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监狱、那起惨案、那位律师……

１．那座叫阿布·萨利姆的监狱

律师法思·特比尔，他的名字和阿布·萨利姆监狱联系在一起。

据人权观察组织介绍，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为了将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让警察和安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搜捕反对人士。当局还给批评人士冠以“流浪狗”（ｓｔｒａｙ　ｄｏｇ）的骂名。数千名利比亚男子因而锒铛入狱。这些囚犯中，既有伊斯兰主义者，也有世俗的反对者，但很多都是无辜者，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呆在错误的地点而被抓。

最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送往阿布·萨利姆监狱。这个监狱位于的黎波里郊区，戒备森严。实际上，这个阿布·萨利姆监狱究竟有多少人，至今仍不清楚，因为卡扎菲当局一直对此讳莫如深。人们知道的是，阿布·萨利姆如同人间地狱，条件恶劣不堪。曾在阿布·萨利姆待了整整７年的马哈茂德，回想起往事，至今仍心有余悸：“有一整年，我都没见过太阳。当他们（指狱警）用电棍拷打我们失效后，他们就减少我们的饭食，让我们饿着肚子。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还不如动物。”

在西方人权组织看来，这个监狱在利比亚“臭名昭著”。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９日，１２７０多名政治犯因抗议狱中不人道条件而哗变，随后惨遭杀害。卡扎菲政权毫不客气地将囚犯遗体送到郊外集体埋葬。死难囚犯绝大多数来自班加西。在利比亚，这个惨案又叫“阿布·萨利姆大屠杀”。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对１９９６年的这次大屠杀展开独立调查。西方媒体通常称这事为“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

按曾在该监狱做饭的萨法伊（现已在美国居住）所说，在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８日下午４点４０分，第４区的囚犯劫持两名狱卒，数百囚犯从第３、第５和第６区逃跑，他们对不能见家属以及监狱条件差深恶痛绝。后来，狱方答应与囚犯谈判。囚犯释放了一名狱卒（另一名狱卒已死）。到了６月２９日，１２７０名囚犯聚在天井里，准备和闻讯而来的卡扎菲的连襟阿卜杜拉·森努西谈判，但他却下令让屋顶的卫兵开枪。这被视作有预谋的屠杀。

在短短３个小时之内，１２７０条人命就没了。在利比亚内战前，“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被认为是卡扎菲执政期间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镇压行动。

２．那个叫森努西的官员

人权观察组织２００４年对这次屠杀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卡扎菲的连襟阿卜杜拉·森努西不但没与囚犯举行谈判，反倒下令全副武装的军队上到监狱房顶，并命令军队用机关枪扫射那些在监狱空地上集会的犯人。

据英国《卫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２日的报道，如果说卡扎菲今年听从手下建议，不惜一切挽救其政权的话，这个建议很可能就来自森努西。森努西被视为卡扎菲最信任的得力干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森努西就因残忍无情而臭名昭著。在卡扎菲的反对派列出的有关“战犯名单”上，他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卡扎菲。利比亚的一名前“圣战战士”诺曼·贝诺特曼非常了解森努西，“森努西就是死也支持卡扎菲。这个家伙没有城府，但非常残忍。他俩都同意靠武力来镇压起义。”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森努西是卡扎菲政权负责内部安全的头目，卡扎菲政权的很多反对者就是死于他手。一名流亡外国的利比亚人声称，在整个利比亚，人们都害怕森努西，“因为他嗜血成性”。他是卡扎菲的左膀右臂、耳目和命令的执行者。卡扎菲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

３．那些要讨个说法的死者家属

多年来，利比亚政府矢口否认曾发生过监狱屠杀事件。直到２００４年，卡扎菲自己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他当时说，犯人家属有权知道有关这次事件的更多信息。但是，时至今日，卡扎菲政权仍未正式发布有关此事的详细情况。惨案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出后，由于忌惮卡扎菲的独裁统治，不少死者的家属噤若寒蝉。但随着卡扎菲政权在该问题上的态度松动，恨透了卡扎菲政权的死难者家属开始冒险抗议，向政府讨要说法。这些死难者家属的主要诉求是：弄清亲人尸体的下落、明确这次大屠杀的责任人、寻求相应的赔偿。

据《爱尔兰时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３日报道，自２００７年至今，每逢周六，不少妇女就会聚在班加西市面朝大海的法院门前，她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讨一个说法。她们都披着黑色的衣服，举着相框，泪眼滂沱。相框里的照片，是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或兄弟。她们所知道的是，卡扎菲的安全人员将她们的亲人带走了，这一别就是永诀。这个妇女群体有个名字，那就是“阿布·萨利姆家属”——她们的亲人永远消失在利比亚戒备最为森严的监狱中。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北班加西法庭的裁决下，利比亚当局开始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死亡证明，但证明矢口不提死因与１９９６年监狱屠杀有关。当局愿意提供巨额补偿，以换取这些家庭不再对利比亚当局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班加西绝大多数的遇难者家属拒绝接受这种赔偿条款，并坚持要求查明真相。

