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文章： 《 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旗帜》 ，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也说明了一种动向，现转贴如下： 《 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旗帜》 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将于近期在京上演。演出将以“天安门”这一北京城市地标为索引，跨越北京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还原北京人文历史风貌，展现新北京独特魅力，弘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从历史的轨迹中总结教益，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同样早已成为一种不容动摇的核心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 不过，当下的情形却并不容太过乐观。 作为一种基本价值，爱国主义竟然正在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和嘲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解构、分化中国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尤为突出。 在一些人中甚至有这样一种恶劣的倾向：要骂中国，怎么骂都没关系、没问题；要骂美国、骂西方，那一点都不行。 这种“逢中必反”的谬种，显然是对国家民族的背逆。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价值观和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涣散着国家的凝聚力。我们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背逆国家民族的倾向，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警觉。 一个人，没有国家概念，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丢掉了最基本、最起码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观念。 现在有些人迷恋“普世价值”，一心要当“世界公民”，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些人凡事崇洋媚外，动辄挟洋自重，甚至卖身求荣，奴颜婢膝，干一些数典忘祖、寡廉鲜耻的勾当。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有些人主要的任务就是抹黑、污蔑、诋毁中国的一切，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状态、近现代历史进程，等等。从近年来互联网上的一些纷争中可以看到，这种逢中必反的思维，已经在这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完美，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及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不足，要继续努力发展得更好才对，而不是去全盘否定。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有中国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事实说明，中国的复兴和强大，首先必须是心灵的独立、精神的强大，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风骨、有尊严。迷失自我、抛弃自我，就只能沦为别人的附庸；邯郸学步的后果，就只能是爬着行走。遗憾的是，虽然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就是有些人看不到，或者装瞎看不到。在他们眼里，看中国就是一塌糊涂、一无是处，看西方就是人间天堂、完美世界。中国近现代以来就不乏卖国求荣者，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些挟洋自重的人，依然在干亲痛仇快的行径。 现实中，爱国主义不仅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念，还体现为一种道德观念。一个不爱国的人，也很难爱家爱乡，往往只爱他自己，社会道德层次往往也是十分低下的。讽刺的是，这些人往往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坏水，为达到破坏中国、搅乱中国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在互联网上，不少反中言论，还硬要装扮成所谓有道德高度，岂不虚伪十足。更有一部分是以谩骂和造谣的形态出现，影响十分恶劣。一些人歪曲事实之手段，话语粗鄙之程度，只能显示其内心的虚弱。事实说明，背叛国家的人，出卖国家的人，是毫无道德底线的。 实际上，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爱国主义都是核心价值，爱国主义教育都是重中之重。就拿一些“世界公民”所崇拜的美国来说，恰恰是爱国主义搞得最厉害、最彻底的国家：移民入籍必须宣誓效忠美利坚，发生战争必须站在美国这边，背叛国家的人将被无情清除。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美国最是不择手段，为此甚至持续不断地污名化、妖魔化别国的爱国主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些干着损害中国利益而维护反华势力利益的人，实际是受豢养和指使的，他们的行径为国人所不齿，也绝不会得逞。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对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形成高度共识。没有爱国主义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中国就还是一盘散沙。远的比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近的比如抗击汶川地震、举办北京奥运，若没有中国人民的集体爱国热情，恐怕不会有今天中国屹立于世界。不管在任何时候，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都要高高举起，让爱国主义成为全体国人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在国际博弈中，核心价值同样是核心利益，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放松和退让。 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开放多元，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越来越差异化，达成共识的难度在加大。