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杜君立：七天 进入专题 ： 极权 齐奥赛斯    ● 杜君立 （ 进入专栏 ）   　　 　　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 　　 ——诺曼•马内阿 　　 　　1789年，法国民众走上街头，将他们的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专制皇权就这样结束了，《人权宣言》确立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现代政治原则。人类历史上的所谓“现代”就这样拉开序幕。 　　在法国大革命200年之后，一场民主浪潮再次席卷世界……在罗马尼亚，民众将一个不戴皇冠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7天之内。这7天，或许就是从古代到现代、从独裁到民主的距离。 　　从查理一世到路易十六，从墨索里尼到齐奥塞斯库，从萨达姆到卡扎菲，一个又一个暴君走上断头台。每消灭一个独裁者，就有一个民族站立起来，走进现代，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中国亚圣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作为一个反抗法西斯极权的革命者，齐奥塞斯库曾经说过：“任何专制的暴力一旦与人民的正义之师交战，他们必将粉身碎骨。”很多年后，他这句话果然一语成谶。 　　 　　一 动物庄园 　　 　　历史是吊诡的，人们反对权力，常常是因为自己没有权力。在现代历史中，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甚至会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制造者。齐奥塞斯库就是这样的。 　　1918年，齐奥塞斯库出生在罗马尼亚一个农民家庭，在10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因为家庭贫困，他上小学时连课本都买不起，10岁起就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当时正值1930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15岁的齐奥塞斯库便加入当时非法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因为组织罢工，他曾经屡次被捕。对齐奥塞斯库来说，身陷囹圄不仅没有什么伤害，反而使他的影响日隆，成为一个知名的“危险共产主义的鼓动者”和“共产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传播者”。最后一次被捕后，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得以结识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他们共同反抗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法西斯主义政权。这次“铁窗友谊”成为他日后获得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间，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政权加入德、意、日法西斯同盟。1944年，苏联一方面支持罗马尼亚共产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发动起义，另一方面苏联红军攻入罗马尼亚，内外夹击下，安东内斯库政权被推翻，罗马尼亚转而加入了反法西斯的苏联阵营。1945年3月6日，共产党联合其他政党成立联合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罗马尼亚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齐奥塞斯库的职务是罗马尼亚共青团书记。1947年，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领导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夺取政权，宣告正式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齐奥塞斯库成为重要的武装部队副部长。数年之后，齐奥塞斯库已经上升为党内第二把手，仅次于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1965年，“老大哥”乔治乌-德治去世。齐奥塞斯库顺理成章成为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在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之后，齐奥塞斯库将工人党改名为共产党，将国名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继续担任罗共中央总书记。1974年，在齐奥塞斯库的策划下，罗马尼亚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成为总统，且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此后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务，成为罗马尼亚一切的主宰，甚至连农民在一平方米土地上种几棵玉米也必须要由他来决定。 　　齐奥塞斯库一方面批判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却在罗马尼亚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党在国之上，而他则在党之上。各种官媒经常说“齐奥塞斯库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最高尚的品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个人迷信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20多年来，齐奥塞斯库走到哪里，都要组织一场人数众多的盛大欢迎仪式，欢迎的人群必须提前到场，哪怕风吹雨淋烈日暴晒。