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爱思想 | 李耐因:知情人披露新史料:审判“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李耐因:知情人披露新史料:审判“四人帮”的前前后后 进入专题 : 四人帮    ● 李耐因       导语:“四人帮”被判刑,到今年一月,已经整整二十年。它是法制的胜利,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对“四人帮”审判一直为大家所瞩目,但过去公布的细节,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有许多不为人所知。有一位记者用自己的笔记下了当时的历史细节。这一历史,不仅为我国建立民主法制提供了参考典范,其文献本身也作为口述史为历史学家写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决定。随后,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宣告成立并开始工作。          递送起诉书前后          ·张春桥一言不发     ·江青花样最多          1980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后,原来由公安部拘押的江青、张春桥等10名被告人,即于当日移交法警看管。现在听听他们当时的反映,倒是蛮有意思。     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打官司呀,我没钱请律师。我现在这个情况,谁还给我当律师。我也不迷信律师。     张春桥梗着脖子,一言不发。     姚文元有些惊慌了,说:要提到法院去判决呀!———没想到,没想到(据看管人员说,这天姚文元很紧张,午觉睡不着,饭吃不下,坐在床上发呆)。     王洪文倒坦然,说: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愿意接受政府的法律制裁。     陈伯达是在医院里监管,听了,一个劲地嘟囔:坏了,坏了,完了……。     江青向看管员说她头晕、头疼、浑身难受。问:可不可以缺席审判?又提出:希望给我找个法律顾问。     这时王洪文被押进来。他戴着蓝色帽子,嘴巴上下有短短的胡须。当年是46岁。这个靠打砸抢起家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眼睛眨巴着,听书记员宣读起诉书和法庭规则,样子很认真。最后他还签收了起诉书。     书记员问:除了你自己可以在法庭申辩外,可以请律师辩护。你可以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可以代转。     王洪文答:不要,不要律师。说完就下去了。     姚文元被押进来。他满腮胡子,似乎较前更胖了,金鱼眼更突出了。     问:要不要律师辩护?     他鼓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了半天,说:我这些天在想自己的问题,没想到这个问题。     问:你要不要律师?     他又翻着眼睛想了半天,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该怎么办。     书记员:那你回去想想再回答吧。     张春桥进来。     书记员:传送员,把起诉书交被告人张春桥签收。     张春桥仰起头:我不承认你,不要。     书记员:要不要律师辩护?     张春桥:我不承认你们,还要什么律师,胡闹!(歪着脖子下去。)     江青给押进来。她穿一身黑衣黑裤,布鞋。头发也是黑的。似乎还长胖了一些。接过起诉书签字的时候,还笑了一下。似乎问了一句几月几日,马上说:“噢,10日。”     问:要不要律师?     答:检察员问了一些问题,有些还没问完怎么就起诉?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还需要跟检察员谈一次。     问:要不要律师?你可以写委托书,法庭代转。     答:我看了《刑事诉讼法》,有这样个规定。我想是需要个律师,有时我说不出话来,需要律师替我说……但是我不知是谁,是不是谈一谈。(自言自语地说)谁还给我当律师呢?     问:那就想一想再说。     书记员念法庭规则时,她一只手捂在耳朵后面,仔细地听。说:“停一停,我听不清。”又说:“我大部分听不清,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份?”可以。她把法庭规则、起诉书卷到一起退下。     陈伯达、李作鹏当时生病,在医院监押。陈伯达戴着深度眼镜,在监护人员扶持下颤颤抖抖地迈着小碎步来到书记员前面,签收了起诉书。     问:要不要辩护律师?     答:我没想过,我不知道。     问:要不要律师?     答:我没经验,我想一想。     问:要律师的话,可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代转。     答: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一想,不能马上……     陈伯达被押回病房的路上,还一个劲儿地嘟囔:我没想过,我不知道,我得想想……     花样最多的是江青。拿到起诉书,午觉不睡,在看、在记、在写,还常常冷笑。她几次提出要求同检察员谈话,说要谈几个问题。检察员江文会见了她。谈话要点如下:     江青:法庭开庭,我要讲话。你起诉书前面有个序言、帽子,我也要讲个序言、帽子。     江文:这由特别法庭决定。你要遵守法庭的裁决和规则。江青:我可不可以带起诉书出庭?     江文:可以。     江青: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文驳斥了江青的胡说。江青历来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办坏事,这是她一贯的伎俩。毛主席就讲过:“她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江青:还有几个问题,我要说。     江文:起诉书没有认定的,法庭不予审理。     江青:那我就不说。我还有几个问题,要找审判长个别谈,因为涉及国家机密。     江文:可以转达。(据后来了解,江青并没谈什么国家机密,只不过找机会胡搅蛮缠,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她干的说成别人干的)     江青:律师问题。是事实服从审判,还是审判服从事实?