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人们逃难的故事。温故1942，从当下出发的镜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那段被遮蔽的心酸，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清晰地展现出来。历史链条中的的中原饥馑，饿殍、难民、地方官员、各级军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登场，抗日战争、自然灾害、百姓生计、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 白修德(1915—1986) 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White) 白修德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认为他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做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职业生涯。他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后来还访问延安，并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凭着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白修德通过了国民党有关机构的审批，获得了去河南灾区采访的许可。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所见的灾区情形还是让白修德深受震动。在河南灾区，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 从灾民的口中，白修德了解到，残酷的灾难已经彻底摧毁了人伦道德。吃人之事毫不奇怪，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所声辩的是：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死掉后才吃的。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白修德每天都与农民和低级官员交谈，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又比比皆是：军官和当地官吏借收税之际“搭便车”收费，这多出的部分就成了他们薪水之外的补贴。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会把多收来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得款中饱私囊。还有一些人借灾荒之际囤积居奇，把粮食价格“炒高”，大发国难财。 白修德还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吃的都没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 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农民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我们交回了报告书。”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40个县中大约有300万至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 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官员的贪腐都加剧了灾难，大饥荒是天灾，可其中亦有相当大的人祸因素。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白修德把他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文章，但他知道，这样的新闻报道是通不过国民党的新闻审查的。权衡之后，他决定越过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度，直接将稿件发回美国。就这样，他在洛阳电报局将电稿发出了。 他后来说：“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没有经过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 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 白修德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美国发出后，反响十分强烈。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做法大为不满。 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她顿时大怒，认为此报道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只不过，宋美龄的要求被卢斯拒绝了。 从河南灾区回到重庆后，白修德立即要求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白修德说：“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 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后，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的性命，劝说蒋介石见白修德。最终，蒋介石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对白修德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事情发生。不得已，白修德只好拿出了野狗吃人尸体的照片。 看到白修德的照片后，蒋介石才意识到他被骗了。他向白修德表示感谢，称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随后，蒋介石下令采取有效措施救灾，陕西、山西等邻省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河南。河南灾民的死亡开始减少，历时三年的“中原大饥荒”才慢慢终止。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在灾区的传教士的来信，信中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白衬衫      

Huayi Bros. Media Group 电影《一九四二》剧照，由冯小刚执导，11月29日在中国内地公映。 在中国的革命时代，吃饱是一种原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将革命与吃饭对立起来，是革命叙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革命似乎要将吃饭这一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摒除于清教徒的大熔炉之外。革命者通过他们吃得少干得多、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付出者形象，树立起他们人民公仆的光辉丰碑，以此证明，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贪婪地填饱个人主义的肚子－－是一种备受赞赏的美德。 因此，“饥饿”是隐藏在意识形态中的线索，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集体记忆，继而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叙事母题。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2009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CFP/Alessia Paradisi 作家刘震云。 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有一段有关饥饿记忆的对话。叙事者“我”问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反问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温故乃知新。鲁迅说中国人善忘，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善忘，所以需要更加坚固的记忆方式——比如，文字或者影像。2012年11月29日，由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冯小刚执导《一九四二》上映，试图记录和唤醒有关“饥饿”的记忆。 那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蝗虫漫天、饿殍遍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树皮吃完了，野菜挖光了，直至出现狗吃人、人吃人的末日场景。《温故一九四二》中写道：“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 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怎么看都不像小说。