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两会公民提案： 税制改革应以直接税为主体 作者： 刘植荣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 月 1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列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但从目前财税部门发出的消息看，似乎把部分企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其实，中国目前税制的最大问题是，间接税比例过大，这导致 “ 收入越低税负越重 ” 的逆向调节。 　　近些年来，我们对税制 “ 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 ” 的问题只是修修补补，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 “ 三不 ” 愈演愈烈。去年吵得沸沸扬扬的个税起征点，结果只是提高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起征点，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共有 11 项，工资薪金所得税只是其中的一项，另外还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 10 项个人所得税。我们把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起征点由 800 元逐步调高到 3500 元，而其他 10 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31 年未变，现在仍是 800 元。而后者大多数是无固定工作的低收入群体，收入越低，纳税越多，这显然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笔者在《 文化繁荣须为作家增收减负 》一文中已指出，同样的收入，专职作家的纳税额是工薪族的 6 倍，而且还没有人给上保险，没有人给住房公积金，更没有人给发福利。 　　中国目前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15 大税类，不管是什么税，最后都由居民承担，人活着就要消费，有消费就要纳税，人一生下来就是纳税人。 　　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税叫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有的税不是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而是由企业这个 “ 中间人 ” 先替我们交给政府，然后再把税款追加到商品价格里，当我们购买商品付款时，里面就有企业追缴的税款，这就是间接税。 　　我们看看中国的税收结构。 2011 年全国税收总额为 89720.31 亿元，其中 6054.09 亿元的个人所得税、 438.45 亿元证券交易印花税中的部分税款、 2044.45 亿车辆购置税中的部分税款和 2763.61 亿元契税中的部分税款可以认定是直接税，对居民住房征收的房产税，只在重庆和上海试点，这部分税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中国的直接税仅占税收总额的 10% 左右。 2011 年，中国人均纳税 6900 元，其中只有 690 元是直接交给政府的，其余 6210 元则是通过企业交给政府的。可见，要想真正减轻百姓税负，必须从间接税上做文章。 　　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征收间接税，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遭到抵制。征收间接税，百姓感觉不到是对自己征税，不会抵制，而企业也认为这笔税款要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抵制。这就是法国政治家让 – 巴蒂斯特 · 科尔贝所说的 “ 税收技巧恰似拔鹅毛，在拔毛的时候不要让鹅叫 ” 。 　　间接税最大的弊端是，收入越低，税负越重。中国的商品价格里，隐含着大约 50% 的间接税，买 100 元的物品，就要纳税 50 元。一个年收入 5 万元的家庭，可能把这些钱都花在日常生活开支上，就要纳税 2.5 万元，税负率为 50% 。而另一个家庭年收入 100 万元，日常生活开支 10 万元，需纳税 5 万元，税负率仅为 5% 。 　　美国的税制就是以直接税为主体。 2011 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财政总税收预算为 36280 亿美元，其中个人纳税额占 75% ，企业纳税额仅占 25% 。 　　美国的消费税也不是由企业交纳，而是居民购物时单独交纳。其实，世界许多国家商品价格里不含税，笔者在非洲，喝杯咖啡，服务员给的账单上都把税款单列，价是价，税是税，泾渭分明。 　　中国税制改革目前还是没有找准方向，不应该增加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反，应该尽快废除增值税。 　　增值税本质上就是一种消费税。企业最清楚，增值税不是由企业自己负担，而是推给下家，流通环节越多，税额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直滚下去，最后滚到消费者那里就没有下家了，增值税最后还是落到消费者头上。我们所承受的高物价，增值税也在其中作祟。 　　美国没有增值税，企业主要交纳企业所得税，而且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和市镇政府对企业征的都是企业所得税，重复计征。根据 2010 年的标准，美国联邦政府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39% 。 　　对企业来讲，只有把产品销售出去才能从消费者那里追缴增值税的税款，这必然要占用企业的大量资金，影响企业的生产周转。同时，增值税抬高物价，也不利于产品的销售。还有，增值税不管企业有没有利润都要交纳，让亏损企业很难翻身，阻碍新开办企业的发展，因为企业创办初期主要是投入，一般不会产生利润。 　　目前，国内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占税收总额的 27% 。废除增值税带来的财政损失，可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增设财产转让税 ( 遗产税 ) 以及全面开征房产税等直接税来弥补。 　　总之，中国的税制改革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经验，进行彻底改革。税制改革总的框架应该是：个税按家庭年收入计征，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废除增值税。（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irong  本文发《 新金融观察 》2012年3月5日第06版） 从巴黎公社看革命的本质——纪念巴黎公社141周年 上市公司高管“跑路”为哪般？ 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 股价越高股民赔得越多 银行暴利通胀的又一推手 发达国家放弃核电为哪般？ 大猩猩PK分析师 可再生能源的艰难选择 同样的事故，不同的结果——康菲与 BP 漏油事故引发的思考 网络售票，不要冷了百姓的心 欧美国家养老金可以投入股市吗？ 监测PM2.5为何如此重要？ 春晚是联欢，不是神坛 养老基金要当好 “ 蓄水池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再思考：执政党利益必须与人民利益相统一 美国彻查居民海外资产，隐报谎报要坐牢 “养老金入市”是个馊主意 房价与地价，谁推高了谁？ 住房空置率之谜亟需解开 国外怎样处置住房空置:罚款、征用或推倒 作家税负是工薪阶层的6倍  文化繁荣须为作家增收减负 房价下跌拉开序幕 看看外国物价如何涨：过去20年多数国家CPI年均涨幅2% 股市就是大赌场   美国家庭收入15万吃救济：“救世主”这顶高帽咱戴不起 政府发债的本质就是征税 楼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的法律解读

