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大众文化中的价值观 徐 贲   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人们对什么是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实例联想。例如，在美国，影视和某些音乐种类（尤其是绕舌和摇滚音乐）是特别典型的大众文化，现有的督导制度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大众文化种类的。现有的好些不同的大众文化定义都同时适用于影视和某些音乐种类。其中包括以受众的众多、群众文化（mass culture）、现代技术传媒、商业和消费等来界定大众文化。 影视以及绕舌、摇滚只是美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恰好可以用作多种大众文化界定的例子。但是，大众文化的范围和种类远不局限于这些例子。至少在美国，人们无法用单一的定义来界定十分复杂多样而且多元的大众文化。同时存在的多种大众文化定义中，每一种都有特别适合的例子，但又都可能排斥其他的大众文化样式或现象。这是因为，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从经验性的直觉观察出发的，而这种观察在取舍对象时，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对大众文化特征的认定以及对大众文化与非大众文化的区分。 最常见的大众文化定义就是有广大的受众或参与者，很受欢迎的电影，无论是《远大前程》，还是李安导演的 《理智与情感》 （ 改编自 英国作家 简 · 奥斯汀的 同名 小说 ），无论是严肃的《辛德勒的名单》，还是消遣娱乐的好莱坞影片，都可以说是大众文化。 许多人把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等同为群众文化(mass culture) ，这也是大众文化常见的一种定义。群众文化需要的技术条件是“群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又称电子媒介,它包括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群众文化以电子交流手段为其媒介,是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特别是技术化的产物。 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因此，有人主张以民间性或“人民”来作为大众文化的定义，这样一来，许多日常生活的内容（习俗、传统习惯、饮食、时尚和现存的民间文化等）也都包括在了大众文化之内。 以“民间”或“人民”来定义大众文化往往使得大众文化带有一种区别或对抗官方文化的政治色彩，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就包含了底层文化对精英文化支配或权力对文化宰制的反抗。这本身又可以成为一种后现代或左派政治的大众文化定义。不同国家里的“民间”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这使得有的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 一般而言，大众文化中那些最边缘化的“亚文化”、“异类文化”或“底层文化”往往是最具有反叛意识的，因此也最为主流文化所诟病。在不同国家里，这样的边缘文化会有不同的形式和表现，但都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运用带有暴力、性、仇恨、愤怒内容的语言，或者故意表现一种夸大的狂 傲 、粗鲁、粗俗、 强暴 和 桀骜不驯 。美国的一些绕舌和摇滚音乐就有这些特点，因此也成为“问题”最多的大众文化类型。 在美国，现有的多种大众文化定义都能找到相应的例证，但每一种却又都不能充分显示大众文化的多元样式和多种特征。而且，有的文化研究由于过分注重边缘性的大众文化，反而容易忽视影响更为广泛的大众文化。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大众文化，群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和网络上的布道）使得基督教以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发挥道德教化、社会组织、选举政治动员等重要作用。这样的大众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民间的，既借助现代技术，但又并不依赖于此。它虽然是宗教，但对于美国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有着重要的影响。托克维尔将这种植根于民间的基本价值称作为“民情”  (moeur) 。 民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和精神面貌。美国民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自由意识。