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核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原文： You’ll never be Chinese 作者：Mark Kitto 发表：2012年8月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马克的一家】 死亡和税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一旦你买足了必需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学费用。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股市是被操纵的，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兑换。一些有特权、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起来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 简单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房价已经不堪承受，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不变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和孩子的学费。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和谐也就终结了。 同时，少数民族、工厂工人会怎样？对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领导他们。 在中国农村，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有时要直通北京，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会在当自己的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领导之职。看看很快将离任、昵称为”温爷爷”的当朝总理吧。他要么是一个傀儡，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对他的采访，在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 为了爬到高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上级”。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不存在，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 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接受吧。面对吧。”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是想”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毫无争议，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正确的位置”则有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能取得现有成果主要因为它的面积。正如今天的中国，过去的中国幅员辽阔，将来也是如此。（中国喜欢大，大是好的，如果中国人问你觉得中国怎么样，只要说”它很大”，然后他们就会很高兴。）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在微型芯片被发明之前的日子，物理上的大小很重要，大的更容易占主导。一旦能掌权，中国人就会端坐着接受那些附属国的贡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到超越边界、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或利益时，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设计成对立双方，或者用钱打发。 第二个原因在于”正确的位置”是个被误导了的概念，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美洲、已经获得了启蒙的欧洲或现代非洲。这个世界并不想生活在”中国世纪”， 也有同样多的人不想生活在”美国世纪”。中国，从政治上、文化上或者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总是向内看。中国不欢迎入侵者——除非他们刚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从北方入侵，正如两个古代王朝，元朝 （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的情况，他们进入了之后变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了。另外，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他们给出了最终的威慑：”侵略我们，最后就会被我们同化。”就像电影《外星人》里演的那样（译者注：1979年科幻电影 ）。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的非中国人都是”蛮夷”，这是略带贬损的说法。更婉转的说法是”老外”。中国人则是”自己人”。就像任何不喜欢出门的人一样，外面的天气、大声的争论、自然灾害，中国人都能关上门置之不理。也许他们会在门上贴个条子：”当你决定了怎么处理后再敲门”。 领导层需要和人民产生共鸣，一种能”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的能力。这同样也需要决断，及承担责任的意愿。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中国人觉得要和他们产生共鸣几乎不可能。中国政府由相互之间有着利益冲突的人马控制，他们要对国内问题作出决定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国际事务了。