江文指出,特别法庭要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你可以陈述自己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法庭根据充分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据此判定每个人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     我看过预审江青的录像,两个小时,她没正经回答一个问题。她坐在那里,一脸凶像,指手划脚,东扯西拉,蛮不讲理,无赖诡辩,胡搅蛮缠。“文革”期间,她还在台上时,她自己的讲话录音、她的手批文件,样样证据摆在她面前,她硬说不知道,硬说你诬陷、你造谣。我们看录像的人也气得满腔怒火:这是个泼妇、无赖。     从11月10日向被告人递送起诉书,到11月20日正式开庭,这期间被告人的种种丑恶表演,预示着审判将是艰巨的。          “小小老百姓”陈伯达的“发疯时刻”          ·一个劲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     ·自称是一个糊涂蛋          这个貌似迂腐,话也讲不清爽,到处讲话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实大奸似忠,是个大投机家、阴谋家。他在“文革”中办了大量坏事,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他控制舆论工具,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致使广大干部群众遭受迫害;他伙同江青、康生陷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至冤死河南;他无中生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现行反革命,进行人身摧残,可谓疯狂之极。     陈伯达在受审前及受审期间,都是在医院病房监管的,没有关押秦城监狱。     陈伯达拿到起诉书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真是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一个劲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12月26日,这个陈伯达窜到唐山去,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时期)“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又是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出一幕又一幕气壮河山的抗敌场景。这一地区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骨干。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     陈伯达的罪恶还不只这些,他还制造了个“非常委员会事件”,竟然株连到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几位元帅身上,那更荒唐得没有边际。     陈伯达在特别法庭受审时,审判员就这两件事提出质问,要他回答。     审判员问:你根据什么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是国民党、叛徒在起作用?     陈伯达回答:那天……我是凭空想的,不完全是事实。好像是根据某个人说的。我都不记得了。     凭空想,就把几万党员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有的他还指名道姓,说唐山市委书记是叛徒,唐山市长是大庄园主。造成那么大冤案、惨案,他竟然不记得!?法庭出示他在唐山讲话录音、讲话原始记录。     问:听清楚吗,是你讲的吗?     答:我听到了,是我的声音……我自己不能理解自己的声音,像个外国人讲的话。这是事实。这说明我是个糊涂蛋!到了那个大地方,考虑这个案子,不经调查,即席乱说一通。话说出去,收不回来了,完全是混蛋。——看起来,我是准备过的,东听一点,西听一点,信口胡说,加油添醋,发生了这么大的案件,造成两万人冤案,二千多人死亡。我当时那个名义(指他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说话是惊天动地。我现在听了也惊天动地。     陈伯达制造的“非常委员会事件”,就更荒唐了。1967年,天津出现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后来“破案”,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的头上。法庭审理过程中,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听听,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34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34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罢,34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非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发疯的时刻”,利令智昏,已经不顾一切了!          江青的狱中“诗作”          ·颐指气使的“首长”架势     ·语无伦次的文章          江青在拘押待审期间,表现最为无耻。她摆出一副“首长”的架势,颐指气使,要这要那。看守员说,她一天要呼叫看守员一二十次,一会儿叫开窗,说空气不好;一会儿叫关窗,说她要着凉;一会儿说头晕了,要医生来;一会儿又说,这药她不吃……有一次,她还对看守员“下令”:把你们看守员都找来,在这里缝棉被,我给你们指导。看守员训斥她一顿。     她还有“著作”哩。     这就是一篇,题目叫《我的一点看法(二)》。没有(一),她是从(二)写起的。似乎是模仿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字也是模仿毛体,气势、神韵是谈不上了,但是形似。