齐奥塞斯库一来，一起高呼“万岁”。不仅如此，每逢重要的大会，为了保证理想的效果，“群众演员”之外，官方还必须组织一批“专业演员”，由思想过硬的警卫部队组成“政治啦啦队”，整齐的坐在前几排。齐奥塞斯库讲话开始，每隔三分钟，这些专业演员就会站起来鼓掌叫好。后面的群众演员也跟着这些专业演员一起“热烈鼓掌”。齐奥塞斯库每次讲话，都会获得提前设定好次数和时间的鼓掌和站立，非常精确。就这样，一场激动人心万众拥护紧密团结的共产党大会就顺利制造出来了。 　　齐奥塞斯库居住在巴洛克式的豪华宫殿中，过着豪奢的生活。权力在手，乾坤独断，任人唯亲。齐奥塞斯库自己是党的总书记，夫人是政治局常委和二把手，所有重要部门都被他的子女亲友把持，齐奥塞斯库将国家变成了党天下，最后完全变为家天下和夫妻政治。他的妻子埃列娜于1973年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即政治局委员），掌管全党的干部大权；1980年起，又兼任全国科学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她还俨然以“国母”自居，生日也要全国庆祝；人们在各种大会上的发言，在呼完“敬爱的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同志”之后，必呼“尊敬的埃列娜同志”。在政府里，名义上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二号办”。 　　齐奥塞斯库有5个兄弟，3个姐妹，全部跟着“老三”齐奥塞斯库鸡犬升天。老大尼库利娜是家庭妇女，老二马林常年担任罗驻奥地利商务参赞，老四玛丽亚（女）曾在布加勒斯特电磁厂当车间主任，老五弗洛雷亚为前《火花报》记者，老六安德鲁察中将曾任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老七伊利耶中将曾是罗马尼亚军事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老八埃列娜（女）长期在家乡当教师、学监，老九扬曾任农业部长。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是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罗马尼亚完全沦为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产业。所谓罗共中央大会，其实就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将其嘲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齐奥塞斯库有一爱犬名曰“考布”，罗马尼亚众高官皆尊称其为“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认为这种称呼过于平淡，便正式给爱犬授予军衔，“考布同志”摇身一变成了“考布上校”，由此开创了“狗官”的历史。与很多罗共高干一样，“考布上校”的一切生活用度都享受特供，不仅配有豪华别墅和专车，还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更少不了保健医生日夜照料。据“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忆：“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一种从英国进口的肉）。只有医生尝过后，肉才能喂狗。”在相当一段时期，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为考布采购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运回国。而与此同时，无数罗马尼亚民众正在寒风中排着长队购买可怜的那么一点限供面包。这些垃圾食品对伟大的“考布上校”来说，根本都不屑一顾。“考布上校”陪同齐奥塞斯库总统视察布兰科温斯克医院时，遭到几只野猫袭击，后果是这家医院马上被夷为平地。 　　“考布上校”不仅有助手保镖医生，它还有自己的宠物——一只会说话的鹦鹉。有一段时间，这种鹦鹉每天都说“愚蠢的尼库”。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已经被指定为未来的接班人，因此这只鹦鹉很快便被秘密警察抓去。结果也审问不出是谁教的这句话，只好把这只鹦鹉杀死了事。 　　 　　二 一九八四 　　 　　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暴政统治中汲取经验，建立了一个拜占庭式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齐奥塞斯库操纵着公众舆论，完全是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综合体。1980年发表在《星期》上的社论《理想》中写道：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做的事，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大多数，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数百万忠实的儿子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罗马尼亚特色的共产主义。 　　齐奥塞斯库以铁腕治国，对内独裁高压，对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齐氏奉行的实用主义模糊策略，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包括西方的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友好与支持。从戴高乐毛泽东到福特尼克松，从英国和瑞典的王室到美国和联邦德国的议会，齐奥塞斯库都成为广受欢迎、炙手可热的座上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其荣誉爵士勋位；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称颂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与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齐奥塞斯库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始终敬而远之，保持着警惕的距离，甚至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对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民众表示强烈谴责。 　　