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评议人：胡永恒 昝涛 盛洪 赵农 　　张曙光： 　　对453次学术论坛，今天我们请到董彦斌博士做主讲，讲的是从1954年宪法看中国的宪政。现在宪政又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但是又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话题。讨论也是一方面，实事可能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中国的宪政，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一些改革，就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到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看来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事情。董彦斌是《中国法律杂志》的总编辑，对这方面有很多思考和研究，我们今天请他来讲这个问题。 　　董彦斌： 　　谢谢各位老师！今天回到天则所，我的故乡，感觉一方面很亲切，另一方面有些紧张。今天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从1954年宪法看中国的宪政制度》。 　　分五个部分，做总的评分和现实，做一个相结合的讨论。 　　引 言。 　　从中国古代的模式讲起，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说北大的保安喜欢问人一句话“你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这是中级的问题，在宪法来说，也要说一下，宪法是谁，从哪来？中科院的研究学者叫郭服，受邀请去英国做中国动物史研究，重要的文本就是山海经，他研究山海经的过程当中觉得很痛苦，理解不了上面画的动物，有的动物是两个猪的结合，有些时候不是单纯的两个猪，是一个猪有两个头，现实当中没有这样的动物，郭服不能理解，后来看了图腾的书以后，这个是图腾的一个拼接，一个部落，本来有一个图腾，后来两个部落结合，大家互相彼此吃不了，只能做一个拼接，这个拼接有时候是简单的拼接，一个猪的两个头。还有一种拼接是另外一种拼接，闻一多提到，人是有不同的图腾揉和而成的一种综合体。龙图腾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中国古代部落联合形成中央政权的，龙图腾就是中央政权的形成，有点像美国的建国，也像中国很多时候的建国。 　　如果说在龙图腾过程当中，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国家的契约，或者说是正规的契约，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从此没有形成一个约束，中国古代有所谓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件，上世纪春秋，一个记载言论，一个记载事件，但是没有这样记录正式契约的官员，能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权益跟权益之间是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没有这样的传统，就变成了一种基因，一直到了近代，才得到改观，但是改善的并不理想。 　　临时约法大概跟刚才说的过程有点像，但是临时约法这样的信条，受到的时间非常多。以此相悖的就是另外一种模式，中央政权向地方政权的统摄。这个时候形成一种中央王权，中央政权为什么请示？寻求中央政权集中过程当中的一个产物。 　　关于五四宪法的一个具体形成过程，最近几年来，有很多的学者，都共同之向了同一件事情，这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的时候，向中共中央建议，中国要制宪，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政治系的张民，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指定的共识。 　　在我看来，形象的过程，没有这么简单，不认为他们说斯大林的建议是五四宪法形成一个唯一的，或者说是直接的原因，我认为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如果只看文本，这件事情有一个孤证，52年的10月，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通过书信的方式，向斯大林请教，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这个事情在刘少奇建国以来都有记载。刘少奇说，目前党内制订宪法问题，中国是不是要急于制订宪法？还是要考虑？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纲领，成立过程当中，各个阶层当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能不能考虑在过渡的时期不制订宪法。在刘少奇跟毛泽东写信的里面，记录了斯大林的话，说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就可以用两种说法向东农群众反对你们，第一，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第二，你们国家没有宪法。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自刀上，是自封的，所以你们应当从敌人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借口。你们制订的宪法可能是一个粗制品，但是有一个宪法比没有要好。 　　在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位学者看来，都把斯大林的这些话当成了宪法制订的原由。93年的年初，人民日报社论，当年设定宪法，1953年出了一个宪法，已经成为当年的一个三大任务之一。在我看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制订宪法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不陌生。1931年的时候，就制订过中国苏爱林，当时跟苏共有很多的互动，最终宪法的制订是毛泽东，请一位叫200台的，刚刚从苏联回来，在苏联干过法律顾问的人，毛泽东统筹来做。当时跟上海的临时中央的联系都非常少，因为交通不便，通讯不变，周恩来当时起草一些对宪法的一些要点，怎么统筹之下，宪法引出来了。1947年，在周恩来的交待之下，作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的主任，也曾经起草过全国性的，后来根据毛泽东跟刘少奇的指示，他还起草了两部，一部就是跟时代结合比较紧密的，另外一部是指向未来的，1947年局部不明朗，马上宪法草案，刚刚写出来，毛泽东先把它搁置起来，后来宪法草案几乎没有被提起过，这件事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制宪不陌生，而且还很准确，1947年的时候，就想制宪了。 　　在我看来到事情进展到1952年，也就是说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向斯大林请教的时候，其实中国方面制宪的呼声非常局限了，这也是为什么刘少奇在报告当中批评了有人想继续维持共同纲领的这样的说法。他说有一些人希望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有一个共同纲领就够了，还何必需要宪法？ 　　刚才我说的那几位学者，细读刘少奇起草修改的报告，如果只看文字，这两句话，刘少奇自己在跟自己打架，的的确确在他们这儿已经做了筹备宪法的权利整合工作。当这个权利已经整合的差不多的时候，制订宪法就可以说顺理成章了。他们整合的几方面的权利。 　　第一，中央和地方。最大的表现就是要解除五大行政区，分为两个过程，一个过程先把五位首长，大行政区的书记调到北京来，这个刘少奇在1952年的夏天，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加强党中央办公机构的报告，杨少坤和安子伦起草，刘少奇批文的，各方面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中央的办事机构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所以明年初将中央局的抽样，加强领导。在这个过程提出做计委，提出设计一个后来没有出现的一个部，1952年的时候提出中央要设立一个政法工作，之后没有出现，没有采用，他们已经准备让红珍调任政法工作部。 　　后来的高饶事件，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联合，这都让中央感到一种地方权利对于中央的威胁，所以要改变这种状况。到了宪法快颁布的时候，中央文件行政区就撤销了。所以这是中央的地方。党中央和政务院，1953年的年初，随着新税制，要增加税收，当时税收总额下降，要想办法多弄些钱，这个新税制定出来以后，没有向毛泽东、书记处汇报，自己下发的，经过批示，所以当山东省的一个领导人要向农工写信以后，刘通表示新税制怎么回事，不清楚，但是现在很乱，据此周恩来很简单，马上起草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轴额来说，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危险的今后政府工作当中的一切的主要的重要的方针，重大计划和事件，经过中央批准执行以后，再执行。之后他分了各个口的工作，分给不同的人去对中央负责。而周恩来本人，只负责一个外交工作。其他工作分配给其他人。他通过毛泽东跟周恩来这样的一种彼此的表态，确立了一种党中央对政务院系统的这样一种统摄。 　　行政权和司法权。在1952年的时候又注重司法改革运用，这个司法改革跟我们今年的司法改革含义完全不同，这个司法改革主要是为了从旧，把国民党的旧法人员解放思想，全部从新的系统里面都除掉。 　　作为一位算是比较熟悉法律工作的老人，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还给刘少奇写请示，是不是把所有的国民党全部调过来，刘少奇说不能做，已经形成党对司法权的一种绝对的领导。从国家和社会层面，通过抗美援朝整合人心，抗美援朝1979年对于自卫反击站，有点一举同工之处，用一种暂时的形式，来聚合人心，自发和被动，必须符合一种思想。 　　三反五反，针对资本家的，刘少奇在写给斯大林的信里面说了，经过三凡五反以后，资本家被孤立，威信大大降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听到过很多让人很伤心的事情。经过这些整合以后，他们最终需要一个文件，来确认这样一个整合的成果，这个成果最好的表达就是宪法，中国中央领导人自己已经产生了，无非是通过向斯大林讨教的形式，让他获得一种国际上的确认。 　　制宪，基本的过程就是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时间很短，几乎斯大林的建议，马上这个决定，因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12月1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一个通知，在1953年召开多数大会，会上将制订宪法。 　　1953年的1月1日，人民日报通过宪法作为三大任务之一。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个组的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立，毛泽东是主席，政协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个最高机关的领导人，都包含进来了。但是，实际上真正起草作用的人，发挥作用的人，应该说还是毛泽东跟他的秘书，在陈伯达的最后口述里面，起草的这个功劳放在了自己的头上了，毛泽东这样说，说陈伯达的惨案系被废弃，不管怎么说，还是毛泽东通过他的秘书，把这件事情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 　　这就跟之前的几个中华民国的证券成立初期的几个宪法，起草过程，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临时约法的起草，很多人误解临时约法是第三题材，很荒唐，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当时临时约法的起草恰好是参议院，极力排除孙中山对宪法的影响发挥作用，孙中山在要制订宪法的时候，政府组织上的草案，你这儿起草宪法，有一个要起草的东西，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参院马上恢复，立法制宪这是我们的职责，议会的职责，不需要行政权的参与，你们的东西全部做好。