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1. 李逊达《难道我真的还要为区区小事去惊动中央吗？》：当你维权时，绝对要保持头脑清醒，绝不能相信权力者们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真的能够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真的会去追究责任人的过错，真的会认真加以纠错，根本不可能，这就是我几年来维权所得出的宝贵经验教训。 2. 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知，计划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从 9 月 5 日起实行分批上缴。 这意味着大量资金将被冻结，相当于未来 6 个月内上调两至三次存款准备金率。 3. 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明博最早可能于 29 日进行小幅改组，最多撤换 5 位政府部门长官。消息人士说，除了已决定更换的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保健福祉部长官、特任长官外，还有可能撤换统一部和女性部长官。 4. 中国计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让警方有权软禁嫌犯长达六个月，而无需通知其家人嫌犯软禁的地点和原因。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批评，当局修改法律后，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强行羁押异议人士将成为合法。 5. 中国代孕服务成行成市，几乎全国各地均有得做，包括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甚至“变种”成同居代孕，任君选择。 6.

2011年08月28日 09:18:06 　　     　　今年的中科院的院士评选，在初选阶段，此前呼声极高的北大著名的生物学家饶毅就出局。饶毅回国前，在美国西北大学任讲座教授，系这些年回国的海归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落选，在网上引起一片惊叹。随后，饶毅宣布，从此以后，不再参加院士的评选。     　　其实，饶毅的落选，在某些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此前他曾放言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说科研基金的取得，不是靠科研，而是靠走关系。甚至有人说，饶毅的落选，是有关部门施放的一个信号，任何一个科学家，无论你多有实力，科研做得多么好，都不能随便得罪体制。其实，在当今之世，饶毅这样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无论说没说过得罪人的话，想要得到院士的殊荣，恐怕都没那么容易。得到院士，跟取得基金一样，要走关系，而且是更加复杂的关系。   　　虽然说，现在的中国，得到院士的头衔，跟争取到科研项目一样，都得经过专家的评审，先匿名，后实名。从理论上说，主持事务的机构，说了并不算。似乎不能说，某个人得罪了有关部门，他就别想评院士拿项目了。但是，里面的人都知道，这些机构的那只看得见的手，依然起作用，而且作用相当大。道理很简单，在当今的中国，无论大学也好，科研机构也罢，本质上都是衙门，而最高的科研行政机构，就是衙门的衙门。衙门里，通行的是权力逻辑，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权力。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里，要得到好处，第一，不能得罪人，必要时，还得拍拍马屁。第二，要懂得如何运作。如果饶毅既得罪了人，而且他和他身后的北大，又没有很好的运作，那么，饶毅的落选，几乎是无可怀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饶毅无论学术做得有多好，来头有多大，参选院士，恐怕都是自取其辱。   　　   　　现在的学术体系，要想得到什么好处，无论是获奖，拿什么江的学者头衔，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和社科基金的科研项目，单位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等等名堂，都得运作。两院院士是中国学术界金字塔的塔顶的桂冠，个人得到了，祖坟冒青烟，单位有人得到了，单位蓬荜生辉。一所大学，对外宣传，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说自己有多少个院士。这样的桂冠，凡是有实力的单位，都会力争的。跑关系不劳评选者个人，单位就出面，甚至组成专门的班子跑。主持的机构当然得打点，工作做到家。有可能做评委的人（一个界别，也就那么些大佬，谁能做评委，猜也猜得到），肯定挨个跑到，个个拜到。这样的运作，具体有什么内容，大家都懂的。   　　就这样，学界变成了一个关系界。饶毅的落选，只是把这个关系界的面目暴露得比较清楚了而已，这里，认人，认关系，认……好些别的东西，就是不大认学术。跟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场一样，学界的逻辑，也是权力，权力的运作，权力技术的操作。而所谓的学术，只是评审时的点缀。一个大学，评职称时如此，一个科学院，评院士的时候，也是如此。   　　中国的院士，自打民国时的中央研究院开始，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开始的时候，看学术，所以，民国时的中研院院士，个个都是学术大佬，无论怀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偏见，都不好说人家没学问。1949年之后，评相当于学部委员，政治因素掺了进来，好些学部委员，其实只是政治家。