购，那发展 商 怎么办？我不反对政府抽 楼宇 空置税，买了房子没人住，房子不装修不租出去，那你可以收他一 点 税。 要是 他招租但租不出去，你 就 不要收。空在那里完全不租，那你抽他一 点 税，这个我不反对，但据说这是很难执行的。   南风窗：这么说，我们当下推行的楼市调控在您看来真是一无可取的么？   张五常： 我没有说一无可取，我只是说我不会这么做。我不能猜测政府是 怎样想 的。听他们讲，就是泡沫问题。假如你说到财富分配的问题，那么对穷人就收少一点地价。看看香港的发展，那 里 买房子输了钱没人可怜你，赚了钱就 有人 眼红，有这个问题。你不要只是想着买房子的一定会赚钱，破产的人多的是。九十年代 内地在楼房输身家的人无数。 你年轻不知道 吧 。 几天前在香港某报头条读到，内地的楼市政府打来打去也打不死，北京某人说这证明泡沫愈来愈大。这样的智商我不懂。不久前我公开说看来中国的楼市泡沫是用钢造的，我可不便说如果连钢造的也要打破就简 直 愚不可及。   要给人们机会   南风窗：您是极反对最低工资和劳动合同法的，这容易犯众怒，因为已经否定了一个社会建立基本权益保障机制的必要性和价值取向。   张五常： 这样做怎么能帮得到穷人呢 ？ 最低工资能帮得了他 们 吗？ 那么容易可以帮助穷人天下还有穷人吗？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吧 。我们可以看看香港。香港是到最近才搞最低工资， 但那里发展得 最好的几十年，哪有什么劳动合同法？你可以回 头 看中国唐宋时代的富庶，哪有看到他们那时候是讲最低工资的？ 我要说的是， 要是 这种政策 能 帮到 最 穷 的 人， 我会立刻赞同，但 根本帮不到 ，只能增加一些团体的权力，害了最穷的人找不到工作 。难道那些老板都是愚蠢的吗？做工厂是最难做的 生意 ，没有事情是比做工厂更难的。你做房地产发达，我不佩服你，你做工厂能赚到钱，我佩服。好难赚钱的，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 北京不妨立下法例，规定任何搞劳动法的人要先做厂，或者罚他们去做厂 。 那些搞劳动合同法的人，搞最低工资的人，应该 强迫 他们去做工厂试试看 。 那么容易剥削工人的吗？有本事你去做厂给我看看。假如政府没有给你一些垄断权或者是一些好处， 或者你没有发明专利，或商标名牌，做厂赚钱的机会近于零。 这么快推出新 《 劳动合同法 》 对中国是好的，因为一推出来几千几万家工厂就关门了。这是一个昂贵的尝试， 但总算是上了一课。如果等到中国的工业一般有发明专利或名牌宝号的租值时，推出劳动法会蚕食租值，而这蚕食是需要工会协助的 。   南风窗：那么工会呢？这种机制是不是可以维护职工权益？   张五常： 工会能为谁？工会能帮到 一小撮工人，但他们一定要约束竞争才能有甜头。工会头头可以有巨利，争权谋杀的故事不是假的。但不是工会的会员会失业 。像美国通用汽车， 曾经是 世界最成功的工厂，他们的专利 注 册数以 千 计，结果完全被工会蚕食了，变成负值。 我担心的问题呢，是那些既得利益分子会 凭劳动法 控制大局，这是欧洲的经验，也是美国的经验。现在 西方满是 山头主义，每一方面都是被山头主义控制住。福利不能减，政府官员薪水不能减，教 师 薪酬不能减，最低工资不能减，还要加，工会势力也不能削弱，这怎么有得搞啊？ 美国药房的药剂师，七十块美金一小时，加上其他的费用，近一百块一小时，而且现在还说没有博士学位的不能 在 药 房卖药 ，搞得药很贵。你在美国想进药剂系是很难的， 因为 他们 有 山头。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的山头，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 抄回来的劳动法例 继续下去的话，迟早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要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就羡慕人家，那怎么行？ 这些日子 凡是引进西方的，都是一 团糟 。无论是劳动合同法，大学的 数文章 制度啊，还有 货币政策的调控等等 。   南风窗：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那么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怎么保障？谁来保障？   张五常：如 果 天生有缺陷， 或后天遇到不幸， 慈善机构会帮 助 ， 政府也应该协助。 但你没有什么缺陷，给机会你你又不去争取，还是要伸手向政府拿钱，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不要忘记，人有选择饿死的权 利 。 政府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要提供机会，鼓励自力更生。 我们要给每个人 自己争取知识的权利，有出售自己知识的权利，有机会增 加 知识，有机会自力更生。现在的问题是给他们的机会 还 不够好，吵来吵去政府给他们 的 机会 还 不 够 好。香港当年二战后，机会 不错 ，每个人都去争取，结果许多人都变得富有。