这是1912年1月底的时候。非常强的宪政意识。但是孙中山没有办法，通过同盟会的会员发挥作用，他毕竟是同盟会的首领，他既是同盟会的成员，又是各个省派来的代表，如果是按照我刚才讲的这种模式，地方有很大的权利，中央政权就是联合起来，各个省的负责人，对于他派来的代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哪怕就是说这些被各个省派来的代表，首先还是听各个省的意见。 　　起草的时候，当时出现了一种割裂，这个割裂，因为宋佳人去世以后，二次革命爆发，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了，形成了国民党跟袁世凯之间无法弥合的这种分歧。就是想通过起草宪法来约束，袁世凯曾经派了八个代表，想在起草委员会上表达他的意见。所以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这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和袁世凯，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们理解54年的宪法，主要是由他的秘书班子办成的，经过讨论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这个是领导武装力量呢？还是领导武装部队呢？给了这样一些问题，还被叶圣陶先生给否了，叶圣陶说，既然在宪法别的条文提到说，可以影响社会各个力量，你的力量也是可以被引导的。所以把这种宪法起草牢牢地掌握在最高领导人的手上，的确是54年宪法的一个特点。 　　54年宪法，在制订过程当中，第二个特点就是宪法资料，毛泽东当时提出来让准备了很多的参考资料，你看他说，1936年的苏联宪法跟斯大林的报告，1947年的蒋介石宪法等等，很多的宪法资料。但是按照大元教授采访，当时董成美教授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拿来看，但是不可能成为宪法题材过程当中的真正的参考，我们在1954年夏天，作为宪法修改的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在参考资料里面，不会去把人类文明切割成两部分，我们只选择东方的东西，不会选择西方的东西作为参考。 　　第三，排除法学家的作用。刚才说钱生生是一个起草的顾问，周董生国家法学家也是，当时的陈军如，作为院长，他就是很合适的人，讨论国民党30年代宪法影响的文章，这样的人是灿若星辰，毛泽东也好，几位律师也好，本身不是学法律的，实际上可以说都是现学的，对于政治，对于中国要走什么样的人，在当时来的时候是有决策权的，但是对于宪法本身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不会有太多的知识。 　　内容上面的过渡，再后来严重损害的宪法的威信度，宪法的条文即使起草，也过时了，所以他反反复复的强调。尽管他说宪法是一个总的章程，大概等社会主义建成的时候，一些宪法有些不适用，到时候会有新的宪法。眼下的宪法就是失去尊崇的一种福语。实际性、过渡性，纲领性，还能指向未来，这是一个过度时期，这也回应了要整合中央权利，做一个整合中央权利过程中的一个文本，至于中央权利整合，进一步整合以后，可能这个宪法就失去了他的十一五基础了。 　　还有就是说五四年宪法，他限制了少数派的权利，刘少奇在宪法起草的报告当中明确的说，他说由于现在的各种的具体条件，我们在选举当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思想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用这样一句话，直接把这样一些少数人，也曾经是社会精英的这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的权利就被剥夺掉了，排除了政治生活之外。 　　这个也让我想起了民国初年选举的时候，当时采取选举的办法，他当时是现选制，他的现选，主要是基于学历，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我记得好像是小学毕业，才能拥有这个选举权。哪怕是说，他需要是一个有产者，这都比剥夺封建地主的官僚资产家强。54年宪法的一个小特点，用张幼仪的话是立足全语话，这是1949年中国法律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易改以往风格，看得出来，他还是求得公众的认同，尽管是一个很小的特点，也能反映他的这种心态。 　　54年宪法有它的可取之处，一个就是它在起草的过程当中，我说的可取不限于接下来说的两条。一个是有一定的民主成份，毛泽东本人是不赞成有这一条的，但最终宪法里面还是写上了，有居住和迁徙的权利。另外一条就是罢工，毛泽东在56年的时候，曾经提出来，我们宪法当中没有罢工，我觉得应该有，这一条到了1975年宪法制订的时候，张春夏按照主席的建议，宪法修改增加了两条权利，人民有大字报的权利，再一个有罢工的权利。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在小的方面，也不是全盘被采纳，也有些跟他出入的地方。 　　还有就是说，很重要的一条是一个过渡的，确认了当时的一种状态，现在来看是很积极的，就是土地私有制。54年宪法规定是私有制，这都成为我们现在对土地权利进行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文本的一个基础。54年宪法颁布以后，中央最初也是开足了马力来宣传，有一篇留白的文章，写着一个报道，叫做举国欢呼的时刻，用了诗意般的语言写了对宪法的意思，三点钟，一阵掌声把六万人的心，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展开了，我们的毛主席站在了全国人民的岗位上。“亲爱的同志，你知道吗，在这庄严的时刻，我们的朋友在用希望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的敌人在用凝聚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决定一个重大的事情，六万人走向永远革命的道路，1949年毛主席庄严宣告，今天站立起来的中国人，得到了第一次丰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宪法。我们6万人心理的深处表明一个决心，我们热爱宪法，我们要把宪法变成一个实际的行动，等等。”

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涉嫌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捕。港媒报道，350多人牵涉到整个间谍案中。这次事件不过再次说明，在中国这个人治国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个依法办事。安全部副部长助理不过是做了他的本职工作，也就是为美国作了点贡献，“中美国”嘛。路透社报道说，数月来中美两国对此都保持沉默，避免中美关系再出现危机。言外之意像是说，事情本身可能没什么，怕曝光让老百姓知道了，才会出现（公关）危机。 其实多年来不少中国党政高级官员都在孜孜不倦地为美国服务：金融经济官员在中国推动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在宣传和灌输私有化瓜分国企，政治上不停地挑战、腐蚀1949年以后新国家合法性基础。中共最高级官员都让下一代去美国，或投资或进入美国教育系统接受教育。最高级领导人这么做，无疑是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美国的信心。 如果说各行各业的许多党政官员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和专业领域内或多或少地为美国作贡献，那么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官员向美国输送情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真不必大惊小怪。自称是崛起大国，却不敢放映抗美援朝的影视作品，怕妖魔化美国，怕激怒美国。当整个教育系统和舆论向国人灌输美国友善，放手让好莱坞在中国塑造美国的崇高，人人兼有“爱美”(国) 之心是必然的，包括安全部的官员。 按照“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逻辑，按照美国是全人类民主自由捍卫者的普世观点，把为美国作力所能及的事情说成叛国投敌，不仅不普世，而且显得太狭隘，太排外了。有了亲美官员和公知多年的努力耕耘，亲美亲西方的舆论和文化氛围已经大大降低了叛国变节投靠美国的良心障碍。至于法律障碍，中国有多少人执法犯法，又有多少人受到应有惩罚？这种风险和收获比会让许多人跃跃欲试。 据中国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安全部副部长的这名助理今年初被捕。他被指多年来向美国提供中国在海外间谍活动的情报。消息人士说，这名副部长助理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向美国提供“政治、经济和战略情报”。目前还不清楚这位部长助理接触到的什么级别的情报，其变节多大程度上危害到中国在海外的间谍网。 路透社报道说这位副部长助理接受了中情局大量美金。当然他们不会指出中国官方的亲美路线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其中所有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效果。连唱红打黑的前重庆公安局长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表现出对美国的信仰和幻想，进了美国领事馆寻求帮助。山东盲人陈光诚进美国使馆之后中美协议以及对他在国内的学习安排，最后再帮助他去美国，也等于向世人宣示美国的人道和美国的安全。 据说这起间谍案是20多年来中国安全机构发生的最严重的间谍丑闻。上一次发生在1985年，当时国家安全部处长俞强声叛逃美国。俞强声叛逃后对美国揭发了中情局分析员金无怠为中国间谍的身份。金无怠在1986年被宣判长期监禁前夕在美国监狱中把塑料袋套自己头上自尽。据传，俞强声叛逃令中国在北美的情报网被一网打尽。 俞强声的兄弟俞正声现在做上海市委书记，台湾媒体一度传作为中共高干子弟的俞正声可能在十八大升任政治局常委。 国家安全部这种工作就是过去经常说的“看不见的战线”，秘密战士是要出生入死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坚定的信仰，恐怕是起码的要求。应该不像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那种：睡女人、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还能杀人，还居然都是工作和党的需要！对男人来说，天底下哪里去找这样的美差？！即便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英国特工007，大把花钱，到处睡美女，但有一点人家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对西方根本制度的无比忠诚。 相关日志 2012/06/02 — 疑当美国间谍 中国国安官员被捕 2012/06/02 — 外媒热报中国安全部官员被中央情报局策反案 2012/06/02 — 中国国安部副部长秘书竟是美国间谍 传涉邱进 2012/05/21 — 中兴证实Score型手机存在安全漏洞 2012/04/17 — 红头文件:关于严禁购买和使用安奈特公司网络设备的通知 2011/12/27 — 关于泄密门真相的推测 2011/12/26 — 泄密门最新进展追踪 2011/12/26 — 月光博客:泄密门升级：天涯四千万用户数据外泄 2011/12/22 — 密码为什么明文存放 2011/12/22 — 月光博客:CSDN网站六百万用户信息外泄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45 次 更新时间： 2012-05-22 09:25:10 刘青峰：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 进入专题 ： 文革 知识分子 道德勇气    ● 刘青峰       道德勇气的文化坐标          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演变的风向标，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就难以理解今天中国文化正向何处去，也无从了解知识分子运动的深刻背景。     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或道德勇气？     