尤其是身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挑战的复杂阶段，国人的各种区隔对立也在增多，典型如左右之分、贫富之分、城乡之分、官民之分等等。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里，尤其离不开爱国主义。中国的发展就需要爱国派，爱国就是一派；不爱国，什么派都站不住。 爱国不分先后，不分左右 ，不分上下，不分派别，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只要对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利，都是爱国者。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只要爱国，只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任何人都是值得团结的力量；而背逆国家和民族的人，总是要被唾弃和淘汰的。 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路上遭遇到一些责难不足为奇，但国人当自强。当年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都是铮铮铁骨，从不低头；而今我们已经强大了很多倍，腰杆还不能更硬吗？对所有中国人，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打造一部《天安门》大型演出很有意义，它启迪国人从历史与现实中完成自我教育。今天，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全社会都起来为爱国主义鼓与呼，捍卫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品格。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注：本文为杨继绳先生所著《墓碑》一书前言。作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副社长。他穷数年之功，跑遍了当年灾难最严重的十几个省份，亲自查阅无数公开或秘藏的档案与记录，访问当事人，反覆查证，以史笔之心与记者良知，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大跃进饥荒这段惨绝人寰的痛史，并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条分缕析说明，造成这场大饥馑的主因并非天灾，而是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和平发展年代里所发生的惨剧。作者还深刻地指出，这个中国当代史上的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也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本书篇幅宏大，材料丰富，许多史料乃为首次披露，内容震撼，触目惊心，有令人不忍卒读之感。现在还活着的五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应还记忆犹新，这是一本承载了许许多多老百姓的集体记忆之书，亦是为那千万受难者所立下的纪念墓碑。作者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出版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阵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嘴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1950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冲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1951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1954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20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10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10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7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 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1950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1960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50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轆轆，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1966年8月到12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8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2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①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颗原子弹中较大的一颗。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②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③。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④。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1958-1962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20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⑤” 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⑥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等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⑦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1955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1956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1956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 恩 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 恩 来差一点丢了官。