1971年，齐奥塞斯库出访了中国和朝鲜。这次“取经”让这个独裁者被东方式权力美学深深折服，一片红色海洋的文革狂热与同样疯狂的金氏帝国成为齐氏心目中的理想国。回国之后，齐奥塞斯库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极权化运动。所有反对派和异见分子都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政治偏执狂”或者“老年痴呆症”的治疗，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模范精神病人，一个个专心致志地为自己制作棺材…… 　　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出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暴政，最典型的莫如禁止堕胎制度和打字机登记制度。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像罗马尼亚这样，受到如此彻底的监管和残酷的压迫。在一个被独裁者和警察奴役的罗马尼亚，所有民众其实都不过是闷头苦干、愚蠢顺从的奴隶。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孩子众多的大家庭，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作为小国颇为不满。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他废除了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禁止一切堕胎和节育。这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正常恰恰相反。后者鼓励人们避孕和流产，前者则将一切避孕和流产都视为犯罪，这无疑是国家权力对公民身体的占有。堕胎不仅意味着某种错误的、罪恶的道德行为，也是对国家制度的背叛和对抗。齐奥塞斯库认为，胎儿是国家财富，拒绝生育孩子就是背叛国家。因此，不仅禁止离婚，而且还规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4个孩子。同时还规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惩罚性税金，而违法堕胎者将受到刑罚和囚禁。为了保证妇女的及时妊娠，罗马尼亚妇女的月经周期都属于国家机密，每个人要随时接受官方的严格检查与盘问。 　　斯大林曾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在一个机械化的官僚体制下，所有的机关、工厂、农村和学校等单位，都密布各种严厉的执法者，作为“国家财富”制造者，所有妇女都遭到严密监控和严格检查，避孕工具就是最可怕的反叛国家的罪证。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旦败露，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这些闯入民众卧室的执法者被人们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因为传统的宗教习俗禁忌，很多意外怀孕的少女害怕成为“未婚妈妈”，不是选择不安全的堕胎方式，就是选择自杀。在这种恐怖变态的政治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在边境线上被视为叛国者而遭到罗马尼亚军人枪杀的孕妇不在少数。 　　在齐奥塞斯库和他的“月经警察”的共同努力下，罗马尼亚女人果然生出了超过一倍的新生儿。与此同时，非法的地下流产与堕胎屡禁不止，孕妇死亡率也达到一个很高的数字。正如中国的毛担心大跃进丰收的粮食无处存放，齐奥塞斯库面对迅猛的婴儿潮也措手不及，因为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这场悲剧令全世界为之哗然，罗马尼亚被人们谴责为“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齐奥塞斯库随即命令，只有满月的婴儿才可计入统计数字，然后再核发出生证。如此一来，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残疾的婴儿就“不存在”了，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逐渐恢复正常。 　　这项反人性的繁殖国策制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灾难，罗马尼亚妇女不仅承受着奇耻大辱，而且被迫沦为国家的生殖机器。另一方面，孤儿院和收容所里大量被遗弃的孩子“从来没有合法存在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极权 齐奥赛斯   

孟令伟：中国亟须面对的十大改革问题 ——向2013年”两会”的上书 进入专题 ： 改革    ● 孟令伟 （ 进入专栏 ）   　　 　　继1998年、2008年向全国”两会”上书之后，这是我向”两会”的第三次上书，前两次上书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次上书则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提出亟须破解的十大改革问题，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 　　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伴随发展积累的矛盾也是世人共见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一定领域的民生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的。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代价的沉重性已超过了这个民族能够承受的极限。有些代价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因而成为这个民族的永久之痛。