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北斗 | <北斗荐书>经济学爱好者的自我修养 ——随着爱好学习经济学吧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凡是你感兴趣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从法律到民主,从婚姻到家庭生活,从犯罪理论到核武器的大国关系,莫不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便是你思考自己为什么说的是老陕,而不是普通话,也可以从语言经济学寻找线索。     经济学爱好者的自我修养 ——随着爱好学习经济学吧   文/邓辉(安徽大学)     一、为什么要读一读经济学的书? 读经济学的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变得酷酷的,以便使自己在把妹的时候好装深邃,那么读几本经济学的书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根据统计研究,和经济学家、“开明人士”相比,普通人的观念普中遍存着在4种偏见:悲观主义偏见、就业偏见、排外偏见和反市场偏见。而读经济学恰恰可以逐渐消除这四种偏见。 假如某天你和妹子聊中国特色——中国人开车的时候不爱系安全带,那么你一展深邃的时候就到了。你可以站在爱国主义的高度说:“其实这是中国人比较在意路上行人同胞安全的表现!因为根据美帝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系安全带虽然可以使车内的人在高速行驶中更安全,但是这同时会导致驾驶员开车的速度加快,从而使得车外的路人更危险了。同时统计结果也恰恰显示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更多路人因为车祸死亡了。”妹子这时就会倾慕于学识渊博的你,想着:如此爱党爱国爱人民,思想又深邃的人,谁能不爱呢? 是的,读几本经济学入门书籍,就会使你逐渐摆脱“第一阶段的思维”。所谓“第一阶段的思维”就是想“这么做是为了什么”;读了经济学,你就会想“这么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第二阶段的思维了。有了第二阶段的思维,那么你就会被周围人夸为“神人”了,就像我被朋友们夸的那样。 有了第二阶段思维的神功,你当然也要表现啊。如果你同学不小心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辅导员要求记过,你就可以辩解到:“XXX同学的行为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表现啊!他舍小家为大家啊!X老师您想想,这块玻璃被打了,XXX花钱重新买块玻璃会带来什么效果?那就是玻璃店的老伯多收入了5块钱啊!玻璃店的老伯收入多了,肯定会给孩子多买菜吃。结果就是农民伯伯的收入也增加了!农民伯伯的收入增加了,不正是XXX同学相应党中央3个一号文件的具体表现吗?不正是弘扬科学发展观的优良作风吗?不正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具体行为吗?XXX同学一心为党、大公无私,他为了党中央、国务院保8的目标,少吃了多少肉啊!?对于XXX同学的行为,您不但不应该批评,反而应该鼓励,我们就是要鼓励一切打砸抢烧以促进扩大内需!” 在你义正言辞之下,我想你们辅导员一定会被XXX的行为感动的哭了!当然,如果这时你再能强挤出几滴眼泪,那就更加完美了。     二、入门阶段的神级读物及攻读要略 看到如此的把妹神功,大家一定急迫的想让我介绍几本“武功秘籍”了。我觉得读经济学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消除脑中的不良偏见,同时培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是学习的第一步,那么一开始介绍的读物肯定要生动有趣了。所以我推荐第一阶段的入门读物是:张五常的《卖桔者言》、《经济解释》(易宪容译的节选版)、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至于《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一文中提到的那些书,我觉得没必要看的。 不是有一个经典笑话嘛,说两个人遇到一只熊,其中一位是经济学家。看到这只熊后,经济学家选择快跑,而另一个人选择原地坐着,并说:“你跑再快也没用,因为熊比你跑得快多了。”而经济学回道:“我不需要比熊跑得快,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是的,同样的逻辑,不论你是读罗斯巴德还是哈耶克的书,对你在妹子面前装深邃,影响不大。因为如果你读了三四本经济学的书,那么你可以逐渐消除自己思维中4种陈见,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屌丝区别开来。所以为什么装逼要从哈耶克或者罗斯巴德晦涩的书入手呢? 对于这四本书的阅读顺序,我的建议是先读《卖桔者言》。因为此书很薄而且文风诙谐,所以容易攻克,于是看完书的成就感容易生成。本书的第一部分提到三文鱼养殖的例子,在这里我就多谈一谈。很多绿色环保主义者,认为保护动物很重要,必须防止其灭绝,所以提倡建立自然保护区。“立法设立保护区保护动物”就是第一阶段思维,第二阶段思维就是“这会带来什么”,我们慢慢分析一下。 首先,为了防止盗猎滥捕行为,就会禁止此类市场出现;接着,饲养贩卖这些动物就会成为非法;后来,由于猎捕和消费的成本提高了,所以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最后,在更高价格的刺激下,盗猎滥捕行为导致保护区中的动物数量缓慢下降。可是如果我们允许贩卖饲养食用这些动物呢?结果就是在利益的引诱下,有人大规模饲养这些动物,导致此类动物脱离灭绝的边缘。