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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长期在《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为雷颐的历史文章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文字。雷颐在书中讲述他的历史观时写道：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董桥评价雷颐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徐友渔则说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雷颐访谈 　　雷颐：我们那时候都太天真了，以为历史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在《历史的裂缝》之后，雷颐新书名为《历史的进退》，这本原想署名为“熔古铄今”的书，就是想借历史的块垒，浇现实的胸怀。在雷颐看来，“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 　　2008年2月27日，《晨报周刊》连线雷颐，这位爱较真的湖南籍学者。 　　在采访中，雷颐特意强调他是湖南人，即兴讲了长沙火车站的那根火炬的故事，在文革中，火炬的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朝向都可以得出很“反动”的解释，于是只能直直地向着天空，这一个段子，也出现在他的《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中。当时，雷正在长沙念书，他说，现代人以为那是笑话在当时是真实的事情，他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出特殊的解释，一个社会荒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呢？” 　　 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 　　晨报周刊：你上本书叫《历史的裂缝》，这次叫《历史的进退》，这两个书名，分别代表着你什么样的历史观点？ 　　雷颐：“裂缝”有窥探历史的意思。所谓“进退”呢，一方面是说历史往前进一步就是现实，现实往后退一步呢就是历史；另一方面呢，有人说历史是“进寸退尺”，许多年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今天还在面对，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到“作者尤其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同时也说到“留存个体鲜活的私历史”，以你的经验，“集体记忆”和“私历史”之间，有怎么的矛盾统一？ 　　雷颐：按照道理来说，集体记忆应该是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应该是完全矛盾的，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记忆的选择有强力的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时间久了，集体记忆就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那篇《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想写的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记忆的干涉，我们要用个体的记忆来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形成真正的“集体记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那时我还刚上大学，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她问：“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就为了撇开毛泽东说毛和他们不一样，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策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怎么能逃脱责任呢，结果历史会搞清的。但实际上过了几十年，它越搞就越成功，我在大学里问过好多这个问题：“在你们的心目中，文革中的毛泽东和江青、林彪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那他们绝对是分得清的，绝对会认为文革的坏事就是“四人帮”和林彪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都太天真了，以为一个事实总有一天会搞清的。我这个东西只是希望为历史存一个档案。我知道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比起来，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我做到了一个历史学家该做的事，至于以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没有办法。 　　 晨报周刊：天津教案这个故事有三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再思考：一，曾国藩到了天津，经过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灯均系传言”，比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是，各地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些结论。你觉得是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调查呢？ 　　雷颐：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你说真话的时候也没有老百姓相信。比如说央视大火，应该说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但我看到从网民到不会上网的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都有人在幸灾乐祸，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们对央视对的一种不信任。 　　 