有些代价则转化为中华民族长远发展难以化解的障碍。我们所能做的是：大声疾呼改革，希图尽可能终止或减少代价的继续付出，尽可能遏止恶的发展，而为善的发展开辟道路。这或许只是一个天真的梦想，或许能感动上苍，触发我佛的大慈大悲之心，也未可知。一切的一切只好尽人事而待天命！ 　　 　　一、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至上的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已在长达十几年的多次上书及其他文章中从各种角度作了论述，特别是在向十八大的万言谏议书中作了在我看来是十分详尽和透彻的探讨，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感到再多说一句话都是多余。何况国内众多有识之士对政体改革已有那么多洋洋精彩的高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可替代的意义和迫切性，已成为国人的共识。现在的症结是敢不敢改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有关政体改革的议论都是空话。然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也难有实质进展。因为政体改革是瓶颈，制抑着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使其难以突破和深入。政体改革已成为众矢之的，万变之扼，万流之闸。政体改革延迟一年，社会深层积弊就积累一年，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而要解决敢不敢改的问题，关键是执政层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走出来，超脱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顺应浩浩的历史潮流，一切从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出发，就能举重若轻，将政体改革的帅旗高高树立，迎风招展，万众向心，必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二、计划生育体制改革 　　 　　对人类和国家而言，没有比人口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没有人，就没有世界，其他万事万物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决定着国家、民族、世界的现状和未来。我对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关注已久，对中国人口问题严重性和计划生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有切肤之感。为此专门写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钩沉和对计划生育体制改革的建议》、《面对1.18总和生育率的忧思–中国改革计划生育体制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等文章发在了网上，以唤起社会公众和决策层对此问题的重视。就观点而言，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对上述文章的重复–而且是十分片面的重复，没有什么新意。但作为一大改革要题，又非说几句不可。直到今天，国人对人口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计划生育体制危害的沉痛性以及对这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认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许多人甚至还沉浸在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了几亿人的”巨大成绩”之中。更不用说对人生命的尊贵性、自然生育权利的无上性、代际传承和家庭亲情不可替代性的敬畏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多年的超低生育率、严重失衡的家庭结构、人口质量的劣化、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军队战斗力的脆弱，而且意味着中国社会活力、民族活力、发展活力在不太远的将来呈现全面衰退。这是十分可怕的。而造成这种严峻性的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计生体制的危害也不仅仅是造成严峻的人口问题，而且在于它将最神圣的生命延续纳入权力操控的”计划体系”，居然把最大国度最自然的传宗接代行为”产品化了”，从而挑战了宇宙生命的延展法则，构成了反自然、反人道、反人类的行为。所以，对计划生育体制的改革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是维护人类自然公理所在。改革建议要点：取消计生委，代之以人口社会平衡发展促进委，废除《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及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代之以促进生育自然平衡的引导政策。 　　 　　三、土地制度改革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土地问题。先后写了《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叩问中国土地问题及其解决出路》、《21世纪中国最重要最亟须的产权变革-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系列探讨》、《建立中国公民土地所有权的建议》等一系列文章，大部分发在网上。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农民（公民）土地所有制。如果说土地是所有物质和精神、所有历史和现实、所有发展和创造的承载体，那么土地所有制就是所有这一切的开启之器和归属之所。好的土地所有制是万善之基，坏的土地所有制是万恶之源。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土地所有制已是再也无法?