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但是，在缺乏全面普查、而且在有关当局压根儿不想开放档案、不想作任何认真普查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草民也只有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记录下这个万恶的年代。

2011年3月，艺术家欧宁主编的文学双月刊《天南》正式出刊。在这本共202页的创刊号上，欧宁出人意料地用113页做了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轻松的主题。”欧宁说。“亚细亚故乡”包含“介入”、“纪事”、“记忆”、“影像”、“超现实”五个栏目共11篇文章，内容涉及印度反水库运动、清迈艺术家介入乡村试验、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与日本乡村的关系、台湾乡土变迁以及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者群像等内容。 “这实际上是我五年来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欧宁告诉南都记者，他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向读者介绍这些在亚洲乡村进行的各种尝试，“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专题，就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过度发展，整个社会开始追怀过去生活的那个时代”。 拍摄广州三元里城中村，让欧宁发现农村与城市在中国现实中的纠结。 引子 2010年12月，清迈，艳阳高照。冬天对于这个泰国北部城市而言，并不意味着萧瑟，相反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从清迈到圣东巴县半湄乡的公路上，一辆皮卡疾驰而过，震得公路两旁的稻穗摇曳不止。欧宁坐在皮卡的后斗，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半湄乡的“土地计划”。中国艺术家林一林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将在那里展出。 前排留着山羊胡子的司机正是“土地计划”的创办人卡明，他说着一口泰国口音的流利英语。半小时后，皮卡在一块水田边停下，植物蓊郁合围。卡明从驾驶室跳下来，大声欢迎欧宁来到他的“土地”。欧宁也迫不及待地下了车，透过一片竹林向里面张望，“这一瞥，真有点儿像个外来者探寻桃花源感觉，不知迎面展开的是何种天地”。 欧宁所期待的并不是全是林一林的展览，他更大的兴趣在于追访“土地计划”的过去。“土地计划”由泰国艺术家卡明、里尔克利特于1998年创立，他们合伙买下圣东巴县半湄乡的一块土地，提出“无产权”的实验主张，将土地开放给所有人。“土地计划”的开放性吸引了很多人到此短暂居住，他们在这里创作、灵修、有机耕种……慢慢的，“土地计划”成了一个艺术家公社。 卡明和里尔克利特还受到泰北农民“佛教农业”思想的影响，反对农业现代化大生产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的耕种方式，主张在保留小农经济的同时，像领会生命一样去领会农业。 根据“佛教农业”的理论，卡明和里尔克利特得到土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挖掘成池塘，并沿着池塘种了各种植物。基本设备完善后，他们开始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前往“土地计划”进行一系列微型建筑实验。他们为艺术家在池塘周围提供2米×4米的面积作为建筑用地。这一实验吸引了包括法国建筑师朗索瓦·罗什在内的大量艺术家。一时间，“土地计划”上建起了各种各样风格迥异的小房子。 欧宁对“土地计划”所实践的农业思想，特别是艺术家们建造的各种小房子很感兴趣。但寻访下来，实际情况让他非常失望。欧宁发现，大多数外国艺术家并没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很多项目和当地文化是完全脱节的；很多房子由于长期无人居住已经荒废；更为致命的是，在“土地计划”以往的项目中很少能见到当地农民的身影。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封闭的艺术家的乌托邦。它所探讨的东西，它的意义很有限。”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土地计划”的意义仅限于艺术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美术馆展览的反动，希望能够将艺术还原到生活中。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土地计划”的社会影响几乎没有。“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他们应该把自己敞开，向农民敞开，跟农民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欧宁有些惋惜地对南都记者说。 欧宁对农村的关注始于2002年。当时威尼斯双年展邀请由他牵头的缘影会参展，主题是“紧急地带”，要求缘影会能关注亚太地区城市化对人的影响。在欧宁的带动下，缘影会选择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作为拍摄对象。“当时我们发现很多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完全纠结在一起。”欧宁说，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很多城市问题需要追溯到农村才能解答。“开始看很多乡村方面的书，也花了很多时间跑去云南、河北等省。” 对清迈的失望，让欧宁更坚定了自己对农村介入的看法，他说，自己更欣赏晏阳初在乡村建设中的方法，“他是在收缩自己，把自己不断地往内收，然后让农民的主体显现出来。” 这实际上是欧宁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叛，让他实现这一转变的契机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或者说，是晏阳初。 