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胡永恒：是非功过话高岗 进入专题 ： 高岗    ● 胡永恒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设6位副主席，其中就有高岗–这是何等显赫的高位。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名字已很少被人提及，在历史中有如被“屏蔽”掉了。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高饶反党联盟”，至于高岗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大都不甚了了。新近出版的一本《高岗传》，使我们有机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一党史上的“争议”人物。     作者在书中慨叹：为高岗作传，搜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的确，高岗是被定性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物。出于这一原因，为高岗作传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前后历时15年，终于使一部完整的传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努力值得钦佩。     历史学者有多重使命，但最重要的当属追求历史的真实。为实现这一使命，不仅需要遍寻史料，仔细考辨，而且要求史家有追求信史的自觉，要排除先入为主的印象，不预作判断，不妄下结论。面对高岗这样身在“另册”的历史人物，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些足以证明其缺点和过错的证据，而对那些本应属于他的优点和功绩的史实有意忽略。等而下之者，甚至故意泼墨而致其全盘皆黑。曾有一篇名为《科瓦廖夫谈：“高岗事件”的背后》（《国际新闻界》1993年第1期）的文章流传甚广。文中谈到，1949年高岗访苏期间，在一次有斯大林、刘少奇等人参加的会议上，曾公开提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由于谈者是苏联人，似乎超然事外，加上这种分裂祖国的言论似乎也符合人们心目中高岗“制造分裂”的固有形象，于是很多人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当年曾随中共代表团访苏的师哲，后来撰文驳斥了科瓦廖夫的谎言。     高岗在晚年的确犯了错误，但并不能说明他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就是天生的阴谋家。在革命生涯中，他曾立下过许多重大功绩。也正是因为这些功绩，他才得到党的支持和信任，在政治上不断攀升。          五项功绩          纵观高岗的一生，至少有五项功绩：     一是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这一根据地面积不算大，人也不算多，但是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为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提供了落脚之处。当然，陕甘边区的主要开创者还有两位功劳更大的红军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但高岗同样为开辟这块根据地而筚路蓝缕、出生入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个地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此，在刘、谢牺牲后，高岗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陕北干部的代表人物。     二是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地位非同凡响。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高岗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从名义上说，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的民意机关，担任议长一职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荣耀。此外，他还身兼边区保安司令及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在边区时期，高岗充分显示出了他的领导才干，作为本地干部在体察民情、联系群众方面，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毛泽东曾说，“虽然来陕北已五六年了，无论是了解这儿的情况方面，还是在与这个地区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与像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即使在高岗已离开陕北前往东北之时，他仍当选为参议会议长，这也足以说明他在当地深孚众望。     三是为中共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东北这一战略要地展开了激烈争夺。国民党在美军帮助下，一度占得先机。高岗临危受命，赶赴东北，与林彪、罗荣桓等共同主持东北大局。在东北，他积极剿匪，推进土改工作，千方百计建设和稳固根据地，并完成了东北军区数十万兵力的后勤保障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东北一度形成林彪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四是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高岗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东北本是工业重地，解放前就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建国初，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重点也放在了东北地区。东北经济在全国经济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应该说，高岗这一时期主持东北的经济建设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的严济慈说：“金鸡报晓，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五是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当时几十万部队入朝，粮食、服装都是大问题。而且，美军拥有巨大的空中优势，日夜不停地轰炸志愿军的运输线，大量物资未及送到前线即已毁损。用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话说，后勤工作实际上是一场“后方的战争”，“不仅决定了我们在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东北地区作为朝鲜战场的战略后方，在后勤保障方面所处的位置至关重要。而高岗作为东北地区的一把手，确实为支持朝鲜战场不遗余力。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时说：“这枚勋章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高岗）。”在另一个场合，彭德怀又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这当然是彭总的自谦之词，但也足见高岗的贡献。          “十大罪行”          可以说，1952年之前，高岗的政治生涯是非常顺遂的。他能力强，贡献大，也得到了党内充分的认可。年仅47岁的他，是偌大的东北地区说一不二的领导人，又身居国家副主席的高位，深受毛泽东赏识和重视。1952年，高岗进京担任号称“经济内阁”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更美好的前程、更显赫的高位似乎已触手可及。孰知仅一年之后，高岗便成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从革命的功臣沦为革命的“罪人”。命运之叵测，莫过于此。     1954年2月，在中央批判高、饶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的“十大罪行”：一是散布“枪杆子上出党”、“红区白区论”；二是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是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四是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五是把自己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六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是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是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九是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十是私生活腐化。