避、无法绕过、无法模糊的一道横艮大坎。从农村看，举凡土地强征、耕地流失、灭村运动、农地被流转、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市化等种种违背农民意愿、伤害农民利益、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无不根源于虚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城市看，举凡恶性拆迁、摊烙饼城建、垄断的土地批发、官商勾结的地产寻租、城市布局的随意改变，无不根源于虚化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农地集体所有和城地国家所有使农民和居民失去了本应大部分归他们所有的丰厚的地产利益，使其除培肥土地财政外，还流向形形色色的地产商、开发商、不法官员、圈地圈房者的腰包，从而创造了一批又一批和土地关联的大富豪。近年上上下下强调惠农惠民，而土地作为最大的不动产财富，却又将农民和居民长期排除在外，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新版的叶公好龙？温家宝总理说：”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然而实践已一再证明：不解决土地虚悬的集体所有和虚化的国家所有，不犯历史性错误是不可能的，不遗祸子孙后代也是不可能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应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实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公民土地所有制。以安人民，以安社会，以安国家。 　　 　　四、农村城镇化改革 　　 　　农村城镇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几十年来，农村城镇化特别受到官方和一些学者的重视，从提出就地城镇化到发展小城镇，再到放宽向中小城市转移的政策，体现了政策导向变化的轨迹。但遗憾的是，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是单向的，一厢情愿的，很少考虑作为城镇化主体农民的意愿。其实，农村城镇化这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纵观世界城镇化历史，即使是城镇化指数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使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这一提法的实质就是限制农民的城市化，是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变种，目的就是要将农民框在官方设定的所谓城镇化的模子中。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农民的城镇化或农民的市民化。提法的错误、理论的混乱、政策的走偏导致实践上的灾难，诸如浪费大量资源不切实际的小城镇建设、骇人听闻的灭村运动、农民被上楼的荒唐做法，大批极具乡村特色颇有传统人文价值村庄村镇的毁灭，无不是这种灾难的表现。几十年来，农村城镇化的导向加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悬虚，不知牺牲了多少农民的利益，毁灭了多少极具特色历史价值的村落；从另一方面看，几乎是随着官方和学者们农村城镇化提出的同时，农民们就按自己的选择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他们选择的城镇化是走出去的多方位的城镇化，不但向小城镇转移，向县城转移，也向大城市的卫星城转移，还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而支撑他们转移出去的主要生存方式就是打工。但是几十年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政策的障碍，加上农村城镇化政策的错误导向，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从而成为当今世界上罕见的、庞大的、边缘化的、候鸟式的农民打工大军。这支打工大军伴生的附产物，还有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当一部分家庭已连续几代人打工，却始终是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些人既无法回到农村（有的已不适应农村的生存方式，有的是失了地无法为生），又无法融入城市，境遇特别悲哀。城市对打工者的疏离使部分打工者转而报复城市，又催生了打工犯罪群体，村落黑社会组织。所有这一切说明，要从农村城镇化的误区走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改革与之有关的一切藩篱、政策和思维方式，代之以从农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农民非农化的大趋势着眼来制定新政策，构建能包容农民工、农民工家庭，能使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有机融入的新体制，培育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一视同仁的新环境，使他们能得到和城市人一样平等的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老待遇，和城市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将他们彻底融入城市。庶能从根本上解放农民工及其家庭，解决农民城市化问题。 　　 　　五、城市建设改革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而且一直延续下来（这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这种古老的文明，加上近代西风东渐留下的文明，在中国千姿百态的城市中有过集中反映。中国曾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繁富、个性最鲜明的大大小小古老传承和近代成长起来的城市。