托克维尔看到,在美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携手并进,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 。 宗教 虽然 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最主要设施,因为它虽然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但它却使美国人能够极其容易地享用自由。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宗教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是自由而强大的,并满足于为它准备的地位,它并不直接介入政治,却通过约束家庭而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宗教是个人怀疑、忌妒而骚动的精神的缓和剂。宗教通过提供关于上帝和人性的清楚的、确切的、人人都可以理解的思想,缓解了人们的怀疑 、愤恨和怒意 ，并帮助他们避免陷入惊慌的绝望 、仇恨、性放纵和暴力 。 这样的大众文化对另一些大众文化中无约束的性和暴力形成了抗衡。 美国的大众文化中随处可见基督教价值的影响，也体现为 以 民主、 自由、 平等、 宽容、公平、个人主义 、爱护家庭 等为核心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 。对一些有道德争议的大众文化的批评，正是以社会 主流价值 为依据的，而这些主流价值则大多与基督教价值相一致。 然而，在大众文化有争议的时候，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也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这同样也是主流社会能普遍遵守的价值原则。在美国，最有道德争议的大众文化可以说是绕舌、摇滚等音乐有关暴力和性的内容，对这种道德偏差的批评很多来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保守”民众。所谓“保守”就是维护和坚持传统的 主流价值观 。由于 主流价值观 中包含着自由价值，这种批评并不要求政府动用行政权力去禁止或惩罚绕舌和摇滚等音乐，因为在文化问题上动用政府权力，这本身就不符合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民主政治传统和价值。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大学之门不应对失足青年关闭 徐 贲   在这个高考的季节，家长们对自己的子女充满了期待，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他们过好高考这一关。有报道说，有家长为了保证孩子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居然下毒杀死小区里那些鸣叫的青蛙。为送子女赶考而请假不去工作，更是一种十分正当的理由。 美国没有这么集中的高考，高中的各门课上有正常的考试，大学招生要求的不是哪一门课的哪一次考试成绩，而是学科平均成绩。至于作为全国统一考试的“ 学术水平测验考试 ”（SAT）则一年中有数次，也都是平常的考试，没有严重到需要警察和保安人员为此执行特殊任务的。 由于“高考”在美国不成为一个在某几天“惊动”全社会的“事件”，社会对高考的思考有余暇顾及那些似乎注定要断绝大学念想的特殊青年群体，他们便是社会被称作为“失足青年”的那一群。 前不久美国有媒体以《 出狱妇女接受大学教育 ， 展开新生活 》为题，介绍了“美国大学之门为失足青年敞开”的一些情况。报道说，缺乏平等的入学和工作机会使得 出狱的 青年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美国大约三分之一出狱的妇女最后重返监狱。 有鉴于此，一些民间组织专门展开了帮助失足青年进入大学的工作，效果良好。 纽约有一个 民间 组织 叫 “大学与社区奖学金” ， 专门帮助出狱妇女 学习如何争取 接受大学教育，参加学习者重返监狱的比例接近于零。 薇薇安.尼克松 是一个受到 “大学与社区奖学金”组织帮助 的女青年， 她因为毒瘾伪造支票和文件而坐牢3年。 她的志向是念完法学专业，而进入法学院对一般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 “大学与社区奖学金” 的 项目 还 帮助其他坐过牢的妇女追求高等教育。这个项目由芭芭拉.玛丁森创立于2000年， 她 在 纽约的 贝德福特希尔女子监狱 教大学课程。 现在， 薇薇安.尼克松 已经成为 “大学与社区奖学金”的执行主任，也是非洲卫理公会的指定牧师。 她的工作就是帮助其他像她以前那样的失足青年。她对采访她的记者说： “我觉得我少了什么，还有世界少了个什么，那就是一个组织去发掘人们还剩下的希望和梦想，并告诉你想要某些东西是没关系的。” 对那些前途迷茫的失足青年，她要 说 的是， “你不必只能在速食餐厅工作 ， 在饭店打扫，或清扫纽约市街头。你还是可以有希望和目标，我们会帮助你达成那些希望和目标。” “大学与社区奖学金”为目前270名参与者举行定期的聚会，让大家交流生涯规划 和 报告 自己 的教育进展，其中有许多人攻读研究 生学位 。 有一位叫 莎琳娜.富尔福特 的， 正在念第2个硕士， 还 想继续念博士。所有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建立新生活，放下曾经坐牢的耻辱 ，为的是“ 能够再度相信自己” 。 