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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为了给城市发展扫清道路而拆除旧建筑的行动，产生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后果，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与逼迫民众搬迁 相关的暴力事件 。不过近些年来，中国日渐面临着拆迁重建运动引发的另一个糟糕的附带后果，那就是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 每年，有数亿吨垃圾会被悄悄地倾倒在中国大城市的郊区，这个问题常常会被掩盖，然而垃圾的增速已经让它越来越无法回避。现在，几乎每周都会有家住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或乡村的居民，一觉醒来后在自家附近发现一座非法的垃圾堆冒了出来。 今年1月，建筑垃圾被倾倒在了西安市的明代皇陵附近。这些垃圾形成了一道围绕陵墓的垃圾“墙”，导致一座有600年历史的官员雕像倒塌，被半埋入垃圾中。在北京的朝阳区，一堆建筑垃圾堆到了超过八层楼的高度，每逢刮风都会让附近扬起沙尘，居民们对此怨声载道。在几英里以外，新地铁线路施工留下的垃圾沿着河岸堆放。这些废物堆积的高度超过了五层楼，这使一些人开始担忧，一旦下大雨，垃圾就会堵塞泄洪系统。 《北京晚报》今年8月报道，在北京五环路沿线，平均每隔一公里，就堆放着半吨垃圾，其中大部分是建筑垃圾。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建筑废料被倾倒在路边和桥下的照片。58岁的退休人员刘小明用 他的新浪微博账号 上展示了他所在的镇上随处可见的倾倒事件，该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 “老刘我对这种故意倾倒垃圾破坏环境的行为非常气愤！”他在 7月的一条微博中写道 ，还附有一幅照片，显示在距“严禁倾倒垃圾”的指示牌几步之遥的地方，就有成堆的垃圾。随着消费者不断地买了又扔，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各类垃圾的增长也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不过，虽然中国城市拥有广泛的回收网络，蹬着三轮车收废品的人会买卖各种塑料、金属和纸质废品，然而建筑垃圾却几乎被彻底地丢弃了。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吕伟生(Wilson W.S. Lu)说，“所有这些建筑和拆迁垃圾一旦产生，就没有办法再进行处理。”他说，得到回收物品主要是金属，但它们在所有建筑垃圾中只占一小部分。 “至于其他垃圾，还没有系统化的处理办法，”他说，“因此非法倾倒的现象随处可见。” 吕伟生正在研究中国每年究竟会制造多少建筑垃圾。尽管缺少精确的统计数据，但可查到的数据表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通常，中国建筑的寿命通常是30年，而美国是75年，欧洲甚至更长。大量新楼是建在被拆毁建筑的原址上的。以建筑面积为衡量标准，过去几年中国的总体建设速度一直稳步上升。上海会发布每年的拆迁数据，根据上海公布的数据推断，吕伟生估计中国2011年制造的建筑垃圾超过20亿吨。吕伟生称，日本的建筑垃圾回收比例高达95%，但在中国，相关数据几乎恰好相反，只有不到5%的建筑垃圾得到重复利用。 通过回收来控制日益增多的垃圾的努力才刚刚起步。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中国企业新奥混凝土集团已在内陆大城市贵阳和兰州建厂，碾磨建筑垃圾，对水泥进行重复利用。 “这件事情看似很小，但却非常重要，”帮助该公司筹划这个回收项目的跨国环保团体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和这家公司及相关专家一起，我们几乎断定，建筑行业应该一点垃圾都没有。这让我们倍受鼓舞。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要问，阻碍是什么。” 吴昌华说，这种回收利用的商业模式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回收建筑材料有助于中国实现加强环境保护的官方目标，因为它能减轻填埋场的压力，减少非法倾倒垃圾，以及为生产水泥而进行的破坏性采沙作业，比如采挖河床或开山采石。 但因为担心建筑质量不合格，用回收材料修建住宅和办公楼的做法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被普遍接受。 吴昌华说，要想让回收的建筑材料受欢迎，必须让中国消费者相信自己的安全有保障。“在中文里，说‘垃圾’听起来像是‘废品’，”她说，“有很强的负面涵义。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看法。这方面需要做出很大努力。”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薇、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上位已经近一年了。他进入角色的速度比两位前任要快得多。一九八九年和二零零二年，江泽民、胡锦涛在分别接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时候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交接班局面：前者仍然需要面对政治强人邓小平等的垂帘听政，后者则由于前任延迟移交军权而备受钳制。这些使得他们在上任之初必须谨言慎行，只是在接任若干年之后才逐渐展现自己的政治色彩和领导风格。 与两位前任不同，习近平似乎在接任总书记的当天便进入了最高领导者的角色。他在十八大结束以后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通过直接了当的语言风格，与大多数党的高级官员们拘谨的照本宣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他对执掌最高领导职务的自信。在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又通过率领中央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机会，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以此作为自己执政的标志性口号。 在执掌这个世界上成员最多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年里，习近平向中国人和世界上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发出的信号既清晰又含糊。