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280 次 更新时间： 2012-12-21 21:01:13 王蒙：1976年中国纪事 进入专题 ： 1976年    ● 王蒙   　　 　　[导读]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 　　 　　老百姓说：“今年是天崩地裂。吉林的陨石雨、云南与唐山的地震，都不是偶然的。今年（上天）收贵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知识结构相当新的人也认为，这就是天人合一，天灾就是缘于人祸，这是“文革”造成的。这样说并没有科学根据。巧合也罢，整个1976年的事态太惊人了。本文摘自《中国天机》部分章节（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蒙）。 　　“文革”当中，毛泽东还有一段有名的语录：“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969年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上述理论性指导意见，标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一时间全国男女老少，都在那里背诵“动脉、静脉、心脏、血液、肺部、二氧化碳、氧气……”似乎是在普及生理卫生学常识。有些人一边念此段语录，一边忍不住笑，觉得它实在是别开生面。 　　我至今不明白这样一个针对执政党的组织建设的指示为什么要全民学习贯彻。可以解释的是，这是中国特有的民主与集中，人民当然关注执政党、领导党，而党也必须接受人民的关注，最好是监督。 　　“文革”后期，还传出惊人的毛泽东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你说，老人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文革”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称心、不如意？ 　　从这些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65年，毛主席已经忧虑，最后的结果是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为避免这种他认为很难避免的前景，他不惜一切代价，不惜单枪匹马，要做成一个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社会模式，即“五七指示”式的模式。可惜的是： 　　一、这个模式太含糊。二、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形成的一些社会体制形式，当然不是可以说断就一刀两断的。喊决裂易，真决裂难，真决裂也未必能带来好结果，真决裂如果客观上变成做不到的空口号、假口号，更糟。认为数千年前的人类社会都是毒蛇猛兽们缔造的，恐怕是幻觉。 　　三、平等、平均、一致、一体、无差别、无不平，有它的可贵可爱之处也有它的空洞与乏味之处。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四、毛泽东的预见有他合理的一面，他有意采取的孤军加群众人海的奋斗的方法，却是难以操作与实现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 　　五、为了避免走回头路，毛泽东不惜对中国共产党动吐故纳新的大手术。这从哲学上讲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却只能乱党乱国。完全不吐故纳新又是不可取的，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六、不止这一次的“动脉静脉肺”说，历次政治运动，到了后期，到了党员重新登记、重新恢复组织生活、干部重新分配时期，往往不是吐故纳新，而是不得不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尤其是“文革”，又是瘫痪党委，又是五七干校，又是斗批散斗批走（指搞完斗批就解散走人），最后呢？还不是回到原点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现实比人强，形势比人强。人的意志再伟大，改变不了客观的真实现状。 　　七、“文革”“文革”，“文革小组”里聚拢的是一批嘴尖皮厚的笔杆子，搞到后来毛主席最后竟然起用的是江青、毛远新、王海容等亲属，毛主席要支持的竟然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摆出一副接班人架势的竟然是空手套白狼的王洪文……呜呼哀哉！ 　　在毛泽东的词中，人们对于《念奴娇·昆仑》的理解是最差的。然而，我越来越觉得，此词最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与悲哀：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就是“莽昆仑”，“横空出世”，“阅尽人间春色”，“搅得周天寒彻”，“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有一个说法，说是毛主席本来计划“文革”要搞上三年左右。没有正式的依据，但我觉得此说靠谱。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重大的政治运动、政治举措，所用时间可没有像“文革”这样长的。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苏区时期有反围剿十年外，抗日战争也才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是一个冬天，“反右”是一年左右，其他“肃反”“镇反”用的时间都有限。按当时的工作节奏与主席的只争朝夕精神，实在难以设想1966年开始“文革”时，主席已经安排到了十年左右的计划。原因是各种情况各种问题的涌现，超出了主席的想象。所谓的保守派的力量比主席预料的要强大，造反派的状况相当不争气，党政军各方面尤其是老帅们与国务院的领导们的阻力超出想象。两派全面内战，没有预料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尤其是林彪事件，给主席以重大打击。 　　“文革”中主席用尽了各种政治谋略。先是依靠红卫兵娃娃，背后则是依靠部队轻易地打倒了刘、邓、陶。再是依靠军宣队搞了夺权与三（一军、一红卫兵即群众组织代表与一亮了相就表明拥护“文革”的领导干部）结合。此时两派恶斗不已。又是靠工宣队。靠极“左”的投机笔杆子们，靠“四人帮”靠上海等。还曾想起用邓小平稍作整顿。