翟城村 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 2009年12月，河北定县翟城村，已挪作幼儿园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欧宁认识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当时谢英俊已经在晏阳初乡建学院进行建筑实验。 通过谢英俊，欧宁知道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基本情况，进而接触到晏阳初的理论。 晏阳初，1890年10月生于四川巴中，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首先教农民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强国救国。他从1926年开始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翟城村全力以赴开展乡村建设，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离开。 “看完晏阳初的传记，整个人都被征服了，觉得他太了不起了。”欧宁有些兴奋地说，晏阳初从1930年就开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国民素质问题，特别是农民的素质问题，所以这条路子是对的。 “在晏阳初看来，平民建设或者乡村建设，最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欧宁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农民没有自主性，他永远都是自卑的，永远都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连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这也使得他们非常容易受到主流思想的影响，像农村的耕种方式，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农民普遍喜欢在种地、种庄稼时使用化肥。化肥虽然能增加产量，但对土壤的破坏特别严重。当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往往会跟当地农民的观点产生很大的冲突，但那(有机耕种)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东西。“这就像洗了脑，被所谓的现代农业给洗了脑，他们不是被剥削，就是被洗脑，要不就是被利用。” 1923年，晏阳初前往定县进行乡村建设时，为了直接和农民打成一片，他骑着毛驴，带着家小就住进了翟城村。晏阳初提出要在农民现有的基础、已有的知识结构上进行建设，不能把理念性的东西强塞给他们。他还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去做慈善，更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007年，顺承了晏阳初乡建理念的翟城村晏阳初乡建学院停办。2009年12月，欧宁前往翟城村进行考察。 华北的冬天，晏阳初乡建学院的校舍早已挪作为幼儿园，由于无人料理，学院操场长满了和人齐高的杂草，荒凉萧瑟。谢英俊设计的两栋新型农村房屋也已荒废，只有校门口一排“建设乡村，开发民力”的标语还在不断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但欧宁仍然欣喜地发现翟城村村民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翟城村，欧宁住在副支书米金木家中，他发现，米金木的妻子陈彦芬和翟城村的妇女们晚饭后串门时竟然说出“绿色农业”、“留守儿童”和“多元文化”这样的词语。六十多岁的陈彦芬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床头摆满了晏阳初和温铁军的著作，经常上网学习新知识，当欧宁试着教她使用新浪微博时，竟然一教即会。 在日记中，欧宁写道，“晏阳初乡建学院外面的田地即是晏阳初当年的试验田。乡建学院虽然已经停办，但它给翟城村的影响却长流不息……这正是民力开发的结果！” 彰化 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吴音宁最大的目标，是让台湾的农民不用离开土地,就能有美好的生活。 同欧宁一起前往翟城村的还有吴音宁。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陆，走马观花的翟城之行并没让她产生像欧宁一样的感触。相比那些宏大的乡村建设议题，吴音宁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彰化那几亩稻谷的长势。 欧宁在2009年担任了09深圳、香港双年展的策展人。在此次双年展中，欧宁特别设置了一个名为“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论坛。在论坛上，欧宁想邀请一些在台湾农村工作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吴音宁。 吴音宁，台湾彰化县田中镇溪州乡圳寮村人，台湾著名乡土诗人吴晟的女儿。 她早年由彰化至台北念大学，毕业后前往台中从事报纸工作。2003-2004年，台湾爆发震惊岛内外的“白米炸弹客”事件———台湾彰化人杨儒门在台北放置17次爆裂物，要求台湾政府重视台湾开放稻米进口之后的农民生计问题。杨儒门被捕入狱后，在台湾引发很大的社会声援运动，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吴音宁的关注。“直到他被抓到监狱之后我才开始和他通信，我到监狱找到他，让他给我写信。”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与杨儒门的通信引发了她对台湾农业历史和现状的进一步关注。2007年，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居住在农村的经验，吴音宁出版了《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用文学手法回顾了台湾战后五十年的农业史。 正是《江湖在哪里？———台湾农业观察》让欧宁开始关注吴音宁。