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此战联合国军伤亡数百人。据美国国防部发布战损数字，２０日美军确认伤亡９４人（亡１５伤７７失踪１非战伤亡１）。２１日确认伤亡５５人（亡６伤４３失踪６）。这１４９人是两天时间里美军确认的陆海空军在全朝鲜的损失。上甘岭地区这１０个小时的战斗伤亡只是其中一部分。目前尚未找到韩军方面在这一天的确切伤亡数字。但韩军在上甘岭作战期间单日伤亡未见有超过３００人的记录。他们当晚与志愿军交战规模较小，伤亡数也应在３００以下。这样当晚作战中联合国军官兵伤亡不会多于５００人。而根据《中国人才》杂志１９９８年３月号上胡士华的《王清珍回忆黄继光烈士牺牲前后》一文，前志愿军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回忆说，１９-２０日的战斗中四十五师伤亡达到３０００多人。３０００比５００，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     但志愿军方面大幅夸张战果。《人民日报》报道说”十九日，我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人二千五百多名。”夸大五倍以上。而新华社则说光零号高地一处就全歼”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一个比一个能吹。     张嵩山写的《摊牌争夺上甘岭纪实》一书中透露当时四十五师是这样统计歼敌数字的：１９日开战后两个半小时，各团上报歼敌数字就达２５００多人。而师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认为其中”略有重复上报之误”，于是”使劲往下压”，向军部报１５００人。请注意，头两个半小时就报歼敌２５００，而那场战斗持续十多小时，如果各团浮报数字的积极性不减的话，最终”歼敌”数字肯定超过５０００。假定５０００就好，已经是十倍以上的浮夸。而师部觉得”略有重复”，一刀就砍去一大半。但即便经过师部大砍大杀、”使劲往下压”，最后上报的结果仍然含水大半。而四十五师的做法并非孤立的。从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受访问的一些志愿军干部所透露的情况看，志愿军部队里浮报战果现象相当普遍。比如９３团３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９连报歼敌１０００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１０６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７０００多人，十二军给减到４０００多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支怎样善于膨胀成绩的军队？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数字，而是志愿军部队玩数字的游戏规则。显然志愿军内部对浮夸造假已有不成文规则：上级已知下级一定会浮夸，对报上来的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剁掉一大块。而下级被剁丝毫不感到委屈，绝不申辩抗争。显然早有”自知之明”。下级其实不傻，犯不着跟上级脸红脖子粗。他们无非替领导把工作做在前头，多浮夸一截把预计上级要砍要剁的分量加足再上报就行了。行内语言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这样上下默契配合弄虚作假的结果，必然是上下两级”双赢”，各级”多赢”，全军”全赢”，皆大欢喜。我们知道解放军复转人员构成了地方干部的主要成份。此类”光荣传统”必然被带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因此，几年后中国出现大放粮食亩产卫星、钢铁卫星、棉花卫星、猪肉卫星、鸡蛋卫星等等热潮，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３、瞒报投入兵力和战斗损失     解放军人员在叙述战事时一贯瞒报本方投入力量，更隐瞒本军损失。他们希望借此给人以”以少胜多”的印象。比如此次参战的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秦基伟说是”一个‘喀秋莎’火箭炮营”；李明天等编著的《上甘岭大战》说是”两个营”；齐德学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说”火箭炮第２０９团一次齐放”；而前炮２１师宣传科干部张海平说该团当晚实际上打了两次齐射（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党史纵横》）。四份资料四种说法。至于当晚投入步兵部队的规模，也是”众说纷纭”。我看过的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就有”三个连”、”五个连”以及”七个连”等三种说法。真正的数字是多少，或许要等到将来那些见不得人的作战电文等文件曝光后才能弄清楚。     隐瞒伤亡在志愿军部队也是普遍现象。所周知解放军从来没有及时发布战损数字的习惯。很多伤亡情况都要经过多年后才渐渐为人所知。几十年好，解放军方面陆续透露出一些伤亡统计数字，但这些数字仍然远小于实际数字。叶雨蒙的《出兵朝鲜纪实》里披露了志愿军部队伤亡数字被瞒报的一些情况。比如９１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他们团实际损失１０００多，只上报７００多。１０６团１营上报伤亡４００多。但该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７００多人。但是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２１００多人。据此叶雨蒙认为志愿军实际伤亡数字”肯定”比军方公开承认的数字多。     对于１０月１９日到２０日这次战斗的伤亡，解放军方面的资料均未单独予以报道。张嵩山等人的书里含糊地提到从１０月１４到２０日伤亡”３２００多”。而前四十五师卫生员王清珍向记者说，这一次战斗的伤亡达３０００多人。从一些间接的情况看，志愿军的伤亡的确十分严重。王清珍提供的数字是可信的。     惨烈的伤亡在四十五师部队里造成了罕见的”哭声四起”的现象。虽然这些哭泣被作者努力说成是被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感动到哭。但是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上甘岭开战后几乎天天出英雄，却没有见到部队天天这样哭。再观察志愿军解放军的整个”英雄辈出”史，也很少见到部队为英雄哭出这种规模。说四十五师官兵是因为伤亡太惨而哭泣，应该更符合当时的事实。前面提到的刘云魁回忆描述了六连士兵在坑道里哭泣的情形；李明天、王精忠等前四十五师的干部的回忆中则提到那几天团里的干部在电话中强忍哭泣和他们交谈的情况。连里战士哭，团里干部哭，这还不够，师部干部也哭。２０日晚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四十五师视察，师作战科长宋新安汇报情况时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明天、王精忠等人所著的《上甘岭大战》一书提到宋新安痛哭失声的情节时，也不再牵扯什么”黄继光烈士”事迹。直接了当地指出了部队惨重伤亡这个真正原因。书中第１１０页引述张蕴钰的反应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伤亡，更要看到伤亡的意义；不能只看到我们的伤亡，要看到敌人比我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张蕴钰还说，”作个指挥员，参谋人员，在战场上不能老讲这些，老听这些，不然，还怎么打仗啊！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打下去的问题”。这一句清楚表明部队上下都在谈论”这些”伤亡情况，已经影响士气，令军领导忧虑”如何打下去的问题”了。张虽然要别人”看到伤亡的意义”，他自己其实也为部队惨烈伤亡感到惊愕。该书说，张蕴钰听完汇报后提出，彭德怀于１９５１年八月曾严厉批评部队”使用兵力过多，伤亡过大”的倾向。他然后重申”不应再重复彭总指出的教训”。