其中大量引用《河南民国日报》、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等人的报道和记述，又常发长篇大论，造成一种冷静到冷漠的间离效果。面对苦难，作家余华式的煽情文风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是看不到的。也许刘震云在刻意避免煽情，也许他在形式上要剑走偏锋，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书写饥饿的残酷性。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并没有读到《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所带给人的的感动和震撼，面对冷冰冰条分缕析的新闻报道，就像面对频发的矿难后报纸上抽象的死亡数字。 抛开美学感受，《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时间指涉颇具野心。 “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从《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刘震云似乎就一再提醒读者：不要将这篇小说的时间背景仅仅定格在日寇来袭时的一九四二年，他一再地要将时间序列拉长，让大饥荒成为一种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鼠疫》似的寓言，进而影射一段更隐秘的历史。 这段隐秘的历史，经过另一位“饥饿叙述”的杰出小说家的记述而广为人知，那就是杨显惠和他的《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那里更直接地描述了发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 《夹边沟记事》开篇第一个故事写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食物可吃的夹边沟右派只能以一种名为“黄茅草草籽”的难以消化的食物为食：“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许多人因此死亡。 而《定西孤儿院纪事》中的人吃人也远比《温故一九四二》残酷。这种残酷性源于杨显惠毫不避讳敏感话题，也无抽象概述扰乱叙事，在第一个故事《黑石头》中：“庆祥说，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锅里咕嘟嘟响。那气味香得很。但说着话，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以为扣儿藏在水缸后边了，故意叫她妈说谎骗他哩，就喊了一声扣儿并且走过去看，但令他惊愕的是水缸后边空空的，就是扣儿的辫子长拖拖地放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这样的文字，让人脊背发冷，因为真实，所以残忍。 我曾经专门问过杨显惠先生：“这是真的吗？娘吃女儿，不应该含着泪吃吗？”杨显惠答：“这是被采访者亲口告诉我的。人到了突破做人的底线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 革命带来了饥饿。不论是抗日战争的国族烽火，还是后解放时期的文革反右内斗，不仅在颤抖的饥饿的躯体上留下痕迹，也在这个民族的精神史上刻下伤痕。其中蕴含的大量不为人知的眼泪、仇恨、苦难和死亡，这样的记述，用刘震云的话说就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它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 饥饿也促成了革命。也许是饱暖思淫欲，“饿”向胆边生。《温故一九四二》中，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饥饿，是革命的动力源泉之一，不到腹中空空如也饿出个鸟来的境地，老实巴交的中国农民谁愿意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还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诚如刘震云所说：“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对于经历过“旧中国”赤贫生活的穷苦大众来说，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记忆让他们对那些吃饱了饭的人充满了激进的阶级仇恨。因此他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但却并不等于迎来了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泊式幸福生活，等待他们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个按照票证计划供应的平均主义经济系统，所以依旧要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饥饿从未消失。 当饥肠辘辘的感觉压倒一切的时候，革命理想主义就让位于空空如也的肚子，意识形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禁不住会幻想起吃饱了饭的“旧中国”，共产主义教育在食物面前顷刻间分崩离析。 作家古华在小说《芙蓉镇》中就大段描写了在头脑中想像旧社会曾经尝过的种种美食：“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人们就来互相回忆，讲述自己哪年哪月，何处何家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整鸡整鱼，肥嘟嘟的团子肉、皮皱皱的肘子、夹的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粉蒸肉、回锅肉等等。当然山里人最喜欢的还是落雪天吃肥狗肉。” 这一情节在作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有过更加活色生香的描写，第十九章整整一章，许三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中国好舌头就口吐莲花一般用嘴爆炒了猪肝清炖了鲫鱼，舌尖上的中国种种美味，忽悠儿子们口水一片。 作家莫言在数次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是因为想顿顿吃饺子才开始写小说的。莫言的一篇小说《忘不了吃》也透露了在“新中国”，潜在的差别仍然存在。当小说主人公的父亲来到儿子参军的军营中时，眼前的景象－－麦子被磨成精粉，玉米用来喂猪－－让这位尝尽饥饿之苦的老人大声疾呼感慨万千：“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 用《温故一九四二》唤醒我们饥饿记忆的刘震云，也始终将食物作为他小说谱系的重要线索。 《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卖豆腐，也卖凉粉；《故乡天下黄花》是一堆红薯引发的血案，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这位杀手居然不慌不忙，在杀人现场吃了一阵烤红薯，留下一地红薯皮，是饿鬼投胎还是说视人命如草芥完全不当一回事？到了《我叫刘跃进》，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是在老甘的“忻州食府”，杨志就着羊汤，吃完五个烧饼，本来大可以就此走人相安无事，结果却碰上张端端这只“鸡”以肉体作诱饵的打劫，打劫时才发现，他在忻州食府拿错了刘跃进的包，说起来，怪只怪老甘熬的羊汤太诱人，杨志刘跃进这厮都好这口，乃终有一劫。 刘震云曾经对我说：“故乡不一样的话，首先是口音不一样，你生在上海或生在陕西，口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另外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比如吃羊肉，我们在河南的话我们会吃羊肉烩面，陕西人就会吃羊肉泡馍，新疆人则吃羊肉串。这些不一样综合起来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不一样。”正因于此，在刘震云乃至所有深深植根于故乡土壤之中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都会把饥饿作为其书写的重要母题，热衷描写“吃”，在这些满足口腹之欲的食材背后，是饥肠辘辘的人民消瘦的身影，站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