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强调，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尽管“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但“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1有的则更尖锐地指出，由中国传统的“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寄生虫”。2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是大陆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重要方向。与此迥异，海外及港台学者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和批判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性，和“明道救世”的基本价值，认为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士就兼具重理性和宗教使命感，这就使得“中国的‘士’毋宁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3     大陆学者从当今的现实感受出发，敏感地注意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可以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海外学者则多从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出发来分析讨论。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也就是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模式，同时，现实的命运又迫使他们经历了一个道德勇气逐步沦丧的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到一九八八年，更有不少文章直接大声呼唤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和参与意识。只有对某种普遍缺少或丧失的、而又非常具有意义的价值，人们才会有如此一致的共识和关切。     我想，从感性上讲，很多人会同意本文提出的命题。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4但是,一旦我们将讨论严格化，就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什么是道德勇气？谈道德勇气离不开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文化价值系统给道德勇气一个定义，把道德勇气看作是人追求、捍卫自己所认同的某种理想或价值标准的热忱，并敢于用这种价值标准来评判或对抗任何外在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上的权威或潮流的道义力量。它特别表现在内在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道德和道德勇气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之中。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道德勇气的性质和来源大不相同。因此，原则上我们不能脱离某一价值系统来讨论这一问题。基督教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佛教教徒超脱凡世的悲愿，使他们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己奉献的道德勇气。而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抛头颅洒热血也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可见，当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不同时，道德勇气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不相同。     因此，我提出文革前大陆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就应该有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即这一命题是在跳出了文革前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当时知识分子时得出的判断。只要深陷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之中，就不会发现道德勇气的沦丧。相反，那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热忱和奉献、自觉地改造自己，都是相当真诚的。他们按照这种理想在批判现实时，也表现得十分执着激烈。同时，当他们自己被批判时，内心却出奇地软弱。这种心态，只能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说明。     这样一来，考察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沦丧，就转变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比较和转化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三种价值体系来透视，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第三，我们还应该能跳出前两种文化价值系统来考察这一问题。本文不可能对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与政治文化转化的探讨上。为此，本文先简略地剖析一下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接着讨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之后，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为什么会一步步沦丧。          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中，作为道德载体的人生价值高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价值，而文化价值又高于作为政治社会关系载体的人生价值。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儒家传统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顺序，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儒家的“成仁”的道德理想，并不是终止于个人精神满足和受用，而是一种积极关怀人世间伦理教化和政治秩序的内在的资源。这就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内圣外王”与“知行合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把“立德、立言、立功”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可以互相转化。从诉诸于每个人内心的追求成仁的道德感，到通过文化学习、读圣人经典所得来的文化教养，再把二者转化为实现道德政治和社会礼教的行动力量，才算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根据这一终极关怀及其修身模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可以来自于这三个层面，即内心的道德感、文化教养的优越感、和施展道德理想抱负的使命感。由于这三个层面不可分割、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就造成了儒生对“成仁”的途径，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对道德勇气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侧重。     孔子的道德理想的核心是“仁”，而修身的方式是“见贤思齐”式的克己内省的修炼。孟子则进一步赋予孔子“仁”的道德理性一个性善论的基础。这样，道德价值判断可直接来源于人生而具有的知善和正义的道德感。修身模式也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道德勇气可以从人的内心开发和涌现出来。荀子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勇气的来源就不能是与外部行为无关的人的本性的体现，而要通过外在规范的强制和道德教化的浸濡，并表现在对于外在规范性社会秩序（礼）和君主权威的热忱和捍卫上。荀子强调了“外铄”的作用，其修身模式中“博学”、重视文献知识的“学统”也就被推到重要的地位。他强调“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5     可见，在先秦儒学大师那里，对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所强调的方面，就有很大差别。陆九渊和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传统，形成了陆王心学，“致良知”不但是道德勇气的来源而且也是修身的目标和方式。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修身的模式中，则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是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的前提。朱熹的求知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和知识的学习。他在《行宫便殿奏札二》中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接着，他在读书穷理与读圣贤书之间划了等号：“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髓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是由以求之”。可见，朱熹这一派主张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主要归为知书达理，也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一点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荀子对学统的重视，但又不像荀子那样过分强调对规范性社会秩序等外在条件的依赖。          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          由以上粗略分析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对道德勇气的来源的主张，由于强调的侧面不同，大致可分成如图例所示的三种情况：一、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道德勇气来源于知书达理，即文化知识。三、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     当然，同时应该指出，儒学任何一个流派关于修身的主张都不那么单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涵盖了上述三方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这种修身途径所侧重的方面的差别很重要，正因为其来源不同，道德勇气丧失的条件也不同。当强调对外部规范性秩序和君主权威的维护与热情作为评价道德的主要标准时，儒生的政治行为和文以载道的承担就很重要了。但当社会风气腐败，朝政昏庸黑暗时，儒生是否有道德勇气的标准就不能看其是否维护现实的了。这时不愿趋炎附势阿世媚俗的知识分子，就往往把道德勇气的来源移到内在资源上。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纲纪崩坏，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便轰动大江南北，深得知识分子的认同。