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主席的晚年似乎有些悲观，在我国自己拍摄的故事片《毛泽东的故事》中，表现了老人家晚年接见尼克松的女儿与女婿的场面。毛强调自己快见马克思去了。尼的孩子则说，是您改变了世界，不必急于去见马克思。主席一听，有点苦笑，说，我哪里改变了世界，顶多改变了北京的几个郊区。这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时的调子大大不同了。 　　如此这般，到了“文革”第十年即1976年，到处仍然是一片混乱。 　　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万民同悲，人心郁闷。周恩来变成了忠实与鞠躬尽瘁、秩序与合情合理的符号，变成了抵制装腔作势、大轰大嗡、成事不足、乱世有余的“文革”人物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的中流砥柱。客观上，周恩来变成了至高无上、惊世骇俗、扭转乾坤的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参照系统：他忍辱负重、平衡稳健、苦口婆心，光劝和整天打烂仗的各派红卫兵，他用了多少时间、多少精神？他活得太难了，工作得太难了。毛泽东太伟大了，老百姓够不着，而周恩来大家都看得明白，感同身受，视若亲人。 　　这样的良相的角色，没有他，毛泽东很难工作，在毛泽东的天才型的富有想象力的指挥之下，没有周的填空补缺、避险化难，一个“文革”早就乱了套了，党与国家早就崩溃了。他的存在与他的形象，客观上反衬了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做法的不着边际。时间长了，他不可能不受到某种不那么满意直至猜忌的压力。 　　周恩来的去世毁坏了某种不平衡下的平衡，中国更加不稳定了。 　　2月，开始公开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传言四起，腹诽如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的感觉是，老人家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失落了避免百年之后出现大的变局、危局的可能。我们国人，失去了最后一次平稳地实现国泰民安、安居乐业、走向富足的生活的希望。批邓批邓，“文革”已经十年，乱局已经飘摇，干事的不如偷懒的，效力的不如忽悠的，意欲建设的尤其不如捣乱破坏的。谁看不出来？能不天怒人怨、丧尽人心乎？ 　　3月8日下午，吉林发生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差不多20公里的空中爆炸，3000多块碎石洒落一地，最大的陨石重1770公斤。人民愕然、怵然，不知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 　　4月5日，天安门前，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遭到了暴力驱逐镇压。终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而且“四人帮”掌握的媒体立即愚蠢昏聩地命名邓小平为邓纳吉，指邓小平搞起了类似匈牙利事件的事情，这就更加凶险，其暗示更加不祥了。 　　5月28日，云南两次发生地震，丧生者98人。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伤24万人。“四人帮”的政策是不接受任何外国的救灾援助。这与后来的汶川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外援的作用有限，至少还有象征的意义，不能把中国搞得那样惨兮兮孤零零的呀。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举世震惊，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化。中国面临着再一次的重大选择。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掉了，号称是第二次解放。 　　我年初就估摸过：春节过后会出事。我知道，春节拜年，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与意见的机会，而当时的民心，对于“文革”已经是全面地否定了。 　　果然，春节期间，我知道的城市干部与知识分子当中，关于“文革”上来的那四个人贬低周恩来，关于美国记者出版了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关于邓小平的得民心的整顿生产秩序的措施又受到“文革”人士的阻挠，以致关于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受到打击、身体日差的说法都是不胫而走。极“左”了半天，红海洋了半天，老百姓的思想反而更“解放”了，议论到了最上面，掂量到了最上面，臧否到了最上面。民心未可欺也，这是“文革”人士们所始料未及的吧。回想1974年林彪事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大家都骂林彪的极“左”，马上上面定调子，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而且非常勉强地把批林转到批孔子批周公身上。根据是说林彪有一幅字“克己复礼”。 　　经过长期的培育，言传身教，百姓们也渐渐学会了吃菜吃心，锣鼓听音儿。一批判大儒，哪怕是新疆这种相对边远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老学究同事，也嗅到了批周恩来的味道。“大儒”的帽子给周恩来一戴，反而为总理增加了一个耀眼的光环。我的一位学究老友，深深感叹赞美道，周就是大儒，是真正的大儒呀！ 　　此后传出不少毛主席批评儒家、骂孔子孔老二、赞美秦始皇的话语来。我的体会是，真的，毛主席不喜欢，也可以说是厌烦孔子的仁义道德尤其是仁政王道的这一套。毛主席信的是权力哲学。列宁说，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到了中国人民这里，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权，权，权，命相连”，“文革”中甚至将“忆苦思甜”的说法改变为忆苦思“权”。