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在學術討論重現生機的80年代，林茂生、唐寶林、沈寂等學者通過不斷發表文章、舉辦研討會等途徑成功為陳獨秀摘掉「反革命」、「漢奸」、「右傾投降主義」等帽子。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進步意義和領袖地位也逐漸被主流話語體系所接納。但2000年後，陳獨秀研究深入到他晚年民主思想後，被動陷入低潮。2003年北京陳獨秀研究會被取締；2009年《陳獨秀全傳》未能在大陸出版。 文/墨芝 1966年末，在「去北京見毛主席」的口號聲中，學生大串聯運動席捲全國，各大中院校紛紛停課。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一名普通教員，27歲的唐寶林，也搭上了大串聯的火車，很自然地跟對座的乘客聊起了天。 對座問：「唐先生是幹什麽的？」 唐寶林說：「我教黨的歷史。」 對座立刻問道：「噯，你們搞歷史怎麼這樣？今天可以這樣說，明天可以那樣說？」 他給唐寶林舉了個例子，井岡山展覽館裏有一桿「朱德的扁擔」，困難時期朱德曾用那桿挑糧食上井岡山，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桿扁擔竟變成了「林彪的扁擔」。 對座一再問：「你們這個搞黨史的怎麼能這樣？」 如今73歲的唐寶林回憶起這「改變命運的瞬間」，說：「這意思就是你們沒有人格，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這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我覺得我選了這個職業，是一種恥辱。」 因此，當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組織上讓唐寶林重操教黨史的舊業，唐寶林卻難以接受再回去說假話了。他通過朋友聯繫，轉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去「做真正的歷史」。 從此，他與結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結下不解之緣。 麻包袋裏的歷史 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72歲生日的第二天，爲了爭取蘇聯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支援，毛澤東一聲令下，將中國「托派」一網打盡。事實上，不僅是托派分子，所有與托派有聯繫、同情托派的人盡數被逮捕、抄家，他們所保存的一切資料也從此被封，不見天日。 但就像歷史開了一個玩笑，在「砸爛一切」的60年代，紅衛兵衝進國家檔案機關，要把這堆關於打擊托派的「亂七八糟」的資料拉到造紙廠銷毀。一位資料室工作人員趁機將這批資料搶出了兩麻袋。 到了1979年，整個社會逐漸從一場迷狂中清醒，這批資料開始被重新整理。最初被找去閱讀整理材料的是幾個中學生。由於曾經的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是被明令通緝的人物，他們在刊物、傳單上發表文字都使用化名，中學生們自然看得一頭霧水。 就在此時，已被編入後期陳獨秀研究組的唐寶林聞訊而來。通過與托派老人的反覆聯繫核對，唐寶林逐漸明瞭了這批材料的重要意義：「我們一看這個材料就不得了，因為這些材料都非常的全，等於是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42年去世，陳獨秀發表在托派刊物上的所有的文章、他們的書信、他們的活動、托派中央決議……這些材料幾乎是完全的，刊物都是一期一期連著的！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到陳獨秀在後期的歷史很清楚，1927年以後到1942年究竟他幹些什麼，主張什麽，思想怎麼變化，他和國民黨、共產黨的關係，都很清楚。」 出於資料共享的理念，研究所本想將這批材料編成《陳獨秀後期歷史資料》公開，但由於80年代乍暖還寒的政治氣候，《資料》最終胎死腹中，而前述原始材料也迅速被再度封存。「這樣我反而成了個壟斷的了。」唐寶林笑得爽朗而落寞。 儘管《資料》無法出版，研究也不時受到壓制和打擊，但在學術討論重現生機、黨內開明派不時佔據上風的80年代，林茂生、唐寶林、沈寂等學者通過不斷發表文章、舉辦研討會等途徑成功為陳獨秀摘掉「反革命」、「漢奸」、「右傾投降主義」等帽子。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進步意義和領袖地位也逐漸被主流話語體系所接納。 「非法刊物」與「必須取締的協會」 1989年3月，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教室裏，數十名陳獨秀研究學者半秘密地成立了中國首個「陳獨秀研究會」，由中國人民大學資深的陳獨秀研究者林茂生出任會長。 但就在1989年那個最著名的春夏之交，陳獨秀研究與整個中國一起陷入了沉寂。 這樣的沉寂到了1992年才在陳獨秀的故鄉安慶被打破，陳獨秀研究會召集了第二次會議，唐寶林從此時開始擔任研究會的秘書長。1993年，研究會開始出版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會刊最初是私下油印的，不定期出版，自然也就沒有所謂刊號。 