十年文革，惨案无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有人估计其中死于自尽的至少也有几十万、上百万之多。编制个百人名单，完全是挂一漏万之举。但是，在缺乏全面普查、而且在有关当局压根儿不想开放档案、不想作任何认真普查的情况下，我们这些草民也只有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记录下这个万恶的年代。

一、 来去随意，做工作浅尝辄止 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 比较著名的一个经历是上“农业大学”。毛岸英刚回到延安，毛泽东要求他跟随农民劳模吴满有学农活。这段日子，其实只有五十多天，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乡村夏令营而已（p122），但后来凡提起毛岸英，都要大书特书这一段。 进 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中国克格勃）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 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p7）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泽东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p11）。一次 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 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p9），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 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 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毛岸英闹着要去工厂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 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这本书没有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 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p18）。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 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p85）。 将近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 二、 赴朝出于政治需要，只准备三五个月就回来。 毛 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书中记述，10月5日，中央决定了派兵援朝之后，毛泽东对卫士小李有一番对话：“我积极主张抗美援朝，我的儿子 不去，谁还能去？我想把岸英交给彭德怀，一起去朝鲜打仗，你看好吗？”毛又说“跟彭德怀同志在一起，学些军事知识，对他的将来会很有用的。”（p36）当 晚或次日晚，毛泽东叫回岸英：“今天，我让你回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当兵的事”（p43）。可见，岸英参军赴朝，是毛泽东做出的一个安排。其出发点，一是表 示带头，二是为了岸英的“将来”。 毛岸英到朝鲜干什么，也是毛泽东安排好了的。10月7日，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 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p54）可见毛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 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 毛岸英当时作了多长时间的打算？书中没有正面说。但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p96）；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p85）。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 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 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p251）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 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三、 爱炫耀，性情浮躁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 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p194），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着一支小手枪， 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呆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 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p210）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 尘莫及呀。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 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 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p17）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 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 （p17），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四、 对“志司”首长颐指气使 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道！”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p159）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啊。 另 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 作战（p136)。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 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 最典型的事件是书中151页的记载。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 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 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我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 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着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 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 “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 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五、 生活散漫，违反防空纪律导致丧生 毛岸英好睡懒觉，在书中有多处反映。“一觉醒 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p70）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 时防空”（p201）。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 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p202）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p218）。 当 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 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 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志司首长头 痛的。）说着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着他到作战室热饭。（p220）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 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 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 了。”（p247）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 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 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泽东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我 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感谢武立金先生，他提 供的这些生动真实的细节，让我们对毛岸英有了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国社会的作用，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武立金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文章提交者：西山一佬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一个接近真实的毛岸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发表于 乐淘吧 欢迎订阅关注乐淘吧 你可能喜欢 某些金句 红歌后遗症 [趣图杂谈] 你以为你穿上衣服，就像人啦 怕，并快乐着——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恐怖电影 60个性感女优，你都认识几个？ 无觅

本报记者 林 衍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4月06日  12 版）  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蒋庆泉和老伴儿在集上卖鞋垫 蒋庆泉（右）、洪炉（中）和陆洪坤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剧照和蒋庆泉的复员证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08.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