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

数千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抗议，高举写有“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 受台风菲特影响，浙江余姚市遭遇暴雨沦为泽国孤城。数千市民不满当局救灾不力，周二（15日）在市政府门口发动示威，高举标语，要求市委书记毛宏芳下台。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抗议者砸毁公务车。当局派出逾千名持盾警到场戒备，双方爆发冲突，有示威者被打血流满面，外传多人被捕。 菲特在余姚造成大面积水灾，市区有七成面积被淹，还造成停水停电及交通瘫痪，其中同光村一家养猪场的数十头猪只被浸死。 当地民众饱受洪水围困后，质疑政府救灾反应迟钝及隐瞒灾情。 数千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抗议，高举写有“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反驳毛早前宣称的救灾工作打60分言论。 部分抗议者情绪激动，砸毁公务车泄愤，还向大楼投掷杂物，及拆除市政府围栏和“为人民服务”的大字。 与此同时，当局为压制骚乱，封锁进出市政府大楼的道路，还出动1500名警员到场，双方一度对峙。 消息指，因当局没派人出面调停，激发示威者怒火，其间与警方爆发冲突，外传多人被打伤，有示威者头破血流，多人被捕。 事件至今未平息，至于当局则尚未通报事件。 （撰稿/责编：路西）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政见”观察员 袁幼林 近年来，抗争政治学（contentious politics）中对政府控制人民抗议手段的理解开始更加广泛。之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强硬的压制手段，或多或少忽略了相对“软”的手段。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的 欧博文（Kevin O’Brien）教授和中国西南财经大学邓燕华副教授 通过研究2005年浙江省东阳市画溪镇村民大规模抗议附近化工园区事件以及政府的维稳措施，引入了“关系型镇压”（relational repression）这一“软”手段的概念，并且分析了其有效性。 随着舆论压力日渐增大，通过暴力手段镇压抗议通常会导致巨大的反弹，愈发不可行。因此，关系型镇压在中国开始变得更加常见。它指的是通过从抗议者的社会关系入手来控制抗议。在中国的语境下，关系型镇压主要是依赖抗议者亲戚朋友的劝说和施压来瓦解大规模抗议。由于地方政府在部分亲戚朋友的工作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对于这些亲戚朋友的胁迫往往会对抗议者本身造成感情上的压力。 2001年到2005年间，画溪镇村民一直饱受附近竹溪化工园区污染带来的庄稼破坏和健康受损的危害。在两次上访北京无功而返后，2005年3月24日，受污染最严重的第五村村民在化工园的入口处搭建了帐篷，并且开始了全天候的示威活动。4月10日，随着示威人群越来越多，镇政府采取了强制措施，从凌晨3点起，派遣了超过1500名公安干警开始了清理现场的活动。大规模的暴力随后爆发，造成了超过300名村民和干警受伤，以及68辆政府车辆被烧毁。在外界舆论强大的攻势下，政府开始转向关系型镇压。 作者在2007年4月间对当地122位抗议领袖、村干部、镇干部和普通百姓进行了采访，并且详细阅读了档案材料，诸如上访信、海报、干部工作日记、会议记录以及内部《每日一报》等。通过进一步对其他案例的研究，作者将关系型镇压分成了四个阶段—— 首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会采集主要的抗议人员信息以及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强调，面对抗议人群要做到“四知”：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和联系方式。同样，画水镇的工作小组很快整理出了抗议者的社会关系：“抗议者LHE叔叔的女婿：GYX，画溪五村南江水库副总负责人；抗议者YG的外甥：LDF，皇田帆（音）供电站职工；抗议者WXG的儿子：WWB，画溪二村小学德育处主任……” 然后，当地政府便开始衡量哪些社会关系可用，并且开始联系这些社会关系加入工作小组。两条主要的标准便是：与抗议者的关系和对于政府工作的配合度。在这样的筛选标准下，当地的政府干部和其他工作与政府紧密相连的抗议者亲属便成为了首选。很快，一个仅仅由几十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发展到了数百人，主要包括学校老师、国企工人和当地的企业家。 紧接着，政府便督促组员开始人盯人的感化行动。感化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让抗议者意识到，不管他们自己多麽愿意牺牲自己，继续抗议会让他们亲近的人尝到苦果。一位当地地毯厂的工人向自己的祖母下跪说道：快结束抗议吧！不然他们不会让我回去工作的，现在找到份工作不容易。祖母在强大的感情攻势下，最后放弃了抗议。通过传递压力、动用感情和制造罪孽感这样的手段，政府期待关系型镇压会起到效果。 最后一环便是惩戒措施。画溪镇的文件中明确写道：任何镇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有亲戚参与了抗议，将会受到党纪和政府纪律的处罚，可能会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面临刑事处罚。在湖南省嘉禾县，2004年便有超过160名政府和国企工作人员因此被停职。 