毛泽东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暴力化———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告诉反动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毛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整合、扬弃与汲取了权威主义、实力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尤其是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年月，依毛主席的说法，搞什么宋襄公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搞什么温良恭俭让，搞什么仁政王道，那就是扼杀革命，就是为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设立防护网，就是让地主老财永远地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就是不敢胜利，自取灭亡。 　　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在1976年去世，但两个人的过世给人们的感觉颇有不同。周总理的去世人们感到的是沉痛、沉重、悲哀。周在这个时候走了，乱成一团的国家更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人们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的衰老与老而益坚、老而益奇、老而益倔强，已经难以理解他老人家了。毛主席在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法权，令人在五体投地的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如此这般，整个人类社会得从头设计，得回到猴子变人的原点，敢情从周口店猿人时期咱们的人类社会就走向了歧路。这看法高明得令人怎样弹跳摸高也够不着。电视上最后一次的主席出镜似乎是与巴基斯坦军人执政者叶海亚汗的会见，主席举步维艰，头往下耷拉，嘴巴也闭不太严。还传出来小道消息，说是叶海亚汗捎来了口信，是什么国际组织关心当年的著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的处境。林从而被恢复了自由云云。 　　主席的去世令人惊惧，正如将本年的天崩地裂再应验一遭，落到了实处险处。我多次叹息，多次忧心，好也罢，赖也罢，爱也罢，怨也罢，伟大也罢，奇崛也罢，胜利接续着胜利也罢，挫折硬不承认是挫折乃至闹出了新挫折也罢……毛泽东与我们共同摸爬滚打了小30年，他的笑容，他的与众不同的思路与说法，他的雷霆万钧，他的好斗，他挑起的或者是被挑起的以阶级斗争为旗帜的国内外诸种纠葛冲突，他的顽强与他的虚虚实实，乃至他的书法、他的诗词、他的文体都已经是我们的、你我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1976年   

徐戬：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 进入专题 ： 九一八 日本 主权 道义    ● 徐戬   　　 　　 内容提要 ：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 “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本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日本的历史衍变，即可发现“大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重来。 　　 关键词 ：“九一八”　日本　主权　道义 　　 　　 一、引言 　　 　　1937年7月，日军越过卢沟桥发起对北平的占领性攻击，中国的全面抗日从此爆发，“八年抗战”即从这一“事变”算起。然而，已经过去了整整81个春秋的“九一八”意味着什么呢？严格来讲，人们恐怕未必熟悉“九一八”，至少谈不上真正理解这一事件。 　　1931年9月起至1937年7月，这段历史并没有被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之内。如果日军没有进一步向华北发起攻击，仅此为界，中国是否就不会有抗日战争了呢？可以看到，“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共和政府并未对日宣战，国民政府让二十多万军队撤出了东北三省。 　　事实上，按照“九一八”事件主谋者石原莞尔的设想，吞并中国东三省后，日本不应继续南侵，而是以此为基地进占蒙古，然后以整个中国作后方基地应对俄国。倘若日军采纳了这一密案，中国与日本的疆界就会划在距离北京以北两百公里的地带，因为，“国际正义”打算认可这一疆界。“九一八”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建国根基，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现代性乃至所谓“国际正义”秩序。 　　“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其结局仍然规定和制约着如今整个亚洲的秩序。历史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淡忘历史意味着我们将再次遭遇“不宣而战”。 　　 　　 二、不宣而战 　　 　　81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对中国重启战端，第二次中日战争拉开帷幕。今天有必要重新理解“九一八”的历史意义，因为“新中国”的建国根基正是在由此开端的抗日战争中奠定的。如今，“八年抗战”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说法。然而，这种习惯用语却很难经得起推敲：既然第二次中日战争起于“九一八”，那么战争阶段当持续15年之久。中日第二次战争在共和政制同天皇体制之间展开，实为长达15年的殊死较量——学界向来有所谓“十五年战争”的说法。“八年抗战”的说法表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九一八”的真实性质，从而无法看清中日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欧战之后，国际格局风雨飘摇，“九一八”的直接背景是列强的全球争霸。从全球秩序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源于凡尔赛体系的危机。日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脆弱格局发起冲击，这一格局终于首先在中国东北发生断裂。西方学者强调，“九一八”不仅是中日战争的肇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 　　 从结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两大阵营之间对1919年以后国际现状的全球性争夺。