座谈会上还有很多人发言，直指高饶问题的实质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是最要命的一点。     从《高岗传》中展现的史料看，争夺权力，高岗的确很积极；但若说篡夺最高权力，则未必如此。据邓小平回忆，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六个大区中，他得到了其中四个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高岗还试图拉拢西南的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而且，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从邓小平的这些话看，高岗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当时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企图取而代之。很难说高岗当时有“企图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想法。而且，按邓小平的说法，“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但至1953年，毛泽东开始意识到高岗问题的严重性。那年底，毛泽东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那些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劝告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不久他更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语出惊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已觉得高岗威胁到了自身的威信和地位。高岗接下来的下场，或许由此注定。但从高岗本人的言行看，他似乎从未胆大妄为到敢于挑战毛泽东权威的地步。他甚至也否认自己反对周恩来。他曾跟妻子说，座谈会上许多人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出两个拳头打人。在被看管期间，高岗写交代材料《我的反省》，也不承认自己想争夺最高权力，后来因无法过关加上一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还一度把其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他的秘书赵家梁问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自始至终，高岗供认不讳的，是他对刘少奇不满，想扳倒刘少奇。          自杀：又一个错误          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高岗进京前，两人就曾因为富农政策、工会、互助合作等问题发生分歧。这些工作中的分歧，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在党内解决，但却不幸成为一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高岗后来检讨说，1950年至1951年间，他与刘少奇在一些工作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把刘少奇一些个别的、一时的和不重要的工作上的缺点看成是系统的，同时，他还认为刘少奇对某些干部有偏私，在干部问题上有“摊子”。进京后，高岗到处联络、拉拢一些党内军政人物，试图“拱倒”刘少奇。他散布了一些违背组织原则、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如他宣扬，共产党内分“红区”党和“白区”党，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党。这些言行当然是极不妥当的，后来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对高、饶进行批判，在报告中不点名地针对高、饶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令人慨叹的是，十几年后，刘少奇本人也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高岗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是一系列错误之后的又一个错误。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不自杀，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先后两次自杀，第一次是开枪自杀，被身边的人抢了下来；第二次暗中攒积大量安眠药，服用身亡。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在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还想挽救他们，打算让高岗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此事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     高岗死后，1955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正式将高岗问题定性。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高饶联盟”演变为“彭高联盟”。后来证明，所谓“彭高联盟”纯属子虚乌有。但“高饶联盟”，则结论至今未变。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值得认真考辨与反思。所幸的是，高岗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人人讳言的“禁区”。就这一点而言，《高岗传》的面世，也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    进入专题： 高岗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205.html    

　　智效民 　　 　　 “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 　　 　　 竺可桢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1936年至1948年，由于蒋介石信任，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由于毛泽东赏识，他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74年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约1000万字日记。这套日记不仅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巨大变化。其中，他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就颇具代表性。 　　 　　 一、“三反”运动的背景 　　 　　 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现在看来，“三反”运动的出现有些出人意料。 　　 　　 1950年6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并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意思是不可树敌太多，并要在各方面有所让步。]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爆发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对外战争的爆发使当局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于是在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参战命令的第三天，即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这样一来，不可树敌太多的思想路线立刻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合称为“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结束后，由于经济建设欠账太多，毛泽东于1951年10月又号召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思想统治，防止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作法产生怀疑，毛泽东还要求在知识分子中同时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思想运动，简称思想改造运动。 　　 　　 