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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區龍宇 繼明報撤換總編之後，這兩天商台又炒掉李慧玲，再次引起大眾憂慮香港的新聞自由消失。無獨有偶，大陸自去年底一直在全國開展所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活動，搬出馬克思來證明“新聞不能太自由”論 – 共產黨代表全民利益，所以黨刊也必然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不需要什麼言論自由云云。在香港，中環加西環其實也在開展這種「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只不過低調一點而已。 讓馬克思教訓中共 實情呢，馬克思最敵視新聞檢查。不久前，信報的林行止還寫過馬克思抵抗新聞檢查的故事呢。可見真馬克思，其實徹底支持新聞自由。不過，真馬克思如果只停留在這個水平，就不為真馬克思了。如果我們讀一下他年青時期的事蹟及作品，就知道他在爭取新聞自由之餘，比一般自由主義者看得深刻：他區分開作家（或任何前線新聞從業員）的出版自由，和出版商的出版自由；兩者之間，雖有重疊，但又是大有分別啊！出版商眼中的出版自由，不過是一種工具，是牟利及逐名的工具，不是目的。只有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版自由，才以此為目的。正因為此，才能明白劉進圖和李慧玲，為何不是給特區政府封筆，而是給傳媒大老闆炒魷魚了！ 不過，讓我們先讀一下當年馬克思怎樣用刻薄抵死的筆法，把當時政府的新聞檢查令批透透吧。1842年，青年馬克思針對普魯士新修訂的書報檢查令，發表了第一篇政論《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諷刺當局表面上放寬檢查，實際上是加強檢查，有力地捍衛出版自由。 檢查令表面上承認新聞自由，因為它說「不得阻撓人們對真理作嚴肅和謙遜的探討」。但馬克思抓住「嚴肅和謙遜」的要求，質問： 「如果探討老是去注意什麼嚴肅與謙遜，難道『不是會忽視真理嗎？難道真理探討者的首要義務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東張西望嗎？真理像光一樣，它很難謙遜。…謙遜是使我寸步難行的絆腳石。…你們讚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爲什麽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我是一個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卻命令我用嚴肅的筆調。我是一個豪放不羈的人，可是法律卻指定我用謙遜的風格。』 『我們的命運不得不由書報檢查官的脾氣來決定。給書報檢查官指定一種脾氣和給作者指定一種風格一樣，都是錯誤的。』」 檢查令承認出版自由，但又列出以下條件：「對政府措施發表的見解，其傾向不是敵對的和惡意的，而是善意的。一旦發現作品因感情衝動、激烈和狂妄而帶有有害的傾向，應不准其印行。」 馬克思如果只限於拿思想自由的原則來反駁，還不成其為馬克思。他不僅指責這種「追究傾向的法律，即沒有規定客觀標準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而且戳穿國家機關偽裝全民，而實只代表官僚利益：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國家爲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而只是一個黨派用來對付另一個黨派的法律。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這是製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進統一的法律，而一切製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動的；這不是法律，而是特權。」 「你們要求謙遜，但你們的出發點卻是極大的不謙遜，你們竟把個別官員說成是能窺見別人心靈和無所不知的人，說成是哲學家、神學家、政治家…。你們一方面要我們把尊重（官僚國家的 – 區按）不謙遜作爲義務，但另一方面又禁止我們不謙遜。…你們把自己的國家制度估計得如此之高，竟認爲這些制度能使軟弱無能的、平凡的人━━官員成爲神聖的人，能替他們把不可能的事情變爲可能。可是，你們又非常不信任自己的國家機構，竟害怕私人的孤立的意見…。在你們看來，官員們在處理問題時完全沒有個人糾葛，沒有怨恨，不會感情用事，不會心胸狹隘，也沒有人類的弱點。而沒有個人糾葛的東西，即思想，你們卻加以懷疑，認爲其中充滿了個人的陰謀和主觀的卑鄙意圖。檢查令要求對官員階層無限信任，而它的出發點卻是對非官員階層的無限不信任。可是，爲什麽我們就不應當以德報德、以怨報怨呢？爲什麽我們就不應當認爲這一官員階層才是值得懷疑的呢？」 「整治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 媒體大老闆的思想檢查 最近明報事件，說明了新聞或思想檢查，並非只來自政府官僚。在香港這樣表面還有點新聞自由的地方，媒體大老闆才是更為直接的思想檢察官。只要是商營媒體，就一定把股東牟利定為最高原則，就一定讓廣告商及其背後的其他超級企業來決定編採的大方針。在這個大格局下，什麼思想自由，隨時都可以犧牲。 馬克思比一般自由主義看得更深，早就議論到這一點。當時普魯士官方制定的新聞檢查令，也受到新聞行業老闆的反對。但他們不是基於思想自由，而是基於行業自由。這個理由，其實也是今天很多專門兜售色情與暴力的三流報紙，在受到批評時祭出來的反駁理由。但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強調，要區別開出版自由和出版行業的自由，也要區別開出版自由與其他各種自由。“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換言之，真正的出版自由就是出版者及作者，並非為了謀利而出版或寫作，不用討好所謂“市場”，而純粹是為了自由探索真理。反之，出版行業的投資者，其所要的自由，其實不過是私人牟利的自由而已。 「行業自由、財產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審判自由，這一切都是同一類別，……但是，由於相同而忘了差異…就完全錯誤了。 宣稱出版自由為一種行業自由，這無非是在未保護之前，先行扼殺的一種對出版自由的保護。當我要求一個人的性格要按別人的方式存在才算自由時，難道我不是抹殺了性格自由嗎？出版物向行業說道：你的自由並不就是我的自由。…… 難道降低到行業水平的出版物能忠於自己的特徵嗎？難道它的活動能符合自己的高貴天性嗎？難道這樣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嗎？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是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作家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家或其他人來說，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 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於不要成為一種行業。把出版物貶為單純物質手段的作家應當遭受外部不自由━━檢查━━對他這種內部不自由的懲罰……。 當然，出版也作為一種行業而存在，不過那已不是作家的事，而是印刷廠主和書商的事了。但是這裡所談的不是出版商和書商的行業自由，而是出版自由。」[1] 只有24歲的馬克思，當時仍然是民主主義者，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他已經顯出比較自由主義或民主主義勝出一籌，能夠看到，人們即使有了形式上的自由，但是若然經濟資源分配不公，仍然會妨礙人們行使自由權利，特別是妨礙思想自由。要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前提是作家們有免於貧困的自由。 年青馬克思在當時已經看得出，作家的出版自由，與出版商的行業自由，兩者不只不同，而且潛存衝突。不過他還沒有對此充分發揮。另一方面，1842年的歐洲，還會有一些書報出版商，在牟利之外還為了一個理念，就是在一個哈伯馬斯所稱的公共空間（在政府及私人領域之外的），促進進行思想與言論的交流。不過隨著資本主義越發展，牟利動機越益壓倒一切了。所以歐美左翼提出的改革，就是把最主要媒體的軟硬件及經營資金，交還社會共有－－不是政府所有（更不用說什麼「黨」了），而是民主公有和分散經營，就是說，讓全社會中所有社區，所有社團，所有作家／藝術家，都各得媒體發聲，以便一次過把官僚和大企業老闆的思想檢查甩掉。 [1 ]兩文俱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