王阳明主张判定人自己的言行是否道德，不能以外部行为为标准，甚至不能完全以圣人言为标准，而要诉诸于自己的“良知”，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从外部的礼和圣人之言转到更为内在的“良知”中来。众所周知，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影响很大，它导致了泰州学派的形成，后来又影响了东林派知识分子。东林党人无疑是当时最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研究者指出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敢于向君权挑战，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等大无畏口号，和他们曾受到王阳明的影响大有关系，例如黄宗羲更与王学有直接的师承。6根据我们上面提出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的来源侧重面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由这一模式很好理解上述现象。因为，当外部规范性行为准则和儒家经典不能再向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勇气来源时，儒生只有转向内在的良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时就出现了道德勇气来源的立足点从外向内转移的文化现象。     一般说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汉民族的文化一直比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很强烈的。它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来源的重要资源，始终没有受到足以摧垮的挑战和动摇。无论是苏武牧羊还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知识优越感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的支持。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八四○年，中国突然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但中国知识分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受到了动摇，而且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这一历史上作为道德勇气来源的最重要的来源，也受到了威胁。     也许，唐君毅是较早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五十年代初撰文《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早在胡林翼看到长江上的美国炮舰后深受刺激，回营吐血后抑郁而终为开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就开始丧失了。唐君毅将其归结为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西方文明挑战面前而产生的自卑感。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     如何重振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的主张是很有意思的。他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若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一个人”，并指出“附物原非自立”。人有钱，莫有钱又怎么样？有名、有位、有权，莫有名、权、位怎么样？有知识学问，莫有知识学问怎么样？7可见，唐君毅先生是提出重返陆王心学传统，将道德勇气所依附的各种外在条件，包括经济实力、文化知识先进与否等统统去掉，让道德勇气直接从每个人心里充溢涌现出来，这无疑是回到“致良知”的传统中来。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儒家“内圣外王”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来源有三个不同侧面，当这三个资源受到整体性破坏时，就会导致道德勇气的沦丧。也就是说，道德勇气丧失的三个条件可以如下：     （1）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礼）的遵循是否符合道德的外在标准的丧失；     （2）文化知识优越感的丧失；     （3）对每个人本性中存在着道德良知观念的破除。     这三个道德勇气来源同时破除，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再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道德勇气的凭借。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摧垮，使他们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传统道德勇气资源的破坏          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征服战。在探讨这一过程前，我们应该简略地考察一下当时知识分子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哪一种文化价值系统。     我认为，当时除了少数共产党内已经信仰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深层结构上仍然相当传统，他们的终极关怀还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思想分化和价值混乱，封建礼教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已荡然无存，但知识分子激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表现，追求一个“天下为公”的道德政治，依然是他们的社会理想。     另外，从文化优越感上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仍很强烈。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比工农有知识，所以也更多地肩负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和有更多参与和批评的权利。至于从内心的良知作为更深层的道德感的判断，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由此可见，传统道德勇气的三大来源，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性地支持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儒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尚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今天有不少西方研究者把苏联的洗脑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相提并论，其实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果说洗脑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忏悔加上心理战，那么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诉诸于传统的“知廉耻”精神，利用知识分子的道德反省力量。当时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时，把这种改造过程中的耻辱感，象征性地比喻为“脱裤子、割尾巴”。历来“知廉耻”乃知识分子修身的重要动力，只要把许多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知识分子就将难以承受其压力，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例如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一些人曾很奇怪，认为“学习两个字，大家那时听不惯，学习通常是限于学生的，我们是教授……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8后来当他们明白所谓学习实际上是改造思想时，就心悦诚服了。因为他们也认为作为在旧社会受教育，并为反动政府服务过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改造自己。     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向来被视为贫弱不堪一击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一百多年来深陷自卑感屈辱感之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必然的。但对于爱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本来，他们认为自己拥护新政权、热爱共产党，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中国，都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他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勇气的来源。另一方面，思想改造运动又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也就被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为谁服务”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难于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从而从内心怀疑自己是否道德。     清华大学著名专家张维就这么反省道：“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留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而那些留在美国搞流体力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他总结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9这种说法表明，像张维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民族意识上对自己发生了怀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批评，但是，他们并不敢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只是觉得自己的爱国之心受到了误解，有一种委屈感。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就吐露了这种委屈。他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不信任了。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都忽然变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10这样，传统的道德勇气的第一个来源，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这种优越感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有钱读书、甚至留洋，就是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是靠剥削工农的血汗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承认这一点，觉得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是愧对工农的，而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又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就说：“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11根据这种分析，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就会变为在工农面前的有罪感。