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杉：美國人對過去的中國更感興趣
明鏡記者柯宇倩／1849年，在淘金熱潮下，中國人首度大批抵美，然而直到1990年代，美國的華裔文學才開始獲得發展。即使在美國定居多年，華裔作家筆下寫的仍是中國、主角也多為華人，研究美國華人作家的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英語系教授周杉（Eva S. Chou）對《明鏡》分析，在美國華裔作家的作品中經常能見到作家自己的成長背景，而或許這些人都有份對於中國歷史的責任感，因此作品有著濃厚的中國味。 50至90年代兩代表作家：黎錦揚、Louis Chu 不過從1950年代晚期至1990年代，仍有兩位值得注意的華裔作家。一位是黎錦揚（C. Y. Lee），他是二次大戰後最早以英文撰寫中國人題材並成功打入西方西方文壇的華人作家。 黎錦揚1917年出生於湖南，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但他並非淘金熱時期到美國的移民。1943年，黎錦揚為了逃離二次世界大戰而赴美，1947年取得耶魯大學戲劇碩士，畢業後，黎錦揚為舊金山的一份中文報撰寫英語專欄，因此搬到舊金山中國城。 1957年黎錦揚出版了第一部英文小說《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這部作品以舊金山為背景，描述華裔移民與第二代的觀念衝突，此書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且被改編為百老匯音樂劇及電影。 黎錦揚尚有自傳《躍登百老匯》、《憤怒之門》、《太平天國》、《金山》、《中國外傳》等共11部作品，其中有描寫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描寫太平天國洪秀全戀愛故事的，都充滿濃厚的中國味。 第二位華裔作者為 Louis Chu。Louis Chu 1915年出生於中國台山，後移民至新澤西，在紐約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1961 年 Louis Chu出版了《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作品。剛開始，此作品並未發揮影響力， 1979年重新出版後作品才受到關注，只是 Louis Chu於1970年逝世，來不及見到《吃一碗茶》獲得的成功。 《吃一碗茶》在1989年被改編成電影，故事的背景是紐約中國城，主人翁則來自廣東人，故事探討了美國的移民法與華裔移民的“單身漢社會”現象，至今仍是研究華人移民者的重要參考作品。 美國華裔文學90年代起飛 1990年，華人英語文學開始快速發展，這時期發跡的作家也較為現代人所熟知，這些作家的作品經常登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的書評版。如黎錦揚、Louis Chu般，之後的華人作家也多以中國、移民作為書中人物的背景，周杉在會後接受《明鏡》記者採訪時表示，如今的美國華裔作家約有一半在中國出生、一半在美國出生，當然，每個作家的寫作方式都不同，如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她將本身的幽默感融入對話中，但就算是美國出生者，如華裔第二代的任璧蓮，其作品也經常與中國移民有關。 任璧蓮的父親是一位被國民政府派到美國的水利工程師，母親則是來自上海富裕家庭的美國留學生。後因共產黨掌控大陸，任璧蓮一家便留在美國。她出生於紐約長島，目前居於波士頓。任璧蓮1977年畢業於哈佛大學英文系，幾年後，任璧蓮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學習創作。任璧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為1991年出版的《典型美國人》（Typical American），該作品入圍美國書評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獲得很大的反響。 受到父母成長背景的影響，《典型美國人》以幽默、諷刺的筆調，描述1950年代來自上海上流社會的張家三口，在追求“美國夢”時的奮鬥歷程。故事探討了價值觀的衝突、身份認同，而張家從一開始對“典型美國人”提出質疑，到最後自己卻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令讀者反思所謂的美國夢、物質主義、自由等概念。任璧蓮的作品經常探討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問題。 周杉對《明鏡》表示，對於不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作家，如哈金、裘小龍、李翊雲來說，受到中國的影響更大，如1989年對此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時間點，也或許因為這些作家都有份對中國歷史或文化的責任感，因此作品中多透露出中國氣息。 華裔作家哈金（Ha Jin）的本名為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父親是一名軍官。哈金14歲時曾加入解放軍，並在朝鮮族村落駐紮過半年的時間。1985年哈金赴美，隨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也使得哈金決定留在美國。