1958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1958年底到1959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1958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 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⑧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1958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1958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 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 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1958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注释 1 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棵原子弹，炸死80000人。 2 在唐山大地震中，唐山市死亡24万人。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427页 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第142-143页 5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6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107－108页 7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 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总第69期). 8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441－442页 （杨继绳，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原文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序言。）

杨青：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进入专题 ： 民主革命 反腐倡廉 反腐败    ● 杨青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4.282－28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68.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53.     5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48.     6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8.

按：这是一位叫做夏小强的先生写的文章。文章首先以大量被遮蔽的事实告诉了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再以理性的视角分析、认识美国，而这都是大陆绝大部分人欠缺的。在黨化教育连篇累牍的灌输与掩盖中，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客观、公正、全面认识看待美国，包括不少到了美国的中國人：他们或者带着一种价值观顽固地与黨保持一致，认为美国就是个惟利是图的霸权主义国家；或者故意以偏概全地向人们传递对美国的观感，以为人们认识美国提供妖魔化的证据；还有就是以美国人自己批判美国的实例、观点告诉国人，没错吧，美国人自己都这么说（例如，美国人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可以说，凡是这样的认识、思维，几乎没有脱离專制政治的窠臼，或者本身就是一种專制思想，对民主还没有几码的领悟。也因如此，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啦！美国是台海分裂的罪魁祸首啦，美国想尽一起办法阻止中國强大啦，有一天美国会重燃战火以武力灭了中國啦，就成了普遍的中國人对美国的认知，包括大量接受大学教育的精英群体——每每想到这些，一股无奈与悲切顿从心底冒出，全身一阵冰凉。当然，美国也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只是它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具有基本的公正标准，或者说美国是一个具有道德底线的霸权主义。也许，这一篇文章能够开启大学生们及其所有不知如何看待美国的人们一个广阔的视野。 　　一 　　近日王功权先生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坐出租车回到住处，出租车司机的唠叨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他从北京堵车开始说起，说到执政黨的严重腐败，越说越气愤，最后干脆痛骂起共產黨来。我笑着插话，试着问他走民主道路行不行。他惊呼“不行”。他坚持说“中國只要一民主，就一定乱”。我问那怎么办，他说：“再熬几代人吧。” 　　我也有同样感遇，昨天和一位多日不见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先是痛斥社会黑暗现状，怒骂共產黨贪污腐败不可救药，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最近唯一让他感到自豪的事情是中國终于有了航母，可以不受美国的欺负了，然后又痛斥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妄图称霸世界，为了石油侵略打伊拉克等等。我有些吃惊，要不是面对面和他讲话，在网上我一定会把这位朋友当成五毛。当我告诉了他下面这段美国进口石油的真实情况后，这位朋友只剩下吃惊茫然的表情。 　　美国是世界上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也是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以前一直以为中东是主要来源地、沙特是最大供应国。事实上美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输入石油是沙特2.7倍；第二是墨西哥，沙特第三。中东只占美国石油进口的17%。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公里的没有军队防守的边境线。与这么一个“利欲熏心，霸道蛮横”的国家为邻，加拿大人居然不害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美国人把军队开进来，插上油管子直接把油抽回家，可比打伊拉克省事多了。 　　在网上和五毛们说话很生气，他们永远思维混乱焦点模糊。