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 徐 贲   江苏电视台的一个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有一次以罕见的媒体人激情和坦率评论道 , 现在中国的食品、用品、商品、语言、活动、人际关系充满了虚假 , “什么都是假的 , 只有王八是真的 , 因为王八本来就叫假 ( 甲 ) 鱼。”不错 , 虚假、伪装、谎言、假面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 , 但真实并没有从此绝迹 , 因为这位主持人说的就是真话。而且 , 无论“假”多么盛行其道 , 但毕竟不能以假的名义作假。“假”必须说自己是真的。这就像最强横的专制也必须以“民主”的名义实行专制一样。在这世界上 , 真和假、美和丑、是与非毕竟是有区别的 , 而且是可以分辨的。   歪理是一种谎言   歪理是一种谎言。在《说谎概要》一书中 , 苏里文 (Evelin Sullivan) 问道 : “人为什么说谎 ? 人说谎的动机是什么 ? ”她认为只有两个原因 , “而且明显得叫人惊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真相 , ”第二个原因接着第一个原因 , “因为如果让人知道了 , 自己就会失去许多东西：权力、地位、尊敬、金钱、舒适、快乐等等” （ Sullivan, 2001: 56-57 ）。显见的动机使得谎言成为一种浅薄、平庸的罪过和邪恶。但是，浅薄、平庸是可以包装的。一旦谎言用高深的理论、高尚的事业、高贵的说辞装点起来，并且当作绝对真理来强行散布 , 它就成为冠冕堂皇的“宣传”。 虚假、强梁的宣传及其非理性话语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心态、思维方式造成持久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语言的暴力，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就是奉行“强权即公理”，“政权即镇压职权”，以及无需程序合法性的权力结构。它的洗脑作用使人们把谎言当作真理，因而陷入一种比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可怕的境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 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 : “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 , 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 , 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 , 我就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 , 把长说成短 ( 把恶说成好 , 把丑说成美 ), 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 , 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饱受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学者克莱普勒（ Victor Klemperer ）在纪录纳粹德国话语的《第三帝国语言》中，揭示了一个陷千百万人于比无知更可怕境地的极权国家 (Klemperer, 2000) 。主宰这个国家的是一种渗透到每个普通人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的官方宣传。克莱普勒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看到 , 德国媒体和宣传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 , 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极权语言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 , 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肮脏、毒化的语言之河   克莱普勒之所以对这种毒质话语还有一些抗毒能力（他自己承认并不能完全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他能够有意识地去“细读”这些话语。而且他相信，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去了解宣传手法和逻辑谬误，获得必要的知识，增强免疫力。所以，在二战以后，他出版了《第三帝国的语言》这本书。 克莱普勒是一位语文学家，他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看上去是口语的，但却渗透着纳粹书面语言和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乖戾逻辑和意识形态特征。民主话语的理性逻辑和说理是纳粹非理性话语的死敌，也是阻止纳粹非理性话语彻底胜利的最后希望。不久前，受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之邀，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与董健、丁帆、王彬彬、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黄蓓佳等学者、作家讨论到中国语言的现状，“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顾彬提到，从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到 1945 年下台这十二年，德语遭到了污染、歪曲，德国作家们不得不要重新学习德语。一位与会者深有体会地说：“我回想我本人在 60 年代写的文章，那是用污染了的语言。可是我们没有察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给我触动最大。我重读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小说《欧阳海之歌》，重读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年轻一代》……重读了一大批作品，那种语言的污染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顾彬， 2009 ）。 公共语言是政治生态的反映，奥威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务都是政治事务，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奥威尔指出，“语言的退化，必定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结果也可能成为原因，它强化了最初的原因，导致了相同结果的强化，如此恶性循环，不知伊于胡底。你感觉到自己一切都失败，所以会喝酒；而因为你酗酒，所以你失败得更彻底。”使用公共语言也是这种情形，“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 但是，人并不命运注定必须在肮脏的语言之河里沉沦。我们可以和奥威尔一样相信，语言污染和毒化的过程是可以逆转的，现在的汉语，尤其是书面和为公共用途使用的汉语，“充斥着通过模仿而散布开的坏习惯，假若人们愿意不怕麻烦，多加注意，这些坏习惯是可以戒除的。如果你戒除了这些坏习惯，你的思想会更清晰，而清晰地思想是通往政治新生的必经之途。”因此说，跟糟糕的，用来说歪理的汉语作斗争，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也不是只有专业作家才应该关心的事。   从专注而细致的阅读开始   语言的污染当然不会仅仅发生在小说写作中。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更会受到同样的污染。说理是一种特别与“书面文字”（区别于“口语”的“文字”）相关的表达形式。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close reading ）。