即使有一些学科本来技术性较强，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专业，仍有这种把知识传播看作类似于贩毒的双重的有罪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把自己教学建筑学说成是：“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12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有承认了知识的阶级性，才算是愿意接受改造，态度好的表现。确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化知识优越感这种传统的道德勇气来源的资源。这种观点在文革前一直在发展，直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传统的道德勇气三个资源的前两个，外部行为规范和文化优越感受到动摇时，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到内心的良知，让浩然之气从内心涌现出来。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最后一点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诉诸于人性中的良知——受到的批判也最为彻底。其批判的武器是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立场决定论，来批判取代抽象的人性论。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到文革，抽象的人性论一直处于被批判中。知识分子只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就很难在哲学上坚持儒家的心性论。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知识真理和各种科学技术知识。而儒家心性论一直缺少一个为它辩护的有效的知识系统。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除极少数像梁漱溟那样坚持传统的知识分子，尚能抗御立场决定论的价值判断外，绝大多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再利用这一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旧社会能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这一情况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多大改变。这样，出身本身就使知识分子处于容易自我怀疑的境地。即使是少数出身好的知识分子，按阶级分析法，只要他们是在四九年前受教育的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地位，所以他们的立场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例如一位出身好的大学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说，“我向来论人，总是强调旧社会士大夫所说的品质，不管阶级出身”，“有人提醒我，不要强调抽象的品质，识人要从阶级立场出发”。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但另一方面，我是大学教授，当时每月收入几百元，成了毛主席所说的接近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不敢实行革命。”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也就是说,弄到后来，无论是出身好还是不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都成问题。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即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笔者注）,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样，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立场世界观均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良知，再也不能成为他们道德勇气的来源。     由以上分析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所凭借的三种资源的批判，是整体性的，相当彻底的。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表态，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了，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服气。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仍然很顽固。于是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仍然凭借着道德勇气的三大资源站出来向共产党大胆提意见。罗隆基就建议那些领导知识分子的干部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14可见这些知识分子还自认为自己的道德体系是属于传统的。他进一步说，如果共产党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能“‘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15而这些所谓右派分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再一次表现出传统的道德勇气的。     另外，他们也从文化知识优越感上强调“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天不怕地不怕，革命性强”。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17“右派”们对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认识的：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使用极端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把“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毁减了！”，“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18这些言论还都是企图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的优越感，做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出发的，但这些统统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再一次粉碎了。          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辩          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把摧毁人们原有的信念的推动力转化为将人们吸引到新价值系统中去的拉力。如果仅仅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批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资源的力量，就认为它可以征服中国知识分子，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心甘情愿接受改造，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及文化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而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也和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实践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性的胜利面前，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别在价值观上是与传统同构的文化系统。正因为如此，官方意识形态在批判改造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资源的同时，展示了一种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很熟悉、很容易认同的新价值系统。于是，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价值系统的转化。     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与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有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学说从“五四”时代的知识真理型，演变为道德理想主义式的意识形态的过程。19文革前，毛泽东思想中的人生观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中。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单薄，而且修养的方式也不清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把这个薄弱环节完成了，成为广大共产党员所认同的、必须经常学习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把这篇著作视为毛泽东思想中的道德修养价值观的代表。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后来这一目标更简化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儒家式的追求做无产阶级圣人的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和传统的儒家社会观大不相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我们想指出的是,在中国强调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工农相结合，使自己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并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但其纯化立场和修身过程,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和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模式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构。     我们可以再看看前面图一中所示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如何变化了名称。第一部分是内在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用无产阶级立场代替了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结构中的内心道德感和良知。