你说美国民主好，他说美国借钱多；你说美国人收养了大量中國孤儿，他说美国人杀害了伊拉克平民；你说美国今天人人平等，他说美国昨天还有黑奴…… 　　看了王功权的微博，还有经过我和朋友的这次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过去我一直以为网上的五毛们都是装傻，现在我意识到可能这些五毛们是真不明白，很有可能是我错怪了他们，那么我就和五毛们谈谈心，谈谈他们深恶痛绝的美国吧。 　　美国第5任总统门罗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顶石”的“门罗主义”。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欧洲列强殖民美洲，支持拉美国家獨立，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等。门罗时代是强权时代，强国扩张主要靠殖民。门罗主义客观上终结了美洲殖民时代。很难想像，没有美国对殖民者的强硬立场，拉美国家能获得獨立。 　　美国不打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体现，也就是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在近代的所有战争都不是为了领土和利益，而是为了正义。美国的出兵理由无非三个：1、有人入侵了别的国家，破坏了世界秩序。2、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必须进行干预。3、直接对美国的本土安全构成了威胁。 　　1994年卢旺达爆发80万人被杀的部族仇杀。美国因未及时干涉，受到非洲各国唾骂：“难道几百名美军士兵的生命比几十万黑人生命更重要？”结果，克林顿总统亲赴卢旺达道歉和赎罪。人不是美国杀的，美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何罪之有？因为，你有能力阻止犯罪却不阻止，就是一种犯罪。这样的高标准只有美国接受。 　　在清朝，美国第一个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國实行信仰自由，并向中國派遣大量传教士，花费大量人力及资金建立了众多的学校。人家派军队他派传教士，人家挣钱他投钱。这些学校包括：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等，共13所。 　　李鸿章在向朝鲜王妃闵妃传授外交经验时说：“要多依靠美国，美国这个国家与其他洋人国家不同，讲道理，重信义”。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说：“米人秉性醇厚，与中國常思效顺之心”。 　　庚子赔款中，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千多万两。后美国国会审核发现赔多了，决定将其中一半退还给中國。两国政府商定利用庚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胡适、梅怡琦、赵元仁、竺可桢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国诚实地退还了多拿的庚子赔款，并在中國建了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协和医院及协和医学院。而英法日等国却把庚子赔款拿回本国作资金积累，去发展自己的经济了。美国认为多拿的肯定不是他一家，于是美国便向英法日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退还。最后，那些国家不情愿地陆续归还或免除了一部份赔款。 　　“一战”后，在被认为是强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凡尔赛公约》里，几乎所有列强都牵涉其中，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瓜分了谁。相反，美国主导了关于中國问题的《九国公约》，提出了对中國的“门户开放”政策。条约第一条是：尊重中國之主权与獨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 　　二战初期，日本为保住在华实力，避免与美国正面对抗。曾提出一个强国瓜分世界计划，即把全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美洲圈和苏联圈。其中，大东亚圈自然是日本的，美洲圈则是美国的，在此基础上，日本还提出可以与美国平分太平洋霸权，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被美国断然拒绝，要求日本停止对华的侵略！ 　　日本侵华后，美国对日本予以经济制裁，禁止废铁、航空油等向日本出口，并增加对华贷款和援助额度，连续三次提供当时金额5千万、1亿、两亿美元的贷款。然后又对日本实施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的全面禁运，使日本战争机器无法运转。美国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國撤军，放弃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所掠夺的所有权益。 　　珍珠港事件前夕，在天皇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军阀判断，在侵华战争陷入沼泽、战争物资补给被美国人卡断、与美国和解又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如果维持现状就如同坐以待毙。于是决定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如果美国为了利益，只要保持不干涉，或者只是口头上表示一下遗憾，劝大家克制。日本就不会去冒险打美国。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说：“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基辛格说：“美国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关系秩序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民族自决”。 　　1941年，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成立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他们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中國“抗日援中”。在31次空战中，以5至20架可用的战斗机共击毁敌机217架，自己仅损失了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名被俘。中國人民将永远记住这群勇敢的美国小伙子。 　　再来看看如今给五毛们发薪水的老板当年是怎样评价美国的吧：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民主颂》对美国是这么评价的：“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國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國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國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世界还有希望。”