“知识分子要…..独立特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最近，周有光先生“三喜临门”：他的杂文集《朝闻道集》荣获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他本人被中华文化促进会评为“2010中华文化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也将他评为“2010年魅力人物”。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他早年主要从事经济与金融工作，后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 在85岁那年，这位“现代汉语拼音之父”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脱离语言学的专业，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他居斗室，阅古今，看中外，孜孜以求，探索真理。他的文章讲常识，说道理，思路清晰，判断明确，没有粉饰，没有雕琢，深受读者喜爱，成为社会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 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因为得享百岁高龄的文化名人不乏其人，但是没有哪位像周有光先生这样，105岁的高龄依旧在思考、在写作。 在获得“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之后，周有光先生说，他要继续思考、继续写作、继续出书。他还幽默地说：“我今年105岁。我活到106岁大概还可能的。我可以继续工作。” 在笔者采访时，周有光先生呼吁，身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 再过十余天，周有光先生就将迎来106岁的华诞。我们相信，他会继续谱写人间的奇迹。 “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您是1906年出生的，经历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 周有光：不是五四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影响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最大。五四运动不是忽然兴起的，而是逐步形成的。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的侵略，激起人民的愤怒，惊醒救国的意识。经济方面：洋务运动，一战期间工业萌芽。政治方面：康有为百日维新，孙中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文化方面：提倡国语、切音字、“我手写我口”。新思潮渐渐蔓延中国大地。1919年五四，受日本侵略的大刺激，猛然跃起，成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而五四运动又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候，我小学将毕业，跟随老师到茶馆演讲。个子矮小，茶客们看不见我。一位茶客把我抱起，站在桌子上演讲，整个茶馆都轰动了。小学生的宣传，都是老师导演的。 马国川：五四运动前后，激进思潮传入中国。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一大批中知识分子向左转。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其中有那些历史教训值得总结？ 周有光：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于是知识分子向左转。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延续至今），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政协，长驻重庆。他每月举行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经济学家）是我的朋友。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毛泽东的“窑洞对”大家知道，申明共产党要走民主道路。当时大家信以为真。 马国川：建国以后毛泽东就提出，要改造旧知识分子。 周有光：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苏联否定知识分子，中国也否定知识分子。名为改造，实际是消灭。 苏联把旧知识分子赶到北极圈以北，等到赫鲁晓夫去救他们时，已经死了一大半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把直属单位的人员送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规定大家宣誓，永不回家。林彪死后，大家才回家。 马国川：1949年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遭遇那么多磨难？作为一名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您怎么评价那段历史？ 周有光：中国知识分子的磨难，近来共产党内的学者说：来自俄罗斯。历史学者认为：苏联是俄罗斯的历史误区；一边倒是中国的历史误区。要求进步，必须先退出误区。   马国川：近年来对20世纪80年代评价比较高，有人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您怎么评价“80年代”？ 周有光：改革开放比毛泽东年代好，但是经济改革了，政治还没有改革。外国学者研究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达到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状况，半封建、半资本。中国想赶上日本，还得走很长的路。 “敢怒不敢言” 马国川：“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历史上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汇。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章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 周有光：在我去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听到人们谈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脑力劳动归属问题。他们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大学教育。美国的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80%，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教育问题，没有知识分子问题。 马国川：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苏联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包括苏联制造出来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 周有光：毛泽东一度想继承斯大林，做共产国际的领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互相指责，我不承认你，你不承认我。历史学家定出一条和稀泥标准：谁自称社会主义，就承认谁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时代，有40个国家自称社会主义。现在只剩了六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 马国川：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不佳，有人甚至批评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知识分子被权力和利益“收买了”。您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周有光：我看没有被收买。至少是，多数人没有被收买。他们不敢说真话，不是喜欢说假话，而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有一天，言者无罪了，他们都会把真话吐出来。 马国川：在各种批评里，对教育机构里的知识分子批评更多。在您看来，中国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周有光：改革开放，引进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例外。如果进一步开放，引进先进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情况就会改变。 “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 马国川：今天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有什么区别？ 周有光：古代只有中国的传统知识，“士”的出路主要是做官，“学而优则仕”。今天的知识分子既要有本国传统知识，又要有国际现代知识，知识面大大扩展了，就业的方面多种多样了。古代知识分子很少，现在大学生以百万计，情况完全不同了。 马国川：知识分子与政治应该保持什么关系？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政治工作已经成为科学管理工作，离开了宗教和教条。这一新变化我们还所知甚少。研究知识分子跟政治的关系，要先了解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 马国川：中国知识分子跟外国知识分子差别是什么？ 周有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受到先进国家知识分子同样的教育，中外知识分子应当没有基本的差别。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的一元性”。