竺可桢是全国政协委员，当他在政协大会上听了毛泽东对两个运动的解释以后，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体会：“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今天的中心任务。”（《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45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中央发现全国各地的贪污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1日作出向全党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12月7日，竺可桢在政务院第114次会议上听取薄一波的报告。薄首先介绍了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方案，接着讲到贪污浪费情况。他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内共有326000人服务，而贪污者占九万人，占28%，其中应受严重处分者占千分之一二，已枪毙者150，其中60人在四川一省。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五十三亿，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薄一波的报告代表了中央对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此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虽然有抗美援朝运动，但“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必须展开”；浪费的原因，“大概是官僚主义”（第484至485页）。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这反映了中央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心。但是，由于爱国增产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宣布结束，再加上只有大张旗鼓的指示，而没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因此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和指示，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元旦在中南海设晚宴招待各界人士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1952年已经开始，本年将继续抗美援朝工作为重心，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年新增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第531页）。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高潮。从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中科院为“三反”运动而停止办公 　　 　　 在此之前，《光明日报》于12月1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室营造科科长黄山立贪污案。据说黄在修建物理楼的过程中，利用职权贪污受贿6059万元。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黄立山之贪污，院中三不管之状态有以养成之。……我们大家统对于国家负此损失负点责任。”（第482页） 　　 　　 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由院长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担任副主任委员。12月25日上午，中科院召开动员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说：“官僚主义为贪污与浪费的根源，要肃清贪污与浪费，必须清除官僚主义。为此须发动群众，要大家把公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要改造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这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贪污浪费行为，有没有官僚主义作风，都要从思想改造的角度，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 　　 　　 会后，竺可桢担任中科院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当天下午，竺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头十天阅读文件，发动群众检举，以后俟进程如何再定办法，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同上，第495页）。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人的罪行，必然会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除此之外，让知识分子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是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个杀手锏。12月27日，中科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事先安排，由竺可桢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体会。他讲了三个问题：一、自我批评与古代自省有何不同，二、批评与西方代议制有何不同，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是剥夺了个人自由。由于准备不足，或者说尚未想明白，竺可桢认为自己”讲得一塌糊涂“（第496页）。这显然与竺可桢从未接触过这类”游戏规则“有关。作为运动领导的竺可桢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1952年元旦，竺可桢与陶孟和、吴有训、钱三强应邀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设的晚宴，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的讲话。第二天上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根据形势的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即日发动’三反’运动，……希望十天以内有结果。“郭院长还要求从当天下午起，中科院停止办公，全力以赴投入运动。郭沫若是通天人物，他的这些作法显然与中共中央随后发出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有关。 　　 　　 元月3日上午，竺可桢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响应毛主席号召，发动大众热情来做’三反’运动。“正在这时，中科院党组成员兼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曹日昌的母亲去世，要回老家奔丧，竺可桢劝他不要回去。可见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什么程度。当天晚上十点半，竺可桢收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来信，要他在第二天八点半之前汇报运动情况，同时提交书面报告。竺可桢立刻通知曹日昌，让他连夜准备书面报告（第532页）。第二天一早，竺可桢与曹日昌前往文委会进行汇报。曹日昌准备的书面报告分五个部分：（1）是否已经自上而下检讨工作，（2）自下而上的发动工作怎样，（3）”三反“运动的重点何在，（4）检查组织状况如何，（5）存在何种基本问题。