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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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一旦候选人被“内定”，选举便失去了意义。一场无意义的选举不可能吸引选民的兴趣，也就不可能让选民认真对待自己的选票。要让地方人大选举产生活力，不仅需要选民自发出来投票，更需要参选人自发出来竞选。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7 09:27:03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标签： 教育改革 ● 陈云良       教育部不承认南科大具有招生资格，南科大45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朱清时应当感到高兴，因为这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准确说是南科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的最好机会。     如果南科大一开始就得到教育部承认，允许它从高考中招生，甚至给它巨额的教育经费，乃至赏给它一个副部级待遇，那么，南科大就将逐步丧失它的教育理想，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现有教育体制从事教学、研究，接受检查、评估、考核，教师只能按指定的教材按规定讲授每节课的内容，学生必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国家统一安排的课程，甚至沦落到用高压锅烤试卷，派校长去机场迎接教育部美女科员的地步，毫无教育自由，毫无学术自由。结果就是第二所深圳大学，甚至可能连深圳大学都不如。南科大不能在教育部的认可中得到教育自由，恰恰可以从教育部的不承认中获得办学自由。     南科大不应当拜倒在教育部的石榴裙下，甚至应当拒绝它的承认，这样才能获得高度的办学自由，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深圳如果能够保障这样一所大学生存，也因此能够对得住她的特区称号。朱清时先生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他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看，他是因为教育不承认其办学资格，没法从高考中招生，才被迫反对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希望朱先生认识到教育部不承认才有南科大自由发展的机会，从巨大的压力中释怀，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中去。如果南科大能够坚持这一思路走下去，我相信，南科大在10年内可以轻松地超越北大、清华，20年内赶上香港科技大学，50年内成为和牛津、哈佛并驾齐驱的国际一流大学。     南科大最应当做的是好好培养这45名精英学生。这45名学生及其家长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先锋，他们代表社会给南科大办学的权力，迈出了教育改革最艰难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因为它挑战了旧的权力体制）。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称号首先应当给这45名学生及其家长，他们是真正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或许，在南科大的坚持下，将会有一些民办院校追随而来，摆脱僵化的教育行政体制，自主办学，逐步形成自由的教育体制。这一天，就是中国教育希望的开始。     为了拯救我们的下一代，为了中国的希望，每一位中国人都有责任来维护南科大的正常运行。我呼吁每一位有真知的知识分子为南科大的学生免费授课，每一位有良知的富有者为南科大捐款。南科大最好连深圳市政府的拨款也不要，既可以减轻深圳市政府的压力，也可以获得更彻底的自由。          2011年6月6日于中南大学立宪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教育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7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陈云良：哭蔡定剑 陈云良：对法治的不懈追求 陈云良：要解决公共服务不够、不均的问题，更要防止公共服务过度、过奢 陈云良：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陈云良：经济法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陈云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公益诉讼理念研究》序 陈云良：我的弗里德曼 陈云良：民治的方式 陈云良：他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 陈云良：一次又一次的拷问 陈云良：请王海出山——致最高人民法院 陈云良：法的模糊性之探析 陈云良：打假要靠谁——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陈云良：政府干预市场方法之批判 陈云良：法治中国 可以期待 陈云良：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相同主题阅读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李楯：“完善”还是“全面改革”？ 李楯：从八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看中国教育 熊丙奇：教改不要贻误时机 张鸣：中国只有一所大学 张千帆 高新军 关信平:张千帆等：“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权力挪 程广云：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徐贲：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 张鸣：对“坏榜样”的担忧 鄢烈山：自由表达就行,何必”自律”过头 茅于轼：中国教育的统一性导致个体思想缺失 张千帆：“评价”泛滥害死人 张鸣：用脚对高考的投票 张千帆：北京学籍新政关键在大学招生平等 熊丙奇：教育局长作弊与高考社会化 张千帆：取消招生指标是众望所归 何宗海：教育改革不应回避的几个重大问题 刘道玉：八问“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　 熊丙奇：为何没有一个校长敢反对? 张千帆：实现教育机会平等需打破高考地方保护主义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愤青”的作用 原题：中国宪政需要“愤青”推动 作者：张千帆 来源：腾讯网 来源日期：2011-6-1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 9:34:44 阅读量：4次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法大法律评论社要我写几句话，便欣然答应了。起了个颇有争议的标题，不仅是为了吸引几个眼球，而且多少也有点为“愤青”正名的意思。宪政与法治是高度理性化的产物，怎么能让蛮不讲理的“愤青”来搅局呢?你们且听我慢慢道来。这里的“愤青”是指不那么计较利益得失的热血青年，而不是那些“五毛”或其他为了达到某种密不告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其实后者往往是很理性、很功利的，只不过因欠缺道德文化素质而表现得不讲理而已。我指的“愤青”是动机比较“纯”(或压根没什么“动机”)而说话比较“冲”的那类青年。他们可能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而犯错，但是本意并不邪恶。这篇短文的目的即是说明这个意义上的“愤青”不仅不是宪政与法治的障碍，而且是其不可或缺的助推力。 　　中国宪政与法治之所以需要“愤青”推动，是因为除此之外它实在没有什么推动力。