看看由于薄熙来丑闻，领导更替如何被延期的吧，这个体系被设计成这样：任何重大决定作出之前，避免承担责任都是前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就是这样，这是真的。） 领导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当今”世界领导人”要给世界提供成为美国人或是民主的机会，有时人们想获得这种机会，有时则是被迫。大英帝国提供了免于奴役的自由和法治体系，还有其他别的。罗马人从埃及拿走粮食，在整个欧洲重新分配。 领导世界的中国不会提供人们成为中国人的机会，因为要当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中共也不是彻底反对奴役。它鼓励自己的人民像奴隶一样工作，为西方企业生产商品，赚取外汇，满足经济繁荣之需。（党的宣言里誓言要把外国奴隶主赶出中国，现在看来多么讽刺！）即使你在党的鼻子底下摆弄正义的天平，党也不明白什么是法治体系。（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作为原告赢得了官司，但这不是正式结果。我的律师在前往判决宣判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结果就完全颠倒了）。至于那些从非洲压榨出来的资源，则被送到了中国。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 一个由备受屈辱的中国主宰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可能，就象中国已经主导世界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前景也堪称黯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起源是房地产的崩盘。像所有大事的发生一样，到时会很突然。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从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开始。一些评论家说，偶然事件会是革命的开始，或者说是国家的崩溃。这些说法理由充足。党试图在短期内修复这些问题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情况从长期来看变得更糟，也让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调的利率，这是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做出的，但是国内消费不大可能跃升，除非党能出台新的医疗保险体系，党没有钱投资于这个。钱呢？全投资在美国债务上了，又不能随意出售因为那会让美元贬值，让人民币升值，让出口贸易受损，那又会让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多，而这又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我希望这场剧变来临的时候是和平的，党不再试图以攻打台湾或菲律宾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无论会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会让中国破纪录式的经济增长走到尽头，尽管它如今引领着世界经济，也是我们拯救世界经济衰退的唯一希望。 我要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对暴力革命或者国内动荡的恐惧（其中相当大部分会被转嫁给外国人），尽管我并不否认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希望成为社区中的一分子这种正常的人类渴望，不再被视为”老外”，还有我可以在一个规范的环境下运营我的生意，不会再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夺走而担惊受怕，不用为我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气和伤身体的食物而过分忧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因让我离开中国——我想给我的孩子们像样的教育。 中国的国内少儿教育体系不教书育人，那儿只是一个考试中心。课程被设计为只为了让孩子们通过考试。在中国农村，我们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有一个选拔系统。考得好的学生就有了能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的通行证。学校并不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交能力、无需依赖他人、具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他们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家去大学学习”商科”。输家回家种地或者去他们父母本不希望他们去的当地工厂。 几乎没有什么体育和课外活动。一些运动型的孩子被选拔到特殊的学校，好赢得奥林匹克金牌。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们进入了音乐学院，那些天赋的热情和快乐在那儿都被慢慢消磨殆尽。（我妻子是后者之一）。 还有洗脑教育。我女儿上学的第一天就观摩了一场电影，基本上就是讲”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成功战胜了北川地震”。道德楷模则是已故的神秘的共产主义英雄，比如雷锋，这位在他短暂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人类可能的无私士兵把这些事迹记录在了日记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又被奇迹般地”发现”了。 那些压力让孩子们感到恶心，从个人经验来说，考试得了95分以下就被认为是失败。考砸了就要被惩罚。包含了各种测试卷子的家庭作业要做完至少就要花去每个周末中的一整天。我见过很多孩子成群结队的在周日的清晨六点去写作业。