晨报周刊：之前的历史书，经常把处理天津教案作为他一生的污点。他成为“卖国贼”，也有赖于此。至于协助曾处理此案的丁日昌，也被骂成“丁鬼奴”。当年郭嵩焘出使欧洲，长沙的士子们要烧他的房子，不准他回乡。对于与洋人交涉的官员，为什么舆论上会如此苛责？据你考察，对他们态度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雷颐：应该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期间，国人就看到顽固愚昧的那些东西，对中国的危害。所以后来辛亥革命，那些学生的观点就是另外的一种了，慢慢他们就会影响一些民众的看法。到了“文革”中，只要参加了涉外活动的，大多就被打成了“里通外国”，这是一种复辟。 　　 晨报周刊：你认为，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正义，也越容易过激。但最后“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当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中，总是一次一次地被煽动，为什么民众总是这么容易被煽动呢？ 　　雷颐：就是啊。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对人的塑造是极强极强的。这些年，一定要强调爱国主义，支持国学，现在是一拨一拨的传统文化热啊，说中国的好啊，在历史上呢，一定要反复强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民众就很容易被煽动。 　　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清政府拖延改革造成的 　　 晨报周刊：我特别注意到，你谈晚清王朝改革的一拖再拖的那篇《晚晴的两次“行政改革”》，以及《何以“激进”》和谈伊朗民主的那篇《“白色革命”的结局》有内在的脉络，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如果自我改革的步伐太慢，就会自己“制造”出激进的“革命党”出来。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比如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还要慢，能拖就拖，好像你并不是这样看的，是吗？临界点在哪里？ 　　雷颐：对，如果都有理性的话，让社会没有动荡一点点前进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继续拖，不改革就会滋生许多弊病的，这些弊病民众是不答应的。有人说“激进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太大，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改革造成的，你看开始有几个人支持激进主义啊，没几个人。因为统治者总是不改，一点点改良你也用极端的手段去镇压它，你这不就是都把人弄成了激进主义者，包括有些人只是体制内的改良者，你都要镇压他，像康梁那样。本来“改良派”和“革命派”辩论的时候，是支持改良派的人多，清政府不改的时候，革命党就说，怎么样？你看，它就是不改，这时便有更多的人支持革命党。 　　 晨报周刊：你在《矿难语工会》中提出，我国频发矿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建设不够，你认为当下中国诸多的问题是因为《最怕无社会》？ 　　雷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成立工会不行，包括外资什么的，以后只要社会稳定，就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应该各有各的工会和协会，这些东西应该是劳方和资方的斗争、罢工、谈判，政府应该只是充当他们之间的第三方。其实我很早前就写过关于北京出租车的文章，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租车应该让他们独立成立工会，因为他们的“份儿钱”极高，他们没办法。最应该警惕的是权力和国家，公权力需要社会来制衡，但我们的“社会”结构，发育不健全，我本来想把“不怕无政府，就怕无社会”作为标题。 　　他们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 　　 晨报周刊：我觉得《“疑”重于“信”张中行》这个文章颇多可琢磨之处，张中行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很赞同这个判断。但现实总是这样吊诡：在“只让人信”的新时代，我们却出现了整体缺乏信仰的局面。这又是为什么？ 　　雷颐：其实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最后还有这么一句话：“老北大没有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但收到这个书里被删掉了。我们讲的“信”，多半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东西，但现在的一些信仰教育呢，多半是和现实完全是相反的。你讲的好话别人都不信，你说的和做的反差太大，有些好的东西，好多人已经开始不信了。 　　 晨报周刊：《“万岁”的故事》、《层层剥笋法》、《可如实回答》这些文章谈的都是“心灵的屈服”和“自我的觉醒”，好像屈服很容易，但觉醒很难。 雷颐：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有一种原罪的意识在这里面。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种万象更新，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很多人是出于这个觉得党真伟大。那么他就逐步逐步地觉得，自己当年是否错了？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期间那种极端，让大家对毛的那一套产生了怀疑。经过了极端才觉醒。这种觉醒的过程是挺慢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李锐、杜润生、朱厚泽、李普这些老革命，自己称自己为“两头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是真诚地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投入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去的，晚年呢，反思自己中间那一段，丧失了自我，明明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共产党的，但逐渐被洗脑，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自我，盲从了。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这一批人两头都是真诚地信仰民主和自由。中间那一段被称之为自我的迷失。 本文来源《晨报周刊》 ——白衬衫

