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美国之音 | 中国共产党:从穷人党到富人党(二)– 中共纲领的演变

华盛顿 — 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两会”代表中的富豪人数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富豪从政开始于中共的十六大, 十六大党章甚至为此做出了改变。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穷人党演变成目前由大小富豪主导的富人党呢?请看VOA卫视报道“中国共产党: 从穷人党到富人党”第二集“中共纲领的演变”,看中共如何通过修改党章为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演变提供理论基础。 距离“两会”代表们“参政、议政”的人民大会堂不远,就是毛泽东纪念堂。躺在水晶棺材中的毛泽东如果醒来,一定会惊诧莫名,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绝非他生前所致力打造的那个社会, 而中国共产党也绝非他九十多年前所参与缔造的那个政党。 1921年,毛泽东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具有党章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性文件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逐步达到共产主义。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其写进了党章。这个改变被中共官方党史学者,包括甚至后来的中共党章,也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说:“很多年前, 斯大林就批评毛泽东搞的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只是他的一个工具,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标。我相信,如果马克思和毛泽东同时代生活,并成为毛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障碍时,他会毫不犹豫把马克思清除掉的。”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是中共党章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97年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这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 你就是极左派;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 你就是自由化派。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你就是邓小平派’。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共当局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邓小平派’。他们实际上干的是越来越多资本主义,但是口头上说的还保留了若干社会主义的东西,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胡平还说:“事实上,自从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推行改革以来,中共已经放弃了很多共产革命的目标,因为改革开放说到底是改什么呢?就是改共产党过去搞的一套,也就是改他过去共产革命的那一套。这个在实际上已经走的很远,但是在理论上和文字上,在党章上你看到的还比较少。”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正式融入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 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并再次修改党章。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纳入党章。党章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做了新的表述,把过去的“一个先锋队”、“一个代表”、“一个核心”的表述,变为“一个核心”、“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新表述。 这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共党章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革命时期“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2002年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狄忠浦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为共产党已经在做的一切,将私营企业主纳入体系,吸收同化资本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并将其合法化。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与时俱进。” 狄忠浦教授说,当时的中国,私营企业几乎是所有新就业机会、所有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的来源。而地方官员为了职位的升迁,已经在与私营企业家合作。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纳被认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富人入党。从“一大”纲领要推翻资产阶级,到“十六大”党章暗示可以接纳私企老板入党,中国共产党几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你这共产党的变化,你变得和过去都已经面目全非了。 照理说,你就不应该坚持原来的名字了。照理,你应该放弃你的专制和独裁, 而共产党同时又要坚持过去的名称, 以便他继续这种专制的权力。 我觉得这种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负面作用。一个政党如果前前后后能够做出这么多互相矛盾,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却依然坚持原来的名称,坚守原来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这个党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标准。” 中共“十七大”和去年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再次对党章进行修改,确立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地位。至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至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一步步远离了主张废除市场化和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建党的初衷。 甚至中国官员也认为,中国不应该被称作共产党国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去年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应该被称为共产党国家。尽管如此,在国际社会上,中共还是与古巴和朝鲜为列,被称为共产党国家。 狄忠浦说:“中国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也即,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但是仍然保留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 一党占据统治地位, 而且取得该党的成员资格就是通往获得这个社会最有影响力、最有有权力的地位的大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更名为“中国社会党,才能名副其实。” 他说: “我在九十年代就曾提议,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改名为中国社会党。 我们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叫社会党呢?共产主义起码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我们就叫社会党有什么不好?”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对中共来说,他现在所作的一切与过去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但是他表面上还在强调他的一贯性。这次习近平讲话也强调不能用后三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因为他们更大的目的是要保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保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假如你共产党承认过去的一党专制搞错了,而共产党的专制就建立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如果你承认自己错了,就没有理由继续专制。也没有理由再叫共产党”。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会把中国带向何方?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习近平不久前在他就任总书记之后第一次和新科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习近平在整个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一次也没有提到毛泽东,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当局实际上与马列思想,和毛的思想离得相当远。”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说:“也许可以这样定义中国领导层的性质:集体领导,任期有限制。如果我们必须找到一个经典的政治学名词来定义它,我们可以叫它“贵族共和”。 我认为这在中国可以行得通。目前,日本和新加坡所实行的也属于这样的性质。” 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该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他说:“我们过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把它写进了宪法。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序言又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首先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理论。 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列宁所说的专政,指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专政。” 习近平将为五年后的“十九大”的中共新党章带来什么内容,是去毛化? 是“贵族共和”? 还是宪政? 我们将拭目以待。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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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国际组织关注中国互联网监控及新闻审查状况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国际关注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发布全球《互联网之敌2013》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互联网敌人之一。