“吴音宁是一个写个人生回忆和细节的能手，她的观察力非常细致，你能看出她对台湾乡土的情怀非常深。”欧宁告诉南都记者。 2009年的夏天，欧宁前往台湾彰化，终于看到了吴音宁记述的那个世界。让他没想到的是，吴音宁直接开车把他接到了田头，带他去看她用自然荒废法料理的稻田———不施肥不打农药不除草，任其自然生长。傍晚，吴音宁开车到彰化县城买了些熟食和啤酒，两人坐在田头喝酒、聊天。“正好是夏天，傍晚时到处都是蛙叫。附近有个养猪场，猪粪的味道非常强烈地传过来。空中还挂着一轮明月。”欧宁后来回忆道，不仅最原生态的乡村景观让他感动，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当地村庄的活力。“当时正好碰上寮村一个类似祭祖的活动，村里的大喇叭不断地放着各种彰化本地的歌谣。这让人能感受到这个村的公共生活非常丰富，人气非常旺。” 这些场景让欧宁有种奇妙的归乡感，植被、作物、地貌风物，这个台湾中部的临海城市让欧宁想起家乡湛江，“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我的家一样”。 走访完宜兰、彰化、台南、台东、高雄的美浓之后，欧宁发现，台湾的城乡几乎没有差距，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公共设施差别不大。“没去台湾时，我特别佩服台湾的知识分子天天待在农村，以为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艰苦。”欧宁笑着说，去了才发现其实他们都很有钱，私家车都有好几部。如果农村都变成这样，谁不想去农村？ 在台湾很多地方，农民的耕种方式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在彰化，你会发现交叉耕种的传统保护得非常好。”欧宁说，各种作物都交叉在一起，满眼都是绿色。但对于像吴音宁这样的台湾农村知识分子而言，现在的状况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大家既能享受农村的美好环境，又能够在这里很好地生活下去，拥有一份不至于让人被迫离开的经济收入。”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实际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农民靠务农所得非常低，这就逼迫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其次，农村地处所谓城市中央的边陲，很多污染环境的工厂都被有计划地向农村转移。“空气和土壤都被污染了，农村如何美丽？在这两点上，必须不停地去对抗，想尽办法去解决。” 台湾有社会运动抗争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们也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近一年来，吴音宁67岁的父亲吴晟一直在到处演讲，致力于组织反对国光石化在浊水溪建立新化工厂的社会运动。国光石化这个新厂距离彰化不远，一旦建成势必将影响整个彰化农村的环境。吴音宁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反对《农村再生条例》的社会运动中。 《农村再生条例》是台湾政府在2008年为把台湾耕地进一步细化切分的土地法令。该法令的目的旨在把土地单位面积变小，从而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转让。吴音宁在看到这个法令时觉得非常夸张，她意识到这个法令的目的就是要将农村土地小块的卖给城里人，让他们在农村建度假别墅，从而让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来排挤农村的生活方式。 匆忙中，吴音宁写了一份名为“农村有事发生”的E -m ail群发了出去，陆续有关心台湾农村的农民、学生、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主动联系她。“我们一起参与到反对运动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团体。”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 台湾农村阵线虽然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它非常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在过去两年，台湾农村阵线都会举办“夏耘”学生营地，让青年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非常受欢迎。仅去年夏天在彰化组织的“夏耘”就吸引了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随着台湾农村阵线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开始参与到台湾大大小小牵涉到农村的社会议题。“但我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土地争议，”吴音宁说，你必须要有地，才能在上面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被保留下来。 兰考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 2010年2月7日，郑州鑫苑名家社区。兰考县副县长何慧丽在社区推销农户养的生态猪。CFP供图 梁鸿为《天南》赴河南兰考县调查。 虽然欣赏台湾乡村现状，但欧宁也明白，在中国大陆并不具备那样的现实条件。而他对中国乡建的发展状况虽然有所了解，却缺乏实地考察的经验。 2010年末，欧宁所在的现代传播决定出版一本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天南》。在《天南》的创刊号中，欧宁设计了一个名为“亚细亚故乡”的特别策划，决定集中介绍在几个亚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介入实践。 为了完成这个策划，欧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梁鸿用“当时就震惊了”来描述她听到“亚细亚故乡”这个词的感受。她说，这词激发了她对乡村大地强烈的情感认同。同时，梁鸿也意识到，这是将她的想法变成行动的契机。