本文原发表于《阳光时务》第13期，现有部分字句改动。 改革就是革命 ――后南巡时代的中国政改 长平 辞旧迎新的改革希望 虽然现实未有多少改变，但是希望从来也没有远离，这个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联翩。 首先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人们像当年一样渴望沉闷中的一声惊雷。这声惊雷原本期待 在九年前“胡温新政”伊始响起，却被代之以“和谐社会”，改革的空间不长反消。然而，当人们在不久前听到总理温家宝谈到“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时，再一次心潮澎湃地，准备原谅九年苦等，对胡温政权的尾声寄予厚望。 其次，继近两年频繁谈论政改之后，温家宝今春再次成为话题明星：首次正面回应阿拉伯之春，称“要尊重各国人民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任何政府的责任都是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这一点以外，它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他还借南巡纪念之机，重提邓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而且，在乌坎村民通过顽强抗争实现民主选举之际，他要求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强调“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红之都的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戏剧性地从成都美国总领馆被押送到北京，让“重庆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战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而《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文章，大谈“冒风险也要改革”，因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被认为是这个八卦的严肃注脚，意味着高层已达成改革共识，十八大之后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还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体谅和尊重。同时为了不让希望再次被“和谐”，不让生命被耗费又一个九年，我们也不妨趁此机会，讨论几个问题。 政治改革必须有死路一条 《人民日报》文章坦率地说，中国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它没有直接说透”硬骨头”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数读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准确地说，并非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财税，地产，国企等等各个领域都问题成堆，甚至不进反退，危机四伏。然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碰触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邓小平一再表述，温家宝一再重述的那样，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无法深入，而且成果难保。 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执政思想在全球的破产，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把经济发展作为事实上的合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着中共的统治危机。因此，邓小平和温家宝在谈及深化改革时，都是以一种大声疾呼的语气进行警告：“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及“邓小平表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中国内地主张政治改革的媒体及民间舆论，也总是一再借“亡党亡国”相威胁。他们不知道的是，“久经考验”的中共高级官僚，再也不会有谁会被这些话吓倒。邓小平也仅仅以这些警告推动了经济改革，其他人想要靠它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想起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过的一句话:“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 就个人的政治利益而言，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不消说极权专制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事实并非“谁不改革谁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谁改革谁下台――被认为在政改方面不思进取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保守反动的李鹏等中共领导人，都能得以善终，而锐意改革的胡耀邦，赵紫阳，则成为悲剧性的政治人物。 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从一个想要永远把持统治权力，视任何挑战权威的民间努力为敌对势力的政治集团的利益来说，政治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就是死路一条――至少对于既有的依靠腐败专制的获利者来说，必须是死路一条。 把“长治久安”作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的论述，政治改革也意味着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着挑战，意味着公平的竞争，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 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治利益集团，经过改造以后是否能够新生？当然有这个可能。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绝统治权力的挑战作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邓小平与胡耀邦改革动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救党，后者是为了救民。救党者权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么胡德华的说法不成立，要么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并不像政治宣传中号称的那样始终一致，而且前者大大凌驾于后者之上。 当《人民日报》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谈论深化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政治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救党还是救民？假如二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取舍？救党的改革在何种前提下才有可能？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与革命的新争论，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至今余波未了。 