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 , 也是一种开放式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 , 从写作者的角度看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 , 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据、论之有理。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 , 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 , 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学生们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 , “细读”一直是他们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一种人文训练。大学的人文教育也就是“自由教育”，它正是在细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古代 , 当文字被人们很神圣地对待时 , 无须强调细读。象《圣经》、四书五经或其它经典 , 都是被读了又读 , 甚至能够背诵的。自从有了现代印刷机 , 再加上社会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 , 阅读渐渐失去了它昔时的严肃性 , 甚至变成为一种消遣。“细读”要纠正的正是那种囫囵吞枣、粗浅流览、人云亦云式的阅读。今天的网上阅读大多数便是这样的粗浅阅读。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对大众文化时代人们因阅读和接受习惯的改变而丧失思想能力充满了忧虑，尤其对人们放弃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发出了警讯。他认为 , 就说理而言 , 写作优于口语 , 写作的表述方法会对文化有较健康的影响 , “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 , 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中产生严重的后果 , 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 ( 因思想幼稚而 ) 变得越来越可笑” ( 波兹曼 , 2004: 29-30) 。皮亚杰的理论是，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 , 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 ( 波兹曼 , 2004: 33) 。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 , 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和论证。同时 , 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在判断说理可靠性的时候 , 他要同时做几件事情 , “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 ; 把问题记在脑中 , 直到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 ; 用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 ( 波兹曼， 2004: 32-33) 。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

警句格言的引述问题 徐 贲     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久而久之也成为一些人的思想谈吐习惯或话语偏好。据报道， 2006 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说： “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 ” 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罗马帝国凯撒 · 马可 · 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还喜欢亚当 •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1759 年出版），甚至能够引用其中的警句。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许多人的嗜好，尤其是年轻人。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少作家和读者，也都是警句迷，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一类的书，大多与这两个时期有些关系。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时髦或流行的警句格言，“文革”时有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现在多样化了，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有古罗马的奥勒留、 爱比克泰德 ，文艺复兴时期的 葛拉西安 、蒙田、培根。当然还得算上当今中国最红火的“红色短讯”。常把警句格言挂在嘴上的人，让别人觉得他学识丰富、思想深刻、充满智慧。那么，警句格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呢？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阅读古典文化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家时，常会碰到警句格言 , 他们也喜欢去记一些警句格言，有时候甚至挂在嘴上。这种兴趣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引导学生从警句学会思考，而不是用警句代替思考。从警句学会思考是开始性的，用警句代替思考是终结性的。一个是问题，另一个的答案。人文教育是学会问问题，如果只是寻找和提供现成答案，那就变成了“思想灌输”，而不是“人文教育”了。 在人文教育中，我们可以如何引导学生们的阅读习惯，包括对警句格言的兴趣呢？不妨以 16 世纪随笔作家蒙田来做一个例子。 蒙田对人性和人的行为观察细致，很能引起人们道德寓意（ moralist ）的联想，他的许多人生观察和评论都具有极大的可引述性，因此成为警句格言。蒙田表述的是一种具有法国特色的道德智慧，他观察人的行为和动机，目的不在于教诲或教训别人，或是确立某种刻板的原则标准，而是让读者与他分享思考的乐趣。 例如，在《随笔》中卷第 3 章《塞亚岛的风俗》中，他说：“最自愿的死亡是最公平的。 ”(The most voluntary death is the fairest) 。蒙田是在说自然死亡，还是在说非正常死亡（自杀）呢？他所说的“自愿”是自己的选择，还是逼不得已呢？这句话是在这一章开头的地方说的，这句警句虽然清楚有力，但却是一句充满暧昧之意的话，整章的讨论讨论的就是它的暧昧，而不是证明它的确定。蒙田 45 岁就有严重的肾结石，他父亲就是得肾结石死的，他以为这也将是自己的命运。所以一直就有对死亡的思考，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写过“哲学即思考死亡”的文章，人对死亡早有准备，等到时辰来到，就会泰然面对，不会再有不当的期望，由于自愿迎接死亡，自然不会觉得死亡对他不公。所以，自愿死亡也是最公平的。 但是自杀就不一样了，要是随意引用这句话，或许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了。“文革”中被迫害到绝路上的人，有许多自杀了，自杀后还被定罪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该死，死对他是公平的。那些抗争无力、申冤无门的被拆迁户，用自杀来抗议或逃避，他们确实是“自我选择”走上绝路，但这能说是“公正”、“公平”的吗？可见乱引警句，可能有多么大的思想混乱。 