邓聿文 “批评与自我批评”被中共看作是三大优良作风和党建“法宝”，现在，它被当作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武器”出现在了省级常委的民主生活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时对这一“武器”提出了要求：“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中共日前下发的有关贯彻习讲话精神的通知中，则要求各地以整风精神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开展起来，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带头亮丑揭短，直指问题要害，为班子其他成员做示范、立标杆。而在习的亲自监督下，河北省委常委每个人都互相“揭短亮丑”。 目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省级党委和市县层面都已经展开。在中共七大常委的督促和强大舆论的监督下，各省纷纷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个别省委书记甚至在民主生活会上要求常委们“向我开炮”。 不过，对习发起的这场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尽管官方媒体在不遗余力鼓吹，但民间却冷淡对之。另从各地报道来看，除河北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因有习的督阵而被详细披露外，其余各地都把省委常委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应“四风”要求概括为几个方面，内容基本大同小异，公众从这些报道中，根本看不到哪个官员做了哪些自我批评，互相之间又揭了什么样的短、亮了何种丑。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众相信其会取得成效，加深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感情，从而更好地为民服务，确实很难。 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走出中共整风的“自娱自乐”，从其欲借鉴的延安整风来看，就似乎是注定了的。在延安整风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作为主要手段来使用的，中共和习这次重新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希望能够达到当年延安整风的效果。不过，延安整风能够取得“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的效果，考察历史，并不真的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 今天来看，延安整风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似乎是搞得很好，自由批评的氛围浓厚，自我批评的主动性很高，“治病救人”的导向明确。根据《陈云文选》记载，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首先集中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开展批评。周恩来把自己封闭半月，写出了5万字的学习笔记，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张闻天等也对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不是为了整人，而是“治病救人”。因此，对受到批评的人不轻易进行组织处分还给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如王明，尽管其推行的左倾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仍被推荐为中央委员人选并当选。 然而，关于延安整风中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神话”，近年来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通过还原那段历史以及亲历者的回忆，实际上真相与此相去甚远。例如，根据已故历史学者高华的研究，延安整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有“成效”，与毛泽东采取的以下两项措施密不可分：一是为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要求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它的好处是，可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并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以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二是为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这些文章包括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以及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四种类型。再结合组织措施的落实，其中主要是康生领导“抢救运动”，从而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有了这一系列“触及灵魂”的配套措施的实施，思想和作风不想改造成功也难。 因此，中共此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果要想各级领导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延安整风的效果，必须像毛一样，辅之一些非常手段。还应看到，毛在延安整风时，虽然其威信尚未达到后来的顶峰，但在高级干部中，已具有很大权威。