很多穷人吃 了多年 苦，最后 还是爬了上去。今天香港大派福利，他们懒得爬了。香港的前景有很多问题。在大派福利之前香港的失业率不到百分之二，大派福利之后上升至百分之八点六，后来下跌到最低约百分之三点五。今天看还要上升，因为最近推出最低工资。换言之， 大派福利使香港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以上。 目前中国最要紧的是增加青年及劳苦大众的知识。 全世界所有的可靠的研究结论， 都 说人 民 的知识增加，他 们 的收入就会增加得快，这一点是肯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 设法 把自力更生的机会广及 所有的人。假如 一个人 真 的 没 有自助的 能力， 我们 要照顾这个人。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自己不是那么有钱，但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政府可以鼓励 慈善工作 的普及。但是我认为，给你机会你不学，这么多穷人， 我们 帮得了多少呢？ 英谚说：“上帝帮助那些懂得帮助自己的人。”我们不是上帝，但给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上苍会是有灵的 。

（ 五常按：本文原来是《受价与觅价》第三章《垄断的诅咒与成因》的附录，写好后认为重要，决定改为该章的最后第五节。 ）   自然垄断（ natural monopoly ）是有争议的话题，曾经吵得热闹，主要是关于公用事业（ public utilities ，例如水、电、煤气等）的供应，尤其是这些事业的成本分析。要点是这样的：如果一种物品的产量增加其平均成本不断地下降，在同一市场内不会有多过一个生产供应者，这是因为只一个生产者的产量愈大，其平均成本愈低，其他生产者参进会遭淘汰。只一个可以生存，是垄断，但因为产品没有独特之处，只是平均成本不断地下降会淘汰或杜绝其他竞争者，所以称为自然垄断。 边际成本的争议 自然垄断带来一个大麻烦。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边际成本永远是在平均成本之下。资源的有效率使用或要满足帕累托条件，产出点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但要满足这条件，自然垄断的价格一定是在平均成本之下，因而要亏蚀。政府强迫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个自然垄断者要关门，但如果不强迫，其价会高于边际成本，因而无效率（或有浪费）。于是，经济学者的建议有二。其一是政府补贴自然垄断者；其二是索性由政府经营公用事业或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 针对上述的分析，科斯一九四六年发表《边际成本的争议》（ 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该文的要点是如果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需要政府补贴及管制，惹来的管治费用很大，得不偿失，所以应该以平均成本订价。一九六八年德姆塞茨发表《何必管制公用事业？》（ Why Regulate Utilities? ），提出了自然垄断其实不是垄断的观点。他以铁造的汽车牌为例，其制造是产量愈大平均成本愈低。他跟着指出，如果汽车铁牌需要招标竞投制造，每牌之价会等于平均成本，何垄断之有？ 科斯与德姆塞茨这两篇文章是批评自然垄断的传统分析最有名的，但我将指出，他们都吠错了树。 小食店的例子 让我从一家小食店说起吧。该食店在街坊邻里，市场小，只此一家，而这家只产出一种食品。比较优势成本不论，在考虑进入该市场投产时，小店老板会计算一下入局的投资成本：装修、购置器具等。假设这入局投资要五万元，入局之后这资金的利息需要放弃——这是入局成本从川流的角度看。入局之后，投资下了注，除非老板把生意出售，这入局成本通常是覆水难收。开业后高于直接成本的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租值，上头成本是也。 也是在未入局之前，老板会考虑或猜测入局之后的生意情况，可收之价是多高。有了这些数据的大概，他打的算盘要选择小店子的规模有多大，档次有多高，每天每期的产量及进帐有多少。凭这些数据他选择用哪种生产方法及道具来经营。他选用的是产出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的方法，争取的是可收尽收的最高租值，希望这租值（这里的简单例子也是上头成本）能盖过入局成本的利息。 直接成本是不产出就不需要支付——上述的小食店是食料、水电、工资等。这里假设没有灰色地带的麻烦（这麻烦我会在第六章再讨论），直接平均成本的曲线很容易是碗形，而直接边际成本从下而上，穿过平均成本的碗底。包括上头成本的总平均成本是把租值加上去，加到出售价而止。换言之，不管是受价还是觅价，出售之价是包括租值的平均成本。