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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以色列的一家三口流亡藏人于今年三月十日从印度达兰萨拉展开赴西藏首府拉萨徒步游行活动，由于徒步者一路手举中国国旗，主张西藏独立的流亡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在五月四日召开记者会表达抗议，此举在流亡藏人间引起争议。 图片：西藏青年会5月4日召开记者会抗议徒步游行藏人持中国国旗（丹珍摄） 以色列流亡藏人次丹多吉和他母亲东博吉，以及妹妹拉姆吉三人自今年3月10日「 西藏三·十自由抗暴纪念日」开始正式从印度达兰萨拉展开赴西藏首府拉萨徒步游行活动。 三位徒步者目前已经抵达距离尼泊尔边界口岸苏那里（Sunauli）有70公里处的印度北方邦戈勒克布尔（Gorakhpur）境内。 这一徒步游行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五项诉求，分别是：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允许藏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保障藏人继承传统习俗；立刻撤出驻守在各藏区的中共军队。 由于三位游行在徒步行走期间手举中国国旗，一向主张西藏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星期五在印度达兰萨拉总部召开记者会，对他们的行为表达了强烈遗憾和抗议。 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旺仁增在记者会上表示，藏人流亡长达53年，为获得自由，通过举行焚烧中国国旗等活动历经了几十年的抗争，而他们三人拿着中国国旗展开徒步游行，是流亡西藏历史上的首次，造成了严重的污点。 “境内藏人在五星红旗下饱受苦难，近年来他们展开抗议活动，并冒死降下中国国旗表达不满，居住在自由国度的藏人却手举中国国旗，是一种对民族自由斗争和历史全然不负责的行为。” 徒步游行者次丹多吉星期五通过媒体对西藏青年会的做法表示难过，他说他是为各民族和谐发起这一活动。 次丹多吉在4月19日向西藏之声表示：“手持中国国旗的原因是，如果中国政府给予藏人真正的自治，我们之前就有决定按照中间道路政策留在中国框架范围内。我个人拿着中国国旗，是表明中国政府如果满足我们需要的自由与和平，并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我对生活在中国范围内感到自豪，同时也想表明，若能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拿着中国国旗而深感自豪的这种举动。” 就次丹多吉一家三口手举中国国旗展开徒步游行遭到西藏青年会抗议方面，在流亡藏人之间立即引起争议，其中很多人在藏文网站上进行激烈辩论，支持和反对者不分上下，各有说法。 达兰萨拉哲瓦在线负责人才仁旺姆星期五向本台表示，徒步游行藏人拿着中国国旗返藏，是向中国政府和民众传达一种“有意愿与他们和平共处”的信息。 “我个人认为西藏流亡社区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化社会，当然允许各种声音的存在，人们可以自由的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个人对他们的这一做法表示支持。其原因是：第一，示威游行者次丹多吉本人是一个持‘中道’思想的人，他自始至终都表示举行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整个藏民族的福祉；第二，作为游行者有他自身的观点，想法与目的。我想更多的可能是对当前的国际局势与目前藏汉紧张关系的考虑；第三，藏人行政中央一直提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范围内让西藏三区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也是中间道路的主要目的与意义所在。手持中国国旗是想给中国政府与人民传达‘愿意与汉人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信息。” 