节假日中他们还要参加课外辅导班，还要在课程开始之前至少花好几个钟头完成自己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对这样的教育体系像我一样深恶痛绝，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是幸运的那个，我有。 一个选项是搬回一个中国的大都市，然后送我们的孩子去昂贵的国际学校——其中没有一所提供住宿——但是我担心的是污染问题，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中国做些外贸，而我的良心对此又有意见。 我很同情中国那些不能进入大城市中国际学校的孩子们（这些学校本身也限定了他们能够接受多少中国学生），同时还有那些父母们供不起他们出国留学的孩子们，还有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受到党特别优待的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中国无法把孩子们培养教育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党不想要那些可以解决问题的的自由思想者。他们仍然坚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前提还得是他们已经承认的确有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唯一公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因为要否认腐败明显已经没有可能了。 党组织中的确也有成千上万的开明的官员，他们明白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避免危机，我也见过一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动荡，那么要靠这些人从内部改变党。但他们面临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时间已经不多。 我也遇见过数百名全面的、聪明的，具有现代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也愿意帮助他们的祖国去面对这些会演变成为国家动荡的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有这个机会。我担心其中一些人可能会主动请缨，就像我的同学和我在1989年的SOAS考试时为我的中国朋友们的安危担心一样。 我在微博上读过一些关于艾未未、陈光诚和刘晓波的消息，微博类似于TWITTER和FACEBOOK，但被严格监控，不过一个帖子只要几分钟就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我妻子从未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审查者不可能全盘操控。（我的妻子开始读微博的当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克服了和我离开中国远走英国的障碍。）有成千上万的，甚至是数十万的中国大陆人在”跟随”这样的人，在监狱里肯定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都在以各自微小的方式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好。总有一天他们会成功。那时会是成为中国人的好机会。那甚至将会是可能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小日本”是很多中国人的口头禅。但是，日本并不小。日本比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等都大，在亚洲比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都大，也比南北朝鲜加起来要大。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矮小。但今天的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矮。一个世纪前，日本人平均就比中国人矮吗？未必。中国的族群比日本复杂，南北东西的体质很不平衡，不能拿中国的一部分和日本的平均去比。 何况，中国的东南邻国，若和中国的北方人相比，其身材显然不见得占优势。但从来就没有人说“小越南”或者“小缅甸”。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鲁迅说得对：这是阿Ｑ心理作祟。 百度在“为什么中国人称日本为小日本”的网页上有这样的网民解答： “因为日本人个子比较矮小,当时侵略中国的时候先是东北,东北人本来就比较高大,看日本人就更矮小了,叫小日本一就是说日本人个子矮小,二是带有鄙视的成分,小小的弹丸之地。” “因为人种的关系，日本人属于短腿民族，他们原来个头普遍都不高。日本人为了实现他们数百年来移民大陆的梦想，待他们明治维新增强国力后，在近代史上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直都在侵略、欺压中国，当时国人都很恨日本人，所以就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 这就是说，近代史上日本人把中国欺负得很惨，中国人没有办法，就拿他们的身材说事，悻悻然地用对方的“小”来安慰自己。换句话说，纯粹是嘴上讨便宜。“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攻击”一词恐怕只有一些中国人看来觉得理所当然，换了别人不免糊涂――你攻击到对方的哪一块啦？ 不止是嘴上讨便宜，还是关起门来讨，在自己人面前讨外国人的嘴上便宜，相互安慰。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自慰。 自慰常常和自虐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汹涌澎湃的街头反日过后，人们忽然发现吃亏的还是一些自己的同胞，被损毁的还是自己国家的财产，遭破坏的还是自己城市的景观。  中国人嘴上讨便宜实际让自己吃亏是古已有之的，那时用“蛮夷”把四海都给一网打尽，拒绝学习他人的长处。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国内大批判不算，国际上也搞大批判，用帝修反三个字把全世界的统治者差不多都骂遍了，骂苏联尤其厉害，报纸上天天骂，最后把莫斯科骂火了，要对中国动核手术，被华盛顿喝止了。 