运动刚刚开始，曹日昌就能写出如此报告，真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投入”三反“运动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文章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实践论》之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没有转载，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不注意。另外，该刊只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没有把国内科技成果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忽视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竺可桢马上与郭沫若商量，”决计从第三卷一期起改变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但损失将数千万元（按，旧币，下同）。“（第539页）可见在”三反“运动中，并不反对所有浪费。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浪费再大也无所谓。 　　 　　 三、竺可桢”无法应付“ 　　 　　 1952年1月6日下午，中科院召开大会，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分别作了检查。竺可桢在检查中说，除了官僚主义外，他还有”本位主义和敌我不分两个缺点“。与会者对他提出以下意见：一是有作客思想，二是没有接触实际，三是利用公家运器材的机会搬过家具。此外，大家对他们动用巨额公款修建院长宿舍也有很大意见（第534至535页）。 　　 　　 一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委员会要求限期完成思想改造任务，竺可桢去找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商量。他说：“余辈均五十岁以上人，讲思想改造不及年青人之速。而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实在使人焦急。”另外，他还听钱三强说：现在“近代物理所年青人亦莫知所从，正如一群鸡鸭，但闻四处呼声，遂致彷徨歧途。”为此，他希望当时兼任副院长的陈伯达能够“到院多主持思想改造或至少能一星期来一次。”（第555页） 　　 　　 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变成人人过关了，因此不要说普通知识分子，就连竺可桢也觉得“莫知所从”。为了表示积极，他请沈自敏对自己进行帮助。沈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浙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当时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面对自己老校长，沈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态度，所以最能压制学生”。此外他还批评竺可桢的文章“没有阶级争斗性”。 　　 　　 2月28日下午，竺可桢在会上再作检查。检查之后，沈自敏说竺可桢“在浙大培植了强固的反动集团”，曹日昌认为他“对教授治校没有批判”。此外，还有人说他是御用学者，与蒋介石见面不用通报（第569页）。对于沈自敏的说法，竺可桢虽然不能接受，但也不敢反驳，只是在日记中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 　　 　　 3月15日，竺可桢继续在小组会上做检查。这次检查的问题包括“向上爬、宗派主义、崇美思想及国民党时代学生运动”，其中重点是学生运动。检查之后，许多人提了意见。小组会结束时，院党组成员、历史学家刘大年要求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问题。 　　 　　 无奈之下，竺可桢只好再次请沈自敏来家吃饭，帮助自己分析错误。4月14日，刘大年找他谈话。指出他属于统治阶级，有崇美思想，作客思想，在浙大时敌我不分，还为殖民主义辩护；但由于“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欲望，问心无愧……，生活严谨，没有贪污”，因此需要从行动上站在人民一边（第599页）。4月23日，竺可桢将自己的检讨装订起来，寄给刘大年和沈自敏。随后，他还与沈自敏谈过自传写作和个人检查等问题。从二人的接触情况来看，沈显然是党内负责“帮助”竺可桢的特殊人物。 　　 　　 经过半年的精神折磨，竺可桢已经难以忍受。他在5月12日的日记中用“年衰力薄”、“真同走尸”、“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心境。 　　 　　 尽管如此，原来“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的运动仍然是遥遥无期。两个月后，刘大年又来拜访竺可桢，说院里的思想改造运动从下星期开始，要他和陶孟和、吴有训再作检查。几天后，中科院再次召开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一向很少露面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竺可桢说：“自院成立以来，陈院长来院作大报告是第一次。”第二天，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贾伊且各夫突然来访。正在这时，竺可桢患了感冒，他既要接待外宾，又要准备检查，因此他在日记中说：这种局面“使我无法应付”（第661页），可见他有多么难受。 　　 　　 7月28日，竺可桢写了五千多字的检查稿之后，又一次请沈自敏对他进行帮助。沈认为他在稿子中分析事实太多，分析思想太少，而思想转变的关键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7月30日，竺可桢在大会上作检查。会议由陶孟和主持，华罗庚、罗常培、范文澜、钱雨农等人出席。8月24日，中科院公布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过关者的名单，其中没有竺可桢的名字。至此，竺可桢总算得以解脱。 　　 　　 四、其他专家学者的遭遇 　　 　　 相比之下，竺可桢周围的专家学者就没有这么幸运。 　　 　　 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刚刚被任命为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就遇上了三反运动。于是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官僚作风和作客思想，然后才赴沈阳上任。一个多月后，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拿了美军的3000美元、60两黄金和卡车一辆。于是竺可桢写信让他坦白交待。随后，竺向钱三强询问此事。钱三强说，1945年前后，严济慈为美军创造的价值合十万美元，应该获利一万。但实际上他只得到“黄金一百五十两之谱，即合美金七千五百元之数。”（第558页）1946年，严济慈回到北平后，拿这笔钱买了房子，因此被视为贪污。 　　 　　 2月13日，竺可桢与李四光、陶孟和、吴有训等人商量此事，认为既然有人揭发，就该让严济慈早点坦白交待。于是，他们联名致函严济慈表达这个意见。所幸严济慈的坦白还算彻底，并主动将这套房子充公，才免于处分（第592页）。严济慈的命运显然与他的价值有关。这种事换上其他人，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 　　 　　 比如图书馆职工毛宗荫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是中科院图书馆少有的专业人员。因为他经手购买了许多书籍，并负责装订图书馆的报纸，因此有人怀疑他贪污。面对声色俱厉的呵斥，老实巴交的毛宗荫在斗争会上承认自己贪污160万元。但群众并不满足，他只好跳楼自杀，寻了短见。面对这种情况，一向同情毛宗荫的竺可桢居然会觉得“这是右倾思想，……要肃清贪污数千年来的遗毒，牺牲是免不掉的。”（第586页）又如应用物理所一位研究人员因为被人发现私自出售无线电振荡片三片，也在宿舍“畏罪自尽”（第590页）。 　　 　　 除此之外，自杀未遂者不知有多少，其中包括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4月10日中午，竺可桢看望吴有训，得知吴先生因为在运动中难以过关，已经买了一条绳子，几次要悬梁自尽。后来他把内心痛苦向太太和盘托出，才避免悲剧发生。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的恐怖气氛。 　　 　　 除了中科院的事情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学术界朋友们的一些遭遇。4月25日晚，竺可桢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字树人）见面，谈到周枚荪（字炳琳）在北大三次检讨未能通过。周的儿子也检举揭发他，但还是儿子的口气。