在文化知识这一点上，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代替了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而每个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并在革命事业中有良好的政治表现，则代替了传统中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的维护和热忱。这种内容和名称的一一对应，为新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同构，奠定了基础。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中，端正立场和学经典的关系，以及它们和政治表现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新传统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传统的。《修养》中强调，只有不断纯化阶级立场，才能真正理解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不端正，读马列书再多也不行。同时，一个出身好的人不能只凭借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他还必须通过学马列经典来完成道德修养。而纯化立场和努力学经典只是个人修养（或动机问题），还必须从每个人的政治行为来判别他是否忠于革命事业（效果问题）。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转化关系。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文革时，这种新传统进一步深入发展到，毛泽东号召用“斗私批修”的方法，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政权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目标，是维系在每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上。这和传统文化中“满街都是圣人”，把道德政治的实现系于君主和士大夫们的道德品性上，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正因为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传统儒家模式基本同构，这就带来巨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性变化。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时，能凭借这种巨大的潜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很容易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广泛的认同，又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干部队伍。而这支队伍在夺取政权时表现得坚定勇敢，在新政权建立时廉洁有效，使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朝气和巨大的动员力量。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     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忽略了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凭借传统影响的内在的、深刻的吸引力。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越深刻、真诚，内心中潜意识的传统影响越强烈，他就越是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从而在弃旧图新过程中越表现出无情否定“旧我”的道德勇气。在转变价值系统时，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应表现在批判自我和他人的政治表现中。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     著名作家老舍的悲剧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新政权刚建立时匆匆从国外赶回中国，认真接受一系列思想改造。到一九六二年他写作《五十而知使命》一文时，就完全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价值系统，并真诚地追悔自己前期作品的卑微无聊，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写作的方向。他的终卷之作，竟是为了配合“大养其猪”指示而写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20直到文革时他受辱之后沉湖自溺，都是含着一种不被共产党和群众理解的冤枉之情，始终没有从新道德理想主义中走出来。我们必须相信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真诚而彻底的。杨振宁于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曾见到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和母亲。杨振宁描述了这次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以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21我认为，杨武之先生对自己儿子的道德理想、价值判断教育上的前后差异，应该说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一九四九年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真诚转变。     新道德理想主义虽和传统同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仍有两个重大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新传统更加政治化。虽然在儒家的内圣外王模式中，个人道德和实现伦理教化的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命运有更大的承担，但是儒家文化中，毕竟还有很多对个人品质的强调和许多非政治化的内容。儒家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对抗的内容。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中，阶级立场的划分和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又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一切文化思想、艺术建筑及个人道德情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引导下，其修身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过程。以至于到文革前个人种花养鸟，穿衣服的式样稍为与众不同，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文革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和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第二个差别是，在新传统中每个人的立场是否纯正，不是属于他的本性、也不是自己能判定的。而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人可以“致良知”，由自己来判定是否道德。而且从孔孟起，儒家就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先想不到的。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越来越依靠强化外在标准来实现，即越来越依靠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表现来判别。一旦判别自己或别人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立场的外在标准丧失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可能用传统的儒家方式让道德勇气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这样，随着外在标准的任意化或丧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道德勇气也就沦丧了。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立场和政治表现的外在标准，还是比较明确的。当时投身革命意味着??弃个人享受，而去冒着牺牲性命的危险。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外在标准就日益模糊了。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这样，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即使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了，还不能证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在当年批判右派时，就把学习马列分为几种，右派们“则是为他们反动阶级服务来学的，也就是企图以马列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人，如果说他们也学过马列主义，就属于这一种。”22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无出身好的先天资源可凭借，学马列经典本是修养的重要途径，但也可以被视为是为了反马列而学马列，这样，就只有看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表现了。而这些政治行为，完全靠是否符合党在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或者靠是否被所在工作单位的政治领导所认可来判定。从文革以后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当然许多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但有相当多的人是与单位领导不合而被冤枉。单位领导的好恶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造成了外在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失落。     文革中有一个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这就是人人都是批判家。在批判别人和所谓“四旧”时，表现出政治热情高涨和充满道德勇气，毫不留情，甚至六亲不认。另一方面，在抵御社会对自己的批判时又表现出内心出奇的软弱。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正是上述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传统儒生那里，道德勇气是把双刃剑，它即可以用来批评抗议社会上不符合理想的事件，也可以用来抗拒外在社会的或精神上的压力。而在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中，每个人即没有内在的“良知”资源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又不能由自己来判定，甚至学马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们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但由于没有改造好，客观上又做了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事。