现在，则变成了关系，一种衙门气，铜臭气混合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已经主导，也是正在主导着院士的评选。院士的评选，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角斗场，为着自己的利益，去争夺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的桂冠，借以获取更大更多的好处。     　　中国的学界，学术活动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但却一直没有形成良性的同行评议制度，而是放任行政力量操纵和主导。不仅不尊重自己同行中有价值的意见，连国外学界的意见，也不尊重，以至于把学术变成行政力量的婢女，政治花坛上的点缀。科学无国界，学术无国界。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被何种意识形态控制，都不可能自说自话，关起门在称王称霸。凡是叫个学术的东西，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迟早都得国际学界较量。关起门来运作出来的货色，一般来说，是见不得太阳的。据说，中国的科学界，已经有三个人评不上本国的院士，得到了美国的外籍院士了。这种事，估计怎么说，也不是中国科学界的荣耀，不意味着，我们的院士比人家的强。如果有一天，我们的院士，在人家那里视同垃圾，国人的脸，也就真的没了。   　　        上一篇： 克林德和克林德碑 　 下一篇： 找借口不需要艺术 阅读数(3520)　评论数( 4 ) 4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9日 13:57:50 　　   　　但凡是个人，出了事，难免要找借口搪塞，但官家的人出了事，找的借口往往匪夷所思。看守所里死人，是因为躲猫猫，跟妻子以外的女人开房，是谈事。上班打牌，是为了帮助女同事渡过更年期。碰上这样的事情，网民很愤怒，也很欢乐。每个事件，都会咀嚼好长时间，笑骂够了，也不罢手，非得等到下一个可乐的事出来，才能被替代。     　　这样的事出得多了，有些人以为是官家人脑子出了问题，忽然之间变弱智了。还有人感慨，这些年官府逆淘汰，聪明人都被弄下去了，剩下的尽是些脑残弱智。当然，事情的真相可能未必如此，官场逆淘汰不假，但官家人的聪明程度不见得因此而降低，所谓的逆淘汰，主要是指品性上的，智力上，未必真的有大的问题。毕竟，官场是个需要体力和智力以及财力角斗的所在，厮杀之下，没点本事，也存活不下来。这样弱智的借口，之所以出台，那是因为原本这不是给网民看的，官场只对上面负责，任何借口都是给上面看，上面听的。不幸的是这个网络时代，好钻空子之辈无所不能，一不留神，传了出去，就成网络笑话了。   　　一般来讲，官场是个不断要出事的地方，大事小事，总是有。凡是出了事，当事的下级就得找个借口应付一下上级，好歹有个交代。较真的上级当然是有的，但多数的上级并不这样。因为较起真来，往往劳民伤财，最后很可能也是不了了之。所以，难得糊涂最好，你怎么编，我就假装信，奉此因等，公文往来，最后归档，事情了结。上头不较真，下面怎么可能好好应付，所以，笑话似的的借口就出来了。编的和听的，那知道会给传到网上，让这么些刨根问底的网民折腾呢？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估计再傻再二的官员，找借口时也得三思。   　　不过，官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也怨不得现在的官员漫不经心。唐代武则天当朝之际，不知怎么一来，放弃了李唐尊崇道教的传统，改宗佛教了。对佛教的三宝，佛、法、僧都十分爱惜，年纪小生得俊俏的僧人，直接就进了宫，做了面首内宠。道教本是中国人本土的宗教，在吃的上面没有戒条，爱吃什么吃什么。出家在家，都皆大欢喜。但是，佛教就不一样了。教义中有六道轮回的内容，一个人，兴许几辈子下来，就变了畜生。所以，佛教戒杀生。武则天对于给小和尚的色戒，不怎么在意，但却在意杀生。那年月，皇帝要是偏好点什么，是个很麻烦的事。一言九鼎，胡说八道都算数。武则天自己不杀生，也不让全国人民杀——禁屠令出来了。全国人民不许杀动物，除非……除非它们是自己死的，给另外的动物咬死的。   　　禁屠令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后门，广大官员和有财力的人民群众可就方便了。原来的屠夫，都变成了豺狼虎豹，将猪马牛羊一个个都咬死，放血，弄干净了，给人吃。本来嘛，中国人这种杂食动物，爱好肉食，是载入经典的。无论孔子孟子，都提到过吃肉的事。突然之间不让吃了，怎么能行？   　　一次，宰相娄师德下去视察。到了一地，当地官员不敢怠慢，招待吃饭。上鱼了，娄师德问，这鱼是怎么来的？厨子答曰，是水獭咬杀的。一会儿，又上了一只全羊。娄师德又问，这羊是怎么来的？厨子回答，也是水獭咬杀的。娄师德笑了，说不对吧，应该是狼给咬杀的。接待官员马上说，对，对，是狼咬杀的。于是大家放心地吃了。   　　娄师德是个可人，成语“唾面自干”，就出自他。他的兄弟下去做官，他问兄弟该怎样处事。兄弟说，我绝不动怒，人家要是把吐沫吐到我的脸上，我用手自己擦干就是。娄师德说，错，你自己擦干，还是可能得罪他，最好让吐沫自己干。这样的好脾气，自然通情达理，所以，下级借口找的不好，就帮着改改。他心知肚明，借口就是借口，不能没有，不能当真。现在的官场，困境的出现是因为有了网络，而上级官员又过于忙，没时间像娄师德那样，帮忙把下级把借口编得像样一点。   　　没有办法，官场还是过去的官场，但社会已经不是过去的社会，这个社会，一不留神，有网络了，不仅有网络，还有了微博。     　　         上一篇： 自取其辱的饶毅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907)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贺卫方有 资格当教授吗 徐 贲     有人指控贺卫方，说他“ 20 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姑且不论这个“没有发表论文”的指控是否属实，单就当教授必须有“论文”而言，就是一种谬误的说法。论文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学问，学术刊物上的许多论文根本就与学问无关，也根本没有学术可言。