出于时间和写作的考虑，梁鸿最终决定选择温铁军团队为考察的主要对象。 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温铁军一直关注着“三农”问题，并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实践中。他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涌现出包括邱建生、何慧丽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的主力干将。 在温铁军团队中，与其他乡建人士相比，何慧丽的身份显得尤为特殊。她原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从2003年开始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做副县长。凭借她浓郁的官方色彩，何慧丽推出了一系列乡村建设的举措，在兰考搞得热火朝天。 2011年初，农历大年二十三上午11点，梁鸿抵达黄河边上的兰考县城。何慧丽下乡了。让梁鸿有些诧异的是，一下车，何慧丽就安排她去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在中午的饭局上，何慧丽也主动提起了焦裕禄。“她说，焦裕禄是真正具有乡村建设精神的人，为了改变盐碱地的状况，他一直在农村呆着，做调研，搞实验，最终，才找到了泡桐这条路……如果真是为了政绩而做，是不可能这么深入的。”梁鸿在《行动在大地》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不断深入农村也是何慧丽对自己的要求。“她是一个真正在农村里做、农村里跑的人。”梁鸿告诉南都记者。 正是由于深切认识到农民的实际需要,何慧丽实行的乡建措施比其他人更为具体、实际。她在兰考大力推广合作社，让农民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 梁鸿说，何慧丽做的农村组织化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城乡互动”，“就是让城里人到乡下来认购农产品。农民保证产品的纯天然，而城市人则付给更高的价格，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梁鸿在兰考南马庄目睹了一次认购生态猪的过程。这些生态猪是南马庄合作社饲养的，每头猪都有自己的认养人。“这些人大多是何慧丽这两年争取来的。”梁鸿说，这些猪都用纯天然食物喂养，农户每天都记录下猪的情况，以保证纯天然喂养，同时也便于成本核算。这些记录在交猪时要一并交给认购者，而认购者要按市场价的一倍买下这头猪。 当天的认购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当何慧丽要求农户将记录本交给认购者时，农户却拿不出来。他告诉何慧丽，记到一半就没记了，猪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这让何慧丽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没有办法，而认购者也并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梁鸿看到了整个过程，“我有一种特别的矛盾和难过，大家似乎有一种赞助和施舍的态度。我觉得，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和农民进行合作，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乡村经济和合作社的话，肯定是无法长久的。” 梁鸿的担心也是何慧丽一直纠结的问题。但对何慧丽而言，让她更为焦虑的是自己不同身份的博弈。“会有人觉得你干吗不好好当官，天天往农民那里跑什么跑。”梁鸿说。 何慧丽刚到兰考时，所有人都觉得她是个怪人，哪有干部天天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然后还去办合作社的。而随着何慧丽的影响不断加大，她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继续走下去也心存疑虑。“她也有考虑是否该回到书斋。”欧宁说。 像何慧丽这样有官员身份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乡建大军中，只是凤毛麟角。在兰考县二里寨村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见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的绝对骨干力量——— 大学生志愿者。这些孩子都是“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成员。 “二里寨是仪封乡非常偏僻的一个村庄，就在黄河古道上。风很大，走在村庄里，能感受到不远处黄河水的寒意……支教学生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一个两间的平房。墙上石灰斑驳，露出的内墙体灰黑潮湿，地上只是铺一层水泥，从地上走过，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学生们就在水泥地上打地铺，下面铺着一层稻草……”梁鸿在文章中记下了学生住处的样子。 据梁鸿了解“三农发展研究会”就是大学里关注三农问题的学生社团，全国多所大学都有。“这群学生非常朴素、简单，你见到他们，真的会流眼泪。”梁鸿说，“但这也是乡建人一个最大的特点——— 不认为自己悲，不认为自己苦。” 欧宁说，在拍摄志愿者宿舍时他一边拍一边流泪，但他不赞同用苦行僧的方式来进行乡建。“我觉得内地的乡建人士往往都不够开放”，欧宁说，随着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开始逃离城市，向往田园。但是乡建工作者却有意地抗拒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理解农村，是一种小资情调。“乡建应该是快乐的工作，快乐地在农村工作。乡建应该向全社会敞开，只有这样整个社会力量才能都投入进来，乡建才会不断发展壮大。” 在梁鸿、欧宁告别学生们时，天黑了，学生们开始烧火做饭。“用砖头垒的灶，上面放着一个大锅，里面熬的是白菜，屉里放着一大堆馒头，因为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上。” 尾声 清迈的傍晚，夜色将延绵起伏的稻田、竹林、香蕉和油菜花吞噬。