这种辩护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论看来，又是何等无力呵！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但同时在抗拒社会不公正地批评自己时，又表现得十分软弱。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这种重要变异，使得新价值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化整合能力，同时又导致了一个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有现象：知识分子越是真诚地接受改造，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其后果往往是内心越加迷乱软弱，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的道德勇气。          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上一节中讨论分析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可以看出，在新传统中，道德勇气只可能来自两个较外在的标准，一是学习马列毛经典，二是政治表现的外在评价。应该指出，即使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专制统治时期，依然有以女志士张志新为代表的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不惜掉脑袋和现行政治对抗，这种大无畏的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信仰和捍卫。文革中后期，在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暗流，也是想从中获得与毛泽东思想权威对抗的道德力量。     但在文革前，学马列经典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支持，并不显得十分强有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新传统中存在着经典的可变性以及“道统”与“政统”逐步合一的趋势。     儒生们之所以可以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的来源，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他们满足于儒家道统学统所提供的精神养料。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仅靠马列经典原著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共党史一再证明，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那些执着于马列经典、或过分强调某种现象的领导人，都成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只有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这种历史经验告诫人们，仅凭马列经典的“本本主义”仍然会犯错误。于是学习马列经典就逐渐让位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到文革前更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口号。而毛泽东思想是和中国革命及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密切不可分的，经常提出新问题而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未发表指示之前，很难有什么固定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     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上儒家传统中的道统和政统并没有合一。儒生可以用儒家经典所代表的道统，来批评以皇帝为代表的政统。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而这种传统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表现在他个人的非凡魅力上。早在四九年前陕北流行的民歌“东方红”中，毛泽东已被喻为给万物带来生机的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而圣王的出现就意味着道统和政统的合一。毛泽东不仅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代表（道统），也是全党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政统）。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既成的经典，包括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都不能作为最后的理论依据了。     从四九年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一步步的加深强化。同时也意味着用马列经典理论来约束或批评毛泽东的能力在不断减弱。在合作化运动之中，那些熟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很可能因此而犯右倾的错误。在反右斗争时，不少右派是从马列主义原则来进行批评的。如有的人说：“过去的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譬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对象的数字……，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23随着毛泽东本人放弃新民主主义、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政治运动就愈演愈烈，而人们只有遵从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才算是有好的政治表现。这一点发展到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用毛泽东语录打语录仗，并在每一次最新最高指示颁布时敲锣打鼓地欢庆，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道统与政统合一后的压力。本来，毛泽东刚上庐山时也准备反左。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彭德怀的大胆谏言，是出于为民请命的道德勇气，也是出于对圣王的忠诚。而毛泽东由此却决定反右倾，并把彭德怀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高压下虽然仍敢于坚持事实，但他内心也发生了怀疑，承认自己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这是文革在最高领导层内的一次预演。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到文革时，包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刘少奇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甚至是灭顶之灾。     随着精神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的高度合一，就必然出现学经典越来越不重要，领袖的言论最后演化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圣人言”。从四九年到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不断简化过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在后来变为学毛选，接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变为学语录背语录，到后来居然成为听从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当作为知识体系出现的经典著作越来越不重要时，经典和知识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资源，也就被彻底摧毁了。当经典理论变为尽人可知的语录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     至于新传统中作为政治表现等道德勇气的外在标准，也是随政治运动不断变化，最后完全破坏。海外学者和文革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要求上进的心态。实际上，当知识不能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时，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并得到承认，就只能靠自己的政治表现了。他们认同了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新的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自己的出身和知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只有将自己的全部道德热忱投入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必须去适应历次政治运动提出的最革命的口号，这样才会被认为有好的政治表现。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些政治表现越演越左，越演越烈。外部行为规范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合一了，这就导致了外部标准的统统瓦解。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当所有的批判者都被批判时，圣王的绝对权威也失去了基础而动摇了。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思考，并首先是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因此，如果从价值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文革前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不断沉沦，是和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至于到极端，是同步的。当这一价值系统受到怀疑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开始部分恢复了。          结语          本文讨论了两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并证明，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与儒家传统在结构上基本同构，新传统才有那么大的整合能力，曾一度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由于两种价值系统内容上的不同，尤其是社会观上的不同，就造成了新传统中的用“立场”代替良知、及强化外在政治标准的政治化倾向。而新传统的这一特点，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很难在内心的道德感、学习经典及外部政治表现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左，直至发展到文革中外部政治表现的标准也失去了，从而使这个价值系统在幻灭中开始瓦解。     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新传统失去平衡、走向幻灭的必然性。文革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企图从理论上遏制越来越左的倾向。