然而後來由於《陳獨秀研究動態》彙集了國內最頂尖學者的最新研究，唐寶林也不斷通過會刊提供他的「壟斷性」材料，《動態》漸成陳獨秀研究領域最權威的「非法刊物」。「瑞士、美國、德國、日本、香港、台灣的都要來參加。」唐寶林說。 另一位黨史研究專家陳鐵健也非常懷念90年代研究會和會刊帶來的「繁榮」：「有了這個樣的組織，它就可以把很多的有關的學者集合起來，就一些問題來一次學術會議，來請大家做研究、寫文章、到這裏來討論。這個組織的作用是不可以小視的……我們有一個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這個後來合成了有兩大冊吧。通過這個東西要提供一些信息啊，提供一些資料啊，溝通互相的研究狀況。」 1990年代陳獨秀研究的進展被唐寶林形容為「一發不可收拾」。陳獨秀頭上的所有「帽子」在學術界都被摘掉了。但由於官方的忌憚，在權威的黨史和教材中，仍將陳獨秀定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在陳獨秀的帽子一個個被摘掉的同時，《動態》自然而然地開始研究陳獨秀的晚年民主見解，這就導致另一個話題變得不可避免——針砭時弊。陳鐵健坦率地說它是「比較激進」的。 唐寶林清楚記得那是在《動態》的二十三期上，原胡耀邦的理論秘書吳江發表了一篇長文《答香港友人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是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或者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文明、文化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而現在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很有生命力，還沒到垂死、統治不下去的時候。 由於此時《動態》的影響範圍已經相當廣泛，而這篇文章的影響尤為巨大，北京市出版局的稽查大隊遂找到唐寶林，宣佈《動態》為非法刊物，要求立即停刊，並提出若要繼續辦，必須申請刊號。 唐寶林於是當真到出版局申請。「申請的時候，他那邊的態度還比較好，接待人員是個小年輕。他說：『老先生，陳獨秀的問題現在是一個禁區，我勸你現在不要搞刊物。如果你要申請一個刊號，沒有人敢給你批准。因為如果要是批准的話，他就要組織人審查，沒有人能給你審查。所以你這個不可能被批准的。』那我就完了啊，最多不辦了，不辦了。」 正當唐寶林要離開出版局的時候，他看到了牆上的一個說明，上書：學術團體內部簡報，不需要刊號。唐寶林回去以後，就把《陳獨秀研究動態》的名字改成了《簡報》。「搞了一年以後，我又改了一個名字……不斷地改名字。」唐寶林說。 1999年，由於蘇聯檔案解密，陳獨秀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成果，研究會於是悄悄在香港出版了《陳獨秀研究文集》並在國內銷售。他們自然是沒能瞞過公安機關的眼睛。 「他們就來抓我，說你這個書怎麼出版的？怎麼印的？怎麼賣的？我當時就坦白講，一講他們就說是你這是違法的，違法怎麼處理？一種是要判刑的，一種是經濟處理，是要賠錢的，要罰款就罰得你傾家盪產。」唐寶林說到此處，哈哈大笑。 此事後來在社科院的保護下，並沒有真正追究唐寶林。然而陳獨秀研究會離真正被取締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2003年11月4日，據聞由於唐寶林發表的一篇批判新版黨史的長文，引起了中央某些領導的注意，北京陳獨秀研究會正式被中國現代文化協會下文取締。陳研會屬於二級學術團體，必須掛靠在由民政部直接領導的一級團體之下，它當時掛靠的是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文化協會。 唐寶林回憶道：「民政部把我們所掛靠的單位教訓了，說：你們回去立即要做出一個決定，現在起取締陳獨秀研究會。不要講任何理由，不要講任何道理，現在就取締！如果你現在不取締，我就取締你中國現代文化協會！」 北京陳獨秀研究會由此壽終正寢。 中共為什麼怕陳獨秀 在北京陳研會被取締以後，唐寶林決定用十三年完成一部集大成的《陳獨秀全傳》，他最終於2009年完成了這部多達一百萬字的巨著。然而就在他開始埋頭寫作的近十年間，中國的陳獨秀研究可謂一片肅殺。 陳鐵健說：「目前這個陳獨秀研究整個狀況比較沉寂。不像八十年代或者是九十年代那樣的意氣風發。僅從學者這個主體上，那時候大家很有一種比較昂揚的狀態。現在就是好像逐漸地走向平靜。那種平靜呢，嗯……主要是受到一些外來的干擾，不是學者本身的問題。」 在被問及官方何以如此忌憚陳獨秀研究時，陳鐵健和唐寶林的觀點非常一致——陳獨秀的民主思想。 「現在中國共產黨最害怕民主啊！」唐寶林說，「你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反對派，我不能為你平反，一平反，將來這些人都有理由可以搞反對黨了？中國共產黨是不允許的！而且不僅僅是這個反對黨的問題啊，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還有言論、出版、集會、罷工自由，這些共產黨也吃不消啊！」他還坦言，如果沒有晚年的民主思想，陳獨秀的問題早已解決了。 2009年，《陳獨秀全傳》在中國大陸出版未遂。「專制國家可恨就在這一點，沒有任何自由，言論、出版、思想……沒有任何自由。」唐寶林說。 這位老人說道：「出於人的良知，對現實、對歷史上這種不公平，我自己心裏有一種不滿，通過這種形式宣發出來。出於對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做那種阿諛諂媚、給權勢者拍馬屁，齷蹉的人，要做一個心底乾淨的人。」