可见江青在模仿毛体上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年元月十四日”,共19页,注明“未完”。据查,后来也未续写。     她写了些什么呀?满篇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语言,歪曲、谩骂和捏造。     看江青写的语无伦次的文章,是一种乐趣,也是一个警号,她是从反面给我们当教员哩。     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有个有趣的尾巴。江青写道:她“余下的时光,将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改造世界观。”她还改造世界观哩,真是恬不知耻。(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原《?望》周刊总编辑)          “四人帮”结局          ·王洪文(1932~1992)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在北京病亡。     ·江青(1914~1991)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张春桥(1917~)1981年1月25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将对其原判处的刑罚,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姚文元(1932~)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本文作者李耐因,时任新华社审判“四人帮”案报道组组长,亲历审判的主要过程。(李耐因)     来源:文摘报    进入专题: 四人帮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文革博物馆专题 > 文革历史事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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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品 | 英国出版动态(27):寻找新的角度看历史

作者: 吕品  |  评论(0)  | 标签: 英国 , 畅销书 , 二战 , 历史 《深圳特区报·读与思周刊·寻找新的角度看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已经被研究了无数遍了,但是人们对它的兴趣似乎从未消褪。在过去几个月里我已经介绍了好几本二战题材的新作,包括以英国情报部门反间谍活动为主题的《双面间谍》(Double Cross)、以一名英军士兵真实经历为题材的《闯入奥斯威辛的人》(The Man Who Broke Into Auschwitz)、还有以普通人生活经历为视角重述二战历史的《天崩地裂》(All Hell Let Loose)等等。 这个月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又推出一本新书,书名就叫《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上周已经升至非小说类精装本的榜首,单周售出超过1万4千百本。比弗是二战专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1998年出版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他的上一部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诺曼底之战》(D-Day),以诺曼底登陆之后的两个月战事为题材,受到各方高度赞扬,他对盟军轰炸战略的批评还引发了一场辩论。在新书宣传的带动下,已出版2年的《诺曼底之战》平装本再次回升到排行榜前10名。 从书名即可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野心颇大,意图覆盖整个二战历史。作者特别强调二战是一场全球战争,而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忽略欧洲以外发生的战事。在这本书中,二战的起点不是德军入侵波兰,而是1939年5月在满洲发生的诺门罕战役。而二战的终点也是在这里: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进军东北。书中描述了北非、太平洋、缅甸、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的种种历史,看来作者本身也希望自己能从熟悉的欧战历史中获得突破。 二战是比弗熟悉的题材,他来写这段历史再自然不过,不过有时候一些作者虽然对题材背景缺乏长期钻研,却也能写出像样的历史作品来。英国作家汤姆•赫兰(Tom Holland)承认,在开始写伊斯兰诞生史《剑影之下》(In the Shadow of the Sword)时,他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然而在经过5年的研究之后,他推出的这部新作其野心却一点不小。 公元6世纪时,从东南欧到南亚的广大地区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分别占据,然而这两个庞大的帝国都已处于末落时期,摇摇欲坠面临崩溃。这一时期被后世西方学者称为近古时期(late antiquity),各种各样的势力和王国相继涌现和消失,最后以罗马帝国的消亡和波斯帝国的分裂结束,在一片废墟上升起的是一个新生的阿拉伯帝国。 本书最富争议的话题,并非历史帝国的消失与兴起,而是宗教的起源。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基督教与犹太教正式分离,伊斯兰教诞生。而有关伊斯兰教的起源,本身说法不一,而且涉及宗教教义和当代政治,争执激烈,因此本书受到的各方攻击颇多。但是对于没有宗教立场,仅仅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这确是一部简练易读之作。英国电视4台已经根据此书制作了电视专题节目,将会在今年稍后播出。 原文链接: http://taohuawu.net/2012/06/30/uk-book-charts-and-new-book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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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各地访民迎“七•一” 集会控诉腐败(图)

