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帝精选

@新周刊：温家宝：现在物价高，我放心不下。政府正在想办法，鼓励农民养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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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初写了这篇文章，英文翻译发在《南华早报》专栏。昨天温总理去到７２３动车追尾现场，很多人又在争论他是不是好总理，因此贴出此文。我不在乎他的眼泪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关心他的政绩。 总理的谎言 长平 我走进理发店，躺下来洗头时，看见墙上电视里的画面有些眼熟，才想起这是“两会”闭幕日，温家宝总理正在答记者问。看了一会儿，被理发师叫走时，我还有些恋恋不舍。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喜欢这个画面，而是在回味过去的时光。 十多年前的今天，我不会这样漫不经心。我会端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佳状态，聚精会神地，聆听提问和回答。那时候坐在那里的，是朱�基总理。他的语速更快，语调更铿锵，表情更丰富，但这些都不是我看这个节目的原因。我看它，是因为我相信它能给我一些有效信息。我也相信，我的读者在等待这些信息。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这跟民主社会的很多记者习惯于挑剔领导人发言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以积极的政改言论而引人注目。他前后七次谈论政改，重提邓小平关于政改的论述：无政改则经济改革不会成功。尽管这句话把政改置于发展经济的附属地位，但是人们仍然欢欣鼓舞。然而他的言论在国内媒体竟然遭到噤声，《人民日报》则连续发表署名“郑青原”（被解读为“正本清源”之意）的文章，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本届“两会”上，再次将中国的政治特色定义为“七确定”和“五不搞”，其核心是确立中共领导，不搞监督制衡。 相信温总理政改诚意的人，承认他没有能力付诸行动；认为他在作秀表演的人，讽刺他是“中国影帝“。这两类人会以不同的心态去观看温总理的记者会，但是大概都不会相信他那些动听的言辞会变成现实。 中国人盼望“明君贤相”，至少已经等了两千年。因此我更希望以现代政治文明的观念来评价领导人。这种观念要求领导人为任期内的重大事件承担责任，而且媒体为领导人准备的，往往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吹毛求疵。 因此，当我躺在理发店里的洗头椅上，听见总理说“我们消除了农民进城的歧视”，就觉得特别刺耳。不用当总理也知道，只要户籍藩篱一日尚存，城乡歧视就无以消除。后来我发现，总理类似的谎言还有：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胡温执政以来，余杰是最早戳破“胡温新政”肥皂泡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余杰在五年前便开始撰写《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对温家宝政府两届任期的外交、经济、文宣、教育、民生等诸多政策作深入的分析与评论。二零一零年七月五日，北京警方将余杰从家中带走，审讯四个半小时，以威逼利诱等种种手段，企图阻止此书的出版。此事件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视为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标志之一。余杰不畏强权，仍然按照原计划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以捍卫跟生命一样宝贵的言论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