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

　　9月3上午，打开电脑，就收到了科斯研究所的秘书Alexandra Benham 的邮件，说我们敬爱的科斯教授过世了。读到这封邮件，我眼泪即刻掉了下来。本来，前些日子在浙大开会，罗卫东教授还告诉我，已与王宁和张五常教授商定好，今年9月底或10月初浙江大学“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要邀请科斯本人来中国。我在复旦上学期还与学生预告过，9月底或10月初科斯会来中国，到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中国接待和拜会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科斯研究所的秘书提到，科斯去世前，还在读《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上的文章，他一直在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他晚年在阅读这些东西，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在我眼中，科斯是个活着的“圣人”。他是那么纯粹、平实、谦虚、善良和待人和善。2010年在芝加哥见到他的时候，感到他满面充满光，心里无任何杂念,一生都在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但在资助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又是那样慷慨大方。譬如， 2008年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研讨会，据科斯晚年的研究助手王宁博士告诉我，经费都是从科斯个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和个人积储中支付的。科斯一生把整自己的精力和思考都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当中，实际上也支持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研究。 　　科斯到了老年，生活得非常艰难。他曾亲口告诉我，人老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他没有子女，晚年在养老院生活。他夫人去年去世，他非常伤心。这大半年来，我们这些熟悉科斯的中外学人和朋友，都真的很担心他受不了一生相依相伴的老伴离他而去。 　　这一两年我参加了浙大的一些会议，正在筹备成立的科斯研究中心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中文和英文的《科斯全集》。我们想趁今年9月底或10月初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把科斯先生接来中国，甚至考虑让他在中国安享晚年。 　　今年4月份，科斯研究所邀我去芝加哥参加诺思先生的生日宴会，因为太忙而没能成行，不然，我总能在科斯先生逝世前到芝加哥再次拜见一下他老人家。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为此我更感到欷口和悲痛不已。考虑到科斯先生是在102岁的高龄安详仙去，用中国社会的传统说法，这应该叫“喜丧”，由此还感到一丝安慰。 　　我所理解的科斯经济学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从苏联引入了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部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三本书基本奠定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这种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开始普遍教授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教授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这些当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一套建立在一些公理化的假设之上的数量分析体系或言“科学”体系。这种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教给学生的是，消费者如何行为，生产者如何行为，以及市场竞争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分配，如何导致市场均衡，但是基本上不考虑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 　　科斯经济学出现后，出现了新的变化。科斯明确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把运用市场的费用的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之中，也实际上把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条件运用到当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尽管有些争议，但这对原来以新古典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冲击和改造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几乎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讲到市场运行的成本、制度以及社会成本问题了。这一切都是科斯带给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科斯有两篇经典文章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制度分析基础，故科斯的理论也被称作为“科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并进而在当代经济学中形成了以科斯、诺思、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巴泽尔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科斯的《企业性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朴的文章，于1937年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Economica》上。这篇文章开始就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企业──或言“厂商”是什么，为什么在市场中存在企业？这篇经典文章所问的问题，今天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我们只是研究企业如何运行就行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科斯所问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射或者探寻了20世纪曾存在过的两大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市场资源配置制度。