但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神马烟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旧城改造为牵动，以城区功能再造为龙头，由房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共同主导的城市建设运动席卷全中国，包括一些中等城市、甚至小县城都宣布要在几年内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于是高歌猛进，一路狂飙，大拆大建，终于以旧貌换新颜：大小城市马路宽阔，高楼林立，中心广场气派，主题公园鲜明，高档酒店、商贸大厦、豪华写字楼、堂皇洗浴中心、超级商场竟显风流。然而千姿百态的古城风貌流失了，悠久传承各具鲜明特征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几乎在一夜间中断了，代之以千城一面的鲜亮、壮观和冷颜。从此以往，人们面对的是到处都差不多的仿外国建筑，丢失的却是永远找不回的色彩纷呈的民族家园。如果以另一种思路、机制、方式来搞城建，在逐步改善城市人居住、生活、出行条件的同时，中国本来可能成为全世界内容最丰富气势最恢弘的人文历史博物大国，但现在却只能以数量有限的盆景来展示自己人文积淀的贫乏。当然，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确改善了不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但突飞猛进、没有什么制约的大拆大建付出的代价更是极其沉重。除了悠久人文历史景观的毁灭性破坏成为中国人永远难以抚平的伤痛外，还有大批被拆迁户利益和精神受到的双重伤害，不少中心城区的住户由于买不起原地段开发楼而被抛到偏远住区之痛，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对众多低工薪阶层的折磨，至于庞大的农民打工群体更是望楼哀叹，还有多少年形成的城市生态突然改变，造成原在各色行当营生的城市底层民众就业困难，高房价对高物价、高服务价格的拉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等等。问题是，按照现有体制和机制的惯性，经过近二十年的大拆大建之后，各地城建并没有停下匆匆的步伐，相当一部分城市在对原有人文景观破坏殆尽后，又异想天开的计划实施仿古工程，诸如打造”宋代汴京”，建造”春秋古城”，群起效尤，不一而足。还有的城市开展新一轮基建大跃进，其投资的气魄史无前例，规模令人咋舌。照此看来，中国的城建似乎要陷入挖了填、填了挖，拆了建、建了拆中难以自拔，这是非常可怕的。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先例。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土地国有使政府永远有理由对城市土地及其建筑物单方面行使处置权外，还有”一把手制度”造成城市规划的随意、开发商对政府的绑架。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明，对现有城建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除应建立城市公民土地所有制外，还应开放城市规划，让人民参与和监督规划，由人民主导城市建设，从而改变大拆大建、不停折腾的城建模式，促进城市生态逐渐成长，大度包容，良性发展，为全体市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 　　 　　六、生态环境体制改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依托。这个依托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会遭到极大威胁；这个依托破坏殆尽了，人类就无法存活。所以，拿一句时下强调性的话来说，人类生存对生态环境的依赖，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关系怎么说都不过分。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在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或者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当然，不能把生态环境恶化的账都归于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改革之前的破坏性活动及全球气候变暖都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但改革以来几十年经济的迅速膨胀和各种经济主体在寻求发展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确是前所未有的触目惊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孟令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前文所述吴敬琏的忧虑是害怕亡党，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钟南山对环境生态的忧虑是超阶层的人类生存层面的忧虑。本文将分析另一种忧虑，即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再发酵为暴力革命的忧虑，这种忧虑以导演冯小刚的发言为代表。 *中产阶级的怕与盼* 在 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上，冯小刚建议当局在电影题材审查方面，应该具有战略眼光，希望可以“拍文化大革命这种题材”，“用来反省”。以下是他的一段原话：“如 果不让现在年轻人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红卫兵的暴动带来的灾难，再发生暴乱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呼的一下起来，大家会觉得拿砖头砸玻璃是件过瘾的事。” 其实冯小刚想谈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在“两会”这种政治T台上不适合表达，但他在别处表达了。时尚传媒曾发表一篇对冯小刚的采访“ 人生能有几个18年 ”， 值得一读。冯小刚说，拍《一九四二》这部影片，让他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其中，他特别提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根据采访，在影片中设计了一个地 主家在饥民劫掠下灰飞烟灭的细节。