虽然全国人大今年很有自信地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毕竟立法容易执法难，行宪更难;宪法与法律可以当“门面”，宪政与法治却是要动真格的，即便是在立法通过时随大流按了赞成键的立法者本人也未必真心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因此，中国不仅从一开始就几乎永久陷入了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状态。其实宪政和法治是一回事，一个不能实现法治的国家更不可能实行宪政，一个不把一般法当回事的国家当然更不会把宪法当回事。你们毕业后多数人都会从事法律这个行业，但是只要稍稍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你们用不着走出校门就能感觉出这种无奈。无论是法院、法学院还是社会上的人，如今都喜欢把法治挂在嘴边，但是每当轮到自己的时候却践行者寥寥。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知道法治好，但是法治的代价却没有人愿意承担;尤其在中国，践行法治不仅未必给自己带来什么实在的好处，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很识时务的理性人，不会故意给自己找茬，多数法律人也不例外。因此，中国法治落入了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 　　众所周知，法治就是针对平常理性人设计的，最适合胆小怕事的理性中国人了。杀人者偿命、偷盗者砍手，……所有法律惩罚都是为了震慑潜在犯法者的理性，让违法变成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于是大家都乖乖守法了。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理性”过了头也就成了非理性。对于理性自私的中国人来说，问题在于“徒法不足以自行”，谁来如实与公正地执行法律?如何保证执法者自己不犯法，至少不至于犯法之后任由其自圆其说、自行其是?既然法是社会公器，不独为执法者所有，如何防止执法者公权私用，甚至打击压制敢于揭露和抗议执法犯法的“不识时务者”?中国法治改革三十年的一个常识是，理性的执法者是不会自动维护法治的;除非在外界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执法者的理性选择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恰恰是利用公权为一己私利服务。 　　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法治面临的一个根本难题：如果理性的执法者不会自动控制公权滥用，理性的被执法者又出于自己的利益害怕和执法者抗衡，不敢站出来抵制执法违法行为，而只能任由制度废弃或虚置，那么还有谁能为中国支撑起法治大厦呢?虽然法治让所有人都长期受益，甚至执政者自己也不例外，但是一个狭隘理性社会却偏偏无力支撑法治，以至最后每个理性人都不得不忍受法治缺位的非理性之苦。 　　这就是充斥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囚徒困境”：一种行为模式对于个人看起来是很理性的，但是对于个人构成的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后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非理性的;我们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做一个“缩头乌龟”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理性”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整个社会丧失法治，而我们也活该遭受法治失序、纲纪废弛之罪。在任何法治国家，律师都是“法律共同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法律规则的顶梁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群体缺位的环境下成就法治，因为法律规则首先要靠这些法律人来承载。然而，在一个法律制度和文化都不健全的国家，律师界本身尚未完成法律共同体的建构，更无力抵制外部行政干预，以至律师行业内部不仅“潜规则”盛行，而且“劣币驱逐良币”已然成为趋势;谙熟司法腐败等“潜规则”操作的律师春风得意、左右逢源，遵纪守法、兢兢业业的律师反而“吃不开”。在律师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的环境下，中国法治大厦永远都将是一个无人支撑的空中楼阁。 　　因此，法律确实是为理性人设计的，法治的基本逻辑正是个体理性，但是要建立法治却不能单靠理性。在一群没有担当、没有勇气、只知道搭别人便车的理性“囚徒”中间，是不可能建立起“法律帝国”的，更不用说宪政秩序。正如台湾地区一位基层法官曾对我说的，台湾宪政与法治是靠法律人的不懈斗争才赢得的。台湾法院原先也和大陆一样，判决书需要院长盖章才能生效;只是在法官不断抵制下，才逐渐演变成法官个人签字就说了算的主流法治模式。反观大陆，在司法改革初期，偶尔还有法官坚持己见、敢于抗上的零星报道，但是在法院高度行政化的管制体系下，这些特立独行的法官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绝大多数“识时务”的法官则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甘愿听从领导旨意。律师界更为独立，但是仍然受制于司法行政部门领导，而且近年来行政控制不断加强。大多数“理性”律师见此情形，莫不心生恐惧，有关部门“杀鸡儆猴”的效果也就顺利达到了。只不过在法官律师集体噤声的环境下，1999年就已入宪的法治国家理念何时才能实现呢? 　　宪政难乎哉?对于一个“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狭义理性社会，“囚徒困境”和“搭便车”的侥幸心理无处不在，宪政确实“难于上青天”。然而，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狭义理性动物;哪怕只是为了长远理性，当我们这群理性人看到理性“囚徒”所面临的悲惨困境，难道不应该有所触动、有所行动吗?其实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么一点点，我们自己的法治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因为执法者也是理性的，面对天怒人怨也会有所收敛。似是而非的是，对于那些有点勇气的人群来说，宪政与法治反而不需要那么大的勇气;而在一群患得患失、没有担当的惊弓之鸟中间，却成了所有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为什么中国宪政需要“愤青”，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帮助打破无所不在的法治困境。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宪政与法治首先需要理性，但是我们看到，只有理性是支撑不起法治大厦的。当然，推动中国宪政的“愤青”不只是愤世嫉俗;他们必须具备宪政的追求和法律人的技巧，但是我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对法治的担当和勇气。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学生”，而好学生往往理性有余而勇气不足。因此，我鼓励各位在学好宪法和法律的同时不妨“愤青”一点，同时也鼓励社会上真正关心这个国家的青年来学习宪法和法律，做一个有理性、有理想、有担当的“愤青”。 　　宪政、民主、法治都是“众人的事情”，需要这个民族的集体勇气才能支撑起来。青年之所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正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有良知和血性的那部分公民。如果每个青年都能认真对待自己，至少做好自己的事，做律师的像个律师，做法官的像个法官，做学者的像个学者，中国宪政终究不是那么难的。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