相比之下，陆志韦的女儿在会上检举自己的父亲时，开口就是“你陆志韦”如何如何（第607页），则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也是吴大猷、杨振宁、李振道等人的老师；周枚荪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陆志韦是著名心理学家，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运动中的处境 　　 　　 与周、陆二人相比，饶毓泰遭受的内心折磨也许更大。三反运动开始后，竺可桢曾多次拜访饶毓泰，2月28日，他听说饶在家中晕倒，便前去看望。3月6日，竺可桢又收到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来信，“知树人神经失常。”他与吴有训匆匆到了饶毓泰家之后，只见饶躺在床上，“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饶毓泰得病，是因为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会上批判了他。批判的理由是他不仅只会“教人做研究”，还说什么清华应该“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批判者认为这“全是自私自利”。饶毓泰不能接受这种批判，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批评他思想有问题。因此有人说他病情加重，与汤先生的批评有关。饶毓泰也认为，北大自“马寅初、汤用彤起，直到学生，无一寄与同情”，相比之下，“倒是科学院友人还有同情”，因此他想离开北大（第574页）。 　　 　　 随后，竺可桢得知“燕京（大学）’三反’极热烈”，该校的“陆志韦、赵紫宸和张东荪，成为北京各大学’三反’中心人物”（第583页）。浙江大学在运动中“自杀者五人，……许多人自己承认没有根据的贪污事件。”（第711页）这说明，中科院的“三反”运动，似乎没有北大、燕大、浙大等高校那么“热烈”。 　　 　　 一场由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经济领域的斗争，居然与思想改造运动结合起来，变成了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从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老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会遭到严重打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严春宝：谁来纪念南侨机工？ （2012-02-17）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叙利亚动乱和什叶逊尼派之争 [中国早点] 他是哪里人？ [中国政情] 任志强自嘲开发商是政府“夜壶” [预算案] 有了特别津贴 两百余户圆了买屋梦 ● 严春宝 狮城脉搏 　　读了2月14日《联合早报》社论《如何纪念南侨机工？》以及《联合早报》前后这几天的有关新闻和言论，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些困惑，困惑之余，也让人产生一丝压抑与悲愤！每年的2月15日，中华总商会都会在美芝路上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前举行公祭，今年自然也不例外，且因今年是新加坡沦陷70周年，所以公祭场面尤显盛大、庄严。然而，从“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的碑文中我们知道，纪念碑是用来悼念日占时期“平民无辜被杀者”的，显然并没有包括英勇牺牲在滇缅公路上的上千南侨机工英烈！ 　　或许，他们人数真的不够多：前后15批次的人数，全部加起来也不过3260余人。或许，他们正式存在的时间也不够长：从1939年他们从新加坡列队出征，到1942年被无情地就地解散，只存在了短短3年多的时间。或许他们的职业很普通：他们只是汽车司机和机车维修工人。然而，正是他们这一小群人，却以自己的平凡血肉之身，成就了历史上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不平凡壮举。他们，就是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之为：“南侨机工”。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9年时，日军控制和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全部海上交通。其时，连接缅甸与昆明之间、蜿蜒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了中国大后方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道路奇险无比，行车环境极为恶劣，非熟练机工难以胜任。为保证这条“战争生命线”的畅通，国民政府急电陈嘉庚，请其代为招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以解燃眉之急。南侨总会随即于1939年初发出了《征募汽车修理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6号通告。通告发出，立刻得到了南洋各地、尤其是新马华人的热烈响应，南洋各地先后有5000多人报名。在通告发出后的第11天，第一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80名成员，就已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南侨机工先后分15批次回国，总人数超过3260人，其中经由各地集中到新加坡出发的就有9批之多、3192人之巨。据当时的统计，冒着敌机狂轰滥炸、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驾车往返于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中，半数以上竟然皆为南洋热血男儿！南侨机工中，有1000多人永远地长眠在了滇缅公路的丛林中。 抗战胜利后命运坎坷 　　1942年5月，随着滇缅公路彻底断绝，曾经热情招募南侨机工回国的国民政府，竟然对南侨机工撒手不管，将他们就地解散。其时，新马已经沦陷，南侨机工无法返回自己日夜思念的家园，而他们在当地又举目无亲，一时间，他们的生活竟然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抗战胜利后，曾为抗战付出血汗的南侨机工的磨难却并没有因此结束。当初他们风风光光地从新加坡出发，走上抗日的前线，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回返家园的道路竟变得那样艰难：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号召南侨机工回国参战，无疑是得到了英殖民地政府默许的，但战后重返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竟拒绝让“他们”回返自己的家园！ 　　几番周折后，1000多南侨机工最终回到了南洋，其余的则因各种原因留在了中国。回到南洋的“他们”变得一无所有，而留在中国大陆的“他们”，则继续其无尽的苦难：1949年后的新中国，认为南侨机工是国民党招募回来的人，因而对“他们”的爱国壮举并不领情，又因为他们的海外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认为是特务间谍、甚至反革命分子。为避免遭受更大的迫害，“他们”被迫选择沉默地生活，甚至不敢告诉别人，“他们”就是当年英勇无比的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的历史告诉我们，南洋华人不仅曾经为抗日战争踊跃捐钱、捐物，更直接地走向战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同为抗战作贡献，但与捐钱捐物这些更多地停留于物质层面上的奉献相比，南侨机工所奉献的则是他们年轻的生命。这无疑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牺牲！要知道，一个人捐献一点儿钱、财、物，相对而言并不难，难的是一个人甘于献出他年轻的生命！要知道，南侨机工中，不仅有普通的司机、修理工，更不乏有富家子弟、工程师甚至大学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体面的白领。是什么促使他们毅然放弃海外的优厚待遇回国参战？——是曾长期被人们遗忘了的南侨机工的奉献精神！