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娃娃鱼和扬子鳄,当这两种动物的销售市场被放开后,娃娃鱼与扬子鳄的数量大增。这就是张五常在书中强调私有产权的重要性的结果。 读完《卖桔者言》就可以读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此书涉及的面比上一本书更广、更宏观、更数据化。读完此书,你观念中的各种偏见就会消除很多。比如对最基本的贸易自由,你就会明白国际贸易强调的是“比较优势”,而双方的自由会给双方人民带来长远的利益。前段时间,有人反驳我 《强力远不如利益》 一文的观点时说: “交流语言的比较优势能把文化上的绝对优势灭掉,你再谈普通话的推广是如何如何有需求造成的吧。” 对于这类反驳我比较懒得反驳,因为他和我的思维差了近200年,我该向他如何解释?1817年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在经济学界就不存在“比较优势能不能消灭绝对优势”的疑问了。因为答案是肯定能啊! 什么是“绝对优势”?假如你在造电脑方面比我在种小麦有效率,那么你就在造电脑方面存在绝对优势;同样,如果我在种小麦的方面比你在造电脑方面有效率,那么我就在种小麦方面存在绝对优势。所以你造电脑、我种小麦,大家交换,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是如果你在种小麦和造电脑两方面都比我强呢?那么就要看你在种小麦和造电脑两者中更擅长哪个了。如果更擅长造电脑,那么你就在造电脑的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所以你可以尽量少种小麦,多造电脑,然后再用电脑和我换小麦。对你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 读完《自由选择》脑袋里就会减少许多类似残渣,这时再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就不会和哈佛的某些力薄儒一样,空是在道德高度反对书里的理论。曼昆的经济学入门书写的相当不错,一方面举得例子涉及面很广,另一方面他对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把握的很好;所以读他的书你既不会觉得书中内容空洞而脱离实际,又不会觉得书的内容没有逻辑体系。 最后你就该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下手了。选这本书作为最后一本入门读物,是因为它是一本古典经济学论文范式下的作品,所以内容不太强调空洞的数学模型;其二,这本书相比于前三本还是难了些,所以放在最后读。我想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有些枯燥,所以在攻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读一读张五常其他随笔集,比如《凭栏集》、《学术上的老人与海》等等。这些书里讲了张五常和很多经济学大师谈笑风生的例子,又讲了他痛斥某些经济学旧论naive的例子,还讲了某些经济学大家生活与教学中的趣事。人总是有偷窥隐私的冲动,也怀有驳斥大家的成就感,看了张五常的这些书就能满足你的这些欲望;在此激励下,读《经济解释》时,就觉得更加有力量了。   三、学会聆听不同的意见 很多朋友肯定有疑问了:为什么我没有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入门书籍?我觉得多数人没必要第一阶段就读宏观经济学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大多数人脑中的思维残渣,和宏观经济学某些理论有些切合,一开始就读宏观可能会适得其反;其二是很多人大学根本不会读完5本书,所以不如劝他先从有趣、简单而能消除偏见的书入手;其三是相比于经济学的微观部分,宏观部分有太多的争议。 这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我建议第二阶段读书的重点——就同一个问题,看不同人的观点。宏观经济学刚好提供这样最经典的论题,所以我把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放在第二阶段。而我推荐的读物是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部分》。值得指出的是曼昆还有一本单独出版的《宏观经济学》,这本书是宏观经济学的中级教程,并不适合朋友们一开始就读。 现在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理论框架其实是基于4个定律: 1 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失业的下降成正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越快那么失业率的下降就越多。 2 菲尔普斯曲线。菲尔普斯曲线则是指出了短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下降也成正比。也就是说在短期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失业。 3 索罗模型。索罗模型强调则是经济的长期增长是资本积累的果。 4 消费乘数。消费乘数是指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后,会提高自己的消费,他消费的增加会带动其他人消费的增加,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增加内需。 为什么我要把这四者列出来呢?因为关于后三个定律其实一直是有争议。关于菲尔普斯曲线,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都提出不同意见,后来的经济学教程也加上了他们的补充意见。