达兰萨拉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九·十·三运动」理事边巴次仁也向本台表示，徒步游行者和青年会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事实上，只要对西藏有利，拿什么国旗都没关系。 “我个人觉得，他举着中国国旗也好，或者举着其他国旗也好，只要能对西藏人民带来利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是反对的，但是从母子三位徒步人员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的想法也许是对的。青年会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因为在中国国旗下面，西藏已经被统治了50多年，我们的人也死了很多。以前在监狱里，10月1号要举行升旗仪式，要挂中国国旗，然后要唱国歌，很多人都不愿意，也不参加，所以就受到很多酷刑。西藏很多地方不是后来发生很多和平抗议活动吗？那个时候也是，很多藏人将乡政府的旗子（中国国旗）拆下来以后，挂上西藏国旗，所以在境内一直是反对的，何况在境外流亡社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发自印度达兰萨拉的采访报道。

江南富庶地南京民風柔順，除了水滸「拚命三郎」石秀，再無出過英雄。加之屢遭屠城（洪秀全、曾國荃、日本鬼），又不幸淪為「國民黨巢穴」，滿城梧桐濃蔭下，「夾着尾巴做人」成了每個市民默記的家訓。豈料龍年暮春，紫金山麓一聲霹靂，躍出個光彩四射「拚命嬌娃」女英豪，那就是土生土長南京丫頭何培蓉，網名「珍珠」的金陵女俠。她奮不顧身，大智大勇，飛車千里，虎穴救盲俠，一曲勝利大逃亡凱歌震驚全球。 陳光誠因之「進入」美使館，給北京「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送上份尷尬禮物，但阿濤黑馬心有靈犀。滯館六日後的五月二日，在中方通過陳妻轉達的恐嚇下，在駱家輝大使殷勤游說下，在希拉莉保證長期關注下，陳「自行離開」使館前往醫院，又隨即要求全家出國。經醫院「過冷河」再經一番折騰後赴美，當是中美雙雙保顏面默契，相信中方不至做得太絕。 但是五天前，四月廿七日中午十一時，身處丹麥的楊建利正與萬里外的何培蓉網絡對話，突然熒屏驚見：他們來了，國保在敲我的門……一切戛然而止。楊不知的是，警員闖入前霎那間，女俠還搶發出一條告急文：可有山東以及臨近網友，請開車沿二○五國道，尋找可貴（因正當防衞而遭追捕的陳光誠姪兒）提供幫助，拜託大家了！我已經不能出發了……大難臨頭，她心中卻掛住別人。 明眸皓齒，身段婀娜，笑靨親和。在城南甘雨巷街坊眼中，蓉蓉是一個愛心爆棚到有些儍的美女。廣為傳笑的軼事是，多年前半夜貓聲凄厲，她竟致電報警，要公安拯救危難中的貓咪。七二年三月出生，中華職業教育中心英文教師，雲英未嫁。但絕無「剩女」幽怨，更無「盛女」虛浮，她是一位矢志奉獻國族的「聖女」。 從愛心姑娘到金陵女俠，是○八川震震醒了她。地動山搖間，女義工蓉蓉被比天災更恐怖的人禍嚇呆了，調查豆腐渣校舍案譚作人等身陷寃獄，更令她痛心疾首、大徹大悟，從此義無反顧踏上公義維權荊棘路。 有感異議者「多說少做」，女俠的座右銘是「敢想不敢為者，終困牢籠」，打正旗號當行動派。去年曾六闖臨沂探盲俠，次次打得鼻青臉腫無怨無悔。如今，陳光誠焦灼中等待佳音，自稱救陳案「主犯」郭玉閃以及參與者胡佳，「問話」數十小時都釋放了，反而知名度較低的「協從」何培蓉，從此音訊全無，情況令人擔憂。 中土凶兆頻現，地下黨治下香港必成池魚。何培蓉敢想敢為的奇蹟，給桎梏中的沉默國人和徬徨的港人帶來希望。讓我們挺身營救金陵女俠，或示威遊行、或聯署簽名、或電郵「相關部門」，齊齊多方施壓，逼令中共釋放何培蓉！ 　 凝緣 傳媒人 香港 蘋果日報

強國鬧劇日日新，草菅人命只等閒。已退休的福建省壽寧縣前信訪局長柳某，其女兒日前離奇墮樓身亡，屍身傷痕纍纍，死因疑點重重，警方卻堅稱死於自殺草草結案，柳某心感有屈難伸，被迫走上上訪之路。 信訪局長也上訪，聽來諷刺，想來悲哀。小生想到二戰後，德國牧師馬丁．尼穆勒懺悔道：「當納粹來抓共產黨時，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着他們又來抓社會黨人和工會，我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兩者都不是；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還是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此刻，孤苦無助的柳某應該撫心自問，自己任信訪局長時，可有將心比己，站出來為黎民伸冤？