　　 　　智效民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 　　 　　 任鸿隽（１８８６——１９６１）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攻读化学，是为了制造炸弹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当年他的祖父由浙入川，是为了躲避太平军战乱。少年时代的任鸿隽勤奋好学，颇受先生赏识，总是排名第一。１９０４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当地人排外，他只好冒充巴县籍应试，获得第三，成为一名末代秀才。随后，他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师范班就读，第二年毕业后当了一年教员，便带着１２０元积蓄，与两位同学顺江而下，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他进入成立不久的中国公学。这是由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学校，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以示革命，并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友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在日本，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完全是为了革命。因为他看到革命者们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往往采取暗杀方式。暗杀需要炸弹，许多人便自己制造起来。由于他们不懂化学原理，不仅事倍功半，还经常出事。在目睹了好友喻培伦、黄复生因制造炸弹而受伤的惨状后，他才做出这一选择。 　　 　　 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曾对这种功利主义的专业选择做过深刻反省。他说：“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为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６７９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为什么这样说呢？显然与他后来的经历有关。 　　 　　 二、远渡重洋，探索中国落后原因 　　 　　 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当即放弃学业回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花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学业未竟，遂拒绝蔡元培、胡汉民等政要的挽留，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第７１５页）。 　　 　　 初到美国，他进入康乃耳大学文理学院。在那里，他目睹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并感受到东西方社会的许多不同：“例如家庭组织，东主合居，西主分处；男女恋爱，东主防闲，西主放任；个人发展，东主裁制，西主自由。”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感受。经过学习、观察、研究，他才对“西方学术之本源略有所见”，并认识到东西方的最大差别，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为了探索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并没有像如今的留学生那样，把学技术、拿学位看得太重。他说：“吾等当日向往西洋，千回百折，有不到黄河心不甘之概，固不在博士硕士头衔资格间也。”（第６８２页） 　　 　　 １９１４年初，任鸿隽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后，在《建立学界论》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自清末以来，虽有“无数博士硕士翰林进士”，却不过是饰己炫人、挟术问世、“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随后他又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指出：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还必须从归纳法入手。 　　 　　 为此，任鸿隽曾在许多场合对归纳法作过介绍。他说，这是三百年前由培根创立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分为下列步骤：一、由事实的观察确定一个假说，二、假说演绎出一个结果，三、用实验来考查这一结果，四、把合乎事实的实验定为科学定律。简言之，就“是用事实作根据，推出一个通则，再用观察和试验证明那通则的不错，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大概。”（第２７６页）。尽管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并不会靠归纳”（《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编辑后记》），但是任氏所言与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不矛盾。相比之下，《独秀文存》对科学的理解就比较浮浅。 　　 　　 三、创办杂志，介绍科学真谛 　　 　　 １９１４年暑假，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人一起聊天，在谈到海外游子如何为国效力时，有人提出中国最缺乏科学，我们应该办一种科学杂志。这一提议获得大家同意，经过半年筹备，《科学》杂志于１９１５年１月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它的创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外，为了排版方便，该刊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从此以后，任鸿隽对《科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还写了许多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对科学产生兴趣，他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搜集修改后，取名为《科学概论》，于１９２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再版）。他在该书序言中说：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逻辑方法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系统的智识。用这个定义来衡量，那些片段的发明（比如我国火药和指南针）、偶然的发现（比如人类的用火）和空虚的思想（比如玄学、哲学、经学），都不能算作科学。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第８５页），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大反动；……他们的主张，是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第３３８页）他说，这是人类社会由迷信时代进入科学时代的主要标志。 　　 　　 四、成立学会，共图科学发达 　　 　　 在《科学概论》中，任鸿隽还对科学与常识作了辨析。他借用赫胥黎的话告诉人们，科学并没有什么神秘，“科学是有组织的常识，科学家也不过是有常识训练的普通人”。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也应该如是”（第３５２至３５３页）。也就是说，不仅是科学研究，即便是个人思想行为、社会团体组织，也应该受科学精神支配。 　　 　　 关于科学精神，任鸿隽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崇实，二是贵确，三是察微，四是慎断，五是存疑。他还说，如果再加上不怕困难、不为利诱等品德，就更完备了。相比之下，中国学界却有四大弊病：一是材料偏而不全，二是研究虚而不实，三是方法疏而不精，四是结论“乱而不秩”。面对如此巨大的反差，他告诉大家：西方在中世纪时比中国更黑暗。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家才把发现真理当作自己的天职，“他们与宗教战，与天然界的困难战，牺牲社会上的荣乐，牺牲性命，去钻研讲求，才有现在的结果。我们若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枝枝节节而为之，恐怕还是脱不了从前那种’西学’的见解罢。”（第２４３页） 　　 　　 竺可桢曾经说过，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科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阴阳五行迷信深入人心，二是数字与度量不被重视，三是士大夫不肯动手，缺乏实验。所以要向中国“移植科学之花”，既要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更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文录》第３３至４１页，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看来，任鸿隽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看法，也是那一代科学家的共识。 　　 　　 