关于索罗增长模型的争议则更多,如果把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列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很多人都对索罗增长模型提出了异议。很多人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劳动分工或者产权保护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如果单方面强调资本的积累,就会出现斯大林体制似的悲剧。即便是按统计的口径与系数设定,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此有异议,《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这部文集里便有不同统计(计量)经济学家对索罗模型的争议。至于消费乘数则是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它很快就被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推翻了。什么又是宏观经济学的长短期分割点?那就要看利率的变动了。谈到利率,费雪(也被翻译成费舍尔)《利息理论》也会让你对凯恩斯理论有些异议。 宏观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面充满争议的学科。我们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时候,恰恰可以通过了解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个现象的不同解释和研究,学会聆听不同的意见。在别人的批评中进步,听不同的意见完善自己,这才是进步的最佳捷径。 在上文中我提了几位经济学家和几本书,在第二阶段的学习中,我觉得我们还应该额外地看一下“经济学说史”。懂得不同思想体系发展的脉络,是了解争议的一个很好途径。经济学说史看谁的都行,哪怕是某些大学的“红宝书”也可以,就是别读汪丁丁的《经济思想史讲义》。这到不是因为汪丁丁的水平差,而恰恰是因为他水平太高,那本书根本不适合入门者看。 同时在这一阶段可以试着看一看经济评论了,而我推荐的第一本经济评论集就是巴斯夏的《诡辩的经济学》。巴斯夏估计是经济学说史上唯一一位凭写经济评论而被尊称为大家的思想家了,当然熊彼得等人也在挖苦他。还记得我第一部分提到“XXX打破玻璃”的那段话?其实这段话是为了挖苦在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一开始提到的一位银行家。这位银行家提到“破窗理论”,他说经济学家从破坏中看到机遇——增加就业;可是他的这种愚蠢想法,正是第一位提到“破窗理论”寓言的巴斯夏所挖苦的。经济学家的思想是不是倒退了?     四、在自己的爱好引导下看书 我说了第二阶段的看书主要是就一个议题聆听不同的意见,如果你对宏观经济学不感兴趣,那么第二阶段的学习就不一定非要在宏观经济学上耗费太多精力。当然宏观经济学的教材还是要看的,但是没有必要对每个论点研读不同的书籍了。因为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分化已经相当细致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牵扯的实证分析结果大相径庭;所以你可以选择自己爱好议题,然后再读相关的文献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人类的行为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贝克尔的书。行为经济学的著作很多,而且都很实用。比如国家总是倡导拾金不昧,你在看了行为经济学方面的书后,你就会觉得如此倡导,不如法律规定拾捡者可以获得拾捡物品价值的10%。很多人都会觉得不拾金不昧是不道德的,而你却会说:“给拾捡者钱,恰恰可以真正的保护失主的利益。因为人都是自利的,而保管与寻找失主也是有成本的。人们不会简简单单的归还遗失物。”假如有人就此对“人性本恶”提出异议,你就可以说:“根据统计研究,一个人工作后去他父母家的次数和父母的能给他的遗产成正比。如果一个人对他父母的孝敬的行为都会受钱财影响,你还指望他对谁善良呢?” 当然,肯定有人对那三年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感兴趣,那么你就可以读一读相关的文献。从林毅夫、周其仁、奥尔森等人的著作读起。然后再从林毅夫著作的线索读博弈论与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从周其仁的著作的相关线索读产权经济学,从奥尔森的著作线索读广义的制度经济学派。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凡是你感兴趣的社会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找到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从法律到民主,从婚姻到家庭生活,从犯罪理论到核武器的大国关系,莫不可以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即便是你思考自己为什么说的是老陕,而不是普通话,也可以从语言经济学寻找线索。 当然你做出任何行为都会有机会成本。当你选择读自己喜爱的经济学知识,而不是读国际贸易、金融等宏观方面的知识后,那么你就放弃了自己拥有轻松理解报刊中各种经济评论能力的机会。但是评论世界只有一种角度吗?     五、停笔后说几句话 我是学图书馆学的,我深知像这类有关导读类的书目信息文章,不会有几个人按部就班地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读完我第一部分提到的4本书,那么就算我功德圆满了。