如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想藉此遏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有的提出抽象道德继承论，希望肯定人性中的某些共性和道德上的继承性，特别是对传统美德的肯定。还有冯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提出的“正义冲动论”，也是企图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英雄行为出于道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六十年的“红专”大辩论中，有不少人热中于“红落实到专上”的口号，“专”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指标，这样，知识分子的修身爱国报国的政治热情，可以在专业精神中体现……这样的理论很多，但其结果，是被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彻底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击退了，而对于那些追求思想彻底性和批判旧世界意识强烈的新一代来说，他们也不对这些理论发生兴趣。如果人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讨论，也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就是这种力图保持平衡、防止立场中心主义膨胀的尝试步步为营、步步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     在此，我并不想说，文革及其幻灭是命中注定的，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在自我肯定和发展中，内在逻辑的展开，而这种价值系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形式——新道德理想主义。事实上，今天中国知识界正面临着这种新道德理想主义解构后的各种混乱和困难。一方面文革中后期，随着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的幻灭，开始了全民族反思的潜流，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开始恢复，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趋向。有的学者回到马列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异化，提倡人的尊严和独立思想能力。有的学者倾向于认同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还有的学者认同于自由主义……。不同的价值系统，都可以成为各自的道德勇气的资源。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正处于被解构后的重新建设的时期。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在此，我想指出，无论今后怎么发展，对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曾表现出的呼风唤雨的巨大魔力、和社会动员力量，以及它走向幻灭的痛苦历程的反思，总是我们今后重建新文化的必要的一步。    进入专题： 文革 知识分子 道德勇气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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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今天发表文章： 《 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旗帜》 ，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也说明了一种动向，现转贴如下： 《 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旗帜》 大型情景音舞诗画《天安门》将于近期在京上演。演出将以“天安门”这一北京城市地标为索引，跨越北京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还原北京人文历史风貌，展现新北京独特魅力，弘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从历史的轨迹中总结教益，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同样早已成为一种不容动摇的核心价值、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 不过，当下的情形却并不容太过乐观。 作为一种基本价值，爱国主义竟然正在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和嘲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解构、分化中国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尤为突出。 在一些人中甚至有这样一种恶劣的倾向：要骂中国，怎么骂都没关系、没问题；要骂美国、骂西方，那一点都不行。 这种“逢中必反”的谬种，显然是对国家民族的背逆。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价值观和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涣散着国家的凝聚力。我们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面临的一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背逆国家民族的倾向，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警觉。 一个人，没有国家概念，不知道自己是谁，也就丢掉了最基本、最起码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观念。 现在有些人迷恋“普世价值”，一心要当“世界公民”，却忘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这些人凡事崇洋媚外，动辄挟洋自重，甚至卖身求荣，奴颜婢膝，干一些数典忘祖、寡廉鲜耻的勾当。不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有些人主要的任务就是抹黑、污蔑、诋毁中国的一切，包括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状态、近现代历史进程，等等。从近年来互联网上的一些纷争中可以看到，这种逢中必反的思维，已经在这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完美，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及西方。我们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不足，要继续努力发展得更好才对，而不是去全盘否定。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有中国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事实说明，中国的复兴和强大，首先必须是心灵的独立、精神的强大，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风骨、有尊严。迷失自我、抛弃自我，就只能沦为别人的附庸；邯郸学步的后果，就只能是爬着行走。遗憾的是，虽然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就是有些人看不到，或者装瞎看不到。在他们眼里，看中国就是一塌糊涂、一无是处，看西方就是人间天堂、完美世界。中国近现代以来就不乏卖国求荣者，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些挟洋自重的人，依然在干亲痛仇快的行径。 现实中，爱国主义不仅体现为一种价值观念，还体现为一种道德观念。一个不爱国的人，也很难爱家爱乡，往往只爱他自己，社会道德层次往往也是十分低下的。讽刺的是，这些人往往道貌岸然，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坏水，为达到破坏中国、搅乱中国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在互联网上，不少反中言论，还硬要装扮成所谓有道德高度，岂不虚伪十足。更有一部分是以谩骂和造谣的形态出现，影响十分恶劣。一些人歪曲事实之手段，话语粗鄙之程度，只能显示其内心的虚弱。事实说明，背叛国家的人，出卖国家的人，是毫无道德底线的。 实际上，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爱国主义都是核心价值，爱国主义教育都是重中之重。就拿一些“世界公民”所崇拜的美国来说，恰恰是爱国主义搞得最厉害、最彻底的国家：移民入籍必须宣誓效忠美利坚，发生战争必须站在美国这边，背叛国家的人将被无情清除。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美国最是不择手段，为此甚至持续不断地污名化、妖魔化别国的爱国主义。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些干着损害中国利益而维护反华势力利益的人，实际是受豢养和指使的，他们的行径为国人所不齿，也绝不会得逞。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对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形成高度共识。没有爱国主义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中国就还是一盘散沙。远的比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近的比如抗击汶川地震、举办北京奥运，若没有中国人民的集体爱国热情，恐怕不会有今天中国屹立于世界。不管在任何时候，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都要高高举起，让爱国主义成为全体国人坚决捍卫的核心价值。在国际博弈中，核心价值同样是核心利益，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放松和退让。 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开放多元，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越来越差异化，达成共识的难度在加大。尤其是身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挑战的复杂阶段，国人的各种区隔对立也在增多，典型如左右之分、贫富之分、城乡之分、官民之分等等。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里，尤其离不开爱国主义。中国的发展就需要爱国派，爱国就是一派；不爱国，什么派都站不住。 爱国不分先后，不分左右 ，不分上下，不分派别，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只要对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利，都是爱国者。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只要爱国，只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任何人都是值得团结的力量；而背逆国家和民族的人，总是要被唾弃和淘汰的。 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路上遭遇到一些责难不足为奇，但国人当自强。当年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都是铮铮铁骨，从不低头；而今我们已经强大了很多倍，腰杆还不能更硬吗？对所有中国人，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打造一部《天安门》大型演出很有意义，它启迪国人从历史与现实中完成自我教育。今天，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全社会都起来为爱国主义鼓与呼，捍卫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