新沙皇也实在没有出息，和嘴上讨便宜的人一般见识。华盛顿就不是这样。基辛格尼克松见了毛泽东，还拿中国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开玩笑。毛泽东拿这样脸皮厚的人也没办法，只得哈哈一笑自我解嘲，说那都是说说而已。 奇怪的是，老沙皇新沙皇欺负中国比“小日本”厉害得多，一百五十多万“自古以来”的领土抢过去后眼都不眨一下，还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数千中国人。更恶劣的是二战结束后不顾中国的战胜国身份，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在中国驻军。今天普金扬言“俄国虽大，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一些中国人还觉得这话过瘾，是俄国人代自己向日本人发威。这实在很奇怪，普金这话明明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普金一定知道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他当然会对强占来的那些中国土地没有安全感，根据民族主义的常识生怕中国人来讨，所以要把话说在前头。他那里想得到有些中国人会为他喝彩。 回到“小日本”这个话题。我想，用“小”来贬低把自己欺负得很惨的对手，还不止是阿Ｑ式的自慰，而且也是自我贬低，自取其辱。其中道理，还需要明说吗？ 日本文化最初是系统性从中国借鉴过去的，但那是古代史。近代史上，日本在文化方面给了中国很多反馈，包括“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这些中国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的词汇，更不用说那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但我认为，日本最值得佩服的，是它过去学习“支那”时，没有对“支那”全盘照搬。三个最有“支那”特色的制度被日本拒之门外： 日本男人没有把自己或自己的儿孙阉割了送进后宫；日本女人没有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的脚裹得连骨头都烂掉；日本读书人也没有为了科举考试而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给“兰学”留下了一席之地。 拒绝这些匪夷所思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束缚，拒绝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制度的奴隶，很难说这不是日本能够后来居上欺负自己的老师的原因之一。　

　　作者:章诗依 　　 　　　　9月17日，戴煌得知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立即往胡家打电话，胡绩伟的二女婿向他确认了事实，并告诉戴煌，临终前，胡绩伟在遗言中叮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追悼会，不搞任何纪念追思活动。此话打消了这位84岁的老人、著名记者准备去参加追悼会的念头。 　　 　　　　胡绩伟，著名报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河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一书，是胡绩伟回忆自己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在延安时期办报经历的一手记录。该书的作者简历这样介绍胡绩伟：1916年生于四川省威远县，1936年秋考入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36至1939年在成都，先后担任《大声周刊》、《星芒周报》编辑，《星芒报》三日刊、《蜀话报》三日刊、《通俗文艺》十日刊的主编，兼任星芒通讯社、《四川日报》编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到延安。1940年起至1949年在延安，任《边区群众报》主编，1946年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秋至1966年，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人民日报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总编辑、社长等职。1984年，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1990年3月，人大代表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等职务被撤销。 　　 　　　　这是一份纯粹的新闻人的简历。终胡绩伟一生，没有从事过一份与新闻无关的职业。他的光荣与磨难，都紧系于此。在《青春岁月》一书的结尾，胡绩伟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生涯：“我在成都办报3年，初上笔阵，猛冲猛打，意气风发，这是我办报的幼年时期。陕西办报12年，在报纸业务上走向比较成熟，但在政治上相当幼稚，这是办报的青年时期。即将开始的北京办报30多年，在报纸业务上相当熟练，但在政治上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到老练，从盲目到自觉，摇摇摆摆，犹豫彷徨，左顾右盼，时而混沌，时而清晰，到老时才算真正觉悟。我曾说自己是老时醒，醒时老”。“老时醒，醒时老”一语，曾让许多人倍觉神伤。它其实也是一代革命者中一个群落的精神写照。李锐、何方、杜润生、李普、戴煌等人，都是这一群落的代表。戴煌说，他当年之所以参加新四军，就是受民主、自由与博爱的理想的感召。这几乎是那一代优秀中国青年奋袂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普遍心路。在生命的暮年，他们发现，多少人用血泪浇灌的理想之花，并没有绽放，于是再度奋起，慷慨呼号，“暮年诗赋动江关”，成就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精神景观。