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晚年蒋介石 蒋介石 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作者：袁晞，选自：《同舟共进》 蒋介石 是个遵从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又信了基督教，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 蒋介石 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 苏共 二十大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 毛泽东 ）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说，1923年1月 孙中山 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书第一编的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 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今天看来是更为精彩、更值得研读的内容。 在第二编中，蒋介石先是总结了国民革命各战役的成败得失。对第一战役–北伐战争，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十年内战”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第三战役–抗日战争，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 接着，蒋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门别类地检讨各个方面的失误。

1955年，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一起交谈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 张闻天 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整理：萧扬（曾任张闻天秘书，《世界知识》杂志原主编），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原题为“ 胡乔木 谈 毛泽东 与张闻天”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他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已经整理进《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并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发表。没有整理进去的部分主要涉及 毛泽东 和张闻天的关系，胡乔木说这些事情“比较难写”。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大家对于党史上事实材料的披露有了更多期待，也有了更高的鉴别力和承受力，我觉得可以按照当时的记录（主要是未曾发表的部分）整理此文了。记录曾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复核。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一段有些事情比较难写。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他对冯文彬有过批评(注1)，对我们有帮助。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央召集会，撤销了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务。毛主席批评他空、高、怯、弱、私(注2)，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他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那次撤销张闻天的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也同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有责任有关，虽然他在遵义会议上起了作用。他在政治形势的分析等问题上同博古一致，在苏维埃具体政策上有分歧。那次批评，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后来张闻天去了绥德(注3)，回来参加了一段整风，也讲了话。 张闻天在 延安 时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影响大，在国统区影响也大。一般人印象，以为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不讲待人接物之道，这篇文章澄清了误解，为共产党人改善了形象。但是文章在整风中却挨了批评，说没有阶级观点。康生批评最为激烈，毛主席也表示不赞成。其实那篇文章讲了人是分阶级的，讲了要同坏人作斗争。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是毛主席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讲人，就是阶级烙印；一看到谁讲人，就反对。 这是当时对他批评的过火之处。 七大选举时讲了张闻天的作用，但是主要是讲王稼祥的作用。实际上张闻天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之下。因为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 对王稼祥，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请他来杨家岭住，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后来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稼祥说的，毛主席就对他冷淡了。但是，毛主席后来还是比较信任王稼祥。在中联部后期，他们有分歧，王稼祥受了批评。王稼祥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不能反对，提了一个折中建议，主张分开处理。他们联名写了信。毛主席很不满意。但是对王稼祥总是好一些，王稼祥解放也早一些。 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这些文章他也不准备发表。(注4) 毛泽东 ：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 1944年，毛主席要张闻天、陈伯达和我三人做他的政治秘书。(注5)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张闻天写了中国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注6)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的矛盾。毛主席说，红军要彻底胜利，一定要反对陈毅主义。如不反对陈毅主义，革命就要失败。陈毅比较随便，大而化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后来陈毅到上海， 周恩来 要陈毅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陈毅回来，古田会议才得以召开。古田会议主要针对朱、陈二人。毛主席是少数，他认为无法合作，退出前委。后来陈毅去请他，他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决议写了很严格的主张。 做政治秘书，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张闻天就写自己的笔记、回忆，很勤奋。当时他年轻，离所写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的事情清楚。本来毛主席要我们起草七大的报告，后来认为我们起草的不能用，所以从头到尾他自己写。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我们没有联系。我知道他在1948年到1949年间用心研究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报告。这一时期他就合作社问题写的报告，主张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同少奇同志的分歧很严重。少奇根本否定这类主张。洛甫主张企业要有利润，少奇批，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所以提法不对，把问题提得很高。少奇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说，你的信我也没有怎么看，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用。毛主席很赞成张闻天的主张。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文章原标题：《 林彪与贺龙结怨：老子前线打仗，你们后方搞我老婆 》）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蹇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部部长，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前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前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前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被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