《科学》筹备期间，任鸿隽等人曾拟定《科学社招股章程》，决定每股五元（一说十元），共发行股票４０份，作为办刊资本。《科学》问世后，大家感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于是他们重新起草章程，选举任鸿隽为社长，并规定每年１０月２５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按照章程规定，中国科学社要办的事情很多：发行杂志，著译科学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馆，举行学术讲演，组织科学旅行团，接受公私机关委托研究解决科学上的一切问题。据任鸿隽说，尽管他们对著名的私人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并不了解，但是中国科学社从一开始就与它非常相似。英国皇家学会以拥有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大师为荣，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当年这批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年后，因主要成员先后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 　　 　　 五、涉足实业，却是无功而返 　　 　　 １９１６年秋，任鸿隽从康乃耳大学毕业，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参与胡适挑起的白话诗之争，这一争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不久，他因为主编《留美学生季刊》结识了一代才女陈衡哲。陈女士本来是独身主义者，后来被任鸿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所感动，二人才结为夫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第１２５２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三年版）。他曾经对陈衡哲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与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第７４８页）这话让人特别感动。他对妻子好，对朋友更好。据杨步伟说，１９３３年她和赵元任从美国回来，准备去南京中央研究院赴任，梅贻琦、胡适、任鸿隽都争着邀请他们。任鸿隽说：“我太太很少留人住的，对你们两位特别，非住我们家不可。”（《杂记赵家》第２７６页，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另外，胡适与任氏夫妇号称“我们三个朋友”，也是学界佳话。 　　 　　 任鸿隽是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学成回国的。在此之前，胡适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却有感于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以饭碗问题为第一要务”，还是决定先做些调查准备工作，然后再投身于教育或实业，“办出一件新事业”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１６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３年版） 　　 　　 第二年，他回到阔别１２年的家乡，正值当年的革命同志、时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要办炼钢厂，便委托他筹办此事。尽管他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并告诫国人不要因为崇拜实业就把科学忘在脑后，但考虑到此事办成，可以让“已造就的人才有相当的位置”（同上），他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任鸿隽再度赴美，经考察他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回国后，熊克武已经离任，使这一计划被迫停顿。所幸他买回来的设备到“九一八”事变后终于派上用场，与他一同前往美国的周仁后来在冶金方面颇有建树，也得益于这次考察。 　　 　　 大约就在这次考察结束前后，他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说：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就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拿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他还说，所谓追求利益，不是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抢过来使自己发财，而是要把无用的东西变为有用。（第２２２至２２３页） 　　 　　 六、大学内外，致力于科学教育 　　 　　 １９２０年考察结束后，任鸿隽夫妇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前夕，他还担任过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尽管上述任期都比较短暂，但是他却为科学教育付出很大努力。 　　 　　 早在２０年代担任教育部司长的时候，任鸿隽就注意到科学教材的最大缺点，是只讲述已经发明的事实，却没有指出尚待研究的问题，这就很难使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９９％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鸿隽认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第３８８页）。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１９３２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发表后，虽然有人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爱真理的精神”。（《独立评论》，第八号第１０页）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摘录其中一段，看看其中的道理。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同上，第三号第１３至１４页）。 　　 　　 任鸿隽是１９３５年９月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为了把川大办成一所现代化国立大学，他从外地请来不少著名学者，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地方上落后势力太大，他又不屑于官场应酬，加再上陈衡哲因为发表批评四川的文章遭到地方势力围攻，因此他上任不到两年，就挂冠而去。 　　 　　 七、主持中基会，资助科学研究 　　 　　 １９２５年中基会成立后，任鸿隽担任该会专门秘书、执行秘书、副干事长、干事长等职，是中基会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基会是为了管理美国退还的第二笔庚款而成立的机构，它的全称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说，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第一，它不冠以“中美”而冠以“中华”，表示了“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第二，该会每年有上百万元款项可供使用，但由于“教育文化”过于宽泛，所以中基会把这一概念的涵义限定在科学事业、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第５１９至５２０页）。 　　 　　 任鸿隽认为，在科学事业中，科学研究比科学应用更重要。为了贯彻“为而不有”的原则，以有限的财力谋求最大最好的效果，中基会一开始把这笔难得的经费用在资助科学人才和添置科学设备方面。据他介绍，从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享受中基会科研补助金的学者高达２８３人，这些人分布在天文、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考古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陈焕镛、丁文江、严济慈、刘树杞、侯德榜等人，他们都是我国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基会既资助国内学者，也资助在国外从事研究的人。任鸿隽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世界上所有大科学家和著名研究室的帮助，其“收效之速，成材之众，恐怕不是自来所有留学办法所能比拟的。”