教授是在大学里既教书又进行学术活动的人。贺卫方有 资格当教授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了解什么是学术，以及学术与教书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一   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   学术是探索和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过程。学术是手段 , 是为了发现新知识并将获得的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务参与。学术的理想与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目标是一致的 , 这些目标包括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尊严 , 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独立、创制。当学术无法帮助教育或其它公共事务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目标时 , 当学术甚至不再能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 , 学术便不得已变成了它自己的目的。原本社会性的学术变成所谓的 “ 纯学术 ” ，要是学术对此麻木不仁、随遇而安，或者甚至反而沾沾自喜、自夸自赞 , 那么学术一定是出了问题。 学术的社会意义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只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 , 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 , 而且还涉及广大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钳制是对这两种权利的侵范。当学术受到种种思想禁区、课题禁忌和 “ 敏感词 ” 管制的时候 , 首要的问题是思想自由 , 而不是所谓的学术纯粹性。 今天，职业化的 “ 纯学术 ” 在中国所走的已经不再是启蒙主义时代浮士德的道路，而是一条权力政治市场经济时代的商品学术道路。它是和大学这个知识场所的高度政治化和经济体制化一起发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成为沃尔泽（ Michael Walzer ）在《正义的诸领域》中所论述的那种个别社会领域对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教育、知识、思想）的 “ 宰制 ”(domination) 。 [i] 这种宰制使得其他领域中原本应当独立的领域正义遭到了破坏，也使得学术领域无法成为一个民主、开放、宽容、进取的学习型社会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术的公共性就成为维护应有的公共生活正义的问题。学术是人的思想和创造的结果，是学术者个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公共群体中与他人共同拥有生存世界的方式。学术者选择了做学术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知识好奇或好玩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做学术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做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共同增进社会正义的方式。   二   学院里的学术   人们今天所说的 “ 学术 ”, 常常指的是学术产品 , 尤其是像专著、论文等一类的文本产品。其实。这一类的文本产品并不总是具有学术价值。要了解什么是 “ 学术 ”, 就得先知道谁是 “ 学者 ”, 学者做什么 , 而不只是他们生产怎样的什么产品。 “ 学者 ” 的所指在历史中多有变化。例如 , 在古代社会里 , 学者指的是从事手稿、典籍、宗教经文抄写的人员 , 而那些从事公众或私人写作行为的僧侣、演说家和政治官员也都可以看做是学者。到了中世纪 , 学者指那些正在接受古代文本研读训练的大学生。到 19 世纪末 , 在美国 , 学者主要指大学教授 , 而教授的 “ 学者工作 ” 则包括教书、公民服务和有关的知识发现。 20 世纪 , 出现了以研究为主的大学 , 学科领域被划分界定，学者是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人，而学术则指符合这些学科论题和规范要求的研究产品。 [ii] 随着 “ 研究 ” 与 “ 学术 ” 之间形成特别的关系 ,“ 同行评审 ” 成为衡量学术的标志特征。 “ 同行评审 ” 把学术产品交由领域中的数位 “ 专家 ” 评审，以获得专业认可。这种评审问题很多 ( 有的根本就是形式主义 ), 它的实质效果和价值一直颇多争议。尽管如此 , 在出版、学术资助、任职、提升等程序中 ,“ 同行评审 ” 仍是正规的标准程序。由于这一 “ 正式 ” 程序的标准化 , 其它 “ 非正式 ” 的评价方式受到忽视或排斥。 “ 非正式 ” 评价往往来自公共社会 , 而非囿于单纯的 “ 学院 ” 或 “ 学术 ” 体制。许多人认为不应当贬低 “ 非正式 ” 评价的重要性，因为 “ 最广义的 ‘ 同行评审 ’ 应当说是当人们就什么是新知识问题进行交流时 , 就已经存在了。这是因为 , 同行评审 ( 无论是在 [ 论文 ] 发表之前 , 还是之后 ) 都是建立知识共识过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 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更是必需的。 ” [iii] 同行评审最早出现在 18 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界 , 当时所起的是营建和发展学者公共群体的作用 , 而这种群体则又是公民社会群体的一种形式。人们经常性地对新知识进行评议和交流 , 它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往方式。在科学群体中 , 参与者逐渐就研究的方法、语言、质量标准等等形成了评审的共识 , 这样的参与有许多是以 “ 非正式 ” 的方式进行的。今天的学术评审制度往往舍本逐末 , 抱住形式主义的专业小圈子 , 轻视或者甚至排斥学术在公共生活中的知识自由交流和公共群体构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 回归知识评审的公共价值应当兼顾正式和非正式的评审。这里的评审指的不只是个别专家的匿名评审 , 而更是让尽量广大的公众能公开发表对新知识的看法。 同行评审要比学术刊物晚出世近一个世纪。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 1665 年 , 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交流》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当时是出于学者们互相交流的需要。早在 1640 年代 , 一些英国学者就定期在牛津大学定期聚会 , 并称他们的群体为 “ 无形大学 ”, 后改名为 “ 皇家学会 ” 。当时信息交流的主要形式是通信 , 随着学会的成员增多 , 相互通信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 , 于是便出现了学会的刊物。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 , 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庇克 (R. P. Peek) 指出 , 当时学者做不做研究完全 “ 是自愿的 ”,“ 早期的刊物数目很少 , 并不被当作学术成果非在那里发表不可的地方。 ” [iv]   三“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未必都有学术价值   学术刊物的最初作用是为学者公共群体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 , 刊物起到的是营建、凝聚学术公共群体的作用。纸质印刷传媒是它的技术条件 ,“[ 学术群体 ] 成员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而结合到一起。科学由于两个原因而非常依赖于印刷文字。印刷文字可以将结果、观察、交流、理论等作为公共记录永久保存 , 也为批评、辩驳和提炼事实而提供机会。 ” [v] 今天，印刷文字的这两种作用已经越来越多地由电子传媒来补充或者代替 , 但传媒的公共性功能没有变 , 都是为了让尽可能广大的公众 (the publics) 参与到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来。不幸的是 , 今天的印刷学术刊物所起的 “ 学院奖励制度 ” 作用超过了公共知识信息作用 , 更令人担忧的是 ,“ 刊物出版已经大大地从学术社群转移到出版者那里 ,…… 形成了不同出版者间的等级制度 ,” 学术成果变得前所未有地依附于这个外在的等级制度。 [vi] 在国家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管制控制出版业的情况下，出版者为了自保、怯于经济惩罚而贯彻和放大政治审查意图，为虎作伥，宁错毋漏，说真话的学术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祭品。 以发表刊物、出版社等级为标准的知识体制注重的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利益行为 , 为升职、经费、奖励而进行的各种学术评审往往排斥 “ 非专业 ”( 跨学科、公共问题、大众媒介、报刊 ) 的思想产品成果。学术委员会和资深学者在对新入行者，尤其是青年教师进行学术指导时 , 明确要求他们以小圈子专家同行为意向读者、鼓励他们在读者很少的 “ 专业刊物 ” 上发表论文，以显示 “ 优秀 ” 的学术品质。这些 “ 资深学者 ” 在学科里担任的往往是 “ 学科守门人 ” 的角色。和其它的行业一样 , 大学的专业领域也是由三种不同角色的个人构成：守门人、专家和初学者。守门人精英层的形成受到政治、声望和职位任命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 必须在特定的决策机制中才能起作用。守门人是行业或职业的精英 , 他们不只是本学科的业务带头人 , 而且还是职业内变化的主导者。 [vii] 在美国 , 狭隘的学科学术模式是在 1815 至 1915 年间形成的 , 它的特点是培养思想精英和以精英文化传承者为主要目标，追求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 “ 纯 ” 研究。 [viii] 19 世纪的美国大学因此鼓励教师避免 “ 社会、政治、道德和宗教问题 ” 。 [ix] 随着 20 世纪进入群众社会时代，这种精英模式已经不得不发生巨大而彻底的变化。   四  大学是教授给普通大学生上课的地方   教育普遍化的趋势改变了民众接受信息、相互交际的方式 , 改变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工作机会、消费方式、对政治宣传和社会政策的理解方式 , 等等。威尔士（ H.G. Wells ）在 1920 年代写道 ,“ 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能阅读的群众 , 以前分割读过书的 (readers) 和文盲群众之间的那道鸿沟现在变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些许差别。 ” [x] 爱略特 (T.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