另外，那时的共产党人，还是很真诚地信仰自己的主义，对用“列宁式”的“新人”标准改造自己并不抵触。现在，中共这两样都欠缺，故要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到效果，“和风细雨”的方式肯定不行。 不仅延安整风，事实上，在中共历次整风中， 被作为法宝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未像宣传的那样有如此“神功”。除此外，理论和现实都决定了公众对此次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必太当真。 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同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必须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相冲突。所谓民主集中制，按照中共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但从实际来看，从来都是集中高于民主。这是因为，根据列宁建党原则建立的中共，它需要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在正常情况下，自然是各级党委一把手，即书记，在全党就是党的总书记。尽管理论而言，党的书记只是一个召集人角色，它在党内的投票权并不高于其他常委。但实际上，冠以“核心”称号，表明其权力要比其他领导人大，其意见也比其他领导人重要，在某些关键时候，还会起到最后仲裁者的作用。这样看来，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生活会，多数情况下是先集中后民主，集中指导民主。而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保证批评者的权力都是一样的。如果说，常委与书记的权力在党章里差别还不大的话，那么，对一些兼任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而言，很难想象，其所在省的常委敢对他真正进行批评。没有权力的对等，批评就没意义，这样的批评只能是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甚至是以批评之名行赞扬之实。 二是中共最高领导层能否做到像他们要求下属那样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共等级制的体系和文化里，传统的做法是上行下效，领导的表率作用非常重要。最高领导若要求地方各级领导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无疑自己首先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根据报道，中共政治局在6月用4天时间召开专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政治局委员自己动手撰写了发言提纲，对照检查，会议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看来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过，人们在报道中看不到政治局委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做了哪些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存在哪些问题。这当然不是怀疑政治局委员没有在专门会议上进行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反，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比省委常委们的要深刻得多，尖锐得多，但由于这些批评意见没有向社会公布，人们不知晓每个政治局委员对自身问题认识得怎样，要下面的领导干部内心如何臣服？这无疑会削弱党的号召力。各地省委不公布每个领导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 只列举问题，可能就与此有关。 三是中共发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也使得这个“武器”的作用受到限制。虽然中共的通知中强调要“坚决反对和纠正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相互较劲设防的假团结”，而“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大力提倡和弘扬掏心见胆、并肩奋斗的真团结”，“积极营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但是，只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是要达到领导干部团结的效果，不论这种团结是真是假，客观上限制了任何实际手段的运用。正如上述分析延安整风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指出的，没有非常手段，不可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真效果”。从中共来看，虽然它倡导用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鉴于过去整风的教训，并不打算采用过激的手段和方式，比如，让群众直接行使批评领导干部之权利，以免破坏团结，造成党内分裂。其实，对中共而言，即使是它批评的“表面一团和气”的“假团结”，也比公之于众的“真分裂”重要得多。中共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格限制在“四风”领域，就表明它害怕党因整风而“分裂”。 鉴此，任何认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切实扭转党的干部作风，改善与群众的关系，都是不现实的。当然，这并非说它对改正作风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应该还是能够解决百姓当下关心的一些问题，缓解一下舆论的压力，仅此而已。 相关日志 2013/10/06 — 无题 2013/10/03 — 习近平亲自挂帅 自我批评运动已成笑料 2013/10/03 — 林保华：自贸区缩水，周永康露面 2013/10/01 — 奇闻录:「批评与自我批评」段子荟萃 2013/10/01 — 中国网络观察：习总与荒诞 2013/09/30 — 围观河北省领导”洗澡” 2013/09/30 — 习近平督导高层互批效仿延安整风？ 2013/09/30 — 習無意政改 只想破蘇共統治紀錄 2013/09/29 — 中国罕见有学者对习近平推出党内新的整风方法提出不同看法 2013/09/29 — 杨支柱：梁山泊的整风运动