《青春岁月》是胡绩伟精心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于1997年，尽管起讫于少年到1949年前这一历史时段，但对于了解胡绩伟的精神历程、延安时期的新闻生态，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际，阅读他的书，看他走过的路，应该更符合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贡献了一生心力的这位新闻人的心愿。 　　 　　　　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信徒 　　 　　　　“我的一生有如一只颠簸在大海波涛中的小船，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多。”在《青春岁月》的序言中，胡绩伟这样勾勒自己一生的命运曲线。后来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出生的日子联系起来，因为他出生的阴历八月十八，是每年钱塘江大潮的日子。他把这看做一种征兆，预示了自己的一生总是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狂涛怒浪中翻腾不息，劳累终生，永无宁日。 　　 　　　　动荡起伏的一生，从胡绩伟的少年时代就已肇始。本来胡家靠经营茶馆，是镇上数得着的富裕人家。胡绩伟本人聪明伶俐，对数学颇为痴迷。这样的出身与天赋，按照当时的风尚，人生道路应该指向上大学、出国留洋，然后回来做教授。然而父亲的早逝，使年轻守寡的母亲与胡绩伟成为家族中的弱势家庭。二叔父把持家族经济命脉，独霸了因大伯父献身保路运动省政府给予的不菲的抚恤金，并且行事吝啬、偏心，使聪明好学的胡绩伟的求学路充满坎坷。“富裕人家里的穷户”这一事实，在胡绩伟心中埋下了人生不公的种子。后来他与大伯父家的二姐一道，起而反抗，二叔父让步，求学之路才顺遂了许多。 　　 　　　　胡绩伟的叔祖父胡素民是同盟会会员，曾与梁漱溟等人一道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后回川当选为四川省一、二两届议会议员。大伯父胡驭垓也是同盟会会员，在保路运动中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胡驭垓破口大骂叛徒，从夜半骂至天明，叛徒将其杀死，割下双耳，送给清廷，随后又被割下头颅，悬于城门。家族中的这两位国民党元老，特别是大伯父的悲壮命运，对胡绩伟影响深远。他们信奉的以民权为核心的三民主义，为胡绩伟打下了最初的精神底色。 　　 　　　　二十世纪上半叶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对胡绩伟一生的思想品格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的小学、中学，都在教会学校度过。根据西方学来的教育管理方法，学生可以自己组织学生会，学生会常常举行演讲会与辩论会，连国民党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不对”这样的话题，都可以自由辩论。 　　 　　　　1936年，目睹了太多贫穷落后社会现象的胡绩伟，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念，转而投考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此前，张澜主持四川大学，他公开宣布借鉴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延聘学者名流，兼容并包，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鼓励师生积极参加社会变革，追求真理，在川大形成了民主办学的学风。胡绩伟入校时，校长是任鸿隽，曾任鸿隽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是国际著名的化学家与教育家。留学美国时曾组织中国最早的科学学术团体——中华科学社，李四光、竺可桢等都是社员。任鸿隽的办学理念与蔡元培高度一致。 　　 　　　　叔祖父、大伯父的爱国思想、三民主义，与主持川大诸先贤秉持的民主自由主义，一道构筑了胡绩伟的精神摇篮。三民主义也是胡绩伟走上革命、服膺共产党领导的纽带。他在书中写道，当年共产党高举的新民主义旗帜，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新三民主义。而就是这个新民主主义，指引着像胡绩伟本人一样的整个青年一代走上革命道路。文革时，极左分子曾经批评胡绩伟等老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民主主义者。当时的他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想，如果我们真的搞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那该多好啊！ 　　 　　　　显然，晚年胡绩伟自称的“老时醒”，其实是向早年这些精神价值的回归。 　　 　　　　10年延安编报生涯 　　 　　　　在川大就读才一年，抗日烽火燎原，救亡图存的浪潮将胡绩伟推离书桌，投入民族民主革命的前沿。他投身报业，三年间，与志同道合者一道，先后创办11份报纸，又先后被11次查封掉。回顾三年成都办报经验，胡绩伟写道，在他所编辑的报刊上，宣传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是两个结合得很紧密的主题。而屡奋屡仆的办报经历，让胡绩伟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的生命线，不在中国大地上铲除法西斯专制统治，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认识，让他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他殷切希望在延安这个民主圣地“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1939年底，胡绩伟到延安，很快就参与了《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这是一份在毛泽东提议下创办也由毛泽东起名的报纸，起初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延安管吃、管穿、管住，尽管粗茶淡饭，但有保证，这使胡绩伟得以后顾无忧地投入办报事业，他忘我工作，赢得“小毛驴儿”的绰号，很快成为《边区群众报》主编。 　　 　　　　半个多世纪后，回首延安时期的办报岁月，胡绩伟用诗一般的笔调写道：“在延安时期，真如鱼在江河，鸟在天空，自由游弋，自由翱翔，意气风发地度过了10年的编报生涯。”