完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一个国家就是厂商或者一个大企业；而市场经济，相当于许许多多厂商或者企业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人类社会的生产，到底是由一个国家“超级企业”或者用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奥利华•威廉姆森的说法──用一个巨大的行政科层来进行配置更有效率，还是由许许多多的企业竞争而配置资源更有效率，这取决于运用市场的费用（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或言管理费用）的高低。这实际上并不只是研究企业的性质问题，而是探讨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合理性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在人类现代社会中，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还是选择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谁是最优的问题。 　　科斯的第二篇经典文章，是1962年发表在科斯本人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是一篇关于市场运行中权利配置问题的文章，也实际上涉及到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问题，并由此奠定了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分析基础。概言之，科斯的思想和理论分析，使当代经济学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现实，也部分改变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是为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公认的。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言中，尤其是他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经典文章中，他曾非常有信心地说了一句话：未来几十年，相信的所有经济学都会变成制度经济学了。 　　我所感受的科斯的中国情怀 　　我是在2010年参加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主办的会议上第一次遇见科斯先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科斯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告诉我，他现在都没有去过中国，并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有趣的是，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似乎影响更加深远。科斯的经济学思想被张五常、汪丁丁、周其仁、盛洪等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介绍到中国之后，正好与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需求相一致，广为传播，也为大家所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科斯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可以说无人不受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甚至也可以认为，几乎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是制度经济学家了。无论是研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甚至区域经济学的，还是研究管理学以及研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家基本上都对科斯的思想和理论比较熟悉。 　　科斯生前曾对中国经济学家充满期待，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完全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子，要思考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子。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在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回归正道。 　　在2010年7月的研讨会闭幕后，99岁高龄的科斯参加了在芝加哥的一家华人海鲜餐馆举行的告别宴会。因为知道我在中国也是教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研究所的Lee Benham把我叫到科斯教授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与科斯先生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声音和笑貌，尤其还记得，他怕我听不清楚他的嘱咐，把身子向前凑了一下，趴在我耳边告诉我，并反复强调了三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长，他寄很大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惊闻科斯先生仙逝的噩耗后，他那天晚上对我的叮嘱又不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且一生都不敢也不会忘记。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大师和经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46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2002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升温，经过2003年的大幅上涨，2004年1到9月份的全国商品房价格涨幅仍达到了13%，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2777元，相比2002年底，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价格上涨超过四分之一。对于住房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来说，这样的涨幅堪称暴涨。同时房地产市场繁荣火爆的景象从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开始，逐渐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扩散，出现了经济基本面比较好的地区价格上涨，经济基本面不太好的地区价格也上涨的局面，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发达地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全面繁荣，即使是2003年出现的“非典”和央行的121号文件对这一轮的房地产市场上行也没有构成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伴随着这一轮房地产繁荣的，除了人均住房面积提高的统计数字和接连不断的违规拆迁、非法占用农田造成的惨痛故事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顽强上行的房地产价格和对房地产泡沫的各式各样的争论。