想深一層，其他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中國的社會不公得以長期存在，正是因為大部分人以事不關己的態度默默忍受。 可幸在冷眼旁觀的芸芸眾生中，總有正義之士挺身而出，就如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多年來沒有獲得半點私利，只為喚醒當權者的良知，讓大地上的十三億人重見光明。可惜，赤子之誠遭到無情打壓，為民維權換來拳打腳踢、惡言恫嚇。失明的人無懼黑暗，睜眼的人害怕光明，世事就是如此荒誕不經。 林芸生 傳媒人 太陽報

从2月到4月，中国一共上演了两起出奔美国使领馆避难事件。这些事件让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极为险恶：尽管王立军、陈光诚两人的不安全来自于不同的政治层面，但在中国政治高度黑社会化的状态下,无论是职掌刑司的公安局长还是维稳对象，都处于人身缺乏安全保障的状态。 由于前往外国使领馆避难，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条不归路，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外国驻华使领馆寻求避难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讨论至少可以帮助有此想法的人事前评估一下风险。 王立军的“使馆避难幻觉”源于自我估计过高 王立军的“使馆避难幻觉”由来已久。在王案事发后，我查阅有关资料时，曾读到一篇为王立军张目的文章——《辽宁铁岭王海洲诬陷王立军案内幕》（2009年），其中谈到王立军遭受老上司王海洲的“陷害”时，“一些外国机构不断给王立军打电话或发传真，询问王立军是否需要‘政治避难’或其他援助”——这段话应该是王立军自己对记者透露的，意在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与价值，该文记者并无相关的国际常识，相信了王的自吹。 王立军在辽宁的所作所为已表明，他是一个善于使用黑道手段在权力场中游走且混成了气候的成功者。到重庆之后，在一大批向权力献媚的媒体、文人神化的氛围中，更是极度自我膨胀。 王立军的自我膨胀并非完全出自于他的自大，而是中国这块特殊土壤造成的。且不说他在与薄熙来“龙虎风云际会”之后那段时期政治上的膨胀与媒体的集中吹捧，就以各种“学术荣誉”集于一身来说，他也完全有“理由”膨胀。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王立军曾集教授、博士生导师、18项科研课题主持人、156项专利发明者等荣誉于一身。争相聘请王当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有当今中国著名学府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第三军医大学，还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多所院校。在他罗列的简历中，还有“美国李昌钰法庭科学（法医）研究所特聘专家、教授”这一头衔。 这一“学术荣誉”亦真亦幻地毕集于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者的头上之荒谬现象，见证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学的无耻与堕落，表明所谓“科学、学术”在中国全是权力的婢女。 为什么王立军会在重庆呼风唤雨之际，对记者突然说出这番多家外国机构邀请他避难的话来呢？从潜意识来说，这话表明王立军有不安全感。在中国官场这个修罗场摸爬滚打多年，王立军虽然一直是斩人的“刀俎”，但也知道在政治生态严重黑社会化的中国，自己也保不定哪天会沦为被斩的“鱼肉”。他亲手送上西天的文强就是个例子。 从常识层面来说，缺乏国际知识的王立军根本不了解外国使领馆关于政治避难者的一些详细规定与要求，当然更不知道西方驻外使馆并不想在驻在国接收政治避难者这种“烫手山芋”。我猜想王立军看过一些“冷战”时期的间谍书籍，如《秘密战》之类，知道苏联克格勃情报人员会通过持有重要情报换取西方国家政治庇护。他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大概是：在美国眼中，他的价值应该超过大多数前苏联克格勃间谍。