从这一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日本1931 / 1932年占领东北亚（中国东北）就开始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以及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是其继续，希特勒对波兰的袭击则导致了英国和法国对其宣战。 ① 　　回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历史行程，不免令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感叹。民国肇造，未料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战频繁使共和政制名存实亡，强敌环伺令中国文明危在旦夕。更为不幸的是，内忧和外患紧密关联在一起。百年以来，中日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九一八”仅是众多冲突中的一环：日本窃据琉球之后，甲午战争对晚清帝制形成了致命一击；民国成立不久，日本即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支持袁世凯颠覆新生的共和政制；此后，五四运动更与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直接相关；到了北伐时期，日本为阻碍中国统一不惜制造了“济南惨案”。倘若将诸多“事件”连缀起来，“九一八”恰好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始于卢沟桥事件，显然是日本复制“九一八”侵略模式的结果。因此，“九一八”对整个中日战争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它不但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政治格局，更在“新中国”的政治品质中留下无法抹除的印迹。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是 “欧洲内战”，随着新兴强权的崛起，世界历史的重心已然东移，中日战争可以视为现代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权力格局，成为真正的“世界内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作为大战起点的“九一八”就具有了深远的全球性含义。 　　“九一八”爆发之时，没人会料想到这一“事件”会演变成第二次中日战争。无论是中日双方还是国际联盟，没人将这一事件视为真正的“战争”——直到今天，我们仍将这一事件称为“事变”而非“战争”。理由不难理解，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未因此向日本宣战。这一绥靖态度造成了人所共知的严重后果，那就是日本帝国步步进逼，一再打断中国建构主权国家的现代步伐。我们必须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角度理解“九一八”的现代性含义。 　　在传统帝制全面瓦解之后，辛亥革命催生出来的中华民国险象环生，并未扭转近代以来的社会分裂和外交颓势。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蒋介石挥师北伐，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克服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危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构想，实现共和需要依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成。北伐之后，张学良易帜标志着中国在形式上达成统一。就政治体制而言，国民政府正在由“军政”过渡到“训政”，近代以来中国人所殷切期盼的“新中国”似乎遥遥在望。国民政府于1931年5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准备依照孙中山的建国方案逐步再造民国。恰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撞上了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 　　日本的进犯之举并非起于甲午战争，而是早在明治时代就埋下伏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始于日本染指台湾。1871年，66名琉球渔民漂泊到台湾，其中54名被牡丹社居民杀害。明治政府借机出兵台湾，真实动机却是宣示对琉球拥有“主权”，将琉球王国作为“琉球藩”窃为己有。②通过把琉球划为“例外状态”，如今的美国操纵了琉球的实际主权，使琉球成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琉球的主权问题迄今仍悬而未决，必须从日本到美国的战略继承角度加以重新思考。回首中国的百年沧桑，我们今天难免产生如履薄冰的历史感觉。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战争当然以其“满蒙”战略为背景，直接动因是出于对张学良妨碍日本利益的不满，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令日本惊惧。易帜之举使中国达成形式上的“大一统”，这正是日军阻挠国民党军队北伐以来竭力避免的局面。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必以国家统一为政治前提，日本深恐中国迈向共和政制下的新“大一统”。出于这一帝国韬略，日本军方精心制造了先发制人的“九一八”战争。 　　“九一八”以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然发生根本改变，建国进程从此同抗日运动密切交织在一起。“九一八”之后，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立刻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功臣。作为享有“鬼才”称誉的战略家，石原莞尔迄今仍在日本赫赫有名，他的战略构想始终是日本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中日爆发全民战争之前，石原莞尔竭力坚持“不扩大”政策，主张利用中国共和革命之后的割据局面进行分而治之，趁机循序渐进地推进“满蒙”计划。 　　