解放后苏联传来的“科学有阶级性”的说法，已经随苏联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国川：具体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关注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周有光：在全球化时代，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要能够独立思考，要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和新的进展。 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知识是人类进化的动力。知识分子既为资产阶级服务，又为无产阶级服务，既不是资产阶级奴隶，也不做无产阶级的暴君。独立特行，自在自明，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中国坚持科学、民主的知识分子多吗？ 周有光：在我看来很多。“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是他们闭口不谈，为的是明哲保身。 马国川：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你怎么看？ 周有光：听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得到成功，越南模仿中国也得到成功，中国是“从计划到市场”的模式。另一种说法：美国衰落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模式。没有谁来模仿，这个模式不存在。 马国川：有些人说，民主不能随便搞，一民主就乱。美国每一次选举乱的不得了。 你怎么看？ 周有光：苏联瓦解，人人镇静，万马齐喑，一丝不乱。你要苏联的不乱，还是要美国的大乱？ 马国川：和世界一些国家仍然强调民族国家不同，欧洲开始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欧盟一体化，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周有光：西欧两次大战乱极思治，欧盟一体化取得伟大成功。欧盟是民主制度的新发展，还在继续前进中。亚洲游客问法德居民：你们还会打第三次大战吗？答：不会。问：为什么不会？答：过去两国在同一条马路上开车，你靠左，我靠右，撞车！现在，大家靠右，不撞车了。 马国川：看来，您老并不悲观。一切事情都会渐渐变好的吗？有人说，中国三十年后实现民主。难道真的还要再等三十年？ 周有光：三十年不算长。中国有五千年历史！ 马国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种乐观情绪在国内蔓延，部分青年人也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位见证了历史沧桑的百岁老人，请您给中国的青年一代说一句话。 周有光：好。“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本文经过周有光先生亲笔修改审定。本次采访得到了周有光先生的哲嗣周小平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张森根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周有光：语言文字学家。马国川：媒体人，作家。原文地址：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6281?page=1 　）      

　　2012年10月4日晚，《共识网》率先发布了一份联署声明《让中日关系回归理性》，这是由大陆民间发起，台湾、香港和全球各地朋友们跟进的呼吁书。呼吁书同时还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是我们的意愿。只有通过行使对于国家主权的发言权，参与表达对于国家主权及相关事务的意见，我们才能体现自身主人公的身份，释放出“主权在民”的这个精神实质。同时，只有运用我们的理性，才能担当此责任。 　　呼吁书本身及这个说明，释放了对许多人来说感到不习惯的立场，它们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既站在坚持国家主权一边，又批评了中国官方限制经济文化交流及街头骚乱的做法。用一般人们的话来说，是两头不讨好。但这样做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现实本身即是矛盾体，生活在现实之中，便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响应现实的要求，便是响应矛盾的要求。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出现的爱国风波，大多停留在两级激荡之间：一方面是街头的亢奋激烈，另一方面则是网络上的冷嘲热讽，指责其为狭隘民族主义。整个事件期间，许多人为此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观察去议论，然而面对一时汹涌的表面，人们所产生的仅仅是应急性的反应，来不及深入思考，所发表的看法往往是仓促的。 　　每回停留于此，并不能够发展出一些新的思想起点，拓宽我们的视野。这是因为没有低下头来找出事情相对稳定的结构，不去发现其中隐蔽的能量，没有依据问题本身的脉络，而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面。人们知道这个大地上许多基础设施比如大桥或公路，因为一时赶工而沦为豆腐渣工程，我们也不能因为过于匆忙粗疏，而制造观念上精神上的豆腐渣工程。 　　这期间读到了《国际先驱论坛导报》上的文章《让理性成为社会脊梁》，这么好的题目却不能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令人深感遗憾。阎先生写道：“中国很大，中国众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他们为什么焦虑、为谁而焦虑。这种焦虑，总是在煎熬中等待一个排泄的窗口和渠道”，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也是一个体谅的理解。但是，在文章的结尾处说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文化、文学被冷落、泯灭时，面积还有意义吗？”，觉得不能认同。实际上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同样的现象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看上去相近的立场而又存在重大分歧，这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份两岸朋友共同联署的《中日关系回归理性——我们的呼吁》也引起了较多争议，以及自从这次应钓鱼岛事件升级以来，便始终与周围的朋友产生争论。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对于争论中的焦点予以回应，也一并回应阎连科先生。 　　不要羞辱他人 　　人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对于所有问题的现成答案，总是一边观察一边学习。尤其是有关国际事务，有关领土与国家主权，这次是有关对日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发言，一般人们不仅感到较少经验，甚至还会有一点抵触的感觉。哈维尔在那篇对于《沉默的解剖》（1985）一文中，深入分析了这种抵触情绪。当西方的和平组织成员，跑到布拉格来寻求签名反对在北约部署导弹的签名，没有想到东欧的人们包括勇敢的异见者，表现得如此沉默冷淡，仿佛遇到了一件带点滑稽的事情。 　　因为他们“每天面对肆无忌惮的权力被弄得心力交瘁”，因为他们每时每刻体验着对于自身“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一个人平时实际上什么也不能做，感到被囚禁被钳制，他怎么可能想到要去关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神秘的星际条约”？他怎么不会认为面前的签名文本是一个等待着他的新的陷阱？一个可能让他倒大霉的阴谋诡计？显然，这种消极逍遥的态度，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逼仄的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自由表达。 　　这肯定也是一种犬儒主义，没有什么特别称赞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对于有关国际事务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也不一定是坏事，哪怕这些看法尚属于不够成熟，尚嫌稚嫩。难道我们自己不正是这样，通过一步步的犯错和修正而走过来吗？ 　　“吃着地沟油，操中南海的心”，当时网上广泛存在这样的批评。但广泛传播这句话的人们，恰恰有许多平时积极热衷于公共事务，对于我们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从司法到教育到拆迁到官场腐败到环境污染等几乎一切方面，做出尖锐批评，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开拓了公共舆论的言路。事情不应该只能从自己这方面开始，而别人不能从其他方面开始。他人可以拥有他们自己的另外起点和其他要求，即使是你所不习惯的，是你所不曾参与或不愿参与的某件事情。 　　在出现街头打砸烧之前，“抵制日货”的口号和做法，率先变得触目。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条口号，在我看来也比较触目，即“抵制日货，先抵制蠢货。”