说大学之门为失足青年敞开，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恐怕都是夸张之词。对于那些蹲过监狱，服过刑的青年来说，大学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人生之梦，他们所期待的不是大学之门对他们敞开，而是不要全然关闭，哪怕是让他们在微微隙开的大学之门的那边，看到一线未来的光明，他们中也一定会有人会奋不顾身地抓住这个机会。 哲学家罗素说，“大多数人在监狱里不会感到幸福”，他接着又说，人的自我锁闭是“一所最糟糕的监狱，……恐惧、妒忌、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罗素那里，监狱只是一个比喻，一个概念。对于许多有过监狱经验的人们来说，这未必是一个非常确切的比喻，因为在监狱里的人极少有不想走出监狱的锁闭，但走出监狱后，他们发现社会歧视的锁闭其实比监狱更可怕，若非社会帮助他们，这个锁闭是他们很难凭独自的力量打破的。 人在监禁中的存在是彻底锁闭的，不只是在空间上，更是在时间上。你要知道索尔仁尼琴的 伊万 · 杰尼索维奇， 你只需要知道他度过 的一天 就可以了。 时间停滞了，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今天，对于绝大多数的青年人来说，大学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对于失足青年，开启这扇门的意义更要珍贵十倍，百倍。大学之门不应对他们关闭。      女人的情色电影笔记本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有利可图的“有机知识分子” 徐 贲   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奔向重庆的学者们》，说的是一些知名学者为 “ 重庆模式 ” 摇旗呐喊，出谋划策。作者用的是“学者们”，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说法，大概是要把“学者”区别为一种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其实，学者们就是知识分子，当然，那些“奔向者”们有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强的意愿，更渴望与权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那里得到启发，曾提出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葛兰西认为，革命政党这个“现代君主”是一种历史的力量，使得工人阶级可以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机地“嵌入”工人阶级的事业，并成为它的“代言”者。就力图“嵌入”权力，并为之“代言”而言，那些“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完全称得上是“有机知识分子”。 最早的有机知识分子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启发过葛兰西的马基雅维里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当时的有机知识分子都具有“人文主义者”的身份，这是一个与今天的“学者”有些相似的身份。他们是有“学问”的人，并且巴望能将学问奉献给当权者，得到赏识和犒赏。马基雅维里向“新君主”奉献的是他的《君主论》（ 1513 ）。几百年来，《君主论》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枕边秘籍，是因为马基雅维里在书里向他们传授了宝贵的统治权术。他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能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的头等大事。马基雅维里为君主谋划：如果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一个好的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需要使用这一手或不使用这一手。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但是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 伊拉斯谟奉献给君主统治的是他的《基督教王子的教育》（ 1516 ）。他劝告君主的是行仁政，而不是用权术。他说，君主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是爱民，而 “ 君主之导师应当保证，让对 ‘ 专制 ’ 与 ‘ 暴政 ’ 这样的词语的憎恨深入王储之心 ” ，办法就是时常为他讲述关于暴君的历史教训， “ 不断地谴责整个人类所唾弃的名姓：法拉利斯、马森提乌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尼禄、卡利古拉，还有图密善 ” 。