有如此感受，不仅是因为《边区群众报》是党的机关报，更是因为，彼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具备强大的精神魅力与理想感召力，并且有践行理想的实际行动，这给怀抱理想的青年新闻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来延安前，胡绩伟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是孙中山与邹韬奋，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心目中的地位也要比毛泽东、朱德崇高。来到延安不久，他就被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所感召，很快他就认为，毛泽东确是孙中山之后的伟大人物。 　　 　　　　到延安一个多月后，胡绩伟参加“延安人民讨汪大会”。这是他第一次远远地看到毛泽东。会上，毛泽东宣读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其中第三点为要求国民党厉行宪政、实行民主。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曰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演讲中，毛泽东不时有力地挥动手臂，语言铿锵有力，富于鼓动性，整个演说和通电，从内容到文辞，在胡绩伟看来都十分精彩，无懈可击。他与延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道，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 　　 　　　　在胡绩伟看来，民主在延安也被真实地实践着，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许诺。《边区群众报》经常刊登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的读者来信，刊登批评稿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书中写道，1942年，边区增加了公粮，导致群众不满。有一次下大雷雨，有人说：雷为什么不打毛主席呢？毛泽东听到此话后，不但没把说话者打成反革命，反而称赞批评者的勇气，并且发动了大生产运动，通过增加生产来减轻群众的负担。 　　 　　　　民主的另一种实践是选举。《青春岁月》第十章“边区群众是怎样进行民主选举的”，详细介绍抗日战争到来之际，延安推行选举的盛况。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不到一个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即发出民主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在10月15日到12月底进行乡、县、边区三级改选。为了促进国民党立即开始实行宪政，早日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民主政府，共产党领导的19个解放区，由陕甘宁边区带头，首先进行民主选取，意在为全国民主宪政做一个榜样。 　　 　　　　《边区群众报》对选举做了详尽的报道。对于选举，胡绩伟在那时就有一个认识，即选举的关键，不在选民的文化水平，而在选民的政治水平。由于边区的各级领导干部比较民主，很愿意听取群众的批评，边区群众又有比较自由的民主权利，敢于和乐于畅所欲言，这就为推选和评议候选人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选举时，候选人要与群众见面，介绍自己，解答考问，使一般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比较了解。1988年，胡绩伟曾出版《民主论》（与常大林合著）一书，对于延安当时的选举即能做到候选人与群众见面这一实践，颇致感慨。 　　 　　　　投票前，选民一次又一次去认清和记准候选人的名字。投票时一个一个地进入窑洞去投票，基本上达到了秘密投票的要求。胡绩伟写道，这些办法又民主又公正，又简单易行，是自己这类知识分子坐在办公室里想不出来的。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农民文盲多，文化程度低，无法进行民主选举，经过实践，顾虑打消了。 　　 　　　　对于民主宪政，胡绩伟并不抱浪漫的想法，他认为，实行民主宪政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选民只能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民主，不必先进行长期的训练以后才去实地进行选举，行使民主权利。 　　 　　　　正因为有了领袖的理想感召与延安的民主实践，所以尽管延安在整风运动中出现了种种左倾的做法，延安岁月在胡绩伟的心目中，仍然保有不衰的精神魅力。 　　 　　　　由衷钦佩习仲勋 　　 　　　　胡绩伟有一个有趣的看法：“我常常是从人物的优劣来判断他所信仰的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从理论的是非来判断信仰的优劣。”他崇拜孙中山、大伯父，后来欣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袖人物在重庆显现出来的豁达大度的政治气量，这些都使得他更加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中国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最民主的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到了延安之后，胡绩伟最钦佩的中共高级领导是习仲勋。自述中，对习仲勋表达钦佩之意的笔墨不时出现，贯穿全书后半部。 　　 　　　　在胡绩伟笔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是一个实事求是、不唯上、具有包容精神、信任下属的高级领导，特别善于切实了解和识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办法处理那些成长发展的问题，并且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习仲勋领导下的西北局对《边区群众报》的领导，胡绩伟认为，不仅在政策上是正确的，在领导方法上是令人心悦诚服的，在领导作风上也是令人钦佩的。