在“蠢货”的表达中，有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有将“人”混同于“物”的嫌疑。抵制日货的做法未必对，但是这样的嘲弄也没有释放出更多的道理，除了帮助制造人们经常所说的“戾气”。对于那些公开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们，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是否可以更多一些？ 　　批评的理由有一些无法得到确证的。然而，即使背后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可以就看得见的现象本身，解剖其纹理纹路，而不是被这只手完全挡住。能够被搅动的东西，因为它事先已经存在。需要去想它们为什么能够存在？到底存在着什么和如何存在？到底什么样的淤泥，才可能被搅成混水？ 　　无论如何，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肯定是将问题升级了，这是看得见的基本事实。不管后来什么样的人们处置不当，这个基本事实和起点不能抹杀，更不能从中得出钓鱼岛是日本的结论。事实如此，中国方面想要有所表达，无疑需要来自民间的声音。大街上出现游行队伍，想必是得到允许的。 　　然而，事情也可以朝另外的方向想一想：与官方之间的距离，是不是衡量事情的唯一标准？如果是，那仍然是以官方为中心，是以官方的马首是瞻。凡是官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官方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并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而是一种反应性人格，是被动的，应激性的，甚至是依附性的；是等待官方的意见，然后再做出自己相反的反应。 　　爱国没有风险，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批评意见。在今天缺乏宽松的言论条件下，在有人因为言论而遭受牢狱之灾的情况下，勇气当然是需要鼓励的。然而，一个人自身具有勇气，这并不能令他居高临下，对他人采取鄙视的理由。他不能拿自身勇气的尺度，去要求和衡量他人。这个人真的处于某种危险当中，他也许可以想到，自己的这种选择，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遭遇危险。他不会想到因为自身处境而去谴责别人缺少勇敢。 　　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时期被剥夺，这种剥夺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体现在掌握话语方面。应该说，游行队伍里的一些人们，举着一些辞不达意的标语，难道不可以去想想这是一些被剥夺得更为深重的人们？他们环境更为逼仄，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他们的视野更受限制。他们是在表达自己的某种诉求，也许表达得不够准确，缺少更多的话语资源。 　　这样的优越感从何而来？——“脑残的爱国者”、“爱国的SB”、“失心疯”，“弱智给人看”，类似的表达，并没有让权力感到任何压力，而恰恰针对了那些与自己处境相近的人们，同样都是被剥夺者。让人担心的是，这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歧视，因为观点立场不同，就可以将对方看作“匪夷所思”，看作可以羞辱的对象，将他们视为在某些方面（智力）有缺陷的人们。以“残疾”为理由来批评不同意见的人们，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主意。 　　有人提到了法西斯。不错，法西斯是在街头打砸抢烧出身。然而往深里看，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土壤，是存在于不同国家若干世纪的反犹传统，是对于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长期歧视、憎恨和排挤，是依据民族将人们分割成高低不平的不同区域，这是它的群众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够在领袖的煽动之下，以集体的名义加以迫害和消灭。早在1933年，阿伦特便从事过一项工作，收集在学校、俱乐部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对于犹太人的歧视性语言。她为此而被抓捕关押8天。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特权社会，它就是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许多歧视和羞辱是由制度提供保障的。包括身份歧视、民族歧视、性别歧视，政治歧视、地域歧视等等，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是依靠各种歧视和无理剥夺才得以运行。一般人们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世界，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因为自己受到歧视，觉得自己有理由去歧视别的人们。从自身被羞辱当中，发展出一种急切地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和冲动。 　　如何处理不同立场观点的区别，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网络上，人们自己闯出来的言路越来越宽，不仅是对于政府的批评，而且互相之间的分歧也日渐呈现，有了意见也就有了意见冲突。本来是站在同一阵营中的人们，很可能因为某件事情而立场相反。本来对于不同意见可以绕着走，后来发现根本绕不过去。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恶言恶语容易缺乏约束和太过任性，影响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对话，妨碍了创造不同意见并肩共存的空间。与日常生活处在亲朋好友当中不同，在表达政治立场不一致时，运用歧视性语言和威胁性语言，应该是不允许的。现实中的暴力往往从语言暴力开始。 　　有人提到了义和团，提到了文革。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历史记忆，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现象，建立必要的警觉。然而，任何比喻都有其局限性的一面。9月中旬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的骚乱，只是局部性的，不需要太过夸张。需要相信这些年来中国已经走过的道路，相信中国民众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培养出来的理性和某些免疫力。这就像日本曾经发生过军国主义当道，在今天也不乏右翼种种，但是一定要说这个国家正在回到军国主义，或者正在出现这样的势头，那么则是以偏概全，不能表达日本社会战后的走过来的道路。 　　在赋予“文革”、“义和团”理解背后，所谓“暴徒”的形象呼之欲出。是否还要准备一份理解，给那些在街头作出不明智行为的人们？有消息说在一个城市被抓四十多名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钓鱼岛的地理位置。他们狂暴行为的动机是杂芜的。谁知道这些人做这些事情事，头脑里到底想的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有想。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灵和头脑空空荡荡？让他们那么容易失去理智？ 　　同样，拿“公知”当一个羞辱性的词汇，不分缘由地抱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也是一种倾斜的心态。你认为已经发言的人们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做得更好，把话说得更透彻，道理讲得更恰当，开展和平的话语竞赛或话语权的争夺，而不是仅仅在一旁讥笑嘲弄。 　　共同的家园 　　我在微博上写道：“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 　　其中出现的“爱国热情”和“自发的可能空间”，招致了许多批评。关于“爱国”这个问题，是应该面向社会做出正面回答。 　　你看国家的“国”这个字，四面是一个方框，首先意味这一个疆界。这个疆界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验，也能够感受到它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故土”（motherland）。一个人总是出生在某个地方，他的父母将他带到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将他养大成人，一般来说，他也会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后代。而这个过程之所以延绵不绝，那是因为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已经被他的祖先捂热了。有一个地方，成了他的故土、故园、故乡。 　　即使存在许多限制，即使存在许多逼仄，但是透过灰霾的天空，在这里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着太多有关亲人、亲情、朋友、友谊、爱的记忆，有着体验自身生长及与他人一道生长的经历，分享着与周围同胞许多共同的纽带：共同的教室和草场，共同的乡村、城市、街道与广场。