习近平11月7日在印尼说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段话指向明确，就是坚持继续走习近平上台以来坚持的现有政治路线，维持中共现有的意识形态与利益格局。但从官媒到香港《南华早报》及凤凰网，都开始扮演“改革”信使，告诉全世界：中国马上要开始真正的改革了。 这场景，犹如“等待戈多”这场经典荒诞剧的场景。 *中国政治常青戏剧：改革即将启动* 《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是萨缪尔•贝克特创作的一出荒诞派经典戏剧，从1953年1月在巴黎上演后，“等待戈多”成为一种广义的哲学意境。 这场荒诞剧与中国等待改革是如此相象： 该剧的主要人物是两个流浪汉，场景是一条乡村小道，道旁有一棵枯树，被称为“上帝的弃地”。主要剧情简单：两个流浪汉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戈多是否存在。两幕戏几乎内容重复。在每幕结束时都会出现一个自称是戈多派遣的的信使——他的牧羊人，通报说戈多的到达将继续推迟，但是他 一定会来的。这部戏剧的角色除了两位流浪汉之外，后来还有地主波左及其奴仆幸运儿加入，波左不断要求幸运儿努力思考，包括回答一个人类普遍问题：人间苦难与上帝的全能及仁慈之间的关系，但也无法改变这种徒劳的等待。直到戏剧终了，戈多也未出现。 戈多＝中国的政治改革，戈多的信童牧羊人＝中国的媒体与各种宣称改革即将启动的评论者。远的不说，从2012年十八大换届开始，就不断有人出于各种原因，宣称领导人心中有一幅改革蓝图，试图激起国人的向往并继续等待，每当习近平或某重要领导讲话后，就立即宣称“改革”即将启动。 《等待戈多》一剧中，两位流浪汉为了“和恐怖的寂静保持距离”，讨论许多话题，重复争执-和解-再争执-再和解这一过程，以打发难熬的时间，例如讨论各种自杀的可能性——这场景与中国各色人等讨论猜测习近平改革将朝哪个方向行进，习父的改革遗传基因、习夫人彭女士深受民众欢迎，女儿在哈佛读书都是改革的积极潜在因素一样。即使习近平明确地说过要吸取苏联崩溃的教训，用“竟无一人是男儿”来讽刺苏联共产党，还有人盼望习会学习其贬斥的对象戈尔巴乔夫。 *中国人等待的“戈多”是谁？* “戈多”是谁？这是《等待戈多》留给世人驰骋遐想、纷纷竞猜的一个问题。最后形成一点共识：不管“戈多”是谁，他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人们等待他的到来，就是保持心中那点希望。这希望也许是人生活的动力，也许是人奋斗的目标，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等待的“戈多”有所不同，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饱受他国奴役的的波兰人观看此剧，就将“戈多”当作他们渴求而不得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监狱里的犯人，则将重获自由当作自己等待的“戈多”。 中国人现阶段等待的“戈多”叫“改革”，但“改革”的内涵却因利益集团而异。凤凰网上登载一份“十八届三中全会民调”，尽管在设计问卷时，已将政治改革排除在外。但即使如此，参与调查者也不乐观，在“你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不会有实质性改革措施？”选择“不会有，形势错综复杂，改革寸步难行”的占比53.46%（截至10月10日）。 结合习近平一贯的政治主张及言论，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应该理解为坚持中共一党独裁的专制体制，不能犯苏联式错误，即被颠覆，失去了政权。 习近平及中国政治高层如何评估中国的政治现状？中共核心党刊《求是》理论网8月20日登了一篇“《大西洋月刊》：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借外国人的口表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其深度和广度早已远远超越戈尔巴乔夫所提议的改革内容，西方对选票的痴迷掩盖了中国改革的事实。但这样的深刻变革一直保持在经济领域——考虑到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悲惨命运，中国这样的改革策略无疑是明智的。” 中国的改革既然已经早就超越了戈尔巴乔夫，自然就不需要再向戈尔巴乔夫学习，弄什么改革新思维与政治改革——这就是中共高层目前的态度。 * “等待”成为最好的社会镇痛剂* 习近平上台前后，信使们口中的“改革”一词悄悄地经历了重大变化。最初，信使们在“改革”前面冠上“政治体制”一词加以定义，希望习近平会在某时发动放弃一党专制的政改；后来慢慢减少了“体制”二字，只剩下了“政治”改革，这样可以将反腐败，以及中央部委的调整比如卫生部这类无涉根本的行政改革全都拉扯进去，以替换解决政府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近来的改革完全变成了经济改革，诸如金融、国企、土地、养老保险内容全成了习的“改革”，仿佛忘记这些领域的“改革”自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从未停止过，与大家等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习近平误导世界吗？还真不是，习近平的行事风格不同于胡锦涛，说话痛快，观点鲜。他视西方民主政治为邪路，已经多次声称坚决不走；他的“鞋脚论”明确表示，中共专制这双鞋子他穿定了，因为他这双“脚”觉得这“鞋子”很舒服——虽然人们都知道无论是他还是中共，民众才是“脚”，无奈中共坚持认为自身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天然代表，他说“鞋子合脚”，“脚”就算难受也没地方说理。当他那“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说法，被毛左理解为可以否定邓的改革路线之时，他就在审薄前夕的8•19讲话中及时纠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个“特别是”就明确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置于比毛时代更重要的位置。 即使到了这时，改革信使们者还是宣称“戈多就要来了”。《等待戈多》一剧中反复重复以下对话： 流浪汉甲：算了，我们走吧！ 流浪汉乙：我们不能。 流浪汉甲：为什么不能？ 流浪汉乙：我们在等待戈多。 “中国改革即将开始”，以及相关的辩论，不就是这段对话的再现吗？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