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在中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华盛顿的诚实，每个中学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与怛恻，杰弗逊的博大与真诚。这些光辉的名字，在我们国土上已经是一切美德的像征。……是他们，在我们没有民主传统的精神领域里，筑起了在今天使我们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长城。”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我们共產黨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摘录自《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这些社會主義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列寧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摘自《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社论。 　　五毛朋友们，感到惊奇吧，你们相信这是你们老板当年说过的话吗？ 　　三 　　中國是美国最大债主。于是五毛朋友们认为，要没有中國借钱给美国，它早完蛋了。既然美国处处和我们作对，我们为什么不把钱拿来建希望小学，改善人民生活，而非要借给它呢？这不敌我不分吗？另外，就算你要借钱给人，也得找一个信用好的国家呀。难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们认为美国信用最好？所以五毛朋友需要详细地了解美国。 　　拆迁是权贵对城市核心资源的掠夺。以旧城改造为名，把贫穷者赶出城市。以财富和权力重新划定城市的界限——有钱人住城内，穷人住城外。这是对公平正义赤裸裸的践踏。城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在此生活和谋生的权利。 　　在美国很多大城市现代化的商务中心区或中央商业区CBD旁边，都有一个脏乱差的旧城（Downtown）。由于生活便利，在那寸土寸金的地方穷人越聚越多。于是，逼得富人们开始纷纷搬走，到郊区去享受绿色田野了。这就是平等的权利，没有人用金钱和权力把穷人赶走。 　　洛杉矶的710高速公路，由于当地“帕萨地那”居民的强烈反对，隔几年听证一次都不能通过，50年都是1条断头路。当地人怕公路经过影响地产价值，所以市议会一直不同意。修公路有利于公共利益；不让建，有利于居民私人利益。在尊重私有财产的理念下，私人利益并没有因为公共利益而被侵犯。 　　美国康州新伦敦市因开发计划，需征用居民凯伦住宅，她就是不搬。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政府胜诉！但政府并没有开着推土机把她家碾为平地，而是把屋子整个搬到了市中心，还给了一大笔赔偿。此官司打了五年。期间，阻碍拆迁的凯伦安然生活，没被停电停水和骚扰。相反开发商因拖不起时间，只好取消开发计划。 　　美国也有国企，他们专干老百姓不愿干，又无利可图，但又必须有人干的事。把盈利的国企甩给老百姓，把不盈利的国企当包袱背起来，这是所有民选政府的社会责任。我们的国企正相反，只要不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通通当包袱甩掉。只要盈利的，不管该不该做，统统抢过来不许别人做。这样的国企还不如没有。 　　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黨报黨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是政府官员不能找。在美国，谁的收入都可以保密，但是政府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在美国，人民可以自由地生活、呼吸、表达不满。在中國，只有政府没有自由，被关在笼子里。 　　美国媒体也讲政治上的正确。你不能骂黑人和一切少数民族，你不能拿宗教开玩笑，你不能拿妇女开玩笑，你不能拿残疾人开玩笑，甚至你都不能拿胖子开玩笑。总之，你骂所有的人，骂所有的民间团体都是有危险的。但是，你只有骂总统是安全的，骂政府是不会惹来麻烦的。所以美国脱口秀经常拿总统和政府开涮。 　　在央视大肆狠批微博造谣的时候，美国几乎从来不辟谣。甚至对911是美国人自己派飞机撞的，这样恶毒的谣言也从不澄清，更不会去批判和禁止它。相反还允许它自由传播。当然，造谣者也从不担心自己会被抓。其实谣言对于有真相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危害。只有没有真相的地方才害怕谣言。 　　常识使我们知道：说别人自私的人，往往是自己自私。说别的国家都为了利益的国家，往往是自己只为利益。说世界上没好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不是好人。说世界上没有正义的国家，往往是自己不讲正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我遇到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是来中國收养孩子的。我说：“你们最好挑一下，因为很多孩子是有缺陷的。”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收养有缺陷的孩子。因为正常孩子容易找到家，而他们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费力费钱那么老远来领一个傻孩子回去，难道也”别有用心“？扪心自问，我做不到。 　　有网友说，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打伊拉克不是为了石油，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拉登是人类的敌人，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权力只要不受制约一定导致腐败，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有五毛不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共產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只有五毛不知道。 　　五毛朋友，你们是真不知道吗？ 　　四 　　有网友对此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和反馈，说光说美国好的地方了，为什么不说美国的缺点。我的回答是：美国有缺点，而且缺点非常多。那我为什么不说呢？因为都被美国人自己说掉了。他们说起来比我狠多了，即使《环球时报》的很多骂美国的文章，也是美国人自己写的。翻开1949年以后到现在的中國官方报纸，你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对美国国内灾难遍地的报导和对美国政府罪行的控诉。另外，任何一个中國人不仅可以在白宫前骂美国政府，而且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可以在天安門广场安全自由地骂奥巴马。