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

香港雜評 | 慕容雪村: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 明報專訊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着怎樣的生活。 錢明奇曾求助於作者 2011年5月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裏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裏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5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什麽可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房子被拆拒接受政府低額補償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彩,那時錢明奇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訪民。 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嘗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式,為此他還專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覆議,失敗;起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結果:又一次失敗。在近10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 自學法律起訴失敗始上訪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帳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資訊,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伸,有冤不伸了。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毁政府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布資訊,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 屢聲稱炸毁政府大樓沒人相信 2011年5月26日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3輛廉價汽車,然後按下啓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徐武飛越瘋人院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牀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年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的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櫺,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此後近4年,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着難以下咽的食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控大企業扣工資多次被打 從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500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企業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徐武開始品嘗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部分,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年12月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12月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牀上,就像一隻被火車輾過的盛世斑馬。 整整5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膠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月1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有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囚精神病院醫生鑑定抑鬱 2011年4月19日凌晨兩點,徐武再次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着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月27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7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6人身分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身分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鑑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後被監視軟禁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年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會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會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建設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文明得以弘揚,而不是讓錢明奇、徐武和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但絕不願意看到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二○一二年受邀在Hay Festival作題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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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世紀. Behind the Power :讓我告訴你: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明報    2012 年 6 月 19 日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 2008 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着怎樣的生活。 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二○一二年受邀在 Hay Festival 作題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專題演講。 錢明奇曾求助於作者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裏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裏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明奇 1959 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 52 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 2000 年,他已經有了一棟 5 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間,總面積約 700 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 50 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什麽可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房子被拆拒接受政府低額補償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 200 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 25 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 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 2540 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彩,那時錢明奇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訪民。 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嘗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式,為此他還專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覆議,失敗;起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 2007 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結果:又一次失敗。在近 10 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 自學法律起訴失敗始上訪 2006 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帳號。在騰訊,他曾向 50 多人發過求助資訊,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 200 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 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伸,有冤不伸了。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毁政府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布資訊,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 屢聲稱炸毁政府大樓沒人相信 2011 年 5 月 26 日 9 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 3 輛廉價汽車,然後按下啓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徐武飛越瘋人院 2011 年 4 月 19 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牀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 2007 年 3 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的鋸條和 8 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櫺,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此後近 4 年,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着難以下咽的食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 徐武 1968 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 21 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控大企業扣工資多次被打 從 2003 年到 2006 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 500 強中排名第 340 位,其總部佔地超過 21 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企業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徐武開始品嘗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部分,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 年 12 月 16 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 12 月 31 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 1571 天的治療生涯,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牀上,就像一隻被火車輾過的盛世斑馬。 整整 5 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膠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 5 月 1 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有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 1200 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囚精神病院醫生鑑定抑鬱 2011 年 4 月 19 日凌晨兩點,徐武再次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 2000 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着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 4 月 27 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 7 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 6 人身分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身分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鑑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後被監視軟禁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 2011 年 8 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 12 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 43 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 43 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會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會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 它的崛起應是 13 億人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 ;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建設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文明得以弘揚,而不是讓錢明奇、徐武和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但絕不願意看到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文/慕容雪村   編輯/楊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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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