这些姓名对今天的人们也许非常陌生，但在伊拉斯谟的时代的知名度绝不在二十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齐奥赛斯库、波尔布特、卡扎菲之下。伊拉斯谟还规劝君主，不要以为自己是人民的 “ 主人 ” ， “ 如果你说你是所有子民的主人，那么他们就必定是你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就得当心了，因为诚如古人所言，每一个奴隶那里你都会发现一个敌人 ” 。 讲授权术也好，劝说仁政也罢，正如历史学家彼德 · 比尔克 (Peter Burke) 所说，人文主义者是 “ 跪着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君主的”。马基雅维里亲自把自己的著作《君主论》送给他年轻的君主洛伦佐 · 德 · 美第奇。伊拉斯谟把他的作品《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献给在布鲁塞尔宫廷里的查理五世时，也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为君主献策的人文主义者是最早的 “ 有机知识分子 ” ，他们的 “ 君主教育 ” 包含着明显的巴结意图，连伊拉斯谟这样的大学者也不能免俗。 莉莎 · 贾丁告诉我们伊拉斯谟是如何 “ 跪着 ” 向君主奉献这部著作的：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于 1516 年 5 月由弗洛本出版社在巴塞尔出版，是在查理王子登上阿拉贡王位的时候敬献给他的。此前数月，伊拉斯谟被任命为查理的咨议。根据他自己的记录，他向查理赠献了一部签名本以表敬意。呈上的这篇文献是作为一份精神 “ 咨议 ” ，也是借此谢恩与致敬。《论基督君主的教育》首版的扉页说此书是 “ 凝练成令人倍感振奋的箴言 ” ，旨在教导所针对的君主，并给予其道德上的支持。同样在扉页上，也说明本书收入了 “ 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相关作品 ” ，其中包括他献给腓力大公的一篇颂词。这篇颂词一直被研究者视为 “ 伊拉斯谟在寻求庇护关系和稳定收入时写下的一份令人郁闷的谄媚之作 ” 。 腓力给了伊拉斯谟一大笔钱作为奖赏，或许还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教育自己的孩子（包括年仅 3 岁的查理王子）。 1517 年，伊拉斯谟为了寻求一位更慷慨的庇护者，再一次利用了《论基督君主的教育》，向英国的亨利八世敬赠了一部手工装饰的 1516 年弗洛本版， “1518 年 4 月中旬，伊拉斯谟收到了国王赏赐的 20 镑。按照伊拉斯谟的标准，这笔报酬令人失望 ” 。 今天的“学者”不再需要下功夫去写作《君主论》或《基督教王子的教育》这样的传世名著，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领到百万之巨的犒赏，他们才是真正生而逢时的有机知识分子。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人为什么害怕诅咒 徐 贲   人类对诅咒有一种原始的害怕和恐惧，当诅咒用言语发出时，它被视为是一切语言中最为恶毒的伤害利器。诅咒的恶毒，不一定在于诅咒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后面那种带有仇恨、敌意的恶意毒念。这种恶意毒念可以隐藏得很深，变得极难察觉，而越是难以察觉的恶意毒念，则越被看成是一种毒辣的诅咒。因此，在一些文化中，人们相信，歹毒的意念本身就足以成为一种向敌人报复的力量，对敌人造成伤害。 在美国，虽然没有法律禁止诅咒，但公开诅咒他人是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然而，也就是在美国， 2009 年发生过一件引起公众关注的事情。有一位名叫德莱克（ Wiley Drake ）的浸信会牧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谈到了“祈祸祷告”（ Imprecatory prayer ），他说：“祈祸祷告是顺从上帝的意志，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可以与上帝沟通，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主持人问德莱克在为谁做祈祸祷告。德莱克迟疑了一下说，有好几个人，“白宫里的那位篡位者奥巴马就是一个。”主持人问，“你在祈求美国总统去死吗？”德莱克说：“是的”。主持人问，你就不怕上了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吗？德莱克说，“我认为用上帝的话来祷告是正确的，《圣经》里有许多祈祸祷告，我只是请求上帝实现祷告而已，我没有错。” 德莱克公然表示自己在祈求上帝降死亡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这迅速引起了美国南方浸信会协会的反应，因为德莱克曾经担任过这个协会的副主席。这个协会的发言人说，德莱克的谈话不符合浸信会的主流信仰，绝大多数的浸信会众所遵循的是《圣经》中的祈福教导。“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中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基督教教导“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作好的祈祷，这与传统的诅咒和反抗 暴君是矛盾和冲突的。