清晰的是：他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国的这一轮权力过度已经正式完成，他本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的决策者，无论是政治老人还是他的政治局常委中的同事们，已经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含糊的是：已经执掌了最高权力的他究竟要带领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驶向何方？ 习近平作为家属出席纪念习仲勋百年诞辰活动。 北京高调纪念习近平已故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最高领导权已经完成过度的一个标志。虽然官方在大会堂举办的习仲勋纪念会的规格与其他过世的同级领导人大体相当，但是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央视联合摄制专门为其摄制了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参与制作的单位的规格和片中对习仲勋的评价，都要远远高于其他人。显然，如果习近平仍然面对政治对手的强大挑战，他是不会授人以柄，如此高调地纪念他的父亲的。 虽然政治权力已经得到巩固，但是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习近平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清晰，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执政之初，习近平在数次讲话中提到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时，略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在选择第一次出京的巡查时，他没有像江泽民、胡锦涛等人那样去朝拜红色的革命圣地，而是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圳大谈改革开放。不少人据此认为，习近平将会推行一条更加开放的政治路线，甚至有人猜测他会启动他的前任视为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习近平随后的举动打破了人们对于他深度改革的期望。在关于前苏联解体的谈话中，他不去批评前苏联背离人民意愿的僵化政治体制，而是为前苏联的解体深表同情，甚至为没人出面挽救苏联的一党专制而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 的悲叹。随后又以党内秘密文件的形式提出了“七不准”，禁止中国媒体和教师宣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等七个话题。接踵而来的还有官方媒体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围剿；滥用司法对网络大V的抓捕和对舆论的加强控制等等。 这些表明，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决策虽然常常在继续改革和沿袭旧制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之间来回摇摆，但是习近平的政治色彩已经在这种摇摆中日渐鲜明。通过一年的观察可以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习近平实际上是在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向毛泽东的原教旨专制主义回归；而且与江泽民、胡锦涛比起来，习近平在政治上的回归步伐要大得多和快得多。他的政治倾向、工作方法、甚至讲话风格都比他的任何前任们都更像毛泽东。 习近平的这种政治色彩源于他对自己历史角色的自我定位。作为新时期的大国领导人，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和邓小平发展经济之后，他可以引领中国接受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使中国通过政治文明的全面复兴受到世界的尊重；或是回到共产党驾轻就熟的专制之道，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回避制度变革，在危机和挑战面前目光短浅地蝇营狗苟地得过且过。看来他更看重自己作为专制制度的“红色接班人”地位，而放弃了引领中国进行政治文明复兴的机会。正式这种自我定位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将取决于政治决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力图转变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策略，这可能意味着政治决策对未来几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影响将与国内外经济形势一样重要。 中国上周五公布，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8%，增速快于第二季度的7.5%。中国官方表示，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上升将面临困难。 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暗示，中国将把2014年的经济增速目标从2013年的7.5%降至7%。这是作出此类暗示的又一位、也是级别最高的中国官员。习近平在一次与地区领导人的会议上表示，7%的增速将足以实现2010至2020年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长期既定目标。 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将给中国提供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尽管这种转变会降低短期的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学家表示，这些政策将包括应对国内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提高社会福利，而不是侧重于工业扩张。 虽然7%的经济增速会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较2007年下降了一半，这会给那些认为中国蕴藏无尽机遇的国内外企业带来难题。 最近几周，沃尔玛连锁公司(Wal-Mart Stores Inc., WMT)表示将关闭在中国的部分门店，而Macy’s Inc. (M)则推迟了网上业务扩张计划。贝恩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 Inc.)驻上海的顾问Raymond Tsang表示，最近几年中国南方有数以千计生产服装及其他商品的小企业被迫关门。 