(维权网信息员窦剑报道) 6 月 30 日下午 ,各地部分在京访民在共产党成立 91 周年之际在吕村集会,声讨和控诉当今政府腐败暴政统治下,司法黑暗,百姓有冤无处申。 集会开始,首先由辽宁省访民王福全讲话,宁夏石嘴山市访民王文卿发表演讲:主题是“在京访民‘七·一’集会声讨腐败致词” 访民朋友们: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91 周年,执政中国 63 年以来,中国人民历经政治运动,留下创伤至深,特别是 89 学运后,中国政府法治倒退,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犯法,腐败猖狂,我们大家不仅是受害者,更是见证者。 对于共产党执政领导下的腐败政府,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帮助和挽救中国共产党,希望他改邪归正,悬崖勒马,我们依法和平理性的进行过批评和帮助,不仅听不进,反而对我们进行诽谤、诬陷,残酷无情地进行打压,视勇敢反腐的人民为敌人,以暴力维护其统治利益。 今天集会的目的,希望大家以各自受害的事实,揭露当今共产党执政下,政府腐败分子所犯下的滔天罪。在此,希望大家表明自己籍贯、身份、受害原由,上访经历以及受迫害经过,以此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91 岁生日献礼。 最后希望大家发场六四精神,更加坚定反腐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支持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政治改革主张,为实现中国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法制国家而努力。 湖北省武汉市访民黄猷凡,在集会上控诉政府抢占房产不还,母亲讨要被逼死,她本人接着上访讨要,不满 14 岁的女儿被拐进淫窝至今,警方不解救,政府还将她绑架关押到黑监狱迫害。 吉林省敦化市访民董奎红因陪同她 80 多岁的父亲上访,而受到政府和公安的打击报复。董奎红的父亲董文德于 1944 年 2 月参加抗日战争, 1945 年 10 月 25 日 在参加解放即墨的战斗中头部受重伤,失语失聪,鉴定为甲级一等伤残, 1947 年 8 月复员,享受营级待遇。但是吉林省敦化市民政局克扣董文德老人伤残抚血金和生活补助金,不按政策文件规定报销医药费等问题,且使己 91 岁高龄的抗日将士至今无安身之处。 湖北省十堰市访民郑大靖因控诉中国银行十堰市分行行长杨德会、王浩为收受贿赂,非法暗箱操作,将下属撤销的郧西县支行千余万元国有资产只贱卖 96 万元的腐败大案,却遭到十堰市中级法院枉判决,不仅使国有资产流失,而且非法剥夺了郑大靖一家人的生存权,郑大靖按法律程序依法向湖北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省高院置之不理,郑大靖被迫上访北京后,遭到郧西县政府原县委书记卢富昌(现升迁到十堰市政协副主席)为首的腐败利益集团(郧西县公安局、郧西县法院、十堰市中级法院)的诬陷和酷刑迫害,不但剥夺郑大靖一家人的生存权,合法财产也被抢劫一空,子女的受教育权也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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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锋:“国际维稳”——我国对外策略解读

  我国的对外策略往往不太好懂。试举几例。一方面,一直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当做头等假想敌,并经常性地猛烈抨击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其实却与之暗通款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向来被看做是头等大事,并经常送上经济大礼,甚至不少官员不惜纷纷将子女、配偶送至这些“腐朽”国家。   又如,如果说国际威胁,紧邻中国的俄国毫无疑问才是我国的最大威胁,而且历史上俄国无疑是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但近些年来俄国又开始被引为座上宾,并不断宣传和强化两国“战略”关系。而被我们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其实在历史上不仅至少没有占领中国一寸领土,而且庚子退赔以及对我国抗日战争支援也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又如,从地图上看,我国南海疆域横跨茫茫大洋,直逼印尼、菲律宾等国本土,而因为像黄岩岛这样孤悬海外的小岛礁而和这些国家发生的领土争端,更经常被媒体热烈报道;但看看我国的北方边界,对照一下清朝和民国时代的地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不断有大片领土被俄国蚕食、侵占,但媒体却噤若寒蝉。   又如,中国渔民到韩国的海上专属经济区捕鱼刺死韩国海警,被判三十年。媒体开足马力报道,引来国人声讨汹汹。可是,比起“战略协作伙伴”的“友好邻邦”俄罗斯,韩国真可以说是窝囊废!据说,就在2009年,俄罗斯军舰在公海上对正航行在公海的商船“新星”号,直接开炮(有传言说连开500多炮)并冷眼静观中国人死去。但我国依然是一片寂静。而且实际上类似的事情还不远止这些。   而就在今年,我国渔民在本国领海被朝鲜武装分子强行掳走并索要高额赎金。最终渔民及其船只虽然获释,但其财物却被洗劫一空,之前还遭受侮辱、殴打等不人道待遇。朝鲜的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犯罪,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对主权的威胁,而且是赤裸裸的武装侵略。 可对此,我们连一个“严正抗议”都没有。而那些向来高调的“爱国者”们更是一个屁也不放。   再如,我们对于卡扎菲、巴沙尔、金氏小朝廷等这些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权,一直呵护有加,甚至不惜成本大力援助,为此不惜开罪国际舆论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且吊诡的是,这些政权却还往往逆中国国策甚至国家利益行事。