至于经济学研读的最后阶段——获取科学论、简单逻辑等方面知识,也不是仅仅只能通过学习经济学才可以获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你在任何一个学科学习培训下,拥有缜密的思维后,都会与经济学家一样对各种理论的可信度与条件假说持有不信任感。 比如我前文提到的孝顺行为和父母拥有的财富有关,任何一个爱观察细节的朋友都会觉得这两个变量相关性的设置可能有些问题。因为父母拥有财富量可能和孩子的受教育可能程度正相关,而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和孩子的孝顺程度成正比,所以在孝顺行为和父母的财富量关系中间可能少了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于是,也许穷人如果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也可使得孩子很孝顺。 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不论读什么书,或者读经济学的书读到什么程度,微观经济学都是要过段时间翻一翻——这是我最后一个忠告。     (采编:徐海星,责编:黄理罡)     您还可能想阅读…… <天权>离理性太近,离灵魂太远 <玉衡>原来,经济学也可以如此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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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徐景安、杨继绳对话:中国未来的选择

  2011年12月11日《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深圳就“中国未来的选择”对话,现发表纪要如下:   30年前天津一见   杨继绳:   你与赵紫阳是哪一年去的天津?   徐景安 :   1981年2月,是赵紫阳带我去天津的。   杨继绳:   我当时在天津分社,您在赵紫阳身边,我是小记者,我在台下仰视着你,很羡慕这个小伙子这么有出息。   徐景安:   1980年赵紫阳来北京当总理,当时财政困难,需要调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是对的,关键是后面怎么办?要发展消费品生产。我对赵紫阳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消费品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为琳琅满目,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赵紫阳将我这篇文章批示给薛暮桥、马洪、廖季立组织讨论。同时,从大城市启动,1981年就带我到天津、上海。   杨继绳:   当时,赵还夸了你几句。   徐景安:   他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   杨继绳: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   徐景安:   赵紫阳讲话时,我插了几句话。天津都传开了,这是什么人,总理讲话敢插话。   杨继绳:   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市场问题》,用数学推演出第一部类的生产必须优先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是重工业,第二部类是消费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你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徐景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造成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老百姓生活资料短缺。我国搞改革起步的同时,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消费品生产,起先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了冰箱、彩电变成“五大件”。这与后来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作用的改革方向相一致。   杨继绳:   当时你是英俊小生,非常帅气,又有才华,我坐在下面非常羡慕。你思想比较前卫,有知识分子气质,所以官也当不大。   求真理无所惧   徐景安: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我变成制造新闻了。你是清华大学学工,到新华社做记者,搞新闻。后来又去搞“旧闻”了,写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退休以后,不能采访新闻,就搞“旧闻”了。   徐景安:   我看到你说的这几句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杨继绳:   这是我的追求。   徐景安:   这在当今中国是不容易的。   杨继绳:   我是1967年12月份到新华社报到,当时正是搞文革,毛主席说文科的人不行,要一批学工的人做记者。到2001年退休,一直都是新华社记者。我虽不是学新闻的,但我发的稿子比新闻系毕业的同事发得多,有一年我在人民日报连续写了12个一版头条。不过第一个10年写的东西都是跟着政治推波助澜。“四人帮”粉碎以后,我把其中99%的稿子付之一炬。   