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法理程序是“党、政、军”，而实际顺序却是“军、政、党”。“九一八”前后，国民政府呈现为“武人”凌驾“文人”的新型政权结构，从根本上逆转了国民革命以来“以党治军”的理念。关键在于，一党专政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势国家”，国民政府恰恰是施行独裁的“弱势国家”。国民党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涣散的状态，从来就不是拥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徒具“无所不管”的表象，而这不过是去政治化的外在形式，丧失了政治品质的政党只能造成“弱势国家”。③将国民党党国体制同强势国家等同起来，不过是一种政治天真。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并未因“九一八”而对日宣战，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叹息。 　　不难设想，只要日本没有贸然发动华北战争，“满洲国”就极有可能维持现状，按照西方国际法所谓“依据现状”，就会最终迈向“独立”，成为日本的属国。只要“满洲国”依然存在，“新中国”的理想就会遥不可及。如果日本这一守成战略能够贯彻始终，同时避免同美、苏进行正面冲突，今天的东亚格局很可能就要彻底改观。中国的地缘格局不但会受到打通朝鲜和“满蒙”的“大陆日本”的钳制，奠定未来东亚格局的朝鲜战争也将不再可能。 　　在经济全球化一路凯歌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切身体会曾经亲历、甚至仍在经历的历史危难。从纯粹智识的角度看，石原莞尔的构想不能不说极为高妙，对于日本人来说，自然是错失良机，对于我们来说，就不仅是令人不寒而栗。问题在于，在当今的日本、尤其作为日本替代者的美国，石原莞尔这样的“鬼才”还大有人在。如果中国被迫面对一个远比日本更加强大、险恶的敌人，情况又将如何呢？历史的可能性实在不堪设想。 　　 　　 三、主权问题与共和国的根基 　　 　　就世界历史含义而言，“九一八”所标志的世界变局成为撕裂现存国际秩序的起点。早在1929年，蒋介石就曾作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而且，“远则不出15年，近则随时均可发生”。④他清楚地看到，列强相争必然会引发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觉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 ⑤ 　　如此敏锐的历史感觉，让今天的我们难免感到惊讶。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保持警醒，至少可以对日本的伺机寻衅做好心理准备。历史的走向却背道而驰，正是由于未能应对“九一八”，日本才得以步步实施侵略计划，最终将中华民族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九一八”爆发之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日本遽然不宣而战，实在出乎国民政府各方意料。万宝山事件发生之时，蒋介石电告南京政府：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⑥ 　　外患当前之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蒋介石的处境确实颇为艰难——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甚至有爆发内战的危险，共产党则雄踞一方，其潜力远非传统军阀所能比肩。蒋介石认定，中国的弱势地位源于国家未能统一，因此，内忧高于外患。从这一判断出发，他以为，隐忍的态度或许可以避免日本图穷匕见。 　　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介石解释“安内攘外”的政策时说：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 ⑦ 　　早在北伐期间，日本就不惜出兵打破统一态势。而且，张学良归顺国民政府，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已然触动日本的地缘利益。日本不失时机地发动战争，恰恰因为中国有渐趋大一统之势。日本进行侵略的理由（防止“攘外”必先阻止“安内”）恰恰成了蒋介石规避侵略的理由（只有先行“安内”方能“攘外”）。“中村事件”之后，蒋介石深恐事态扩大，叮嘱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⑧ 　　备受诟病的“不抵抗”政策表明，蒋介石在“攘外”和“安内”的漩涡中进退失据。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起初都以为“九一八”不过是突发的偶然事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九一八 日本 主权 道义   

作者： 信力建   一部中国现代史，基本上就是三个人的演义——他们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厘清他们的不同价值取向、追求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对这段历史的了解也就心中有数了。 蒋介石在后来的宣传中是以大独裁者大野心家面目存在的，然而，“纣之不善，当不如是之甚也。”事实上，蒋介石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我们不妨做点介绍。 首先，在宪政建设方面，蒋介石并非毫无建树。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12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无论就其设计的国家权力的分立、平衡与制约，对政府权力的明确限制，以及对基本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实质差别。这是一部真正按宪政精神设计的宪法，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普遍的价值标准基础上，如果历史给以其时日，也许中国将开创另外一个局面。 其次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也成就不俗。