早在2002年上半年，泡沫之说就已经出现，2002年11月，时任总理的朱容基表示了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在2003年6月央行出台了121号文件，此时对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也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此后开始的宏观调控更是引发了各界对房价涨跌的大论战。进入2004年后，随着每一季度经济统计数字的报出，看着日长夜大的房地产价格，对泡沫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2004年10月，建设部推出了关于房地产市场形势的报告，不久以后央行宣布了9年来的第一次加息决定，管理层对形势的看法和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冲击更成为利益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掀起了对房地产泡沫争论的第二波高潮，各路官员、学者、房地产商轮番上场，互联网上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异常激烈。 　　这场争论中，房地产管理部门、房地产商和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是有真实需求支撑的，所以不存在泡沫，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远远超出了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出现了很严重的泡沫，并且泡沫即将面临破灭。对此，我们要用这篇文章来说明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第二，虽然房地产泡沫非常明显，但价格很难大幅下跌；第三，虽然价格不会大跌，但也决不是什么好事。 　　纵观历史上从郁金香狂热开始到上世纪末的互联网热潮历次著名泡沫事件，我们可以得出只要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灭的结论。但是如果要把这个结论套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似乎很难行得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半市场化的市场，市场价格的形成不完全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利益均衡的结果。在现在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机制中牵扯到了太多的利益，因此价格形成远远不是供需平衡那么简单。如果有一天市场的力量强大到了利益任何一方都无法抵挡的地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才是真正实现了市场化。 　　我们对此的价值判断与经济学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泡沫，最好让它破灭，而且越早破灭越好。因为泡沫的出现扭曲了市场价格体系，会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泡沫持续时间越长，资源误配的效率损失越大，泡沫破灭越早，对整体经济的冲击越小。然而这个看起来谁都明白的道理在现实中似乎不那么容易把握，否则就不会有泡沫破灭后连续衰退14年的日本经济。 　　一、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全局性房地产价格泡沫 　　在对这个论点进行论证之前，我们要先说明一个本不需要说明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泡沫？在我们看到的争论中，相当一部分学者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专业素质，比如有人就凭中国人多地少就可以喊出了“房价若干年要涨若干倍”的口号，反映出其对资产价格的规律缺乏起码常识。在我们不愿意怀疑其动机的情况下，只能怀疑其专业素质。 　　在经济学里，影响最大的泡沫定义是以研究金融危机著称的经济学家金德尔博格（Kindle berger）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给出的： 　　“泡沫状态”这个词，随便一点说，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出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通常，“繁荣（Boom）”的时间要比泡沫状态长些，价格、生产和利润的上升也比较温和一些，以后也许接着就是以暴跌（或恐慌）的形式出现危机，或者以繁荣逐渐消退告终而不发生危机。 　　金德尔博格对泡沫的定义比较形象，但是在理论研究中比较难以操作。现代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将泡沫定义为资产价格对其基本价值的持续性偏离。这样的定义简化了对泡沫的判断，所需要做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决定资产的基本价值，二是看资产价格的偏离是持续性的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 　　1.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反映其基本价值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房地产的基本价值。房产做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比如面包和股票相比，有着比较特殊的属性。那就是它既可以像面包一样做为一种消费品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可以像股票一样做为一种投资品满足人们投资获利、实现消费跨期替代的愿望。只有弄清楚房产做为这两种商品属性的价值，才可以确定的它的基本价值。 　　首先做为消费品，房产的基本价值可以这样确定，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等于其生产的边际成本，在现代经济学中并不特意区别价值和价格，可以认为，供需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它的基本价值。做为投资品，可以由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决定，生息资产的基本价值等于预期的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和。对于房产来说，把预期的未来每一年的租金和最后一年房产的残值贴现到当前，就是它的基本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房产做为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基本价值。 　　先来看看做为消费品，现在中国的房子应该值多少钱。首先从供给这一方看，因为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许多地方的楼盘都是在开盘前几天开始排队，开盘当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下，开发商没有理由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卖房，这样实际的成交价格一定是高于边际成本的。