然而，奥巴马是一位民选的总统，要是他一旦变成暴君，选民不再接受他，尽可以用选票让他下台，不必借用诅咒的毒语力量。 耶稣教诲为“君王和一切在位者”祈祷的时候，正是暴君当道的时代，当时罗马帝国的君王是暴君尼罗 (Nero) ，他对基督徒极不友善，后来更变本加厉，大肆迫害基督徒。公元 64 年，罗马城发生一场大火，几乎全城被毁；尼罗为解民怨，便以罗马城中的基督徒为代罪羔羊，嫁祸于他们。为什么还要为这样的君主祷告呢？ 首先要明白，祈祷者所认同的身份是基督徒，不是手握选举权的公民，在为“君王和一切在位者”祈祷的时候，他们所行的是基督徒而不是公民的本分。基督徒为那些作元首的君王、总统，以及所有政府中在位掌权的祷告，求神赐于他们智慧和能力，能够本着神的原则，照着神的恩典，治理国家，善待人民，使全国上下都能更多讨神喜悦，蒙神祝福。但是，手握选举权的公民却并不需要怎么做，他们可以用联合起来的共同力量，通过民主的制度，规定总统必须善治国家，善待人民。 其次，基督教信徒为国家执政掌权者代祷，就等于承认那真正掌握国家权柄的是他们的神，而不是这地上的政府。在美国，国家与宗教是分离的，至少这是一个原则。国家与宗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国家的公民们是用投票来建立并推动政权，而宗教信徒则是用祷告来带动并影响政权。基督教徒可以这么看待他们的政府与神的关系，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对政权的特殊影响方式，但是，非宗教信徒的其他公民无须以此来看待自己的政治作用，他们影响政治权力的有效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选票。 德莱克的诅咒是公然的，虽然有悖道德习俗，但仍然受到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文革”时期，厕所里时而会有谁偷偷写上“打倒某某”、“某某死了”，这也是一种诅咒，每次都会造成一片惊慌。因此必然会警民动员，非要查个水落石出，把诅咒者捉拿归案不可。这类诅咒可怕的同样不是它的字词，而是那后面令人 惴惴不安 的 恶意毒念。 这样的诅咒当然不总是偷偷写在厕所里，墙角上，它更经常是暗藏在人们的心头，只是在他们顽强、固执地散播某些被禁止的信息时才偶尔流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 小道消息和流言都可能是变相的诅咒。而一切禁绝小道消息和流言的努力又都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原始本能的、下意识的对诅咒的害怕和恐惧，不仅害怕老百姓对发生在权贵们身上的丑闻看笑话，幸灾乐祸，发泄他们的愤恨；而且更害怕老百姓心怀叵测、图谋不规，暗暗巴望着灾祸降临到他们痛恨的那些人头上。这种充满敌意的意念正是一切诅咒神秘而可怕的力量所在。阴暗的政治造就民众普遍的阴暗心理，而深藏在心间的诅咒则是所有阴暗心理中最阴暗的。民主政治的透明程序和公开、自由的公共信息有助于消除这种阴暗心理。诅咒很难从任何一个人群中完全绝迹，但是，只要有适合的政治、社会条件，让诅咒退出公共生活却是应该可以实现的。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说理岂能不知道“理在哪里” 徐 贲   公共说理的一个首要条件是人们普遍知道理在哪里。在宽容的说理环境中，人们往往是为达到某种或然性的真实共识而进行说理辩论。这决定了公共说理在一个民主生活中的基本性质和作用。 文学 批评家布斯（ Wayne C. Booth ）说过：“民主必须依靠这样一种公民，他们能够为自己进行说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至少是有或然性的。”许多在公共说理中讨论的事情是不可能达到绝对确定性的。正如资深报人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议会必须做出对付未来情况的政策决定，而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法庭必须断定过去的一件事情中实际发生了什么，而在这一点上，诚实的证人提供的情况常常有很显著的不同”，“人不需要讨论确定的事，需要讨论的是不确定的事，在这上面，他们判断的不过是或然性而已”。不对任何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永远正确的主义、原则、政党、领导）抱有虚幻而不实际的期望，接受与人的社会生活共存的或然性，这样来看待公共说理能够达到的东西，不应该是令人沮丧的，反而应该令人鼓舞，因为它能增强人自己治理自己，自己造就共同的“好生活”的决心。 群体共同的“好生活”需要有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什么是正当和适当的欲望、正派的行为、应有的个人品格、人际间的待人接物之道、社会道德观、政治价值观，等等。在涉及这些价值的说理时，往往需要诉诸于某种共同认可的权威——如法律、传统、道德习惯，而在这些之上则还有更高的权威——神法、自然法、普世价值、人权等等。权威不等于权力，权威是人以自由的人格和理性去服从的，而权力则是通过害怕、恐惧和强制发生作用。说理需要权威而非权力，是因为真正的权威需要有“理”的根基。