哈金曾於麻州波士頓大學寫作班學習寫作，如今他是這個寫作班的授課教授。 哈金的小說曾獲眾多文學獎項，其特點在於能僅用幾頁的篇幅，便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哈金也擅長描寫細節，其小說多以中國為題材，有從軍經驗的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1996）、長篇小說《戰廢品》（War Trash，2004）都以軍隊為背景，小說外，哈金也出版詩集。 李翊雲（Yiyun Li）則是1972年出生於北京的華人作家，2000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免疫專業碩士，但隨後發現自己對寫作感興趣，因此2002年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寫作坊，2005年獲藝術創作碩士學位，目前居於加州屋崙市。 李翊雲2005年時出版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故事背景多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描述社會中各行各業人物的足跡。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漂泊者》（The Vagrants），述說中國文革時代的背叛故事， 2010年則推出短篇小說集《金童玉女》（Gold Boy, Emerald Girl）。 在華裔作家中，裘小龍（Qiu Xiaolong）較特別，他的寫作以偵探小說為主，其上海刑偵隊長陳超探案系列小說已被翻譯成法、德、意、瑞典、丹麥、挪威、中、日等語言出版，並獲得多項小說獎。 裘小龍1953年生於上海，父親在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因經營香水生意被打成右派， 裘小龍自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1988年進入密蘇裡州聖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獲比較文學博士，後留校任教至今。 裘小龍80年代曾以中文創作詩歌，1989年六四事件後裘小龍決定移居美國，並開始用英語寫作，他的第一本長篇英文推理小說《紅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在2000年出版，背景設定為六四天安門事後剛過、1990年代的上海，故事追查一名女勞模關紅英之死的背後案情，其中的陳超探長企圖改變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形象：知識份子，喜愛陸游、蘇東坡，裘小龍將他命名為“詩人大偵探”，在陳超的探案下，陸續揭發了性醜聞、貪污等問題。 用英語寫作，對母與非英語者來說，首要克服的就是如何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至於在美國讀者心中，作品原本就以英語寫成或是翻譯來而，差別不大。周杉對《明鏡》指出，美國人對於翻譯過來的華文作品，或是直接用英語寫成的華人作品，接受度都一樣，實際上讀者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只會因作品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市場，如裘小龍寫偵探小說，符合大眾口味，其他華人作家的成績也不錯，但比較文學性的作品接受度可能低一些，因此用哪一種語言書寫，更大程度取決於作者自己。 “比如馬建住在英國居住多年，仍然堅持用中文寫作，他認為只有中文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他的太太是懂漢語的英國人，給他的作品翻譯。”周杉說。 與中國有關的小說，不只海外的華裔作家在寫，身處中國的作家也在寫。周杉對《明鏡》表示，在美國寫中國，或許能從一種更客觀的角度來書寫，這也是海外作家的優勢。不過，許多美國華裔作家筆下的中國，都非現代的中國，周杉指出，裘小龍曾說，他必須回顧更早時期的歷史，才能更瞭解現在的中國，例如要探討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就該回到50、60年代，檢視當時的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另一方面，周杉表示，美國人也對過去的中國更感興趣，例如哈金背景年代較現代的《落地》一書，獲得的反響就較不如他的其他小說。 不過，從幾位華裔作家的身上，能看出他們試圖在題材、人物上做轉變。周杉對《明鏡》舉例，如上述的《落地》，就可感受到哈金已開始嘗試一些可能沒那麼受歡迎的寫作方式和題材。“《落地》講的是美國的事，每篇都很短，不太像小說，如果不熟悉這種文體的讀者，就比較不能接受。” 此外，周杉指出，任璧蓮的最新小說《世界與鎮》（World and Town），主角孔海娣（Hattie Kong）便不純粹是一個華人，而是一名中國父親與美國傳教士母親生下的混血兒，孔海娣因丈夫逝世搬到新英格蘭河湖鎮（Riverlake）後，認識了一個柬埔寨移民家庭，故事便圍繞在孔海娣與柬埔寨家庭的新生活與世界的變遷上；由此見到幾位華人作家正跨出嘗試性的一步。 周杉表示，任璧蓮（Gish Jen，本名Lillian Jen）的文章很有個人風格。圖為任璧蓮。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