例如卡扎菲政权在2006年不顾我国反对,招待陈水扁,其“太子”赛义夫还在同年访问台湾;2008年,卡扎菲同意台湾在其首都开“贸易代表处”; 2009年,卡扎菲政权的外长还公开指责中国“侵略非洲”,是“帝国主义”……而金家小朝廷更被指在享受着我国大力支持的同时,不但不感恩,而且还不断做出损害我国利益事情。例如向我国制贩假币、毒品;一意孤行在狭小的朝鲜半岛发展核武器(尤其是核试验必然会对我国的边境地区造成严重核污染,这要远隔大洋的日本福岛核事故严重许多),试射导弹,挑起东北亚紧张局势;而据韩国媒体披露金正日临终政治遗言要重点提防中国……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上述悖论,人们似乎有点视而不见,而是热衷于谈论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国际战略、美国威胁等等。事实上,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种种令人费解之处,是因为我国的对外策略自有其特有的思维。说白了它实际上就是我国国内“维稳”思维的自然而言的延伸而已。我一直认为,这才是解读我国对外策略的最重要视角。近闻许章润教授也提及这一概念,可谓所见略同。   所谓“维稳”,顾名思义,即维护社会稳定者也。更为深入地讲,维稳乃是维护我国现行制度、维护执政地位稳定是也。而在不少人看来,对于我国维稳最大的国际挑战与威胁,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于是乎,把这些国家视作头号敌人(尤其是在舆论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时,遵照“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斗争思维,那些为西方国家所反对的政权,自然也就被我们视作是朋友。而不管这些政权实际上多么糟糕,不管它是否对我国国家利益是否有利。因为我们把它们看做是牵制西方批评的棋子(我国对朝鲜的支持,则还有一重含义,即它与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只要具有这一作用,其他的都在其次。   而南海(包括钓鱼岛)问题之所以被允许大张旗鼓报导和讨论,除了新兴网络媒体不易管制之外,更重要的是,所涉及的国家并不属于我们反制西方的棋子(甚至还是西方大国的盟友),而且民族主义被认为是转移国内视线,凝聚民心的捷径。   可见,从维稳的角度来解读我国的对外策略,可以说一切都一目了然。然而,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可以进一步讨论之处。否则,对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都可能是不利的。这里仅择其大端略举一二。   第一,固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民主国家的政府更要向本国国民负责,因此?I卫其国家利益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批评,即使有某种阴谋的因素(尤其是按照流行的阴谋论的思维),但作为执政者,应该秉着闻过则喜的态度,认真分辨和听取。只要这样才能少犯错误,才是堵住批评的最有力办法。用我们毛主席所喜欢引用的话来说,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针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中对台湾批评,就专门发表讲话说,感谢批评,努力改正(大意)。也许这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第二,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不能再简单地以社会制度划线,以“敌人”反对/拥护来决定我们是否拥护/反对。在这方面我们曾经吃过大亏,不能不引以为戒。1980年代邓小平同志主政后,明确摒弃了之前片面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策略,实为英明之举。无论如何,国际社会也有其基本的道义原则,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否则,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不仅国际社会不服,国内民众也难免会微词不断。   第三,借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转移视线,凝聚民心,一致对外,固然是屡试不爽的经典套路(所谓“民心可用”),但也必须看到这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搞不好完全可能伤及自身,甚至伤害要远大于收益。例如,南海或钓鱼岛问题固然可以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稍减国内压力,但民众的胃口和情绪却不会在执政者的底线前自动停步。民众的对外狂热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政府如无法满足,反而会招致更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我国国力增长较快的当下,这样更容易助长整个社会“虚骄之气”(邓小平语)高涨,搞不好可能会导致局面无法收拾,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陷入军国主义。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这绝非危言耸听。   第四,就南海问题而言,有意放任乃至助长这种“虚骄之气”,固然可能带来一时的好处。但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却可能招致更大的损害。如前所述,如果政府不能满足民众高涨的情绪化诉求,必然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进而还会引发更大的不可逆料的严重后果。