闵安琪的《红杜鹃》中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文革”中人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又一次，她在农场里上茅房，听到隔壁男茅房蹲位上有两个人在引用毛主席诗词，这在文革时是思想进步、政治坚定的重要表现。她是这么写的：“有一个人刚说‘四海翻腾云水怒’，又停了下来。我听见他拉的屎掉进了茅坑。又听他说‘五洲震荡风雷激’，接着又听到落屎的声音。”蹲在闵安琪后面茅坑上的一个女孩唱起了毛的语录歌“共产党员就像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生根开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闵安琪编出来的情节，但肯定是一个乱引警句的例子。 好的警句格言都从观察具体的对象得到的点滴智慧，是与具体的环境连系在一起的。一旦把警句格言孤立起来，警句格言也就会变成一些空洞浮泛的配方程式表述，变成了像“文革”中“语录”式教条。对政治教条式的“语录”，我们中国人的体会是最深的，语录是思想快餐，是“垃圾食品”，是简化和代替人的个体思想的有害之物。但是，任何其他形式的语录，包括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警句格言，在不动脑筋、不加判断的引用时，都有可以变成陈词滥调、机械思维，甚至变得不知所云、不伦不类。语录是这样，任何别的警句格言也都不例外。  

2011年09月08日 22:14:44 　　徐 贲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 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   　　（勒庞，2005：86）。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勒庞，2005：   　　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   　　“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   　　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   　　23、常见就是必然（Argumentum ad nauseam）: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   　　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美国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24、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教授程恩富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听程恩富这话，又相信他的人，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   　　又例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须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25、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为“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的全假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权利却并没有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26、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秦华）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程恩富这是在大胆说谎，中国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不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也绝不可能违背共产党的利益随意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选出来得，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不久前，加州的共和党州长就和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27、老百姓的话：   　　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一农民新年感言：胡总书记的“不折腾”说到了咱心坎上“、   　　“‘不折腾’是中国由上到下的普遍新年愿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28、妖魔化：   　　把活生生的人说成为非人的异类，排斥到人类之外，剥夺他们人的属性，使被虐者自觉低人一等,施虐者没有负疚之感。例如，“牛鬼蛇神”、“几只苍蝇嗡嗡叫”、“砸烂狗头”、“臭老九”、“黑五类”、“引蛇出洞”、“关牛棚”、“小爬虫”、“害人虫”、“走狗”、“洋奴”等等。   　　29、暴力化：   　　用语言把人划分成“我们”和“敌人”，用无法讲理的“你死我活”来代替必须讲理的相互沟通和妥协。以战场逻辑来代替民主公共生活规则。例如：利用“打倒”、“消灭”、“粉碎”、“斗垮”、“清算”、“揪出”、“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等等诋毁性、攻击性的语言，来挑动仇恨和暴力。这些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词汇,数十年如一日潜移默化,深入到人们的下意识之中,一有机会或需要就会重新被启用。   　　30、篡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   　　“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己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做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高继尼，2008）。   　　 

2011年09月08日 22:15:19 　　31、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事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特别是要看本质、看主流、看发展，并且防止以瑕掩玉。”   　　又例如：贪官污吏再多，也一口咬定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说，我们的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整体是优的，是积极向上的。但在干部队伍中也还存在着少数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干部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厄制等不少问题，确实暴露出我们在干部管理方面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特别是有些地方之所以事故频发，有的小事酿成大事，就与治党不严、对干部疏于教育管理有直接关系。这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对干部自身的成长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还有一个堪舆黑色幽默比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News.qq.com,   　　2009）。   　　32、歌功颂德：   　　这是一种出格的，没有限度的，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吹捧和阿谀奉承。例如，“形势一片大好”、“莺歌燕舞”。春晚：“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   　　又例如，19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2009年3月28日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出人意料地用流利英文演讲，震撼全场。