因为定价权掌握在卖方手里，做为买方的消费者就成为价格接受者。卖方要做到利润最大化，可以将价格提高到买方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在经济学上称为保留价格。如果我们很难得到开发商的边际成本数据，我们可以利用消费者这一方的数据推算出购房者的保留价格。如果房子的实际价格高出了消费者的保留价格，那么做为消费品，它的价格可以认为是被高估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以保留价格成交，价格仍有可能是高估的，因为开发商可以采用囤积不卖的方式提高价格直到达到购买者的保留价格。这种情形在整个市场处于上行的阶段，即使开发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仍然有可能出现。自2003年以来，已经有几个城市政府针对开发商有房不卖出台了惩罚措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现象。 　　下面我们估算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所能接受的对住房的保留价格，或者说是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接受的住房的价格。假定这个代表性的消费者拥有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财富和平均收入，她利用自己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收入为购买住房融资。按2002年6月进行的我国首次《城市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我国城市居民户均资产22.83万元，其中金融资产7.98万元，占34.9%，房产10.94万元，占47.9%，其他为耐用消费品和经营性资产。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户均人口为3.1人，这样每户平均的可支配收入为26263元。 　　假定这个消费者将自己的现有房产以9折变现，做为首付款购买新房，未来收入中的一部分支付按揭款。那么收入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可以用作房款支出对可买新房的售价有很大影响。我们可以这样分析这个问题，2003年底，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就是说居民有37%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如果假定消费者用30%的收入支付按揭款，剩下的33%支付衣物、交通通讯、娱乐教育、医疗保健等其他生活支出和必要的储蓄，事实上这样的生活已经算不上宽裕了。就是说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30%的收入用于供房已经是上限了。这样可以用于支付按揭款的收入为7879元，按照现行的5.31%的按揭利率，加上以现有房产支付的首付款，代表性消费者所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价格为：当采用20年按揭时，为19.4万元，当采用30年按揭时，为21.5万元。 　　因为住房是一种不连续的商品，所以在市场上不可能买到任意大小的房子。根据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查，一般两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90～120平方米，三居室的住宅建筑面积为110～140平方米。假定消费者可以买到的房子平均为100平方米，按照当前的价格，房屋总售价为27.8万元。这个价格比消费者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时的保留价格要分别高出43.3%和29.3%. 　　有人会说，在上面的计算中，没有考虑消费者未来收入的增长。如果消费者未来的收入增长了，她可以用来支付的按揭款也可以增长，那么她可以购买的住房价格会有所增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当前的现实中还很难实现，因为通常银行不会允许递增还款的方式，这样做等于要求银行确信消费者未来的收入一定会以某一速度增长，这增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虽然这样的融资方案在现实中还不可行，我们还是算出当消费者收入增长时，她可以支付的范围价格。假定消费者可以用于住房按揭的支出每年增长4%（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约为7%，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尺度内的风险调整因素，4%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理性的），则采用20年或30年按揭的时消费者可以支付的房价分别为23.2万元和28.7万元。在前一种情形下，实际价格高出保留价格19.8%，后一种情形下，保留价格比实际价格略高3.2%.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价格度量是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度量，即认为让平均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平均价格的住房有着较高的配置效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可以通过市场这个交易成本最低的配置手段解决。 　　综合上面的计算结果，目前国内的房屋价格远远高出中等收入消费者的承受水平，相对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房屋价格大约高估了20～30%.

袁凌：风暴眼中的茅于轼 进入专题 ： 茅于轼    ● 袁凌   　　 　　作为一位研究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着力于以清晰的逻辑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误区，这使得他会与习惯冲突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社会氛围发生错位，始终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 　　 　　2013年5月11日下午，重庆南开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称天则所）主办的“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正在上课。这里还是茅于轼昔年就读的学校。84岁的茅于轼像70年前一样坐在学生座位的前排，听着台上的法律学者王建勋主讲宪政。 　　 　　下课后，“学生”茅于轼举手提出了一个问题：民主和独裁政体究竟哪个好一些？ 　　 　　在茅于轼自己看来，在条件不够的情形下，乱哄哄的民主未必会强过独裁。 　　 　　这番问答，跟近月来连续的两场风波有关。此前4月25日，茅于轼在辽宁沈阳作一场关于非公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当他讲到剩余价值剥削理论是错误的观点时，台下的一名听众开始大声喊叫，说他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名听众的身份是辽宁省党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九天之后，茅于轼的湖南长沙之行引起更大风波，数名男子聚集在广场举着领袖像打出横幅，其中有“打倒美国豢养的汉奸走狗”等字样。