娜迪亚·特比尔是律师法思·特比尔的姐姐。她捧着一个精致的相框，里面是她丈夫贾马尔的遗照。１９８９年，时年２７岁的贾马尔被卡扎菲的安全人员拘捕。娜迪亚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我们不是要钱，我们是要讨一个说法。我们只是想知道，我们的亲人到底怎么样了。”另外，律师法思·特比尔的一个哥哥伊斯梅尔也在那次惨案中失踪。

在她们中间，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们的膝盖上，放着早已褪色的照片，老泪纵横。一名老太太的一个儿子在１９７７年就被逮捕。多年以前，当局告诉她，不要再来看他了。这句话撕裂了她的心。班加西居民萨拉赫说：“阿布·萨利姆是我们国家最深的伤口。每次我从这些抗议的妇女身旁走过，我都忍不住泪如泉涌。”

其实，当年的死者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男子，有些还稚气未脱。在１９９３年，２３岁的贩卖衣服的阿克拉姆·朱比消失了。后来，他的家人听一名获释的狱友讲，阿克拉姆死于大屠杀。阿克拉姆的弟弟讲述了犯人在狱中抗议的情况：“他们（犯人们）说，‘我们希望改善条件，因为我们的生活和动物没两样。’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获释，只是希望得到和其他地方的囚犯一样的对待。他们说，‘我们想呼吸，想看看太阳，想活下去。’”阿克拉姆的姐姐法伊扎义愤填膺地说：“他并没参与政治，他的罪名只是在清真寺祈祷而已。我们想知道到底谁杀害了他，为什么要杀他。我们要求正义。”

４．送了１４年的食物和衣物

在家属们看来，亲人未经审判，就被投入大牢，理由无非是涉嫌反抗政府。

多年以来，这些死难囚犯的家属一直以为亲人还在狱中，一直去探监，给他们的亲人带吃的和穿的，狱方也不让他们会面，实际上，他们早就死于非命了。一个名叫法阿德·阿萨德·本·奥马兰的男子说：“我们送了１４年的衣物、食物和药物，直到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已经死了。”奥马兰提及他死于狱中的姐夫，伤心欲绝。“他们告诉我们，他在监狱，但他们不允许我们看他。政府说我们可以每隔两个月来探一次监。”

这些妇女认为，没有她们，２０１１年的这次起义就不会发生。她们要让卡扎菲永远记住这次惨案。

５．那位８次被捕的律师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２月２８日披露，法思·特比尔是个律师，也是“阿布·萨利姆家属”团体的发言人。在当年那１２７０多名遇难者中，有３名特比尔的家属——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堂兄以及一个姐夫。

多年来，他几乎每周都要在法院门前进行孤独的抗议，以讨回公道。他说，“这些囚犯哗变、要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公正的判决以及探访权。这个残忍的政权在３个小时内就屠杀了他们，并试图掩盖犯罪事实。”他此前７次被捕，频遭拷打。

今年２月１５日，在班加西，卡扎菲政权再次将他逮捕。然而，在中东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之下，法思·特比尔被捕点燃了利比亚的火药桶。死难者家属上街抗议，与此事无关的数千名当地人也走上街头，要求释放他。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

法思·特比尔后来透露：“２月１５日，大约２０个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到我家中，将我逮捕。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遇难者家属中传播开来，他们决定示威，要求释放我。”２月１６日破晓，他被释放了，但卡扎菲当局仍不让民众继续抗议。随后的２月１７日，班加西的街头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

法思·特比尔也亲口说：“是我们这些阿布·萨利姆家属，点燃了这场革命。利比亚人早已准备起义，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司法的不公。但他们需要一个由头，而释放包括我在内的人，就是他们群起抗议的理由。”现在，他已经是设在班加西的过渡政府委员会的一员，但他仍很谦虚。他认为自己没能力或野心来领导这次革命。他说，他也没意愿来领导利比亚。他说：“我希望他（卡扎菲）面临公正的审判。”中东在线网站２月２７日评论说，年轻的法思·特比尔没一点架子，也不装腔作势。他敢于挑战卡扎菲，他已成为“反卡扎菲起义”的面孔之一。

现年３９岁的法思·特比尔说自己仍没时间谈恋爱。他惟一的娱乐就是看比赛。当这一切都结束后，他只想与某个女孩约会，然后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