以下是冯小刚的感悟：“其实这些看似孤立、看似荒唐的事情，都可以从我们的民族性里面找到答案。这是我拍这部电影最核心 的原因，也是《温故1942》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内容。这部小说颠覆了我对历史的想象。过去我们会把一些苦难、民不聊生的情况归咎于制度或政党。但实际上你 看完小说或者电影《一九四二》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民族性本身的问题”，“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 上述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每逢大灾难时 期、或者王朝末丧乱之际，都会反复出现。唐末农民起义，诗人韦庄写的那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内库烧为锦绣灰”，几乎是所有王朝更替的写照。 地主被集体消灭是1950年代中共的土地改革（包括此前中共在解放区的改革）中的经典场景。大概是采访中的故事再现了这些史料中的场景，2011年9月 11日，冯小刚在网易微博上发表了一段微博：“人们天真地认为，杀了村里的地主， 农民就过上好日子了。经过土改的实践，地主的人头嘁哧咔嚓地落地，农民摆脱穷困了吗？还是邓大人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现在，杀地主的逻辑似乎又深 入人心了。地主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留给你们的中秋节已经不多了。我真不厚道，大过节的吓唬有钱人。您吉祥！” 冯小刚在这里说的“地 主”，当然不是指1949年前的地主，而是指改革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富起来的人们。他这种担忧是不是凭空虚拟？当然不是，仇恨富人与成功人士的情绪弥漫在中 国上空各个角落，任何不麻木的人都能感知到。这是吴敬琏说出“我们是体制内的不想革命”这句话的大背景。何谓“革命”？毛泽东早就说了，“是一个阶级推翻 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民族性与民族记忆* 吴敬琏与钟南山的劝谕有明确的对象，即中国政府。但冯小刚是对民族性的反省，因此，他的劝谕几乎是面对所有人。 我 本人的“幸运”与痛苦，在于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可怕的“民族性”。1968年我亲眼见过湖南邵阳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残杀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 庭成员的尸体。后来我才知道，“文革”时期这种集体屠杀不止发生于邵阳县一处，在广西、湖南道县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处均有发生——这不同于冯小刚 印象深刻的饥民暴乱，因为饥民暴乱是中国历朝历代长盛不衰的故事，人吃人的现象史书不绝。这是非战争时期一部分自认为政治地位优越的国人为彰显自身优越 性，而对另一部分政治贱民的肆意屠杀。 由于沿资江漂下的死者遗体表明，他们在死前都受过惨无人道的折磨，这使我从此非常在意当地贫下中 农们使用的酷刑是从哪里学来的？后来才从参加过调查邵阳县屠杀的乡贤陆芒的《老虎坪纪事》里得知，1950年冬天，邵阳县郦家坪在土地改革之时，就曾发生 过类似的残杀。以后随着“文革”（广西吃人的那段丑恶历史让人惊心）、土改的许多史料相继被挖掘出来，尤其是20世纪中共领导的数次农民运动的各种史料，我 很清楚我们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什么。 其实，“杀地主的逻辑深入人心”并非近年才产生，第一，它有历史沉淀。且不说历代农民起义的动员口 号，就说半个世纪前山东临城抱犊崮一帮土匪传唱的歌谣。这帮土匪凭藉险要地形，作恶多端，甚至劫持火车上的中外旅客。这些土匪自编一首诗证明自己的行为符 合“道义”：“上等人们该我钱，中等人们莫管闲，下等人们快来吧，跟我上山来过年”。叶剑英女儿记有一事：“文革”时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散场后满地金条， 据说是红卫兵抄家时抢来的。由此可见，“抢掠文化”从未绝迹，只要一有机会，这一潜藏在国人心中的魔鬼就有可能诱发出来。第二，它有中共建政以来的阶级斗 争教育与现在还未放弃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剥削论”做为理论基础；第三，它有现实诱因，因为中共权贵集团及官僚们（小至村长）疯狂聚敛早已到了不管他人死活 的程度，小至抢夺土地房屋宅基地，大至毁坏生态环境。“上等人们该我钱”，是权贵掠夺民财这一事实导出的自然结论，早已深入人心。与其前辈不同的是，今天 中国的社会底层已经能够用马克思理论及毛思想等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得更精致。 在一个社会上升管道畅通的社会，底层会想方设法上进，让自己 能够跻身为上中层社会的一员，如中国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叶；但当社会上升管道严重阻塞，红二代、官二代与富二代成为社会身份的符号，一个参军指 标都要被掌权者拿来卖钱的社会，生活于绝望之中的底层失去了期盼，剩下的就只有仇恨。“屌丝”一词代表了沉淀于社会底层的受教育者的自怜、自伤及对社会的 严重不满与仇恨。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其实，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茉莉花革命”转型，哪怕是付出利比亚那种短期内战的代价，都可能是未 来中国最好的结局。 1949年政权鼎革时，虽然满是战争创伤，但中国这块国土上，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天是蓝的。目前，遍布全国的癌症 村与笼罩中国上空的雾霾提醒国人，我们其实已失去了家园，这家园不仅是精神意义上的，还是物质意义上的。恐怕不少人都在心中暗问：王力雄 《黄祸》一书的结局，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