但如果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那么与相关邻国矛盾和纠纷,将必然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难以休止,并早晚有一天会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这至少会加剧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对立乃至敌意。不要忘了,东盟成立的动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抗我国的威胁。   从民族情感上讲,寸土必争自属无疑。但平心而论,从国际海洋法上讲,我国认定的南海国界,主要二战后乘我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余威所正式划定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深入邻国边界不远的岛礁,事实上我国一直并未形成有效的管辖(不像英国之于马岛),且往往是在邻国的领海范围之内。总之,可能在国际海洋法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尤其是再比之于我国北方大片固有领土被俄国蚕食的事实,如果一意强力对这些周边这些小国主张主权,难免授人以欺软怕硬的口实,进而导致国际道义上大大失分,尤其是会伤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感情。这即是从牵制西方的角度来考虑,也是不划算的。不要忘了,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民国政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用毛主席的话来讲,是第三世界兄弟们给抬进去的!   因此,当前这种以斗争思维主导的“国际维稳”的对外策略,无论于国于党而言,都应该予以适当的反思和调整。其要者有二,一是要遵循基本的国际道义与公理,二是切实出于真正的国家利益来考量国际事务,灵活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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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曾支持学生民运-网民悼念陈强

现在94岁的中国老一代喜剧表演艺术家陈强去世后,参与悼念的人不仅仅包括中国官方机构的领导、影视界的大腕。许多中国网民也回忆起陈强携其子支援1989年学生运动的事迹,用他们的方式,为陈强送行。 (德国之声中文网)陈强从艺数十年,曾主演影片《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43部电影,其塑造的银幕形象多以反派角色见长,晚年则与其子陈佩斯携手拍摄了多部喜剧影片,如《父与子》、《瞧这一家子》等。 年轻时的陈强 对于悼念他的广电总局领导和影视界大腕名人来说,中国失去了一位”大师”级的优秀演员。而对于许多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网民来说,他们失去了一位学生运动的支持者。 陈强逝世当天,中国维权律师滕彪通过个人微博表示哀悼,表示”看到最近去世的陈强先生89年骑三轮车给学生送毛巾防催泪弹,泪下。那时候老先生已经71岁了,据说陈佩斯因64堵军车被关押,果然是其父有其子。” 现居北京的画家武文建原是北京燕山石化工人,”六四”后被捕入狱,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1995年11月获释。他在与《民主中国》记者焉然进行的访谈中也透露:”著名演员陈佩斯也因为挡军车6月5号被关了一夜,因为他是名人,他父亲出面求情,共产党还算留几分情面,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放了。” 网传陈强之子陈佩斯曾因向中央电视台索要话剧版权费而遭”封杀”。律师陈有西通过微博发表评论称: 全国那么多人怀念他的小品,但是一个媒体垄断的国家居然能够让他成功地消失20年。扼杀人才的一个好标本。艺人都如此,其他领域的扼杀可想从知。政治和科技的落后,创新的缺乏,人才的去国不归,中国之积贫积弱,莫过于此,专制之害,莫此为甚。 89年挡军车的身影中有一个人叫陈佩斯 低调的父子俩儿 据中国媒体报道,在1999年参演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之后,陈强就因在当年11月脑梗而告别影坛。令儿子陈佩斯最开心的是,父亲部分记忆消失,忘记了不开心的事儿,只记得快乐的经历。陈佩斯曾告诉媒体:”童年和抗日战争的故事他还记得,文革、拍戏、平时训我那些事,他都忘了,而且现在只说好话,从不挑刺。他以前是直肠子,有啥说啥,很多人不习惯他的为人。” 陈强父子在如今娱乐明星辈出的中国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和他们两人对名利的淡泊不无关联。陈强的晚年生活低调,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而其子陈佩斯在被央视”封杀”后,退居北京郊区植树种林多年,于近几年才开始通过编排出演话剧重返公众视野,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央视于20多年后重新向陈佩斯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却被其”因排不开挡期”婉言拒绝。陈佩斯在父亲去世前一年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透露了父子二人为何如此处事的原因: “中国的历史太长,很多人情世故,不用自己去经历,就能从中悟到很多东西。而且我亲眼看见我父亲,从如日中天、被人崇拜到五体投地,到一夜之间变成被人往脸上吐唾沫、拿皮带抽……看到人性、名利、真实都是什么东西。人就是那样荒谬着、认真着,拿荒谬当真理。包括今天,拿创造有形价值当成衡量的唯一标准,出现很多非理性的事情。其实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的经济水平、GDP都世界领先,但是在古代中国人从来不对此声张,都不拿自己有钱说事儿,不认为有钱代表一切。只有对文化的尊重,才是留给后人最丰厚的遗产。” 作者:馨月 责编: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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