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阳的一家小旅馆中,我遇到了一位赵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旧,一脸愁苦的表情。刚攀谈几句,他就问我认不认识当官的,能不能帮他搞到工程。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国营公司担任低级法律事务专员,从来没接触过什么工程。赵先生大概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会求助于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陌生人。他说的工程就是当时的城市道路建设,在中国,这种工程极少有真正的招投标,大多通过关系和贿赂取得,然后层层分包下去。赵先生是这长长的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真正的建设者。按他的说法,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价格都可以承受,反正价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后总能赚到钱。为了鼓舞我的热情,他开出了一个天价:只要能帮他搞到工程,他就给我每公里10万元的回扣。我没这个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当成了骗子。后来渐渐明白,这种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规则”。赵先生也不是骗子,只是一个没关系、没门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受着腐败的损害,同时又热切地盼望加入腐败。交谈结束的时候,赵先生用一句话概括他的发现:在中国,没有一条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这宽广而污浊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肮脏之物。在当下中国,腐败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无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会来找你;你躲到天边,它就会追到天边。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能看见这只肮脏的手:记者写稿要收车马费,教授参加论文答辩要收指导费,医生做手术要收红包,连爱心捐款、寺庙的香火钱都有人贪污。几乎没有人可以清白脱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须学会邪恶地生存。有位检察官朋友曾这样描述他的困境:领导在里面抱个小姐,我抱不抱?不抱,还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起携款潜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两位警察去江西景德镇调查,按照中国惯例,他们的一切花销都由我的公司承担。一天晚饭后,一位警察提议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这是文雅的说法,实质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应得不够爽快,那位警察大为愤怒,他喃喃不绝地咒骂了几十分钟,在酒店的床上跳来跳去,大声指责我的上司“不够意思”,他说:“我为难你了吗?我跟你要钱了吗?看你那小气样儿!”我和我的上司无言以对,但在心里,我们能够理解这位警察的委屈,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也能够理解,那就是中国警民合作的规则:如果警察肯帮我做事,我就有责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尽量让他开心。“收额外的钱,做该做的事”已经不能叫作腐败,而是理所应当。那位伤心的警察连钱都没要,只不过想去夜总会“消遣一会儿”,按情理说,已是过份的清廉。 如果腐败不可避免,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去习惯它、适应它,甚至为它辩护。20年前,当我听说有官员贪污几千万,就会感觉极度震惊,心里想:怎么可以这样?10年前,听说有人贪污几亿,我依然震惊:怎么可以这样?但现在,即使面对更庞大的数字、更离奇的情节,我都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从震惊到习惯到麻木,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人们只痛恨过度的腐败,却把适度的腐败视为天经地义之事,如果有哪个官员很少收钱,甚至不收钱,那就会被当成是“青天大老爷”。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中国人对腐败的容忍程度:2010年,广西有位烟草专卖局长因收受钱物近80万元被捕,事发之后,中国年轻的意见领袖韩寒在网上发起调查,有近21万人参与投票,其中超过96%的人认为这位局长“是个好干部,应该继续留任”。 2001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任职,新年前的某一天,有两位工商局的官员上门拜访,一是感谢我们一年来的支持,二是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我的老板是一位聪明人,知道其中规则,吩咐我准备了两个信封,一个2000元,送给那位科长;另一个1000元,送给科长的随从。我们陪两位官员喝了茶,谈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见甚欢。把他们送走之后,我的老板告诉我,这样的事她已经做过很多次,在她看来,这3000元不能算行贿,只能算“一点心意”,用个中国式的术语,那叫“正常的人际交往”。 2003年,我开始申请我人生的第一本护照,按照程序,我先要向居委会申请一份证明,证明我既不是法轮功学员,也没有参加1989年的学生运动,否则就没有资格申请护照。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我在一间低矮简陋的办公室前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那位公务繁忙的居委会主任,他姓黄,大概是中国级别最低的官员,可依然像大多数中国官员一样严肃且难以接近。他问我:你怎么证明自己没练过法轮功?怎么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学潮?我跟他解释:1989年我只有14岁,根本不可能参加学运,我也从来没接触过法轮功,而且,一个人很难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只能由别人来证明他做过什么。黄主任不为所动,坚持要我先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证明,那我就是个可疑分子,不配拥有护照。还有一个理由是,万一我出国后做了什么不利于国家的事,他要跟着负责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帮我出具证明。谈到最后,我屈服了,按照中国规则给他买了一条中华烟,大约值400多元。黄主任收下这条烟,开始不那么坚持他的原则了,用5分钟的时间写完了证明,并且郑重其事地盖上了代表权威与责任的大印。我对他说谢谢,他回答:不客气,应该的。但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应该”到底指什么,应该为我开证明,还是应该收我的贿赂? 这些都是久远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腐败现状。从那之后,我听过、见过许多更肮脏、更恐怖的事:一个村长可以贪污几亿,一位省长可以贪污几十亿,一个女人仅凭出卖肉体就可以当上高官,一个律师会向法官献上未开苞的处女……但正如前文所讲,我不会再感觉震惊,这是肮脏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会把肮脏当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时候,曾以为中国的高层是真心反腐,只是他们的下属执行不力。后来,当我看到贪官的家产越来越惊人,看到各级官员都反对申报财产,看到媒体报道贪腐案件时的种种限制,我终于明白,这个国家没有人真心反腐。这个政权需要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就是它天然的润滑剂,一日无腐败,则一日不得运转。它相信“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老格言,却不明白,有一种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来养鱼。 2009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通过朋友向我发出邀请,说我对中国司法腐败的描写“淋漓尽致”,希望我能去重庆再写一本,我揣测其用意,大概是想宣传他们“打黑”的重要意义,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败将不可避免,“反腐败”的口号叫得再响,也只不过是戏台上的表演。 权力的腐败曾是全人类的难题,但在今天,大多数国家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研究中国的腐败原因,需要诚实回答两个问题:中国的权力在哪里?在北京。谁来监督?北京来监督。这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作者: 慕容雪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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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图片集锦: 他们如此说——冯骥才、慕容雪村、白岩松、王朔……

法国从3月25日开始使用夏令时,法广播音相应调整频率,但播音时间不变。 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 中波612千赫1098千赫 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7点到8点 短波31米9955千赫和25米11665千赫 中波612千赫 第三次播音:北京时间17点30到18点30 短波25米11875千赫和41米7325千赫 中波1494千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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