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时代，没有一剂良药的解方。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首先要抵御捷径的诱惑。捷径往往是虚假的，是最远的道路，也是不归路，急着寻求简单解药，反而会往犬儒狂奔，也最容易掉入投机者的陷阱。我们或许都要学着接受，恐惧无法排解，内疚难以愈合。站在原地，目睹巨大的物是人非之后所带来的种种情绪，不会轻易消除。就像阿伦特点评茨威格写于二战时的《昨日的世界》时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我们都迫不得已接受这一点。
与朋友开玩笑时，我说记得小时候在中国，是生活在一种已达熟成期的「不自由」极权体制里，所以我们常自嘲：我们还没长大就老了。成年后到了香港，虽然熟成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这自由之地，仿佛重返青春，遇见的人都单纯，规则都透明清楚，社会总相信有公义。
万万没想到，我们会在香港，见证一个社会从自由迅速坠入不自由的境地，会见到极权从零到一，原地生成。
那，直面、纠缠、抵抗，就视为时代给我们的挑战和使命吧。
阅读更多政治的陷落，是从语言的陷落开始的。当你无法真实、诚实、公开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公共”的基础就消失了，交流、辩论、思考的根基都在流失，组织的根基也在流失，共同体并没有办法无声地存在。
阅读更多1989年5月和6月，因为担心北京本地的军队同情学生，执行“平暴”任务的部队多是从外地军区调入北京，前后有接近30万人，涉及14个集团军，包括了陆军和空降军。
阅读更多1997年出生的周同学死了。死在家门口的停车场。死在一场持续了五个多月仍未结束的抵抗运动中，许多人称之为香港的end game。但停车场并非战场。周同学是从4米高的矮墙坠地，重伤不治。
他出生於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呢。他人生的22年，也是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走过的22年。他的人生终结在一场剧烈的社会运动中，死在大时代一个偏僻的幽静角落，不明不白，无人目击，死无对证。死者不会说话。历史任人阐释。这是周同学的 End Game。在哀戚的人群中，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和许多人感受一样：他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可能就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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