另一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发布报告说,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正面临民间的挑战。 3月12日是“世界反对互联网审查日”,总部在法国巴黎、致力维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年度报告《互联网之敌2013》,列出今年全球的5个以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叙利亚、中国、伊朗、巴林和越南。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目前控制着全球最大的数据王国,其日趋严格的“网络防火长城”构建的庞大监控体系,正有效控制着中国网民发表不同意见或访问境外网站。中国目前有30名记者和69 名网民因发布新闻信息遭拘禁,这一数字名列世界第一。 “无国界记者”组织高级顾问道兰茨沙希女士在报告发布当天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中国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五个被称为以互联网为敌的国家之一,当局通过对民众网络活动等系统性的监控,借此侵犯甚至剥夺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我们在‘世界反互联网审查日’发布这份报告,更强调了中国政府的审查手段有悖于人权原则的立场。” 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信息采取屏蔽、控制的政策已多年名列“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互联网敌人名单。道兰茨沙希女士指出,虽然中国互联网使用的普及程度近年大幅增加,但与往年相比,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控制更日趋严格。“无国界记者”的道兰茨沙希女士说: “确实,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微博及互联网使用者,但中国政府的监控政策却一如既往。对与官方不同的观点冠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进行无情的打压。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控制信息,而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公然侵犯。” 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也发布了有关中国新闻检查制度的报告,题为《来自中国的挑战:审查与控制变化》。报告强调,中国仍然是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十年前发布的材料至今仍然可用作中国监禁记者的证据。 “保护记者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协调主管鲍伯•狄茨指出,今天的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各种信息,并且不在把中国政府的宣传当作新闻。但由于中国传统媒体都由政府控制,并受到官方宣传部门指令的干扰,中国网络经营者所面临的被迫或主动审查的压力日趋强大。 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就此表示:“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侵犯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首当其冲的。首先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最大,这就造成了它的规模。共产党一贯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媒体的垄断以及现在在网络上大肆进行的审查制度,屏蔽关键词、屏蔽海外对中国有批评或不同意见的网站。也就是说,从它的体制到技术手段在全世界都算是做的极致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压迫性政权正以北京的模式当作限制本国公民言论自由表达的样板,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应该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在加快向海外扩张的同时,对互联网信息的过滤以及强制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成为常态的可能性。 胡佳认为,中国当局的互联网信息控制政策也同时产生了一种官方没有预料到的负面效果。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使用者在感受到言论受压制的同时,必将奋起反抗: “因为以前只有作家、电影导演还有新闻记者会受到言论审查制度的侵害,但现在不是了。所有媒体上那些微博的成员,只要想发布一些真实的言论,对于政党、对于这个体制贪污、腐败、滥权进行一点点批评或牢骚,都有可能被变成‘转世党’,就是被取消ID、删贴。这不是让人觉醒的过程吗?原来是记者享有的专利,但现在平等啦。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们开始从这个角度认清了国家的真相,这就促使他们觉醒了。而且那么多‘转世党’成员他们已经成为捍卫自己言论自由、进而同时也是捍卫这个国家公民整体言论自由的一支中坚力量。”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新领导人虽公开承诺反腐、加强诚信,及限制权力,但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对言论和媒体的审查、监控政策只会导致共产党信誉危机的持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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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

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 进入专题 : 改革开放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数据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币),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币)提高到2800元(人民币),增长近20倍。   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义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1,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   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农民工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数据,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镇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   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准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品质标准”;“60%人口的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人民币)以上。   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民币)。   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   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同时意味着,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着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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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专家:俞正声讲话显示中共政改一致立场

俞正声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中国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二(3月12日)在2013年政协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即将离任的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此前在代表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时也发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表述。 在香港的政治评论员刘锐绍对BBC中文网说,对于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分歧。 按键 音频:在香港的政治评论员刘锐绍接受BBC中文网采访 三个界限 他说,中共当局对于政治改革问题有三条界限。首先,不照搬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经验,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占据主流。 他们的第二个界限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如果民主改革影响到共产党政权,他们肯定一概不会接受。 第三是,在整个过程中,外力,所谓外力包括老百姓的力量,不能成为影响他们权力分配的因素。 刘锐绍说,从上述三点来看,俞正声和吴邦国发表的讲话都是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的。 刘锐绍在强调中共内部有关政治改革立场的一致性时特别指出,尽管过去温家宝也谈过政治改革,但这并不代表温家宝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比其他领导人开明的地方。 相互配合 他说,温家宝所谓的“政治改革”从来没有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出现过,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过,现在外面传说的只是传出的消息而已。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做法正是中共高层的一个攻势。让温家宝的消息在外面传来传去,给外面一个幻想,并不影响中共政治改革的安排。 刘锐绍说,他不会因为俞正声的这番话而认为温家宝是改革派,或者是倾向政治改革。其实,在这个方面,他们都是互相配合的。 俞正声在中国政协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还强调,要“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 刘锐绍对此发表评论说,中国改革开放30几年来,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所以他们必须抓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俞正声的讲话显示,中共一定要强化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这都是从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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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我要把这个奖,献给自焚的族人们!”