那么这样，我还有甚可说的呢？ 　　通常五毛朋友很少正视现实，他们视人民的苦难于不见，一味编织心中的梦想祖国。作为反例，他们必须搜罗世界各大文明强国的负面资料，以证明那些国家也不过如此，甚至更差。于是他们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们生活在一个全世界最牛的国家，敢和最牛的对手叫板。这种自我催眠，恰恰说明其对自己国家极度缺乏自信。 　　五毛有一种亡国奴情结，总觉得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所以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黨的周围，因为只有它能保护我们。于是，宁愿不要民主自由也不做亡国奴。但我特别想问，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國人，为什么一个个要往那个想让我们做亡国奴的国家跑？难到他们不害怕吗？ 　　上个世纪40年代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大辩论，议题：美国是应该支持国民黨，还是支持共產黨？林语堂作为国民黨的代言人，说“共產黨只关心吃饭问题，他们不会治理国家”。共產黨的好朋友记者史沫莱特回击：你听过中國共產黨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见过有一个共產黨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林博士顿时无言。如今，倘若史女士和林博士再生重新讨论同样话题，不知是何场面。 　　疑似中國五毛黨台湾分部支部书记的李敖先生说：一个好政权，就是不给美国人做走狗。可是李敖先生却不愿意生活在这个好政权下，宁愿选择生活在他称作“给美国人做走狗的”政权台湾。为什么？李敖需要两个政权，一个政权要允许他胡说八道，胡作非为，确保他不被和谐，不被失踪。另一个政权要满足他和美国作战的变态心理，至于那里的人民有无自由不重要，反正他不在那里生活。 　　说一说和美国有关的朝鲜战争。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别被苏联和美国“托管”。于是朝鲜南北都掀起了民族獨立运动。最后联合国决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全朝鲜公平选举，成立统一的朝鲜议会。但苏联反对，禁止选举在北朝鲜举行。最后，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选出了李承晚当总统，北朝鲜在没有国际监督下，选出了金日成。南北正式分裂。 　　朝鲜南北分别建国后，在苏联和中國的帮助下，朝鲜迅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实力上大大超过南朝鲜。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之后，金日成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大韩民国的突然进攻。6月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苏联没有投反对票，之后却要求中國出兵朝鲜。 　　朝鲜战争不是中國和美国的战争，而是中國、朝鲜、苏联和联合国的战争。参战国家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日本等。战争的目的不是美帝野心狼要侵略中國，而是联合国不允许朝鲜破坏朝鲜半岛和平。 　　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伤亡63万人。其中，毛澤東的儿子毛岸英被炸死。志愿军被俘2.1万人。在战俘营，他们举行起义，控诉美军虐囚。美军很狼狈，只好接受人權组织调查，最后发现大部份指控不实。遣返俘虏时，在完全自愿和联合国人權组织的监督下，7，100人选择回大陆，14，000人选择去台湾和其它国家。 　　朝鲜战争结束后，7，100个志愿军战俘自愿选择回到了大陆。在经过短暂的欢迎后。他们便被送去了集中学习和交代问题。此后，大部份人被开除了军籍。等待他们是没完没了的审查，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他们从此无法安然生活。而选择去台湾14，000名战俘，在改革开放后可以荣回故里，被当成台胞受到盛情款待。 　　五 　　9.11十周年，10年中，在恐怖袭击中遇难者的家人含泪告别逝去的亲人，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说，这种忘记痛苦的过程，“每一天都过得很艰难”。9月11日，在纽约世贸遗址旁，人们聚集悼念遇难者，遇难者家属们依次走上台念出了全部遇难者的姓名，场面催人泪下。无一例外的是，遇难者家属的表情除了表现出悲伤和对逝者的思念外，只有对亲人和上帝的爱，人们的眼中竟没有仇恨。 　　美国的民众，牺牲者的家属，他们用的是祈祷，他们求的是上帝，他们呼唤的是怎样用善、用爱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悲惨的悲剧的场面。记者在对纽约人采访时，不止一次地问起袭击之后，纽约人是否对穆斯林有仇恨，他们的回答竟也惊人地相似：如果恨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010年，建筑商计划在世贸双子塔废墟旁建立一所清真寺。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都有人激烈抗议，认为这是往伤口上撒盐的举动。有人愤怒地大喊：“你们可以建清真寺，但请到别的地方去建！”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都无一例外地支持兴建清真寺。《纽约时报》更声称：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多元文化、宗教和思想，这个国家将永远不会诞生出下一个 google。8月3日，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全票通过在世贸遗址附近修建清真寺的决定。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此事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政府应不应该禁止公民在自己的地产上，按自己所属的宗教信仰，建立宗教场所？或许别的国家会禁止，但我们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这里。如果我们容不下这座清真寺，我们就是在背叛自己的理想，背叛我们作为纽约人、作为美国人的身份。”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4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23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30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当时，在9.11突然发生之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马上开始全面的部署而且疾步向世贸大厦前进。他如果是早去几分钟或者说世贸大厦其中一个晚倒几分钟，那他可能突然被倒塌在里面。