徐景安:   你说的10年是?   杨继绳:   1968年1月10日到1976年。这段时间稀里糊涂,心里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批了,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全国军队纷纷退出了支左时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39万平米。另一篇稿子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写文化大革命中劳动生产率如何下降,工厂生产管理怎么混乱,技术人员怎么变成工人的。那时没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我只能重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希望从混乱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看了后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有多少人鼓足干劲了?我虽然没看到文件,但是中办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说话了。   徐景安:   那你比我厉害,我写的是赵紫阳批示,你写的是毛泽东批示。   杨继绳:   我的第一个10年就写了这2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包括12个一版头条都是废话,所以我说这10年我学会了4个字“实事求是”。这4个字虽然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用了我10年的青春代价。   徐景安:   第二个10年呢?   杨继绳:   就是改革开放。我发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稿子,赵紫阳他们批示很多,中央政治局、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批了三、四十条,胡耀邦一个人就批了15条。   徐景安:   您是属于战略性记者,抓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拔当社长?   杨继绳:   我和你一样的毛病,管不住嘴巴,而且也没有当官的追求。我从1985年开始写书,写了《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1990年我出了《技术贸易学》,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徐景安:   《墓碑》是退休以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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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大学收生的准则排列

最近在电视看到南开与复旦招收新生要脱离联招,改为独立处理,考虑中学校长的推荐信。我以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大手革新,大喜,但细读一位同学传来的有关资料,认为算不上是重要的改革。我对大学收生应该怎样衡量有自己的看法,写出来给大家考虑吧。 我要把大学可以获取的学生数据的重要性排列,分五项,由最可靠到最不可靠。如果不管费用或成本,当然五项皆用,但重量的分布还是要排列的。 (一)最重要的数据是中学老师的推荐信。不是中学校长的推荐信,是教学生的老师写的,最好不通过校长室。老师亲自教导,是唯一可以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可造之材的人。成绩不是那么重要,通常比不上一个学子的灵气、悟性、好奇心、杀手本能等。判断这些质素最有资格的是学子的老师。 这里要小心了。考虑收生的人要懂得怎样判断一封推荐信,是否客套之辞或应酬之作,还是真的有点含金量,要弄清楚。举个例,在港大作系主任时我让同事们挑选要聘请的教师。他们淘汰了一位几封推荐信没有半句赞赏之辞的。我力排众议,认为三封推荐信虽然没有高评价,但写得长,主要是评论申请者写下的几篇文稿。我的判断,是写信的皆名家,时间宝贵,而他们竟然花时间阅读申请者的文稿!同事们依我,聘请了,但港大终于留不住这个人。推荐信不一定以长为上。 Jacob Viner 写贝克尔的推荐信以短知名行内,只一句:「贝克尔是我平生教过最好的学生。」 这里有些众人皆知的麻烦。写推荐信的老师可能不说真话,也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招生要招得好是要做功课的。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其他有关申请者的资料要参考,只是要把推荐信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一九六八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招收研究生时,我参与,话事的是 Gregg Lewis 教授。这位大教授对多个写推荐信的人的「案底」了然于胸。 一位成绩平平的学生, Lewis 教授把该生排在第一位,而其他学生的成绩则远为优胜。大教授解释说,写推荐信的人历来可靠,但永不赞赏,这次竟然说学生可以做学问,是难得的高评价了。我和几位参与评审的助理教授有点不服气,但话事权在大教授之手。后来知道该申请学生获几家顶级大学的奖学金,芝大也给奖学金,但斗不过人家。美国的大名校的学系部门通常知己知彼,或明或暗有多个写推荐信的人的档案。 那是说研究院的专科衡量。本科招生申请者众,不是专科,比较麻烦。