（第５２２页）另外从民国十五年到二十三年，中基会向近百所学校和一百多个学术文化教育单位支付设备补助费５７４万余元，美金４.４５万元。这大概还不包括当年为挽救“山穷水尽”的北京大学而支付的１００万元。（《丁文江的传记》第１２５至１２７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除此之外，中基会向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生物调查所和社会调查拨出专款，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翻译科学和历史文化书籍，并向许多中学减价提供仪器和标本。有人认为，从１９２５年进入中基会到１９３５年暂时离任，“是任氏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时期”。在这十年中，“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三十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施泽于其后几十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７６１页） 　　 　　 八、战争年代，反思科学得失 　　 　　 １９３７年６月抗战爆发前夕，任鸿隽离开四川大学回到北平，随即出国进行考察。考察回国后，他应蔡元培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并担任该院总干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重新担任中基会干事长。 　　 　　 在战争年代，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中研院、中基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浏览当年的《竺可桢日记》，有关学术活动的记录比比皆是，难怪费正清看到中国知识界战时生活状况后曾颇为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２６９页，上海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在此期间，任鸿隽经常强调科学人才的培养和基础科学的重要。关于前者，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华民族好像一条大船，抗日战争好像一场暴风雨，科技人才好比船上的机务人员。没有机务人员，船到紧要关头就会束手无策。（第５５２页）。至于后者，也是他忧心忡忡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后期，他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而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抗战结束前，任鸿隽对甲午战争以来的科学事业作了回顾和总结。他说，中国科学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表面看用了５０年，实际上“多者不过三十年，（如地质学），少者不过十年（如天文学）”，如果再去掉抗战八年，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第５８７页） 　　 　　 九、尾声：难圆的梦 　　 　　 抗战结束后，任鸿隽和全国人民一样，梦想和平的到来，好为中国科学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他甚至在１９４６年所写的《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提出把发展科学作为“今后十年二十年国家的首要政策”，作为“吾国之生命线”（第６０５页），没想到内战的爆发无情地粉碎了这一美梦。有人曾讥笑他喜欢“痴人说梦”，他说“梦固是梦，但我相信它表示的是一种超然的见解与健全的希望”（第５３５页）。面对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他清醒地告诉人们：只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有了求真的精神，才能防止独裁，制止战争。 　　 　　 内战的发展使年过花甲的任鸿隽做好了出国准备。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刚到上海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三人多、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１２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这里的“多、苏、安”，是指任氏女儿以都、以书和儿子以安。陶孟和因为经费问题与任鸿隽有过矛盾，看陈衡哲的口吻，显然对陶的选择不以为然。５月４日，竺氏日记中又有“下午任叔永来谈片刻，知中央银行所存美金非有去外国之护照不能取出”（同上，第１２４７页）的记录。 　　 　　 此后，任鸿隽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又返回内地。从《竺可桢日记》看，大约在９月１１日，竺已得知任鸿隽回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严济慈。第二天，竺听说生物学家胡先骕（字步曾）专程去天津看望任鸿隽，便在日记中写道：“……余认步曾此行为不智，使叔永一到京便被人疑为别有作用也。……”（同上，第１２８６页）。这说明，任鸿隽去而复返已经引起当局怀疑，并受到严格监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引文的删节为《竺可桢日记》的编者所为，这就使读者无法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大大降低了这套书的价值。 　　 　　 随后，任鸿隽到达北平，住在永利公司，并拜访了吴玉章、韦悫等人。韦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欧美，抗战时曾到新四军控制区工作，任鸿隽找他是为了谈中国科学社的前途。看来任鸿隽不顾个人安危再度回来，可能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据竺可桢说，从韦处出来，他们二人曾到中山公园今雨来轩饮茶，当时“在此饮茶者惟余二人，可见北京已不见所谓有闲阶级。”晚饭后竺去隆福寺访书，痛心地看到线装书已无人过问，旧书都论斤卖了。此情此景在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记载。与此同时，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也表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同上，第１２９４页）。后来，竺可桢、陶孟和、李四光等人被安排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但无论是能力还是成就都并不亚于他们的任鸿隽，却长期没有一个实质性职务。看来，任鸿隽想要继续他的科学救国梦，恐怕是难了。 　　 　　 从此以后，中国科学社的命运也被饶毓泰不幸言中： 　　 　　 １９５１年，创办３５年之久的《科学》月刊被迫停刊，后来虽然以《科学》季刊的形式出现，却没有维持几年； 　　 　　 １９５３年，由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画报》（创刊于１９３５年，是当年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 　　 　　 １９５４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所有标本和仪器被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接管； 　　 　　 １９５６年春，中国科学社将明复图书馆（全国最大的科技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泸湾区图书馆；同年秋，中国科学社所属印刷厂（在印刷科学书刊方面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移交给中国科学院； 　　 　　 １９６０年，中国科学社以捐献的名义，将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图书、设备和８万多元余款上交国家，并停止了一切活动。这让人想起任鸿隽在１９４８年说过的一句话：“私人学术团体及研究机关，有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可以保存一点自由空气”，可以保护学术天才。（第６１９页） 　　 　　 据说任鸿隽当时曾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科学》季刊不要中断。但“结果是财产交了，《科学》断了”（第７６６页）。 　　 　　 １９６１年，就在办理中国科学社财产移交手续之后不久，任鸿隽溘然长逝，享年７５岁。 　　 　　 ２００２、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