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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中国 维权律师 引起关注_凌柏_新浪博客,凌柏, …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大 中小. 英媒：中国 维权律师 引起关注. (2011-05-02 15:44:15). 转载. 标签：

    《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 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08条规定，拘留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作《拘留通知书》，送达被拘留人家属或者单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不予通知： 　　（一）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隐匿、毁弃或者伪造证据的； 　　（二）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三）其他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 　　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对没有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的，应当在拘留通知书中注明原因。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25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作《逮捕通知书》，送达被逮捕人家属或者单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不予通知： 　　（一）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隐匿、毁弃或者伪造证据的； 　　（二）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三）其他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 　　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对没有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的，应当在逮捕通知书中注明原因。     依据上述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拘留人和逮捕人的时候，如认为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就可以不通知家属。 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带走了，除非在家中被带走，且当时家中有人。不然的话，在外面被带走且没有人看见，或者在家中被带走没有家属在场，那么，家属肯定会以为自己亲人失踪了。况且在被刑拘和逮捕后，又不通知家属呢？    刑事拘留和逮捕后不通知家属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碍侦查，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主要是指“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隐匿、毁弃或者伪造证据的”，还有一个是指“其他有碍侦查”的。至于“其他”是指什么，规定中没有列举。另一种是无法通知的情形，即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     在此，谈谈“有碍侦查情形”不通知家属问题。     依《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看，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无疑是担心家属会将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和逮捕的消息，通风报信给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因而给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带来障碍。     我以为，这个办案上的担心，很象是搞“有罪推定”，即推定家属认识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家属获知亲人被刑事拘留和逮捕消息会通报给同案犯罪嫌疑人。    在司法实践中，家属很少会知道亲人在外作案，更难以知道是与人结伙作案。那么通知了家属，何愁担心通风报信呢？     退一步讲，就是家属给同案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了，也是可以追究家属的法律责任。因此，不能为了办案上的方便，就限制家属的知情权。除非家属是同案犯罪嫌疑人。     再者，很多案件不是结伙作案，也不属于共同犯罪，为何还会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呢？在我看来，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更多是因为案件有影响力或社会关注度大，并不是因为通知了家属，就真的“有碍侦查”工作了。记得在福建三网民诽谤案中，范燕琼和吴华英被刑事拘留后，家属一直收不到刑事拘留通知书，为此到马尾区公安局找法制处询问，得到答复就是通知家属会“有碍侦查”。后经过家属不停地交涉，公安机关才给了刑事拘留通知书。     一起刑事案件，刑拘期限最长三十天，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还有两个月刑事侦查期限。也就是说，在不违反法律程序前提下，从刑事拘留开始算起，到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止，可以长达三个月之久，这还不包括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期限。在三个月时间里，家属不知亲人下落，造成心理上恐惧，担心吊胆过日子。     以“有碍侦查”为由，不把拘留和逮捕决定通知家属，这有如秘密拘留和逮捕，根本不符合法治理念和原则。不把拘留和逮捕决定通知家属，变相地限制了犯罪嫌疑人和家属及时聘请律师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6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     第38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自己聘请律师，其亲属也可以代为聘请。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可以书面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口头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由犯罪嫌疑人签名（盖章）、捺指印。     第39条规定，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犯罪嫌疑人仅提出聘请律师的要求，但提不出具体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从这些规定可知，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犯罪嫌疑人可以自由聘请律师，亲属也可以代为聘请律师。     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家属接到了公安机关的通知，就可以及时去聘请律师。设想一下，如公安机关不将刑拘和逮捕决定通知给家属，家属是很难知道亲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也就不可能为其及时聘请律师。     依照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后，看守所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对提不出具体聘请对象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律师协会或者司法行政机关为其推荐律师。    可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要求很难执行。因为侦查机关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还会为犯罪嫌疑人转达聘请律师的请求吗？