作者分析认为关系型镇压的有效性主要依靠的两大元素是政府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对于抗议者的影响力。因为政府控制着他们的薪水和职业前景，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通常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关系。由于政府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私企老板也经常加入这样的关系型镇压工作小组。 【参考文献】 Yanhua Deng and Kevin J. O’Brien (2013).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数百名十年前买断工龄的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员工，近日前往两家银行在北京的总部抗议，要求恢复他们员工身份，解决他们的社保问题。知情人表示，当年各银行强迫一些员工买断工龄，存在很多违规行为，让买断工龄员工不公平地承担了银行改革的代价。 七月中旬以来，数百名原工商银行的建设银行的员工，聚集在两家银行的北京总部，抗议十年前的不公平待遇。在工商银行总行门前，抗议者呼喊要求原工商行行长姜建清下台的口号。有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大部分参加抗议的员工都是工商银行的员工，由于一些其他银行和买断工龄的原职工达成了补偿协议，使得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成为众矢之的。 一位原工商银行员工陈女士表示，银行买断工龄员工从七月中开始在总行门前开始散步抗议，人数最多时有上千人，上个星期，北京警方曾强行驱散抗议人群，并把抗议者拘押在久敬庄达三四天。 “这次我也去了，在工总行门口，被带到久敬庄。他们有些人绝食抗议，一直坚持了三四天，很惨。” 中国证券时报报道说，2003年左右中国大陆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对大量的下属员工进行一刀切买断工龄处理，按照每个员工每年工龄2500-4000元的价格，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强行解除各类社会福利保障关系。 1999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几大国有银行通过买断工龄的措施，先后裁减员工人数约四十万人。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裁减了二十万员工。 陈女士介绍说，在银行改制之前，许多员工是国家干部或者事业单位编制，银行先是强迫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让他们变成合同工，再通过各种手段，胁迫员工买断工龄。 “他们就是蒙骗，或者是忽悠，反正就是让你买断。每个行长都有指标，买断一个员工行长有五万的奖金，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买断。” 她表示，由于丧失了医疗和养老保险，再加上过去十年中国通胀严重，许多银行买断工龄的员工生活陷入困境，因对生活绝望而自杀的情况也屡有发生。 记者尝试联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但未能获得任何答复。 过去几年，原国有银行买断工龄的员工不断通过上访甚至集会抗议的方式，试图恢复其正式员工身份，或者恢复已经中断多年的社会保险。他们自称为“断友”，并且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全国性组织，并以一个“核心组”协调全国“断友”的活动。 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当年国有商业银行下岗员工，实际上是“被买断”。 “银行实际上采取了各种办法，比如开大会动员，告诉大家如果现在不买断，以后买断就没有补偿了，反正最后大家都要买断，等等。” 有消息说，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最近和部分被买断员工达成协议，恢复了这些买断工龄员工的职工身份，目前仍然存在银行买断工龄员工问题的主要是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涉及员工人数大约为二十五万。 刘飞跃表示，中国工商银行日前对该行“断友”的要求作出官方回应，但被认为没有任何新意。 “工行总行有个回复，但都是过去的说法，看不出要解决问题的意思。说什么会面对问题，按照法律规定解决问题，实际上就是不解决。” 原工商行员工陈女士表示，数十万被银行买断工龄的员工主要为中老年人，大部分生活陷入困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她认为，近年获得巨额盈利的工行和建行，应该对过去的问题作出纠正。 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在2003年到2004年改成股份制，并在股票市场上市筹资。过去几年，几家银行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中国媒体称， 2012年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分别获得2385亿和1931亿人民币的赢利，比前一年增长14%。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