班禅所到之处，掌声雷动，欢呼四起”。班禅说：“我由衷地感谢党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能够分辨是非，认清谁真正爱护西藏人民，谁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破坏西藏安定祥和的局面。”这个高僧的“明亮的眼睛”不是来自他心中的佛祖，而是来自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在佛教徒心中，共产党比佛祖伟大，还有比这更出格的歌功颂德吗？   　　33、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所有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到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而且反而增加了优点。   　　3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空间，达到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消除政治批评和社会“杂音”的目的。   　　35、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36、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的不对正是我说的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例如：“‘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权发言。”又例如：“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37、扯开本题, 窃取论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官方说法：“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决不搞西方式民主”。   　　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从本题扯到“西方”，利用国人对西方的异我族类感觉、不信任心理、文化偏见，用“西方”一词诱发的非理性因素，转移对民主本题的理性讨论。   　　38、鼓吹所谓的“中国特色”   　　凡事只要冠以“具有中国特色”，黑可以变成白，马可以变成鹿。一党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公检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等等。《人民日报》2009年03月15日头版甚至明明白白地说：“外国法律体系中没有的法律，只要我们需要就及时制定；反之，外国法律体系中有的法律，如果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需要，我们就不搞。”   　　39、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外交部领导武大伟却认为：“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武领导笑着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武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是否就可以大小便呢？   　　40、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替罪羊。   　　41、巧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参考消息》一类出版物在中国所起到的一种主要宣传作用。它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反面教材”。   　　42、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周恩来穿补丁衣服，所以是一心为民的好总理,哪怕他在“文革”中干下了无数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坏事。因为温家宝穿旧旅游鞋,所以，他能证明共产党是廉洁、爱民的执政党。   　　这则报道也是一个例子：“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   　　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   　　但是，偏偏有不相信这种宣传的，民间顺口溜说，“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王宝森是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1995年4月5日，因腐败案发，自杀于怀柔乡间。7月4日，中纪委開除王宝森的党籍。)   　　43、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八荣八耻”，除了这个“八”，有谁真的记住了哪些“荣”和“耻”？“   　　荣、耻”问题又何曾有过公共讨论？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   　　“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章立凡，2006）。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数字简化甚至侵蚀到一些学者的“学术语言”之中，使之不知不觉也成为一种简单、不实的宣传。例如，北京大学某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为“和谐社会”的宣传敲边鼓，名大学教授的“思想水平”又比平庸的歪理和说谎高明到哪里去呢？可见，会不会说歪理、假话与是否有知识、学历、学衔、权威并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也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最大的，最有欺骗性的歪理和假话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很有知识、学问，并享有各种权威的人说出来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因此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灰”、“白”。黑色假话是一种编造的、颠倒黑白的谎言,也是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种最“经典”的谎言。白色宣传提供的信息是确实的,不是编造的,它甚至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例如，火车出事那天确实有雷雨和闪电，但是，说火车出事是由雷雨和闪电所造成，却未必是事实。灰色宣传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那一部分也许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今天，说黑色假话的已经不多见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是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但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那些或“白”或“灰”的假话。以上的例子中大多数是“白”或“灰”二色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建立相互关系、重新组合整理，总之，只要举一反三，必能对认识歪理和不会说理有所助益。   　　  上一篇：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28)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