在某些时刻，我们一起希冀，一起举杯和感到胜利，也一起体验失败、痛苦和绝望。再曲折的道路也是我们一起目击和经历的，在艰难的处境也是我们一起面对的，和需要继续面对的。这就使得我们互相之间有了更多辨识的可能，有了更多共同的纽带和默契。 　　如果要问我什么是“爱国”？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人的一种基本感情。在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当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基本倾向，它构成了在我们生命的底色和背景。它怎么会是不存在的呢？怎么没有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得到扎根和生长呢？我们怎么会没有得到这种感情的浇灌和滋养，而一定要拿它与自己相分离呢？即使它可能被误导，被扭曲，被污染，被利用做其他用途，正如阳光、风和土地也在被利用，但是不能说它们本身是有错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对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丑陋行为，感到特别愤怒呢？怎么会觉得砸在同胞脚面上的石头，也落在了自己的脚趾上呢？怎么会去关心隔山隔海某个地方因拆迁自焚的人们，关心因网上发帖遭遇跨省追捕的人们，关心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贩？怎么会感到同胞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看到他们受罪觉得如同自己受罪？我们或许应该承认，对于美国或英国眼下发生的丑行，我们是否不那么感到是一种切肤之痛，至少不如对于同胞的感受那样强烈？虽然这不是一个优点。这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关心钓鱼岛的理由。从地理位置看，钓鱼岛离谁更近？台湾。小岛附近是台湾渔民们获取生计的地方。虽然是海域，也相当于被祖祖辈辈捂热的热土。岛屿附近生产鲣鱼，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台湾渔民前往作业。渔民们为避风及修补渔具，曾经长期使用该岛。争论的根子仍然通往《马关条约》。无论如何，迟至战后1972年美军托管时期，苏澳、基隆渔民们前往打渔不断。风波起至美国将其私授给日本之后，传统渔民就经常遇到日本海上保安的取缔骚扰。我们一般人不熟悉“渔权”这个说法，正是台湾渔民率先提出了“要渔权，先要主权”的口号。这之后，才有新闻媒体、知识分子和台湾社会的跟进。 　　因此，她不能归结为“面积”问题，也不是“荒岛”；将其归结为石油，更是一个贪婪的说法。保卫钓鱼岛，是保卫人们自由和平的日常生活，是保卫当地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是为受到欺负的同胞站出来说话和声援，是争取一个有力的外部框架，使得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地生活。难道不需要这么一个框架吗？难道可以让别人随意拿走你的生活条件吗？在这方面，大陆做得晚了，已经对不起台湾渔民了。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初起，绝大多数大陆人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莫言先生说“谁都别去，鱼类都会感激你们”，也是一个缺少体谅的说法。 　　“共同体”不是人们容易联想到的“集体”或“集体生活”。“集体”泯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共同体则召唤独立自由、富有个性的人们，召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创造的人们。共同体是独立自由的人们平等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们感到比在别的地方更加自由自在，更加能够理直气壮和挺起胸膛做人。他们喜欢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而不说“这是我的权利”，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主人。 　　不仅是拥有一份独立生活的自豪，而且能够感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那些纽带，才让他十分关切共同体的事物，关心共同体的利益。称之为“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让少数人所窃取，而是他们共同的福祉，即人人所能够得到的那一份保护。比如和平，外部的和平和内部的和平。任何生活创造，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加以保证，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共同体成员来说，当他们说——为自由而战，怎么能不包括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战？当他们说反对奴役，怎么能不包括反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欺凌与不平等？当然，这样一个共同体肯定也不是排外的。就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自由的人，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自由原则，使得他们愿意去理解和接纳依照自己原则生活的其他人们，视他们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 　　难道这不同样是自由和尊重的召唤，是独立人格的召唤？是的，眼下中国离这个目标很远，非常遥远，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静态的，在国家的疆界找“国”这个字的方框里面是什么，和能够有什么，全看我们怎么往里面放进去什么。国家的面貌和形象，取决于我们作为公民（主人）如何塑造她。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实际上，如今的人们，越来越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力量，越来越参与这个社会走向正常轨道。在网上喊一嗓子，转发一个帖子，你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促使你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利益。相反，在这种争取中许多人的个人利益，是遭到损失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原因这么做？是出于对于同胞的关切关爱，是对于共同家园的忧心忡忡，是对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一份责任。一个人的自由，实际上也取决于周围人们的自由，取决于人们共同分享的自由的条件，不可能少数人先自由起来。 　　在今天，那些为了共同体内的自由去争取去抗争的人们，为了同胞不受欺凌而大声呼吁的人们，为了反抗独裁者反抗暴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们，为了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而不得不说话的人们，真正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着想的人们，才是爱国者。爱国者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不是自甘为奴的人，更不是腐败者，不是压制和欺凌同胞的人，不是从自己同胞手里夺取土地和房屋的人，不是视人民为“蝼蚁”的人，甚至以爱国的名义投机谋取个人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撕裂了共同体的纽带，破坏了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世界，我们自己也将许多问题弄颠倒了。当人们被环境所否定，便转而进一步否定自身；人们被环境所拒绝，也转而发展为自身拒绝；当他被环境所矮化，他也会进一步矮化自己，自我轻视和自我贬抑，甚至不自觉地走得更快一些。认定了自己是局促的，觉得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足以发言，这实际上是强化和固化了这种局促，是帮助加深自己的灾难和损失。在自己附近弄出另外一些敏感词来，真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比如爱国，比如主权，比如领土完整。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一个自由的公民那样行事，用两只眼睛看世界，而不是眯起其中一只。如果说目前尚缺少完整的公民身份，那么是否可以争取让它完整起来？一个年轻人从爱国开始，以爱国为起点，关心自己身外的外部世界，关心遥远的他人的遭罪和疾苦，这有什么不可以吗？回过头来想想我们自己，难道不也曾经具有一个爱国主义的起点，作为我们睁开眼睛的开始？作为我们与这个世界最初相遇的开始？ 　　认为爱国会妨碍启蒙，主权的要求会压倒人权的要求，是许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民族国家本身，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一部分。