但我认为,严格可靠的取录,本科招生校方也要多做功课,也应该储存推荐老师的档案。不是说所有的本科申请者都要有老师的推荐信,但我关心的是漏网的大鱼。是的,有些学子考试成绩历来不妥,但有老师看出是一头千里马。 (二)申请的学生就读的中学是何方神圣重要。不同中学的校方成绩是不能相比的。在西方,某些中学大名远播,大学收生只看这些中学的名字,少管学生的成绩——盖茨当年在西雅图就读的中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半个世纪前香港与内地也有些中学与大学,是西方学府重视的名校,学生申请他们少管成绩。 大学收生重视中学的名牌对学术的发展有助。中学的名牌是反映着产出的学子在学术与事业上的成就。中学之间争取名牌会知道应该怎样培养学子才对。目前内地的中、小学皆有可观,一些中学的学子我见而生畏,但据说这些佳校的学子很少像西方那样受到优先取录的。 (三)中学校方的成绩。如果一间中学的老师不是为了学生的高考或会考(即公开试)而教,老师只管教自己的,那么一个中学生的成绩一般可取是反映着不同老师有相近的评价。但如果老师为势所迫,只教高考或会考的试卷与答案,老师自己的学问无从发挥,学生会被教「死」了。衡量中学校方的成绩,老师是否可以自由发挥很重要。 (四)接见学生面谈。有些学子很懂得怎样讨好接见面谈的人,是有人教过的,不要中计。接见口试的重要法则只一条:要问到学生答不出来。接见的考官可从浅问到深,或从深减到浅,务求找到学生可以处理的是在哪个层面。 当年我在洛衫矶加大考博士口试,四位教授代表着四门我选修的科目,其中理论是必须修的,最重要。我轻易地过了三关,最后是理论,考官是赫舒拉发。我如临大敌,你道赫师问什么?他问:「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这样。」赫师说:「你下过苦功,没有什么要再问的了。」赫师是从最深的层面入手,用不着减浅了。这一问一答后来传为佳话。 (五)我认为会考或高考等公开试是最不可靠的衡量收生的准则。这种试的好处是处理大量学子的成本低,而又不需要回应什么私相授受或人事关系的闲言闲语。但当年 Lewis 教授作过多次统计,得到的结果是 GRE (申请研究院的会考)的成绩与学生入学后的表现的关系是零! 会考或高考不是没有指示的。考得成绩上佳的学子不会是蠢材,不会是懒虫,记忆力与组织力皆有可观之处。问题是这种试墨守成规,不仅考不出学生的想象力,而想象力特强的学子通常考得不好。记载说,爱因斯坦与达尔文都不善于考这种试。我更认为,经济学鼻祖斯密在动笔写《国富论》之前以「心不在焉」而大名远播,考这种公开试会有很大的困难吧。 想象力是做学问最重要的,绝对是。但想象力牵涉到胡思乱想,想得快,想得奇,是一种联想的玩意。公开试的困难是不容许标奇立异的思想。标奇立异不一定可取,但大学应该容许甚至鼓励这种学生。 今天朋友读我的文章,往往奇怪为什么我会无端端地想到些什么地方去。我历来如是,从小如是,解释了中、小学时墨守成规的考试很少及格。当年在佛山与香港,不及格却有老师看中,不多,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但我就是读不到会考那个层面。后来到了美国,有些老师喜欢把我的新奇答案在课堂上读出来。 不久前跟儿子通电话,他说在大学修科考试如斩瓜切菜,但考公开试不知怎样答才对。我的外甥当年在香港的会考成绩还不错,但达不到有大学收容的水平。后来到美国拜我为师,今天是生物学名家了。 会考成绩可以作为大学收生的参考数据,但从造就学问人材的角度衡量是不可靠的。这种考试带来的悲剧,是鼓励了补习行业的盛行。大学收生重视公开试,或像香港那样只看公开试,必定带来补习的悲哀。补习生意要靠受补者的会考成绩好才有可观的收入。补习老师于是教猜试题,教可以背出来的答案。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学子会被教得像个机械人了。我们不要鼓励怪见,但墨守成规是做学问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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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憇息闲话与大哥谢世

这些日子集中于大修十年前写下的三卷《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三卷三十一万字会变为四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三十多万字是新写的。马歇尔的《经济原理》前后共八版,初版与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数,是有修改的版数。施蒂格勒、科斯、张滔等学者喜欢跟踪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对大师的敬礼了。 我的《经济解释》前后只两版,七十六岁,不会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两版的前后变动比马前辈三十年八版的前后变动多出很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写《经济解释》时我还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样全力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间发生的事比马前辈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经济科学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验证,不断地把理论与概念改进。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数据无疑比百多年前马前辈见到的多,也较为精彩,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带来的启发。