在日常生活的公共说理中，人们越是经常地引用或诉诸于公认的权威（如宪法、拥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有关解释宪法的判决先例），就越是有理可说。越是有理可说，有说理的地方，也就越是有说理的习惯。反之，就算是有说理的技能和知识，如果没有可说之理，或无处可去说理，也照样说不起理来。   在一个人们普遍说理的社会里，人们诉诸于宪法或具有立国价值意义的文献，如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由选民代表所订立的法律、法规。这些文献体现了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和人际交往的规范。宗教信徒们还会把《圣经》或《可兰经》这样的文本视为神圣的价值指引。这些价值指导，如《圣经》中的十诫，是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习俗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习俗也因此成为说理的价值来源和支持。说理要知道理的权威根据在哪里，理是存在于权威根据之中的，而权威则必须是公认的、持之以恒的、有章可循的权威。 无论是像宪法这样的法治权威，还是像《圣经》或《可兰经》这样的宗教权威，人们把它们认同为理的来源，都不是简单的服从，而必须成为一种信仰。美国法学家哈罗德 · 伯尔曼（ Harold J. Berman ）说， “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 。在中国，法只是为权力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所信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范。即便如此，法也常常不被遵守。法因此不可能具有信仰的价值作用。人们服从法律，主要是出于害怕法律的惩罚，并没有将它内化为一种共同规范。即便在需要时引用法律，也往往是功利性的，不过是出于临时抱佛脚的需要，期求满足的只是一个具体的要求。连最高的宪法也是如此。宪法形同虚设，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 1967 年 8 月 5 日 ，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 “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他只是在需要宪法护身的时候，才把它拿在手里。不能进入人心，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宪法，拿在手里又能有什么用呢？ 同样，在中国也缺乏一种具有终结价值和普遍道德规范作用的宗教信仰。这给人们在说理时造成了“理在哪里”的困扰。在一个有崇拜无信仰的社会里，即使看起来有一些类似于宗教的活动，绝大部分也都与价值共识无关，因此也无法为公共说理提供理的权威。人们与神交往，大多数是为了 求神满足他们的具体要求，因此，他们会有选择地崇拜据说是比较灵验的那些神（其实都是偶像）。他们会提供一些贡品或者捐一些财物，以此来换取神灵对自己的满足。如果不能有求必应，他们便去求别的神。 能够成为理的权威的那种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的神是超越于人的具体要求的，不管应验不应验，人们都坚信这个神，因此这个神才具有普遍的道德超然性。人们信仰神，是因为神代表最完美的善、真和美，因此，神 给人的是智慧、力量，心灵的抚慰和道德的指引，离开了这些，神给人类的“理”只能是空洞的教条。   一个社会的整体公共说理环境是由多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形成的，没有说理环境的社会往往难以避免命令、训令、宣传、争吵和言论压制。在一个世俗的，宗教信仰淡薄的社会中，仍然可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说理环境和理的权威。这时候，说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证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保证了在需要时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序制度（公民投票、法庭判决、公民陪审等等）。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都必然要以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公民素质和教养，说到底，说理是公民们在说理，官员、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人物都不过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们说理的时候也是公民在说理。一个说理的社会环境最终的标志是公民说理，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警告：您的主城已被占领！！”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