另外，朱利安尼当时调动了二十多个单位的消防队员进入大楼，第一时间进行抢险，结果在大楼倒塌的时候343名消防队员死在里面，后来这个NYFD就是美国纽约消防局的一个代号，成为了一个英雄的象征，还有很多的警察也牺牲在那里面。 　　世贸大厦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共计1200家之多，平时有5万人上班，每天来往办事的业务人员和游客约有15万人。一位在世贸大楼工作的幸存者叙述了当时的情景：袭击发生后，公司的消防负责人来通知大家，赶快按照消防演习时的应急方案，尽快离开大楼。于是，立即跑到紧急疏散楼梯，楼梯很窄，只有并排站两个人左右的宽度，只见楼梯上排成一字行的人流，有条不紊地向楼下走着，每下一层楼，都有这一层的消防负责人或公司的最高责任者组织指挥着自己楼层的疏散，不用动员人们就纷纷让女性和老人先下，即没有争先恐后，更没有抢道挤占楼梯的行为，楼梯的一边始终畅通着，以便消防员和紧急救援人员上下，消防队员们则是逆向而上，到各楼层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们，带他们撤离。由于大家的镇静，使许多人几乎错觉为又一次的消防演习，也由于现场良好的秩序，使得半个多小时后大楼倒塌之时，大部份人已撤离，包括一位腿脚不便，坐轮椅者也被同事们扛了下来。牺牲降到了最少约2，500人左右，其中300名是坚持到最后而光荣殉职的消防队员，还有负责指挥来不及撤离的领导们。 　　我们看到9.11以后，后来有2003年的大停电，不管美国发生什么大的危机，这个社会总会出现友爱、互助、奋不顾身这样无数的英雄人物的表现。首先是一种西方的文化，再就是美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制度它是以在人类目前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实现了公平和公义，所以人们觉得去帮助人和被帮助都是值得的。 　　有五毛朋友经常说，为什么美国受到恐怖攻击而不是别的国家？这个答案很简单。在一个社区里边如果有行侠仗义的人，总是去跟黑帮做斗争，而黑帮是扰民、害民，而行侠仗义的人去打击黑帮，当黑帮要报复的时候，他当然不是报复普通人、不是报复那些明哲保身的人，报复那些吞吞吐吐的人，他是去报复那些行侠仗义的这些勇士。当受到报复的时候，受到罪恶集团报复的时候，美国是首当其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有一部9.11当天纽约人自发用船救人的短片，催人泪下。下面是这部短片的文字部份： 　　“9.11早晨，世贸大楼倒塌，几百万人四散奔逃，几十万人跑到曼哈顿南端，这才意识到曼哈顿是一个岛，他们被困在岛上。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人们感到无助，那是最痛苦的感觉，在陆地上能怎么办呢？大楼塌了，人埋在下面，有消防员、平民。我回头跟老婆说：“我得去做点什么。”她看着我说：“你能做什么，你疯啦？”“我要开着船去曼哈顿救人。”她说：“他们再袭击怎么办？”我说：“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做我应该做的，谁也拦不住我。哪怕救下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受罪，少一个人死。” 　　船在纽约人脑海中排在后面，一百多年来，船第一次成为进出曼哈顿的唯一工具。 　　纽约水道船长柯克。斯雷特：是人的本性吧！看到人们求你让他们上船，你不能不管。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我在水上工作了28年，从没见过那么多船一起出现，就一个广播马上就来了。 　　几百艘船驶过洒满阳光的水面，驶向纽约市，驶向危险和未知。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有家庭主妇，也有高级主管，每个人都互相帮助。四个商人拉上来一个老年妇女，还有她的导盲犬，是德国牧羊犬，就把她像冲浪板一样抬起来，抬过栏杆。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为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那么迅速那么快。 　　船长文森特。阿多利诺：不是训练出来的，那天就是人们做自己该做的。 　　拖船工程师罗宾。琼斯：人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些人让我看到，美国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一起。 　　9.11船运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水上疏散，超过二战时敦克尔大撤退，那时33.9万英法军队在9天内撤离。9.11那天，近50万民众坐船离开曼哈顿，用了不到9小时。” 　　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道：9.11不是美国和拉登的战斗，而是文明和野蛮的战斗。那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2，996名普通人遇难——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中國同胞。那一天，当世界为美国悲伤的同时，也有很多人狂欢痛饮，他们漠视那些消失的生命，只为了满足内心变态的反美快感。人类是以价值来寻找家园的，那一天，我愿意自己是美国人。 　　那一天，我也愿意是美国人。五毛朋友，你们愿意吗？ 　　六 　　凤凰网911十周年策划，采访一毕业大学生，问，对911怎么看？他说，很高兴，因为是霸权主义，跟美国对着干的都是英雄。再问，如果让你去美国愿意不？他回答，我喜欢美国，马上去留学了。最后问，对未来憧憬如何？他笑着说，能不回来就不回来！ 　　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政府洗脑宣传教育后国人的现实表现。很多国人一边羡慕着美国，一边嫉妒着美国；一边骂着美国，一边梦想移民美国；一边说美国霸权主义，一边梦想自己能称霸世界。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本身既无法给人类带来能够幸福的价值观，也没有能力为世界贡献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群70多岁的老人，领着一群盲目自大的屁民和愤青，靠意淫过活。 　　昨天“叁個代表”芮成钢刚刚勇敢地质问嘲笑骆家辉“坐经济舱是不是因为欠中國钱”。很多人对中國借钱给美国很不理解。其实不是借钱，是存款。我们把钱存在美国。为什么要存在美国呢？因为那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用最好、利息最高的银行。我们害怕吗？当然不怕，因为那家银行从来没有倒闭过。要真害怕早把钱取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家呢？因为是需要。谁的需要？黨的需要。 　　