它的现代含义在于提供普遍而平等的成员身份，以“国民”、“公民”、“人民”取代了“臣民”或“奴才”。当人们说起“公民”这个词，首先意味着他是某一个地方的公民，是在某个地方当“主人”，而不是任何地方。当然，起点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东西；和平生活的条件，不能替换和平生活本身；共同的生活内容，不能代替个人生活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否有可能将它们并列起来，而不至于以一个压倒另外一个。事实上，台湾的保钓运动，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先声，使得更多的人关注自己身外的外部世界，加入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中来。有什么不可以呢？ 　　存在这样的反对声音：台湾的保钓，是民间发起，而在大陆，则是官方发动，意义不一样。是否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还在于怎么去做。具体去做的纹理纹路，同意什么如何同意，反对什么如何反对，才镌刻和释放了具体的立场本身。如果你不同意官方及街头那样一种高调的做法，那么你可以就这个议题发展出自己理性、务实的表述，在晦涩混乱的时刻引入理性清晰的立场，重新塑造运动的新形象。 　　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的那份联署呼吁。呼吁书的第八条写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生活、劳作，养育后代，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事务，拥有对于国家的主权，并拥有对于国家主权的一份发言权。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在政府处理主权事务时，需要倾听民众的意见，而不是把民众甩在身后”。 　　换句话说，我们的公民身份，不会仅仅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行为来加以激活，表达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是其中一部分。我们是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争取一个公民的身份，和习得作为一个公民的经验。无论如何，需要这样一个共同的家园，只有他人也能够在其中安居，能够成为别人安身的地方，才能成为你的家。保卫邻人是保卫你自己。 　　不能因为他人的罪行或错误付出自身人性的代价 　　一些日本媒体来采访关于联署呼吁书的始末，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日本民众对于其政府国有化钓鱼岛的看法，从中得出的印象是：日本民众大都不觉得国有化钓鱼岛是一个什么问题。如果最近的争端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关注，那么，他们主要关注在中国城市一些街头发生的骚乱。他们对于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和恐惧。一位记者谈到了他不理解这个石原为什么拥有如此汹涌的人气。下面是他的个人观察：日本八十年代著名电影演员石原裕次郎是这位石原知事的亲弟弟，已经去世，但是人气旺盛。新的日本影星渡哲也被看作石原裕次郎的传人，因此，两代银幕巨星的追随者，都成了石原知事的支持者。这有点后现代娱乐社会的味道了。 　　“领土问题为什么要与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呢？”日媒记者替他们的民众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让我越来越陷入了沉思。两个国家民众的反应相差如此之大，明显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对于事情轻重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仿佛刚刚从战争状态中走出来不久，对于日本人仍然抱有对待当年的侵略者那样一种心态。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上写道：“我二爷就是被日本兵挑死的，村里好多老人都被日本人虐待过，虽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提起日本人，都还恨得牙根痒痒，这种仇恨是永远无法释怀的。” 这种情绪很有代表性。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首先要对这种怨气负起责任。就像我们在呼吁书的第二条中写道的：“不能否认，战后日本在承担历史责任方面，没有做到让周边国家的人们心悦诚服。在中国民间，始终存在许多积怨。首先需要面对这些积怨，然后寻找化解的途径。这一方面需要对于战争的过去有足够的认识，体现以德服人，另一方面，不能再制造新的争端，激发起本来就存在的怨气。”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观察问题的另外一些视角，并希望以这个视角来补充我们此前的认知。这便是——在处理战争遗留方面，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是否有一些重要的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去做？比如战后某些必要经历的阶段而我们没有经历，某些必要采取的措施我们没有采取？因此才让这种“对日怨气”，如同我们民族记忆和民族生活中积存的淤泥，始终没有面对，也始终没有得不到疏通和释放。 　　我说过自己最早倡议建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但是我没有说过，作为南京大学的学生，之所以提笔给当时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写那封信，背后还有一个故事。那就是——我应该是从一位日本青年那儿，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事情。那时我们中文系的学生，被混编进留学生宿舍。一个新年晚会上，一位日本留学生用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他本来以为作为一个日本人来南京，南京人会对他如何如何（他做了一个手势，两只手臂从空中落下，意思是将他揍扁），但是他发现南京人什么也没有做，为此他感到惊讶。我不记得他是否运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个词，但是肯定他让我明白了这个意思。当时来中国的，多是左派学生。他讲述的这个情况，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那一年（应该是1982年）报纸上突然登载了许多当年日军入侵的照片，普通平民在南京城里受辱受死的种种惨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而同样感到震惊的是，此前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在那份倡议信中写道：“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年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 肯定我不希望今后有人像我一样，是从日本人那里才能听说，我们自己应该讲述自己的历史。 　　那些被沉埋地下的面庞，她们绝望的眼神，绝望的躯体，为什么多年被死死封存，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哪些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在受罪？是哪些母亲和女儿？哪些父亲和儿子？哪些祖父祖母和孙儿孙女？她们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到底经受了什么？事情是吃过午饭发生的，还是吃过晚饭？是在家门口还是在胡同的巷子里？她们身上哪里疼啊，哪里最疼？映入她们眼帘的最后一片树叶，是从哪一棵树上掉下来的？所有这些细节，对我们无足轻重，对她们却非常重要。那是她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她们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后消息。 　　我们没有把受害者作为主体来对待，没有将那些死去的人们，当作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曾经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个世界的人们。他们是如此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是在某个时刻，生命的钟摆突然停止。而后来的我们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开口，讲述他们的遭遇和感受。我们将他们仅仅当作被动的。有两位曾经呆过纳粹集中营的作家——埃利·威塞尔和伊万·克里玛，都认为他们的写作是为了让死去的人开口。威塞尔认为自己此后只是为了那些死难者而活着。1986年，这位威塞尔因为通过写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于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小时候对于战争的理解主要来自电影。