他的讲演最后改在一个小型场所进行。在讲座中，茅于轼首先谈到了钓鱼岛冲突，以及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的关系，认为有人宣称“要为钓鱼岛牺牲”是不可思议的。随后他再次提到“最低工资标准不一定是好事”的著名话题。 　　 　　当天，茅于轼在他有156万余粉丝的微博上发言：“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利益到底在哪儿，喜欢听灌米汤式的宣传。这真是我们国家的危险所在。” 　　 　　对于他的发言方式，《环球时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论说，“公众对茅的经济学观点印象不深，他成为舆论焦点，大多是因为与经济关系不大，反而跟政治牵涉较深的言论。”茅于轼就此发表博文声明，他从未试图引起冲突或做大众政治焦点，只是选择了发言，目的正是理性思考求同存异。 　　 　　在天则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盛洪看来，茅于轼的发言容易引来非议的原因，恰恰由于他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心目中从未放弃过自由市场的图景，以及严格的逻辑思维方式。 　　 　　作为一位研究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着力于以清晰的逻辑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误区，这使得他会与习惯冲突性思维和情绪化表达的社会氛围发生错位，始终处在舆论的风暴眼中。他自己却一如既往地平静。 　　 　　茅于轼的学术助理岑科略带隐忧：“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纪念，还是未来的标杆性人物，取决于今后的转折。” 　　 　　从择优分配到法治宪政 　　 　　颇有预示意味的是，茅于轼早年的经济学研究并非始于宁静的书斋，而是在一辆奔驰的蒸汽火车头上开始的。 　　 　　作为实习机车驾驶和司炉的大学毕业生，茅于轼考虑的是通过怎样的速度调配，保证正点的同时减少燃煤消耗。由于对多拉快跑的贡献，他获得了铁路局奖励的一支钢笔、一套绒衣。这鼓励他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即使是被打成“右派”下放和在“文革”中被批斗，也没有阻止他的思考。跟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者如顾准、杨小凯一样，茅于轼只能在信息闭塞的黑暗中摸索前行，思想轨迹却与“二战”以后国外的数理经济学进展暗合。 　　 　　“文革”结束之后，茅于轼“发现了桃花源”，基本完成了他的均衡价格最优理论，亦即以后的择优分配原理。1980年，他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择优分配原理简介》，两年后又出版了专著。这是他一生思想和言行的立足点。 　　 　　盛洪描述，这一时期的茅于轼从对计划经济的现实思考开始，形成了一套独立的接近微观经济学的产投效益理论。以后接触西方经济学，茅于轼又发现计划经济根本做不到资源最佳配置，不存在完美的“计算机乌托邦”，反而会造成大跃进和大饥荒的恶果——在其中他亲尝了浮肿和以蚂蚱为食的苦味——只有市场本身才可能接近边际效益。于是茅于轼走向主流的自由市场理论，形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确立了他的经济学家地位。茅于轼自称，“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 　　 　　这一理论在当时计划经济理论的背景下让人耳目一新，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张维迎、宋国青、王国乡等人即是其中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对《财经》记者回忆，1982年在西北大学召开的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身为研究生的他第一次听茅于轼讲择优分配理论，深受感染，竟在大会发言中声言“有些经济学家不是考虑中国怎么富强发展，而是死抱计划经济教条，良心何在”，因而得罪了权威，幸赖茅于轼勉力圆场。 　　 　　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理论成为经济改革的思想原动力，张维迎在价格双轨制改革中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他的讨论价格问题的论文是经茅于轼修改后发表的。 　　 　　自由市场的理想状态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随着现实的发展，中国市场不规范的问题开始体现出来。怎样保证一个有效的市场？茅于轼自述，他由此步入了制度经济学领地，这一次是年轻学者盛洪启发了他。 　　 　　盛洪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与茅于轼相识。他回忆，最初是茅于轼看到他的文章后直接来信，二人从此交流日频。制度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在路径上稍有分歧，前者认为，每个个体的自利行为并非全都会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有时会陷入全体受损的“囚徒困境”。但由于两种理论的大部分主张是重合的，对于从实际中领悟经济理论又充满社会关切的茅于轼来说，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界定和行使，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机构来保障产权？维护公平竞争，是借助政府干预，还是诉诸道德自律？茅于轼晚年注意力的焦点，端倪已现。 　　 　　茅于轼的挚友杨小凯是其走出单纯数理经济学的另一个带路人。2004年过世的杨小凯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茅于轼回忆，他曾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的油印稿寄给杨小凯，后者逐字逐句读完。以后杨小凯考入中国社科院，二人在一次会议上相遇，杨小凯谈到自己专注于分工理论。分工理论超越了静止市场模型下的数学推理，着眼于人类的分工和消费，由此导致对人类情感、文化传统和信仰的重视。杨小凯本人后来成为基督徒。 　　 　　好友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对茅于轼冲击很大。他表示，自己和杨小凯有相似性，都是由数理经济学出发回归对人的关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茅于轼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天则所，聚集了一批同道，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包括证券市场和国企改革。和一部分注意市场失灵的学者不同，茅于轼对加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式理论心存畏忌。他的注意力自然转向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在90年代后期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 　　 　　这本书以小说《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交易困难开始，论述了市场中的自利和利他问题，指出自利观念是市场的前提，自利利他的商业活动最有益于社会，过去几十年宣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观念不可行，但在市场不平等的前提下又存在损己为人的道德需求。