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我们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我们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我们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我们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我们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我们的《中國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我们的《中國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 　　我们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侵略。我们的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我们的CCTV4可以在美国落地，《建黨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 　　央视天天报导伊拉克有路边炸弹爆炸，有美军遇袭，可是央视永远不会告诉中國人民：萨达姆统治时期的2002年伊拉克人口2400万，人均GDP仅为625 美元。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2008年人均GDP达298九美元，2010年人口3400万，人均GDP达3758美元！ 　　在美国，一次重大事故就能改变历史：1911年3月25日的三角内衣公司火灾。146名男女工人死亡，大多数是16到23岁的姑娘，最小的仅14岁。三角工厂事件不仅促使了美国对血汗工厂立法，后来更被写进美国中学历史课本，成为美国现代主流价值观的一部份：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把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专属柜台”搬到展览现场，让国民牢记这个国家曾经的耻辱。他们还展览了当年对印地安人的战争，美国内战，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冲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让他们去判断是非。这是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它展现了国家的自信与坦诚。 　　美国的宪法不是写在纸面上的骗人的原则。而是可以用来作为起诉和判决依据的。违反宪法的法律将被判无效，违反宪法的判决将被推翻，违反宪法的政府行为将被追究。所以，写在宪法上的权利，每一项都将通过最高法院的判例得到保障，它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庄严承诺，它是用来真正保护人民而不是欺骗世界的。 　　美国宪法共7条：第1条讲国会怎样建，用来干嘛？第2条讲总统是什么，谁能当？第3条讲法院干嘛使？前三条确定三权分立。第4条讲州与联邦关系，不能以上欺下、以大欺小。第5条讲宪法以后要改怎么改。第6条讲联邦和州政府都要视它为最高法律，忠于它。第7条讲四分之三州通过后生效。简单七条，稳定美国两百年。 　　美国两黨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黨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黨的总统候选人。所有黨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黨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黨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黨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 　　美国民主黨的黨徽是驴子，共和黨的黨徽是大象。1870年美国漫画家纳斯特画了一头驴登在《哈泼斯周刊》上，以讽刺当时北部反对内战的民主黨人笨得像头驴。后来他又画了一幅摔倒的大象，代表不满共和黨总统格兰特执政的选民，讽刺共和黨又大又笨。没想到两黨竟然就将驴和大象拿来作为本黨的代表动物了。 　　美国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黨费，黨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黨忠诚，可以随便叛黨，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黨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8位。他们是林 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4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年印尼排华，1200多华人惨遭杀，1000多妇女遭强暴。某负责任大国表示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在国内封琐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尼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尼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國人”的条幅。 　　很多人为苏联解体唱挽歌。但殊不知，苏联7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包括对中國），对内鎮壓异己的历史。在冷战期间，它是以專制对抗民主的邪恶中心，而我们却把一个占领我们大片国土的国家视为同志加兄弟，把一个不但从未侵占过我们一寸土地，还帮助我们打赢抗战的国家视为敌人。 　　如果你说中國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國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國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國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 　　最让人寒心的，不是贪污腐败，不是强拆，不是高房价，不是股市，不是层出不穷的惊心罪案，而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们，见怪不怪的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习惯就行了。更可怕的是，等习惯以后，谁想要改变，他们还跟你急！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把“西方国家”当做贬义词灌输给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帝是最坏的。但当我们长大后，却发现他们的子女在西方国家，他们的存款在西方国家，甚至他们的退路都在西方国家……留在这里的，只有从小以来被洗脑被欺骗得不成人样的我们。 　　五毛朋友，你听明白了我的这番苦口婆心了吗？衷心希望所有的中國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包括能明白真相的五毛朋友。 　　作者:夏小强 相关日志 2012/0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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