电影冲突在“日本鬼子”与“英雄主义”之间展开。故事的主线当然放在战斗英雄一边，“日本鬼子”也只能是陪衬。既然是英雄赴死，那肯定是慷慨激昂的，是一曲正义压倒邪恶之歌。脍炙人口的《地道战》、《地雷战》，更是带点喜气洋洋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凯歌。然而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主体，那些深受伤害人们的故事，仅仅是为了说明“日本鬼子”的邪恶，轻轻点过，而没有站到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要求与感受来看世界。这些人普普通通，未必当得了英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进不了历史，但是难道因为此，他们就不被记载、不被关注？ 　　今年六月份我在北京访问了一位过路的法国学者石妮歌。她是在法国出生的波兰裔犹太人，70年代初作为受害波兰人的后代前往波兰老家，倾听前辈们讲述自己的受害经验。她对我说，西方国家也一样，战后人们将建设新国家和讲述战斗英雄的故事排在了第一位。作为受害者犹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只是到了1962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克曼的时候，有犹太人出席法庭作证词，开始启动了受害者本身的讲述，引发了以受害的犹太人为主的讲述历史的方式，尤其是那部著名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浩劫》。随着1985年这部电影的放映，浩劫（Shoah）这个词也开始流行，这个来自希伯来文的词汇，更加能够释放受难者的处境，表达他们的悲惨凄凉，不存在救赎的可能性。（见《来自晚辈的倾听》《南方周末》2012年8月13日。） 　　同理，而我们如果仅仅用“抗日战争”来称呼那些年月，是否可能存在着遮蔽那些受害者本身的遭遇与历史？说到底，在讲述方式的背后，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生命和价值，需要重视籍籍无名的人们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而不要被历史的英雄挡住了他们的身影和声音。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后来变成了一个无法验证的抽象数字，对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身的历史传统是要承担起责任来的。 　　而政府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放弃战争赔偿的背后，是如何对待一个个普通百姓战争损失的问题，是如何记载他们的损失和痛苦感受。仅仅是来自官方的一笔勾销，怎么能够不让怨气转入民间，转入地下而不能释放？ 　　所有在大地上发生过的事情都不会轻易消失，即使再压抑，也仍然会通过某种方式顽强地释放。无数个人的细微遭遇，没有能够推动历史进步，但是却在我们的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也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留下了看不见的深刻烙印。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冤死的鬼魂，就像我们身边的空气，不停地提示我们，拉扯我们的衣裳，向我们发出某种召唤。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在路上遇见一位漂亮阿姨，中等个头瓜子脸。右嘴角上长着一粒黑痣，但是她站在街上又唱又跳，大人们说，她是在12岁时遇见日本人被吓成那样。没有人为她的损失和生活负起责任。我的祖母裹小脚，曾祖母也是。在“跑反”需要过独木桥时，她们没有能力走过去，便贴在独木桥上运用四肢爬过去。而且，脸上还涂着锅底的黑灰，需要将自己弄得丑陋万分。童年时祖母是我心目中的仙女，她的讲述令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联署是从一个理性的起点开始，我后来却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感性，越来越意识到在我自己身上，同样存在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我自己也属于抱有对日怨气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之一，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一些沉睡的东西在我自己身上苏醒，许多破碎的故事在我喉咙口拥挤，挣扎着想要跑出来。在微博上我写道，本来是想来解决问题的，结果发现我自己正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当我们继承战争遗产，也同时继承了一个无主体的位置，即不发声的位置，被忽视的位置，被动的位置。说到底，是不需要让人体验到需要自己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那个无力位置。无边的愤怒从哪里来？从沉默中来，从不被开口中来。对于今天的许多人们来说，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危机，但是天生继承了这样一种无边的沉默，被压制的痛苦。它像一种野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疯长。而如果再加上别的问题找不到出口，那么它就变得更加野性和狂乱。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假如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在潜意识某些地方，有着这样一些阴影，一些被钳子夹住的部分，那么是否可以开始面对它们？并决定着手开始处理它们？如果我们不是想要继续生活在这种被隔离被排除的无语状态，不想成为怨气的囚徒，仇恨的奴隶，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动手想一些办法，让自己得到某种能够释放和解放？ 　　难道我们一定要让这份不幸的愤怒，原封不动传给我们的后人，让她们也世世代代生活在怨恨当中不能自拔？永远成为阴影之下的民族。一般人们称德国人在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上做得好，那么这也需要犹太人自己着手来做某些事情，需要他们作为主体，主动来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说到底——人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罪行和错误，令自己付出人性的代价，让自己从此失去人性的内容和力量，更不能因此而犯下同样的错误，成为下一轮仇恨或战争的当事人。 　　起码，当我们今天清醒地意识到存在于自己身上的怨气，于是就可以增强意识来限制它们，尽量选择理性的表达，而不是让身上的野性和狂暴将自己打倒。当我们前面表达了我们作为公民主体需要参与行使国家主权，发表对于国家主权的看法，我们也应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主体：能够面对和处理自己问题，从内部将自己进一步解放，而不是等待别人。一个人越是成为主人，向主人一样行事，越较少怨气。 　　阎连科先生提到，“让政治归政治，让文化归文化”，“文化与文学是人类存在的最为深层的根须”，难道人的心灵（哪些淤积的东西）不也正是文化与文学特别关心的吗？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自己，包括让死者开口，不也是文化的使命吗？他们的生命是无法赔偿了，但是可以记住他们，在内心里来容纳死者，用心灵的方式祭奠她们，我们自己的心灵也可能变得宽广和得到疏通。 　　这样说，不等于说文化万能，更不等于单方面（从主观方面）来解决问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在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所有那些该做的事情继续照做，而且还要做得更好——军事的、外交的、各种民间途径的交流对话，包括在战争认错和道歉问题上，对于日本需要继续施加道德压力。但是，作为文化也好或者公民社会也好，需要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运用智慧来面对我们曾经遭遇的民族伤害，包括提供更多讲述和倾听的空间，让民众心理淤积得到缓释和限制。包括知识分子，不要一提到“帝国主义侵略”，就觉得与己无关。从我们的经验出发，与自身经验相沟通，才是理论创造性的起点。 　　从受害者主体这个角度，我们还应该想到，假如我们同胞之间互相不尊重，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怎么指望别人尊重你和考虑你的感受呢？假如我们互相之间不存在互相珍视和倾听，如何能指望别人来倾听和珍视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促进政府来尊重和倾听民众，那么也要建立民众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珍视的社会基础。这就又回到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中去了：不要歧视和羞辱他人。 　　2012年10月26日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