即便是侦查机关会转达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请求，律师也不可能凭着犯罪嫌疑人写的书面请求到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仍然要先去找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办理授权委托，之后才能去看守所办理会见手续，见到犯罪嫌疑人时让其在委托书上签名。     简单点说，律师在接到侦查机关转达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请求后，在没有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并对律师进行授权前提下，是不能直接进入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与其办理委托手续。看守所的规定，也不允许这样做。     还有一个问题，除了是法律援助案件，如不事先找到家属签订协议并办理授权委托，律师费用又由谁来支付？按照律师管理规定，不是法律援助案件，必须先收费后服务。要知道，羁押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身上不可能有钱。如果允许律师去找家属交钱，不是把犯罪嫌疑人因何事、羁押在何处情况通报家属了吗？如果可以这样，公安机关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又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家属的案件，既使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提出聘请律师的要求，也不会将这个请求转达给指定的律师。    记得杨佳案中，杨佳被抓后，提出要律师在场才作口供，侦查机关为其找来了上海谢有明律师。但谢律师在场只是“见证”而已。后来，他要担任杨佳的律师，还得北上找到在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精神病的王静梅办理授权委托，最终才得到上海警方认可，才得以进入看守所会见杨佳。    在此，我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64条和第71条的规定，对“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情形加以严格限制。除非直系亲属是同案犯罪嫌疑人，否则，就应在24个小时内通知家属。   

刘桂明按语：     应当说，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30多年来，始终在“律师究竟是什么人？”、“律师究竟为什么人服务？”、“我们是否需要律师？”等问题上纠结。 至今，似乎未有解决的迹象。     有鉴于此，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邓子滨研究员再次提出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有律师？”的问题。几年前，邓子滨研究员曾翻译了一部来自异域的大部头著作《法律之门》。徘徊在法律之门前面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有律师这样浅显而明确的道理呢？     期待着“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早日不再成为问题。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有律师？     2011-05-06   南方周末   作者：邓子滨 每有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就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 长期以来,律师时常背负“唯利是图,腐败掮客”的恶名,不仅被视为“打击犯罪”的阻力,而且被看作司法力量的异己,“总是在帮坏人说话”。于是,“铲除黑心律师”甚至废除律师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要有律师?或者说,没有律师为什么不行? 我们之所以需要律师,首先基于历史的教训。记得彭真同志在回顾“文革”遭遇时曾说过这样的意思:要有律师啊,他们不让我说话,总得有人替我说话吧。身受“文革”之苦的那代人,比当今的人更懂得律师的重要,而律师制度的重建,也正是彭真等前辈们努力的结果。 可以说,律师是完善的审判所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刑事领域,涉及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在剥夺它们之前,“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听审”。审判公正靠什么?不是控辩合作,而是控辩对抗。控辩合作只能意味着审判不过是走过场,只有控辩对抗才能形成相互质疑,才能充分发现对方漏洞,让裁判者发现那些可能被公允的眼光所忽视的事实。因此,证据必须“晾晒”,证人必须“过堂”,单凭一纸“证言”就剥夺他人自由,是没有公正底气的表现。 那么,何以有真正的对抗?答案是双方要有平等武装。如果一方是动用国家资源的侦检机关,另一方是被监禁的被告人,又谈何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对抗,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居中独立的裁判。因此,一个受刑事指控的人,必须得到外力的帮助,并且这个外力必须足以抗衡检控。鉴于当下审前羁押成为惯例,取保候审只是例外,控辩不平等的问题尤其突出,尤其需要律师的介入,并且越早越好。 既然介入了,就要全心全意全力。律师作为被告的代言人,应当站在被告人的立场上,用自己全部的诚信、技巧、知识为被告人的利益服务,唯此,法律服务才能成为一种信用产品,人们才会购买这种服务。律师要对委托人忠诚,不做不利于委托人的事,这是律师的最高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要求律师揭发被告人,国家也不应受理这种揭发。 不仅不允许律师出卖被告人,也不允许被告人出卖律师,国家从根本上就不应接受被告人对其律师的指控。这是因为,如果律师和委托人不能坦诚交流,那么,律师就会有顾虑,就不能对委托人恪尽忠诚,他也就失去了委托人的信任。久而久之,就没人委托律师了,律师制度就消亡了,我们就回到过去了。 回到过去并不困难,在许多环节上,我们正自觉不自觉地向过去“迈进”。就拿刑法第306条来说,在立法上,它是为律师单设的妨害作证罪,而在同一条文中却没有对检控人员设防；在司法上,它的运用有扩大的倾向,法条中的“证人”被扩大解释,进而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结果可想而知,在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下,启动这一罪名的证据只能来自两个渠道:委托人对律师的指控和看守所对会见室的监听———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效率和便利。 然而,很多人担心:允许律师首先服务于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从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这样做一定会使许多坏人漏网。毋庸讳言,的确有律师帮了坏人还“振振有词、心安理得”。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要怕律师帮了坏人,正如不能要求医生不给坏人看病一样。如果好人坏人成为治与不治的标准,那么,医生们就会这样考虑: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坏人的病治好了可就麻烦大了。最后,倒霉的还是广大的好人。 同理,我们不能要求律师只帮好人,那样一来,坏人好人的判断必然转化为有罪无罪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将被提前到律师接受委托之时,这显然是不妥的。本来,两造对垒中,每有一名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就有另一名律师站到对的一面,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 其实,仅从打击犯罪来说,有公安、司法机关就够了,参与的机关越少,程序越简单,就越有效率,根本无需律师。而律师职业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侦检机关的“对手”而存在的。侦检机关不仅应当容忍而且应当培养强大的律师对手,原因在于,律师不真正强大,而只是一个摆设,那么它迟早要被消灭；没有律师作为对手,那么公诉行为就是多余的,因为百分百的公诉成功率意味着这个程序可以省略,侦查、公诉和审判可以一并完成。律师没有了,现代法治所认可的控辩平等审判居中的模式也将随之消失。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