听着被风吹得呼呼响的稻穗声，欧宁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广东省遂溪县下六乡。在泰国、在台湾、在翟城村、在兰考县，故乡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那就像一种召唤。欧宁曾在《致母亲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村大多数都像下六乡一样，人去地空，面临破产的边缘，它们有的向城市奉献土地，有的则输送劳动力，但都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与活力。在此时走向农村，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去选择大多数人急于抛弃的生活，但我的念头已越来越强烈。” 对于欧宁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吴音宁感同身受，“我觉得欧宁和我，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类似。我们都是在村里面念书比较好的小孩。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离开农村，上大学，去城市工作。”吴音宁告诉南都记者，离开农村是时代发展的脉络，但它还是给人留下了自主选择的空间，“所以我又回到了农村。” 但中国大陆和台湾有很大差别，欧宁说，我们比台湾离开农村要更为迫切和坚决，切割得也更为彻底，他们还在奋力抗争，而我们的故土早已凋零。 写完《中国在梁庄》后，梁鸿对乡村的没落非常绝望，也不知道能为它做些什么。但经过这一系列的考察，梁鸿开始对乡村建设充满了希望。“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它已经在慢慢地扩大影响。”梁鸿告诉南都记者，不管它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实际影响，我觉得只要在做，只要今天撒下一颗种子，明天撒下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慢慢生根发芽。而她自己也将参与到各种建设农村的实际行动中去。 何慧丽则说，她对农村从未失去信心。   采写：南都记者 颜亮 实习生 邵英杰 原文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7/5d/75d33f05e175dad8/Blog/df6/a445b5.html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原文地址： “两头真”的李慎之 作者： 信力建 考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头真”。所谓“两头真”是指不少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真诚地参加革命，此为一真；而后，在所谓“整风运动”和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个剥皮抽筋脱胎换骨，失去追求真理和理想初衷，丧失自我，变成党的驯服工具，直到新世纪来临，他们才大彻大悟，重举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大旗，真诚地直面现实，深刻反省自己，解剖历史。李慎之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一。 李慎之生于 1923 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 1941 年，李慎之 18 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 3 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贡蜀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并调入延安，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从他这段经历不难看出，年轻时的李慎之是一个追求真理向往自有的真诚青年。 然而，到了延安之后，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整风运动主角。经过一系列密不透风后的整肃，李慎之也自觉放弃自我，成为革命这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据曾在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建国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等职务的沈容回忆， 1947 年在平山召开的党的土地会议之后，在农村搞起了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当时，李慎之和他妻子张贻就将他们私下对沈容讲的诸如“对延安来的人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等等话，说成是沈容讲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竟还跑到外文部来给沈容提意见！ 解放后，就更是在劫难逃， 1957 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当时他对自己的检讨是：“我在 1956-1957 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独立思考，也不得不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放弃。而在这之后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李慎之都只能以现政权的铺路石和螺丝钉的身份苟延残喘。 然而，在其晚年，他再次迸发出青年时代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光热。