他甚至这样比喻：“回想当年，我们好像一匹强壮的烈马，在党委的高明驭手的驾驭下，使我们在边区这个民主模范的广阔天地间，自由驰骋。” 　　 　　　　习仲勋的领导方法，首先表现在充分信任干部，放手让胡绩伟们独立自主地去进行工作。当时有领导提出党报“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但西北局并没有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和执行。因为当时已经有事实证明：党委对党报管得越紧，报社事事请示，稿子件件送审，其结果是报纸办得一派官气，群众不爱看，而且使报社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失去自主自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于这一事实，西北局对中央要求的由宣传部部长看报纸的制度，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做了变通，改由报社总编辑胡绩伟来看。对于需要看的社论，习仲勋只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让胡绩伟自己去修改。对一些不通顺、不明确、不恰当的字句，他只用铅笔画一个记号，引起胡绩伟的注意，习仲勋并不动笔去改，改后也不必再送他看，就由胡绩伟定稿。这反倒使胡绩伟感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 　　 　　　　其次，习仲勋对报纸的作用、为领导还是为群众办报，有着极为清醒、清晰的认识。他说，党的报纸应当力求成为群众的报纸。“报纸名曰《人民日报》、《群众日报》，没有一个叫《干部日报》的……今天干部最需要的，正是当时当地群众生活、群众运动的生动形象和真实情况……活动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新鲜经验，这些就是指导工作的基础。这些又必须主要依靠办好报纸来解决。只有真正办好群众化的报纸，才能满足干部的要求。所以报纸群众化的方针，应该十分明确地在思想上肯定下来。”正是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才让后来的胡绩伟感到，在西北局领导下，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之间是一致的、协调的，没有发生突出的分歧和矛盾。而在建国后的40多年，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矛盾，竟至那样严重，这让胡绩伟深为感叹。 　　 　　　　《青春岁月》写于15年前，内容截至建国初期。序言中胡绩伟表示，对于建国后几十年的办报历史，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据闻，这部分经历及其思考，他业已完成并已在海外出版。笔者无由得观，但是，《青春岁月》中流淌出的历史风烟已经足以让人心胸洞开，低徊不已，而其虽百劫而不悔地思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精神，尤为令人高山仰止。 　　 　　　　山海苍苍，云水茫茫，青春作伴好还乡！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92768481.html 　　

杨恒均：日本让步，中国赢了，赔钱吧 进入专题 ： 钓鱼岛 中日关系    ● 杨恒均 （ 进入专栏 ）   　　 　　钓鱼岛危机伊始，老杨头我顶着背负“汉奸”之骂名，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第一时间炮制了一篇“钓鱼岛引发的不仅仅是领土危机”的博文，揭露日本在中美日三国早有默契的钓鱼岛搞事，搅浑太平洋，实际上把中国政府推向进退两难的险境：不打肯定是输了，打赢了则可能输得更惨。当时我给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准备打仗吧，你没有退路，至少你要让日本人知道，你不会退让了！ 　　这建议一旦曝光，也就成了“馊主意”，那篇破了我单篇博文点击记录，两天就超过千万点击量的博文，肯定也被日本人和真正的“汉奸”看到过。不过，就在北京进退维谷之际，人民再次出手了！——先是50个，很快就到80个，随即到了“九一八”那天，全国有180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爆发了保钓、反日、爱国大游行。那阵仗，那规模，那激动人心的场景，还有年青人被红旗与燃烧的骑车映红的脸蛋儿，差一点把我们拉回到如火如荼的八年抗战！ 　　虽然愤怒的中国人民只是用鸡蛋丢日本驻华使馆，咂咂日本骑车和日本人的商店，并没有出现全球穆斯林围攻美国大使馆并终于弄死了一个大使、三个外交官的情景，但席卷神州大地的抗日浪潮，立即成了国际新闻的头版头条，势头盖过了后劲不足的穆斯林反美大抗议。 　　人民出手，再次解了政府之危！让我们翻一下这几天的新闻：就在反日大游行爆发的前一天甚至当天，日本当局还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副绝不让步的样子。但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后不到两天的9月1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电视上表示，如果连任首相将决定在联合国演讲时，回避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而使用中国的名称钓鱼岛。爆发了180个城市大游行之后的19日，野田佳彦又在朝日电视台一档节目中表示，为修复因钓鱼岛“国有化”而出现紧张的中日关系，将考虑采取派特使访华等举措。野田称，“考虑到了国有化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反应和摩擦，但规模超出了预想”，承认自己预估有误。野田表示：“除外交渠道外，还将谋求通过政界和经济界(人士)展开沟通”。20日的新闻报道传来更加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国公务船站稳钓鱼岛12海里 日本退至守岛…… 　　还需要更多新闻吗？不需要了，所有迹象都显示，挑起钓鱼岛危机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已经承认“预估有误”，而且已经开始从原有的立场退让。