然而,在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基础上改进理论与概念是艰巨工程,要观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获得少许进境。 是大幸:我从来没有为了升职或加薪而从事经济著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道的经济学者有这样的机会,但也要靠一点运气。斯密、李嘉图、密尔等大师明显地不需要为生计发表文章。发表或灭亡( publish or perish )的规定起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的二等大学执行这规定变得严格了。我曾经解释过,这主要是 越战带来的效果。不是说不需要发表是可取的学术制度,而是说为米折腰折出来的不会是好文章。个人的经验,是可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永远是在适当的学术气氛下,得到师友的感染才能写出来。几天前给巴泽尔一封长信,论及大家认识的经济大师朋友,我说可以打满分的只有戴维德一个,但戴氏平生只发表过数十页纸的文章。戴氏的口述传统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就。 这些日子重写《经济解释》我写得用心,也写得辛苦。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见到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太不成话,希望中国的同学不被误导,要尽可能解释得清楚。其二是经过半个世纪在一门学问的累积,整体地写下来有机会传世,而怎样表达对传世有决定性。自己不会有机会见到,但四十多年来发表过的文章,其传世时日的或长或短的特征我有深入的体会。思想不一定需要是上乘的,但我想不出有哪种衡量思想的准则比传世的时日更为可靠。 曾经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但七十六岁了,大自然的规律不会有例外。每星期写约三千多字的一节,有五位饱读经济学论著的朋友跟进。要是他们说我的思考能力明显地退化,我会停笔,转攻书法及中国的文化研究。后二者可以做到很老还可观是人类的经验。这些朋友没有理由骗我:他们一致认为,正在重写的《经济解释》比十年前写下的高出很多。 最近一口气地写了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四及第五章,共九节,三万多字,写得称意,但真的累了。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文字,思想上很多是前人没有到过的地方,体力衰退,写几百字要停下来休息半天!一口气写三万多有原创性的分析文字很苛求,何况是个老人家。正要憇息几个星期,却收到张培刚大哥谢世的消息,长寿九十八。不半天很多朋友通知,可见大哥和他的大兄弟的交情在神州大地不少人知道。我认识大哥只十多年,但一见如故。追思大哥的聚会我当然要去,但太太把我十二月一日的生日提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周末晚上宴会亲友,而追思大哥是二十七日的早上。没有拆解的方法,我于是写了四段文字要华中理工的朋友替我在追思会上宣读出来,简短但远超他们约束的字数。谨录如下: 「张大哥谢世,我第一时间想到要写一篇追悼文字,但跟着想,大哥和我这把年纪,不是他先去就是我先走,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什么值得哭哭啼啼的,还是想办法把大哥放进他应该站着的历史位置吧。 我于是想到九年前香港花千树出版社为大哥重印他一九四七年的哈佛博士的获奖论文,急忙叫花千树的人寻找当时做得很用心的档案,找到了,跟着与北京的中信出版社洽商,打算在中国再版,纪念大哥。不会是畅销书,但传世用不着畅销。 九年前我为大哥之作写过一个很短的《为大哥序》,这次我会写《再为大哥序》,较长的。我知道网上有不少颂赞大哥的文字,但天下没有谁曾经被人「赞」进历史去。我会用心写,客观地评述大哥经历过的大时代。他从大幸到不幸再到大幸,而他的论文也从大幸到不幸,但终于有机会走进历史去。 大哥称我为大兄弟。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条船。那是中国船。此船沉没,哥哥弟弟会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阳光普照,清风徐来,哥哥弟弟会一起走进历史去。 张五常」 这里要补加一个脚注。二○○二年香港花千树重印大哥的《农业与工业化》时,我把自己写书法时偶尔用上的闲章加进该书的后面,称「大成若缺」,由上海徐庆华刻篆。这次由北京中信出版,我换了另一个为大哥新刻的闲章,称「国之重宝」,由深圳陈壮志刻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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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 憇息闲话与大哥谢世