3月,之于西藏,是一年中最敏感的月份。因为好多个日子,都是沉甸甸的纪念日。如3月5日,是1989年拉萨抗议被镇压纪念日;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3月14日,是2008年西藏抗议周年日;3月16日,是2008年安多阿坝抗议民众被枪杀纪念日。 另外,3月,还是北京召开中国政坛很重要的“两会”的时间段。当逢“两会”期间,诸多被党认为不稳定的因素都是需要被严防的,如异见人士,往往不是被软禁就是被失踪,这其中也有我和我先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获得全球很重要的由美国国务院授予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对于我来说百感交集。 我是一个藏人。生在拉萨,长在被中共政权剧烈改变的西藏,从小受的是用中文教授的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教育。无论小学还是中学,从未教过我一堂藏文课。我上的大学虽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但我就读于汉语文系。 我成为一个写作者,渐渐明晰我要坚持的写作理念是: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我认为,游历、祈祷与见证,相互构成因果的关系。而见证,其实就是发声。 西藏的僧侣探寻佛经中的道理时,会在辩论中双手奋力击掌。那发出的声音,象征伟大的佛法犹如真金不怕火炼。而我,要通过内心发出的声音,倾注对生养我的土地的赤诚,吟咏我的民族的精神,眼下则更多的是,为民族的苦难向压迫者表达抗议,以及用历史的记忆战胜强权制造的遗忘。 我先是写诗,以诗歌寻找我真正的血脉之根,那是心灵的回溯之旅,与信仰有关。中期写散文和小说,描述藏人的生活,触及现实中无法回避的诸多问题,逐渐看见西藏的荣耀和苦难。而后,是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来记录我深深挚爱的西藏高原上的人和事,开始非虚构类的写作。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影像及其调查,以及相关人物的口述等两本著作,被评价为“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 重要的改变,发生于2008年3月。那时遍及西藏的抗议正在遭受血腥镇压,中国政府垄断所有信息,力图让世人只能听到它用巨量音响发出的扭曲之声。作为把写作看成是“见证”的我,由此起,将我的书籍、博客、电台专栏节目、Twitter、Facebook,以及对媒体的发声等诸多表达,综合成“一个人的媒体”。而这几年坚持“一个人的媒体”的经验,愈加让我认识到这是无权者的武器。这武器由文字构成,其资源来自西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以及今日西藏被毁损的处境、以身浴火的一百多位族人的愿望,所有这些既是抵抗压迫的力量,也是我不放弃、不妥协的理由。 为此,我向授予我“国际妇女勇气奖”的美国国务院表示:在今天的西藏,无数发声者已被沉没于强权的无边黑幕,而我也在准备着那黑幕可能的降临。在这样的时刻,发声固然需要勇气,但我更希望发出的声音被倾听者倾听,被关注者关注,被支援者支援。希望这世界有良知的人们牵起手来,合力改变所有的不公,消除每个人的苦难,使生命享有平等、自由、尊严的权利。这非常重要,即使在茫茫的黑夜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你们伸来的手传递的温暖。由衷感谢授予我“国际妇女勇气奖”,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对正在燃烧的西藏高原的关切。 其实,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要把这个奖,献给自焚的族人们!” 2013/3/6 (本文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相关内容并由 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 广播,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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