要注意的是包括租值或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曲线的本身是没有边际成本曲线的，我在第二章第七节解释过了。 一个街坊市场只有上述的一家小食店，可以看为垄断，潜在的竞争者无数，但跟我曾经提及的小孩子卖可口可乐不同，竞争者要参进也要付那几万元的入局投资。这家小食店因而受到市场的保护，他的租值收入要高于入局投资的利息潜在的竞争者才会考虑参进。 说垄断是对，因为街坊市场只此一家。说觅价也对，因为租值的存在此家可以提升价格而卖得少一点，或调低价格而卖得多一点。是个自然垄断者吗？从直接成本看是，因为这家的直接成本比还未入局的为低——还未入局所有成本皆直接。从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准则看不是，因为这小食店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 海底隧道与小食店的成本曲线相同 让我转到一个行内认为是明显的自然垄断的例子：建造海底隧道，车辆使用收费。投资数十亿建该隧道，每辆车使用通过收费只二十元。以总投资及经营费用除以车辆使用的数量，每辆车的平均成本当然是车量愈大愈低，而这平均成本下跌近于永无止境。 然而，以这隧道作为自然垄断的经典例子，其实与上述的街坊小食店没有两样：隧道的直接平均成本曲线是碗形的！车量上升，管理的员工增加，而到了近于堵塞之境，互相干扰，车辆驶慢了，等于我说过的餐馆的桌子竞争使用，这辆车的时间增加是那辆车的直接成本。服务每辆车的直接平均成本会上升，而如果车辆堵塞不动，直接平均成本会飙升——这是不论庇古的公路使用的社会成本，只论隧道老板服务每辆车的直接平均成本。 经济学传统以这隧道作为自然垄断的经典例子，是吠错了树。这传统把入局的数十亿投资作为直接成本看。未入局之前当然是，街坊小食店的五万元也是。但自然垄断，我把逻辑让你让到尽，只能从入局后的直接成本看。以包括上头成本或包括入局投资的总成本除以车辆数量而求得的平均成本曲线来论自然垄断是吠错树。更为严重的，是这传统不断地吠的那条低于平均成本的边际成本曲线，基于上述的包括上头成本的平均成本变动，根本画不出来──根本没有树！ 办公室里的经济学 回头说德姆塞茨的汽车铁牌例子，有两个问题，一小一大。小问题是他以每块铁牌作为产量单位，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很可能是看错了。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七章分析出版行业时，指出从印刷商的角度看，以每册书作为单位算量不对：印刷商是以书号为单位算量的。以一个书号的册数算量，直接平均成本曲线会不断地下降，但以书号为量这曲线会是碗形的。 我没有调查过德姆塞茨说的制造汽车铁牌这个行业，但很怀疑这制造商会以牌数算量作为他的直接成本考虑。很可能他以开机的次数算。另一方面，我知道好些与制造汽车铁牌类同的行业，量大通常由好几家工厂处理，显示着直接平均成本不是不断地下降的。制造汽车铁牌究竟由多少家从事，或是否由一家发放出去给几家，又或者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指定一家工厂造，不准发放──德姆塞茨没有深入调查过。这是办公室里的经济学了。 地役权是公用事业的因由 大问题是以制造汽车铁牌的例子来比喻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这是明显地吠错了树。我认为水、电、煤气等事业一般受到政府的管制或插手，可不是起于经济学者历来相信的平均成本不断下降，而是因为有地役权（ easement ）的困扰，政府非插手不可。既然插手，无可避免地要管制一下。 我说的地役权，起于水、电、煤气等的供应与安置，要通过很多不同用途的土地及有不同业主的楼宇，其中只三几处不让通过就难以成事。政府的存在不是毫无经济效率理由的。公用事业需要使用地役权，没有政府处理很麻烦，而就是所有人同意通过，之后某些人反口也头痛。生产供应可由私营操作，也往往是，但地役权没有政府处理难以成事。至于政府应否管制公用事业的收费是另一个话题，而我在第五章会指出，牵涉到地役权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案件中最头痛的经济分析。 垄断不要从成本看 在自然垄断与边际成本这两个有关的话题上，我认为科斯的失误是他漠视了上头成本。虽然他发表过关于上头成本的文章，其分析跟我在《收入与成本》提出的很不一样。大家都从马歇尔得到灵感，但我不同意马歇尔，因为他没有坚持成本永远要向前看。德姆塞茨以批评政府知名天下，但他漠视地役权的公用事业分析是吠错了树。 垄断，不管自然不自然，是不应该从成本的角度看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比较成本优势，说每个人因而是个垄断者说了等于没有说。其二是上苍有知，如果天赋成本是零，每个美丽的女人都可以是邓丽君。说邓丽君是个垄断者因为她的天赋成本够低也是说了等于没有说。我们还是以邓丽君的绝代风华来界定她的垄断本领吧。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