韩寒：一个流传多年的谣言 进入专题 ： 成功 谣言    ● 韩寒       今天，我要郑重的辟一个谣。有一条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拿出来微博和帖子，每次出现转发都上万，内容与我有关，大致是这样的，十多年前央视做了一期节目叫《对话》，请来三个三好学生，都是女孩子，马楠，刘亦婷和黄思路，而我作为反面教材出现，被观众和嘉宾大肆批判，十年后，这三个女孩子都嫁给了美国人，没有了声音，而我一直留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针砭时弊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当然，要谢过撰写者和转发者对我的美化，但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十多年前，央视的确请我去做了一期叫《对话》的节目，这期节目差点做成《对骂》，参与这个节目的女孩子只有黄思路一人，她弹得一手的好钢琴，也很有才华，我十分欣赏羡慕，节目中并没有把我们对立。而马楠和刘亦婷则根本没有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这条广为流传的段子对这三个优秀的女孩子是很不公平的。虽然北大学生马楠在克林顿访华的时候责问克林顿，但这完全无妨她对美国态度的转变，我小时候还想参加志愿军进行第二次抗美援朝呢，我初中还赞成武力收复台湾呢，最傻的时候我还把栓狗的链条带在身边当星云锁链呢，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会一成不变的。就算他不转变想法，又何错之有，责问克林顿与嫁给美国人之间没有任何道德逻辑的关联。何况我查证了几年前的新闻，马楠拿绿卡，去美国留学等都是谣言。     关于刘亦婷，《三重门》出版时，正赶上《哈佛女孩刘亦婷》火热，她在美国，也很出色，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同，我走在我的野路上，她走在她的大路上，都值得祝福，只要不走歪路邪路，每条道路都有成功的方式。黄思路也是，在央视的那期节目之后，我们互相还有过交流，表达过对彼此的祝愿。据我所知，今天她也很成功，生活幸福。并不是成名才叫成功，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立足和杰出，或者家庭美满，就已经是成功了，这年代，成名算屁，多少屡秀下限的傻逼也能粉丝绕膝。什么叫一个人没有了声音，用微博刷你屏，上电视当嘉宾，啧啧有声舔臭脚，头破血流扮名流，这就叫有声音？黄思路，刘亦婷和马楠，她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选择。我知道类似的传言能煽动民族情绪。把这些未经查实又没有关联的内容捏合在一起，虽对我有利，却结结实实损害了另外三个女孩子的清白和名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不能转嫁到这三个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姑娘身上。她们自食其力，出国留学，爱上外国人，这很好，我呆在中国，没娶洋妞，也不代表高尚。     至于我，的确没想过要移民海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由，也不怕你用动机论阴谋论来解释，说白了，纯粹就是因为到了国外过不惯。我的朋友，家人，亲人，读者，车队，赛事都在这里，我也喜欢看中文字，吃中国菜。我热爱一片土地，是因为这土地上站的人。我爱的人们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几年前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在中国，我周围都是贪官们，已经习惯，去了外国，发现周围还都是中国贪官们，我肯定崩溃了。     最后祝福任何移民的朋友，定居海外的人，在国外念书没有回来的学生，愿你们替我多呼吸几口自由干净的空气，愿你们在更公平的环境里创造一切，能造福到你们的，迟早会造福到我们。         进入专题： 成功 谣言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888.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选优。结果给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道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荣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血泪洒辽西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燕山脚下的冤魂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