茅于轼心目中的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实现市场交换的自由和平等，保障人权，反对特权，尤其是限制政府权力。这在历次修改再版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越来越明显。 　　 　　2002年，在广东珠海打工的岑科因为阅读《生活中的经济学》结识了茅于轼，数年后成为茅的亲密助手。他描述，茅于轼的思想有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建立市场经济，前提是主体平等和产权明确，人人平等而没有特权。从市场推导到人权保护，最后得到结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特权，遵守规则。 　　 　　由此，从数量经济学开始，茅于轼渐次触及到法治和宪政。 　　 　　张维迎评述这位早年精神导师的思想轨迹说，茅于轼从一个研究技术问题的工程师开始，发展成为数量经济学家，到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趋向一个人文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制度、文化、道德思想问题出发，将经济学生活化，而其中又贯穿着清晰的经济学思路。如果说当初茅于轼关心的是配置资源，以后则更多考虑人的幸福。 　　 　　提前一步的发言方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茅于轼称为“经济改革战友”的张维迎因为发表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引起全国声讨，被批判为“精神污染”。20年后，张维迎又因“官员是改革中最大利益受损群体”的发言遭遇一众口水。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近年的茅于轼身上。从“国企应该破产”开始，到“大学不应降低收费”“春运不涨价不一定好”“廉租房不应该修厕所”“18亿亩土地红线必须取消”“不应该设立最低工资”，以至于他的行事原则——“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都引起了剧烈的争议。 　　 　　这些不满一部分来自计划体制的原教旨维护者，是由茅于轼站在市场经济立场上对计划体制及集体思想的彻底批判引起的，但也有一部分来自普通民众的不适应。 　　 　　盛洪解释说，大众习惯于直观的思维方式，不了解经济学的内部推导过程，这一过程又不是线性的一对一关系。把推导结论直接提供给大众，后者接受起来就有困难。譬如说最低工资的副作用，是经济学常识：因为企业主可以选择少雇人，最后造成工人失业，吃亏的还是工人。但是大众看不到这个因果链条，只觉得茅于轼是在为老板说话。 　　 　　对于茅于轼受到的一些攻击，曾饱受争议的张维迎“感同身受”。 　　 　　茅于轼的另一名学生张敢明则婉言：“西方经济学如同牛顿力学，在‘低速’情况下十分接近真实，但在‘高速’情况下就不再适用。当今社会正在加速前进，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某些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偏差，既有的西方经济学应当从范式上加以革新。而茅老师在他所信奉的范式中，始终保持着严肃、认真乃至虔诚的学者风范。” 　　 　　这段话隐晦地透露了，茅于轼心目中始终存在着那个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理想市场图景。虽然此后经过了现实的打磨，接触了制度经济学以至法治宪政理念，这个自己独立探索出来的自由市场范式却没有褪色，此后的一切关注，仍然是虔诚地试图接近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张维迎坦承，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和茅于轼都是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者。 　　 　　茅于轼对“市场失灵”的说法很警惕。“市场犯错误，最终它会自己纠正，政府犯错误却不会自动纠正。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不可能完全放弃它。”他在《八十回望》中说。大多数情形所谓的“市场失灵”，在其看来，正是市场化不够的后果。 　　 　　至于中国的现实，如同盛洪所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同时，政治体制却没有发生变化，掌握公权力的人发现了在市场条件下寻租的诀窍。 　　 　　这些行为一方面很隐蔽，一方面又戴着市场化的面具出现，这使很多人对市场化发生反感。教育、医疗、住房的产业化改革，都引发了社会情绪。 　　 　　学者秦晖分析，在强大的公权力作用下，与国外的自由派和社会派争相讨好民众，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不同，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争相讨好政府，自由派帮助政府卸脱义务，却并不敢要求放权；保守派支持政府扩权，却不敢要求社会福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派学者茅于轼一系列针砭社会福利的言论，就显得引人注目。虽然背后暗含的是其一贯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思路，试图揭示“政府提供的福利出自老百姓自己”，却容易给人忽视民众利益、帮助政府卸脱义务的口实。 　　 　　“经济学家只讲市场已经不够了，市场化必须纳入宪政框架中来。”盛洪说。　　另外，张维迎这样的自由市场派学者，也在2013年天则所的新年寄语中期待走向宪政民主。岑科在各种讲座辩论中更是强烈地感到了这种需求。 　　 　　茅于轼也认为，眼下经济学家起作用的高峰期已经过去，让位于法政学者。但他强调，宪政首先是观念问题，是遵守一个约定的规则。或许由于“文革”中所谓“大民主”的经历，对于与宪政通常并列出现的民主，茅于轼保持着深深的警惕。这使得他更愿意撤后一步，从法治和观念角度去谈论宪政，而非直接呼吁政改。 　　 　　李慎之是茅于轼自认“对我有重要影响的几个人”之一，他生前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将茅于轼调入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改变了其人生轨迹。李慎之以后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之一，茅于轼认为自己的观念和他很接近。不过，两人的关注重点仍有明显区别：李慎之着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建立公民社会，并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等文中疾呼政改；茅于轼则着眼于消除贫富对立思维，强调自由平等人权。 　　 　　实际上，茅于轼主持的天则所，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展了扶持基层民主选举的项目，民间学者周鸿陵的“新时代教育研究院”挂靠在茅于轼私人名下完成了北京九道湾的街区直选项目；熊伟则在茅于轼支持下向2004年“两会”代表递交《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稿，(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