因为对宪政的重视，民国时期，是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譬如，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其中，比如范长江所在的《大公报》就是民间报纸，它的办报宗旨就是超党派，要代表人民说话，做人民的喉舌。《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社训。不做党派的工具；不以言论做交易；不为自己谋私利；绝不盲从盲信盲动。《大公报》每天都会发一篇社评，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敢于“骂”驰名。它既骂共产党，也骂国民党。共产党当时属于反政府武装，骂骂无妨，可敢骂执政的国民党，一方面说明它有胆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民党有点雅量。在国共两党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就发表社评反对，认为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动中国人内斗，给中国四万万人民带来了战祸，尤其对“国民党自信以武力革命统一中国”表示担忧。《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在苏俄的指导下“仿俄式而练党军”表示极端不满，尖锐地指出：“国军私有，民治沦亡。”军队属于党，人民还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蒋介石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报刊的批评。蒋介石1929年12月28日曾经向报界发出通电，请报界对国民党政府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各方面尽情批评。 国民党统治时期除了允许民间办报外，还允许民间办广播和成立通讯社，它没有把所有媒体统统变成权力的附设机构，变成执政党的喉舌。 再次，由于政治上向国际主流社会的靠近，蒋介石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也取得让人瞩目的成就。蒋介石承继的“烂摊子”并不比1949年好到哪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却承担历届北京政府累积的六亿六千七百万美元债。而且，当时中国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南京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极其有限，而且必须将其大量花费在“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军阀战争”之中。蒋介石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行“法币政策”，自1935 年底发行法币，建立公债债券的威信，同时积极清偿外债。到抗战前夕，已经偿还百分之九十外债。法币制度还为八年抗战奠定基础，没有法币，抗战军费便无由筹措客观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因此，1927年后的十年，国民政府除了积极“剿共”外，确实开始重视经济建设。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这十年，被国民党政府成为黄金十年。在文化教育方面，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等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帮助面临日寇侵略城市的学校南迁。在日寇轰炸重庆时，当局的首要任务，便是及时疏散中小学师生。早年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做了一定工作。这对后来的抗日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在抗战结束后，中国这个向来为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国家一下子成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不仅取消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还由原来的无地位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变成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再看毛泽东。毛泽东临死前曾说过他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去，另一件事就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应该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盖棺论定——事实上，除了这两件事外，其他方面他的确也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其过不小。 比如宪政方面。毛泽东一向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宪法在他眼中自然一文不值。在1954年，在宪法讨论会上，他老人家就有这样的发言：“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1961年，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明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 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看到没有：他连自己是不是参加过宪法制定都记不得，宪法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甚至不如他一年主持的几次会议！连作为“母法”的国家大法的地位都不过如此，其它法律条文就更谈不上什么严肃性了。后来干脆把公检法一起打到，让广大官民和普通学生闹起来打起来，都来享受无法无天的自由。人的习性中恶的一面得到了最全面的鼓励和彻底的释放，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国不国家不家、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好形势”就这样造成了。