这等于是承认自己在钓鱼岛上犯下了错误，目前，已经开始请求中国进行多方面的沟通。 　　日本为什么退让？当然不是靠外交部的抗议与强烈抗议、声明与严厉声明，更不是靠那艘当旧货买回来至今还在修修补补的“航空母舰”，而是靠新时代的“人民战争”——记得一位将军几天前说的那句话吧：我们又不是没有同日本交过手！还记得游行示威中举的最多的标语牌竟然是毛主席像吗？因为据说，70多年前，毛就是靠“人民战争”，只牺牲了一两个抗日将军(当时的国军可是战死了几百个将军)就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据海外华人媒体报道：这次，是日本人第一次真正害怕中国！能不害怕？那是何等的威风何等壮观何等的震撼人心啊！刹那间，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钓鱼岛他们去不了，日本使馆跑得掉？日本女人我们弄不到，那生鱼片与日本拉面不是近在眼前？还有日本车，日本企业，日本商店，砸！——不砸，你不知道中国人的厉害，不砸，你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自从日本战败被美军占领后，哪里见过这阵仗？ 　　目前看来，钓鱼岛危机应该是化险为夷了，估计日本会进一步退让，等于是承认自己输了。但中国赢了吗？按说，两国相争，一方让步，另一方自然是赢了，但我觉得，如果中国真要赢得这场对抗，赢得民心，赢得未来，今后进一步赢回钓鱼岛，还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赔钱。 　　这个赔钱，同大清帝国一打完败仗就拿出黄金白银送给外国侵略者不同，这个赔钱，是赔那些在中国领土上被中国人打、砸、破坏的日资企业的损失，是赔给私人财产受到“爱国青年”们侵害的中国业主与小商小贩。 　　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游行群众砸坏的日本大使馆。中国外交部已经回应，中国是个法治社会，会遵守国际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同时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日本企业与商人的损失，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19日说，支持民众合法理性的爱国行动，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既然大使馆与日本商人都受到中国法律保护，中国又是一个文明的法治国家，那么，他们受到的损失一定能够得到赔偿。但据说，中国政府目前被抓起来的打、砸、抢份子都是一些小混混，估计根本无力赔偿。这样，赔偿日本人损失的责任就落对这块土地不但拥有主权而且拥完全管理权的中国政府头上。 　　也许有人会说，日本错了，他们都退让了，我们赢了，打、砸的那些东西当然就不用负责，即便要赔，也得由日本人赔，日本人自作自受。我说，错了，孩子，日本政府也许决策错误，但在华日本人和他们的资产只要合法，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文明与法治的国家的最大标准就是公民的人权得到保障，私人的财产得到保护。 　　日本政府必须从一个私人手里购买钓鱼岛，已经给看惯了强拆的中国人默默上了一课;难道还要让日本人来提醒我们：日本右翼再猖獗，迄今为止也只发生了一、两起(尚未经过证实的)针对日本华人的恶性事件？而在我们这里，竟然发生了文明历史上少有的破坏另外一个国家公民财产的暴行？ 　　请想一下发生在东南亚的事吧。当时由于印尼政府与中国政府交恶，结果出现反华、排华浪潮，当地暴民乘机打、砸、抢华人店铺，甚至强奸华人妇女，残杀华人孩子与老人。而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国家的政府与“人民”认为极其“正义”的理由下进行的，迄今为止，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坚持，受到伤害的华人也没有几个得到赔偿的。 　　中国政府应该赔偿这次爱国大游行中遭受损失的日本人和中国人，这样做，是给全世界文明的国家看，在中国投资是安全的，你们在中国的人身与财产受到保护;这样做，也是给全世界华人看，今后中国不会在两国交恶时，去欺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也绝对不允许海外华人再次成为替罪羊，遭受折磨与迫害;这样做，也是让全中国人看，在这块土地上，绝对不能也不会再出现文革时无法无天的打、砸、抢;这样做，才能让所有的人都信服：在这块土地上，人权受到尊重，私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政府无权剥夺，任何人都不得以“崇高的理由”打、砸、抢你的合法私人财产;这样做—— 　　中国收回钓鱼岛才有意义！否则，在自己的领土上都无法保障私有财产，要那么多领土干什么？几天前坐在电视机前，我看到一位中国店主，可怜巴巴地对来势汹汹的 “爱国人士”近似乞求地喊道：：这个店是我开的，没有日本人的资金，是我开的，各位不要砸，我是中国人，是我开的，打倒日本……可怜的他，口号还没有喊完，商店玻璃就被砸得稀巴烂。 　　我很想知道，谁来赔偿他的损失？你知不知道，对于这个中国人，那个店可能是他的全部财产，是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工具，也是好多位员工上班领工资养家或口的依托，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像钓鱼岛一样神圣的领土！你们知道关心钓鱼岛，关心祖国的领土，但怎么就不关心，甚至破坏国民心中的领土与钓鱼岛？你们也许能够收回钓鱼岛，但你们也许永远无法收回那个同样热爱这个国家的公民的心！ 　　必须赔偿他们，这是我给北京政府另一个建议，而且做得公开公正，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政府会从善如流，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知道，只有中国每一个人的 “领土”都得到保护与捍卫，只有每一个都生活在一个人权得到保障、个人财产得到保护的领土上，钓鱼岛收回才有意义，中国才能真正赢得钓鱼岛之战，赢得人心，赢得未来！ 　　 　　杨恒均 2012.9.20 本文系《世界华人周刊》专稿 进入 杨恒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钓鱼岛 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