正是这种早就产生的领馆避难幻觉，在他认为自己面临生命危险时，确实帮助他做出重大选择。 美国驻外使馆如何应付“不请自来者” 在“冷战”时期，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克格勃成员及异议人士到西方各国驻外领馆寻求避难常有发生，但成功者大多是事先通过接触与周密准备，“不请自来者”极难成功。在中共统治大陆60余年间，“不请自来”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并停留一年后成功离境的中国异议人士只有一位，即被北京政府指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幕后黑手”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教授。 各国使领馆门禁森严，并非中国平民轻易可进去之地。虽然如此，总免不了会有“不请自来者”能够“成功进入”。对于如何应对所谓的“不请自来者”，即来到美国使领馆或其他海外场所寻求庇护者，美国有着长长的工作指导清单。《华尔街日报》4月24日一篇文章介绍说，据维基解密（Wikileaks）获得的一份2009年的美国国务院电文，对于这类事件，美国有两大最重要的任务：保证外交驻所的安全和获取情报。 这份10页长的文件建议外交人员告诉寻求庇护者：该外交驻所不能确保他们能安全离开所在国，不能确保他们在其本国的安全，也不能确保他们能进入美国。电文中强调，如有以下情况，不可向外国公民提供临时身份：外国公民仅仅希望移民美国或逃避当地刑法；提供庇护会危及驻所安全；或国务院指示驻所不得提供临时身份。在王立军事件中，美国政府似乎很早就确定他并不是早些年的苏联克格勃叛逃人员那样的情报来源。 在拒绝王立军避难要求之后，美国国务院曾面对数位国会议员的质询：为什么不接受“极具情报价值”的王立军的避难要求？对这一质询，国务院用“王立军是高风险避难申请人”，“是一位地方大员手下的政策执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斗士”，“以保护人权为由向一位地方公安局长提供庇护是站不住脚的”等理由，让质询者无话可说。 但陈光诚这一个案却与王立军完全不同，他是国际人权组织高度关注的知名人权斗士，符合美国提供政治庇护的要求。尽管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在特殊情况下让外国公民进入美国的事例很罕见，但两种情况除外。上述电文中列出的条件是：关乎美国特殊利益的个人；寻求庇护者面临立即的危险；或事件具有政治敏感性。 4月27日进入美使馆的陈光诚，虽然看起来符合美国国土安全部规定的上述条件，但毫无疑问也算是“不请自来者”，而且时机极为不凑巧，正好发生在5月中美战略会谈之前几天。这种“不请自来”造成的尴尬，对中美两国政府都不算小。陈光诚事件当中一个最有意思的关键细节，至今无论从哪个管道都得不到消息，即陈光诚是如何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这点弄清楚后，也就能够大致弄清楚陈光诚为何会在此时出奔美使馆的事实真相了。 中国网友在网上发言，称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原来就是租界与外国使、领馆。还有人说，别的国家太小，扛不住中国压力，只有美国才能与中国对抗，因此，美国大使馆与领事馆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陈光诚事件可能会使中国人这种“使馆避难幻觉”的热度稍微消退一点。事实是：美国方面对此类事情肯定深感头痛，因为这会造成外交上的严重混乱。 相关日志 2012/05/05 — 曹长青:是陈光诚改口还是美方变卦？ 2012/05/04 — 美国务院关于陈光诚的最新声明 2012/05/04 — 美国一发怒，土共又要软了:陈光诚电话接通美国国会请求赴美 2012/05/04 — 谁在拙劣表演呢？ 2012/05/04 — 明報:陳光誠﹕被美騙離使館 盼搭希拉里專機離國 駱家輝否認逼走陳 2012/05/03 — 美国国务院官员就陈光诚一事举行通报会文字记录稿 2012/05/03 — 德国之声:陈光诚:我想登上希拉里的飞机 2012/05/03 — 《时代周刊》陈光诚事件：美国否认陈光诚声称的胁迫 2012/05/03 — RFI:美国国会今天将举行紧急听证会讨论陈光诚案 2012/05/03 — 美国驻华使领馆在推特上为“交易”指控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