不过，习近平似乎已决心重新制定经济政策，这样GDP就不再是衡量经济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为贯彻全党目标，他一直要求各地官员召开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毛泽东曾倡导的一种做法），而且过于强调GDP增速的思想会招致批评。据《人民日报》报道，在河北省9月份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一位当地官员坦言自己过于在意经济增速，而对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不够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高级经济学家何帆表示，河北会议确立了一个标准，你不能再炫耀GDP增长，否则别的官员就会批评你束缚于旧的增长模式，只关心自己升迁。此次会议受到国内电视台和报纸的大幅报道。 中国的学者称，很多年以来，作为晋升之道，省级官员往往会力争让自己所在省的GDP增幅超过中央政府的GDP目标。 这种深刻反省以及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更加可持续道路的努力自身也在经历调整。7月份，当经济增长放缓有可能转变为硬着陆时，政府重新祭出促增长的药方，加快了公共基建投资，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承诺，领导层不会让经济突破“下限”，不过并未指明这一“下限”到底是多少。 中国也在继续寻求国内外的能源资源来满足工业发展需求。上周五，俄罗斯和中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宣布达成了西伯利亚能源储备开发协议。 为显示实现更加可持续增长的决心，中国还寻求让资源价格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更快做出调整，以更好地管理需求，缓解环境污染及提高工业效率。 经济学家们表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反映出基础设施投资的小幅增长、出口改善以及今年早些时候新增贷款大幅增长的滞后效应。这对依赖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诸如资源生产商而言是好消息。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9月份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第三季度经济继续上行确实有些压力。他还说，总体来讲，由于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比较强劲，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中国的领导层还在想方设法鼓励企业增强竞争力，到目前为止有些已经取得成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儿童安全座椅生产商台州市感恩汽车用品公司(Taizhou Ganen Car Appliance Co.)的总经理郑辉表示，自公司放弃低端业务并增强设计和营销以来，公司今年的订单已增长一倍；推动公司订单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是高端业务的竞争较小。 从下月开始政治考量将居主导地位，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届时将公布决定中国今后10年经济走向的改革方案。 经济学家们称，改革推进的次序十分关键。政府可能会推进那些易导致企业成本上升的改革项目，如提高工资、社会福利税收和治理污染等。但如果政府不同时实施刺激生产力的措施，如向民营资本开放目前主要由国企把持的领域，那么相关改革可能拖累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广州市的电脑零售商朱新安（音）认为，他的大多数客户所在的大专院校将获得政策支持，他的业务将会因改革而快速增长。 但其他人并不乐观。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的Devon Zhang称，预计改革不会给他带来太大好处。习近平发起的一轮政府勤俭节约运动已令他的奖金减少，政府政策并没有抑制房价上涨，他担心在中国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像样点的住房的租金将让他无力承受。他表示，降房价会损害部分既得利益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当然不愿解决这一问题。 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经济学家黄益平警告说，由于中国政府向市场经济倾斜，中国应体现出更多新兴市场周期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经济将出现更多的起起落落。黄益平6月份时曾预测今后三年内中国季度经济增速或降至3%，甚至3%之下，但他预计随后经济增速将快速回升。 中共高层在11月会议之后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是如何应对国内信贷扩张速度过快的问题。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估计今年中国信贷增速将达20%，到2017年时，将超过GDP的250%，相当于2008年时的两倍。惠誉称，信贷需求增长如此之快，部分原因是借款人没有偿还现有贷款，银行对债务进行了展期。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借款人（通常为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需支付的利息上升，这令他们实现赢利和还债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在其他国家，这种循环周期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爆发。 随着监管部门试图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过去几个月信贷增速已经放缓。但监管部门的这类行动会降低经济产出。 野村(Nomura)分析师张智威说，上周四中国央行暗示，将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来抑制信贷增长，并且自7月30日以来首次未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张智威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偏于悲观。他称，中国经济增速已于第三季度见顶，明年经济增长率将为6.9%，低于外界预期的官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