很多人都认为区分改革与革命至关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论证。甚至用暴力来区别，也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戊戌变法磨刀霍霍，六四民运血染广场，反右和文革死伤无数，辛亥革命却并未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了。 这些争论者似乎都不知道，邓小平很早就断言：改革就是革命。 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一再宣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样强调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这并非因为邓小平作为职业革命家偏爱“革命”一词，而是他比当下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进行性质上的实质性改变。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着权力竞争，专制不再。 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改革是一个含义很多、容量极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找出一个最能表达它的本质的关键词，那么可以说，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从来没有下定决心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确多次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至今被认为也包含了政治改革。然而，当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的前提时，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任何革命性质，甚至是一个文字游戏了。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 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 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有两点共识:一是坚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改变毛泽东留下的经济现状,即经济体制改革。”并认为南巡谈话强化和固定了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的模式。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 20 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 20 年。”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滞后，造成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像有些主张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遵循邓小平理论思想。事实上，这正是他们严格执行邓小平路线的结果。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并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大的差异，都是不同版本的邓小平模式，也就是让全世界受到困扰的中国模式。 没有共识才有变革 很多有志于推进改革的人士，虽然了解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是他们故意视而不见，而且把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愿望强加到邓小平的头上，希望借助这位已逝领袖的余威，说服民众，施压中央，从而达成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他们以为有了改革共识，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这些借南巡纪念而寻求改革共识的人们忽略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识，就不会有南巡这件事情了。此前，邓小平试图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制造舆论。据作者之一周瑞金回忆说，这些文章遭到来自北京长达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见分歧与斗争之严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否因为全社会形成了改革的共识，随后改革就发生了呢？当时的大多数民众，和权力中心根本信息不对称，没有任何可能去和斗得你死我活的当权者达成共识。安徽小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为要和别的什么人达成改革共识，才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 在一个政治资源被统治者彻底控制的社会，假如说统治者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尚有可能的话，那么民间社会根本没有渠道也没有资格去寻求这样的共识。 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专制作为前提时，共识只会是一个谎言。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识”时，他们俨然忘记了八九民运的存在。统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枪炮来对准示威民众，足见“共识”之虚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共识本身没有必要。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很少是因为共识而发生，更多恰好是冲突的结果。 今天广东的乌坎，就是当年安徽的小岗村。正如小岗村人争取到经济权利一样，乌坎人争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乌坎人也曾试图通过上访去和当局达成改革的共识，然而并未如愿。最后，他们和当年的小岗村人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终于获得成功，载入中国改革的史册。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识是统一思想的另外一种表述。统一思想只会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与其寻求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不如鼓励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 与其徒劳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身上，不如一点一点地积聚公民社会哪怕微薄的力量。 无论即将卸任的胡温政权如何满足你九年前的期望，也无论即将履职的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大刀阔斧，你都不必沉浸于改革共识的虚幻图景，而是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你作为个体的存在，尽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多元存在乃是文明进步之本,冲突和压力才会带来改革，激烈冲突和强大压力才有可能促成一个享受专制盛宴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