尤其是在１９８９年的风波之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挂冠而去，并留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名言：“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这种大无畏精神化成了铿锵有力的文字。他不顾新闻检查的刀光剑影，直面漫骂者肮脏的口水，忍受着旧日朋友的误会，直言不讳，秉笔直书，用他那支多才的笔，横扫几十年来流行的谎言和谬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英语，长期从事国际工作，是中国当今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在他介绍西方的思想时，总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话语；讲中国问题时，又从西方文化 中引出精深的解释。他的文章不仅中西贯通，视野广阔，而且格外坦诚和彻底，令人顿开茅塞，振聋发聩。 在 1999 年写就的《风雨仓皇五十年》中， 李先生笔锋直指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问题， 喊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李慎之就是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爆发出思想的光辉。 譬如，李慎之在分析中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时指出：一是资格特别老，有２２００多年的历史，没有那一个国家能相比；二是 ” 政教合一 ” 或 ” 政教混一 ” ；三是 ” 政治伦理化， 伦理政治化 ” 。皇帝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人没有 ” 公民 ” 的觉悟，只有 ” 子民 ” 的顺从；四是 ” 大一统 ” ；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六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七是生命力特别顽强。 ” 中国人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 ” 李慎之对上述每一特点的论述和剖析，都联系到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李慎之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 ” 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 ” ；因为近百年来多次遭到外国侵略，专制主义很容易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 ” 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人头上去，它就可以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 ” ； ”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 ” ；中国专制主义还受中国包括儒法在内的许多派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持。李慎之不无激愤地写道： ” 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 ”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 ” 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 “” 大规模的以权谋私又必然是因为公共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的结果。这恰好是专制主义存在的证明。 “” 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 ” ‘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变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也明明是 rule of law 的翻译，但是没多久，变成了‘依法治国’，变成 rule by law ，回到秦始皇去了。 ” 李慎之断然说： ” 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 李慎之指出： ”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 这两条哪一个在先？ ” 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 当今七十岁到九十岁的人中间，不少像李慎之一样，青年时代被 ” 新启蒙 ” 引上了革命之路。晚年大彻大悟，又回归到旧启蒙的路上，即重新 ” 把世界上已成共识的，已经制度化了的‘民主’的观念拿来中国进行启蒙 ” 。其中之一的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 ” 之 ” 字，来描述他们所走过的路。他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一部分天良未丧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就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的思想是对二十世纪实践的提练，是对漫长生命历程的深思，当然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 ” 两头真 ” 的老人，也是灿烂的夕阳。

中国大陆从1949年后就一直在这种“被会商”教育模式下生存，学校不仅不能和西南联大相比，教师和学生素质也越来越差。此前的60年，中国除了拍马屁大师外，没有产生过真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师，也很好预言：在“被会商”制度下，未来60年也将不会有任何大师出现，包括拍马屁大师——这种大师，在前 60年已然登峰造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