这些日子集中于大修十年前写下的三卷《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三卷三十一万字会变为四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三十多万字是新写的。马歇尔的《经济原理》前后共八版,初版与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数,是有修改的版数。施蒂格勒、科斯、张滔等学者喜欢跟踪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对大师的敬礼了。 我的《经济解释》前后只两版,七十六岁,不会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两版的前后变动比马前辈三十年八版的前后变动多出很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写《经济解释》时我还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样全力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间发生的事比马前辈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经济科学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验证,不断地把理论与概念改进。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数据无疑比百多年前马前辈见到的多,也较为精彩,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带来的启发。然而,在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基础上改进理论与概念是艰巨工程,要观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获得少许进境。 是大幸:我从来没有为了升职或加薪而从事经济著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道的经济学者有这样的机会,但也要靠一点运气。斯密、李嘉图、密尔等大师明显地不需要为生计发表文章。发表或灭亡( publish or perish )的规定起于六十年代后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的二等大学执行这规定变得严格了。我曾经解释过,这主要是 越战带来的效果。不是说不需要发表是可取的学术制度,而是说为米折腰折出来的不会是好文章。个人的经验,是可以传世三几十年的文章永远是在适当的学术气氛下,得到师友的感染才能写出来。几天前给巴泽尔一封长信,论及大家认识的经济大师朋友,我说可以打满分的只有戴维德一个,但戴氏平生只发表过数十页纸的文章。戴氏的口述传统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是重要的学术成就。 这些日子重写《经济解释》我写得用心,也写得辛苦。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见到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太不成话,希望中国的同学不被误导,要尽可能解释得清楚。其二是经过半个世纪在一门学问的累积,整体地写下来有机会传世,而怎样表达对传世有决定性。自己不会有机会见到,但四十多年来发表过的文章,其传世时日的或长或短的特征我有深入的体会。思想不一定需要是上乘的,但我想不出有哪种衡量思想的准则比传世的时日更为可靠。 曾经说过,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但七十六岁了,大自然的规律不会有例外。每星期写约三千多字的一节,有五位饱读经济学论著的朋友跟进。要是他们说我的思考能力明显地退化,我会停笔,转攻书法及中国的文化研究。后二者可以做到很老还可观是人类的经验。这些朋友没有理由骗我:他们一致认为,正在重写的《经济解释》比十年前写下的高出很多。 最近一口气地写了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四及第五章,共九节,三万多字,写得称意,但真的累了。不是什么风花雪月的文字,思想上很多是前人没有到过的地方,体力衰退,写几百字要停下来休息半天!一口气写三万多有原创性的分析文字很苛求,何况是个老人家。正要憇息几个星期,却收到张培刚大哥谢世的消息,长寿九十八。不半天很多朋友通知,可见大哥和他的大兄弟的交情在神州大地不少人知道。我认识大哥只十多年,但一见如故。追思大哥的聚会我当然要去,但太太把我十二月一日的生日提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周末晚上宴会亲友,而追思大哥是二十七日的早上。没有拆解的方法,我于是写了四段文字要华中理工的朋友替我在追思会上宣读出来,简短但远超他们约束的字数。谨录如下: 「张大哥谢世,我第一时间想到要写一篇追悼文字,但跟着想,大哥和我这把年纪,不是他先去就是我先走,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什么值得哭哭啼啼的,还是想办法把大哥放进他应该站着的历史位置吧。 我于是想到九年前香港花千树出版社为大哥重印他一九四七年的哈佛博士的获奖论文,急忙叫花千树的人寻找当时做得很用心的档案,找到了,跟着与北京的中信出版社洽商,打算在中国再版,纪念大哥。不会是畅销书,但传世用不着畅销。 九年前我为大哥之作写过一个很短的《为大哥序》,这次我会写《再为大哥序》,较长的。我知道网上有不少颂赞大哥的文字,但天下没有谁曾经被人「赞」进历史去。我会用心写,客观地评述大哥经历过的大时代。他从大幸到不幸再到大幸,而他的论文也从大幸到不幸,但终于有机会走进历史去。 大哥称我为大兄弟。哥哥弟弟坐上了一条船。那是中国船。此船沉没,哥哥弟弟会一起葬身大海,但如果遇到阳光普照,清风徐来,哥哥弟弟会一起走进历史去。 张五常」 这里要补加一个脚注。二○○二年香港花千树重印大哥的《农业与工业化》时,我把自己写书法时偶尔用上的闲章加进该书的后面,称「大成若缺」,由上海徐庆华刻篆。这次由北京中信出版,我换了另一个为大哥新刻的闲章,称「国之重宝」,由深圳陈壮志刻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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