也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公开表示“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积极主张实行“人治”，批判“法治”、反对“法治”。所有这些做法，显然跟现代宪政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言论言论自由上，毛泽东更是向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看齐。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批驳反右运动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非议时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还曾说过“秦始皇算什么，焚书坑儒不过坑掉460人，而我镇压反革命一次就干掉几十万”，当郭沫若对始皇帝不敬时，毛泽东曾写诗申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须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后返文王”。 事实上，跟秦始皇相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工程，更加深谋远虑和无微不至的。秦始皇只不过烧了一些诸子百家和方士的竹简，而毛不但焚书、以破四旧之名摧毁传统文化，还禁锢人民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毛泽东并不在乎在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因为那是秦始皇的做法，太小儿科，不足以体现自己超过对方一百倍。他要做的是在思想上改造知识分子，让其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所用。也就是说，他不用焚书，而只要知识分子读他以为应该读的书；也不用“坑儒”，只需要知识分子照他的意愿改造自己思想，重新做人。其结果，当然就是万马齐喑群芳芜秽——不仅没有言论自由，就连思想自由也丧失殆尽。在经济上，实行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摧残一空。中国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就城市而言，除了知识分子外，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在农村，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好把式”经过土改中把被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如此胡作非为的结果是到他临死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沿”！ 邓小平则介于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过渡色彩十足，这主要体现在邓小平一方面力图摆脱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政策，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过这么的一段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而其具体方式就是在经济上全面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他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建立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浦东开发区……中国开放的步伐一天天加快，开放的层次一步步扩大。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上看出：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1% ，而到2005年已经高达63%，2006年更是达到67%的高点！这其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主流社会完全融合——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已是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它追求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就是通过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必须按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这显示中国不仅要享受国际社会分工好处，也将接受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这种与国际社会的融合却不是全方位的，而只是一半（经济上那半）的融合，另一半政治方面，邓小平还是主张所谓社会主义——换言之：经济上那条腿踏上了蒋介石的马车，而政治上这条腿却还留在毛泽东的船上。而我们知道，所谓“国际接轨”，乃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所有相关内容与当今国际社会的大环境相统一，或者说使一个国家的一切事物与国际上的事物连接到一个“轨道”上，这个“轨道”也可以称为国际标准化，从而使全球的事物发展得到统一化。它要求完全、通用和持续。 也就是因为这种跟国际社会不完全性或者说一半的融合，我们国家在取得经济上快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民生也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却在民主人权社会公正方面，跟国际社会相去甚远，这不仅妨碍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如果我们对这三人的基本治国理念做个总结，那也许可以这样说：蒋介石亲美，力争让中国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毛泽东钟情中国传统，欲将中国变为秦始皇加斯大林的现代独裁国家；邓小平则不中不西（也可以说亦中亦西），让中国又回到晚清洋务运动时代。下一个“人”将如何演义？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