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他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以下简称“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根本立场和鲜明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阅读更多历史，总在变革中迸发前进的力量。 人类，总在梦想里张扬时代的辉煌。 ３５年前的岁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中华大地，风起云涌，春华秋实。 ３５年后的今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又将开启。 改革开放－－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对中国人来说，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它不仅意味着历史性的关键抉择，也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梦想的召唤－－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又将开始一场实现梦想的伟大出发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底，邓小平当选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世界风云人物，这期杂志的开篇之作标题便是《中国的梦想家》。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来到国家博物馆，观看《复兴之路》展。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宣示了实现“中国梦”的坚定信心。９天后，在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的邓小平铜像前，他向全党全国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令－－《时代》周刊称这位中国新任领导人为“中国新一轮革新的中心人物”。 ３５年，时空穿梭。梦想与改革，如影随形。 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回望来路，答案就在其中。 ３５年前，刚刚摆脱十年浩劫的中国，仍为“两个凡是”的束缚困扰，徘徊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开放的巨手拨转前进的航向，亿万人民的命运从此转变。 如果把改革比作一部气势宏大的交响曲，那么“恢复高考”可以算作前奏的第一节音符。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正在北京密云农村插队的刘学红“欣喜若狂”地走进了高考考场。她把“感受最深”的插队生活写进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被选登在《人民日报》上。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还在山区挖树，用力气大小衡量自己的价值。”现在已是一家知名网站ＣＥＯ的刘学红感慨万千。 高考既改变了千万个青年的命运，也改写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 几乎就在刘学红走进考场的同时，曾因偷偷摸摸卖瓜子而入狱坐牢的年广久重操旧业，此后凭借“傻子瓜子”成为“百万富翁”。 如今，回想起邓小平三次点名相挺，年逾古稀的年广久感慨良多：“他不是在为我一个人撑腰，是在为全中国的私营业主和改革开放撑腰。” “你见过邓小平吗？” “见过，在梦里。”年广久这样深情地回答。 或许，刘学红、年广久们的经历，无法完全代表这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命运，但像他们这样因为改革开放而彻底改变人生轨迹的故事俯拾皆是。 要读书、要创业、要致富、要走出国门……３５年间，改革开放放飞了无数个梦想，也释放了无限的生产力。中国人对梦想的执着始终不变，对改革的信仰愈益坚定。 １９８４年，１１名科技人员、２０万元资金，在一间小平房内，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梦想的耕耘，他们把自己的企业命名为“联想”。“联想”的英文译为“传奇”。 ２４年后，联想集团以年收入１６７．８８亿美元首次登上全球企业５００强排行榜。如今，联想更以１６．７％的世界市场份额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供应商。柳传志直白地说：“没有改革开放，我就憋屈死了。” １９８９年前，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难寻中国大陆企业的身影。如今，中国大陆企业已有８５家榜上有名。一批开拓者，如联想一样用改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时代传奇－－ 电子商务的领军者马云、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缔造者李彦宏、民族品牌的开拓者张瑞敏……改革大潮汹涌澎湃，风云人物后浪推前浪。 是改革为他们搭就了逐梦的舞台，是对梦想的执着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他们个人的命运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创造时代奇迹的生动写照。 梦想因改革而破土重生，改革为梦想而披荆斩棘。 ３５年间，它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萌芽孕育，在价格闯关和国企改革中艰难破题，在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成长壮大，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竞争中历练成熟。 ３５年来，改革开放的累累硕果举世震撼：中国经济几乎以年均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从世界第１０跃升至第２，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１．８％跃升至１１．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列全球首位。中国成功地迈向世界舞台中央。 这是面貌焕然一新的中国；这是面貌焕然一新的中国人民；这是面貌焕然一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深圳、浦东、天津滨海这些如今的排头兵，可能还只是小渔村、农田和盐碱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说。 世界惊叹：为什么市场经济移植到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老牌资本主义无法企及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能够焕发出勃勃生机？ 答案既复杂又简单。它来自于“中国道路”的正确题解，来自于中国的改革方程式，一次又一次打破“定律”、创新“模式”，让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踏步赶上世界发展的大潮，前进在持续快速的发展轨道上。 我们离梦想从未如此之近－－穿越一个世纪的幽长，中国人强国富民的梦想历历在前。我们要在雄厚的基石上，再次吹响改革的号角，构建民族梦想的大厦。 我们也从未遭遇如此严峻的挑战－－历经改革开放的洗礼，“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没有发展起来时少”。我们要唱响改革的进行曲，在闯关夺隘中实现新的飞跃。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当中国用三十多年跨越了一些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各种本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也压缩在同一时空集中爆发。 改革开放３５年后的今天，中国城镇化率虽然过半，但还有数亿农民工过着“半城市化”的生活，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急盼跨过“市民化”门槛；虽然“中国制造”遍及世界，但８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日益增大的经济规模带来“分配焦虑”，奔向全面小康路途遇到“利益敏感”，人民群众渴望权力更加透明、权利得到尊重、文化得到提升、环境得到改善…… 改革再一次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逐梦之旅又将开始新的征程。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持通过改革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无惧风高浪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指引改革的航向：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振聋发聩。 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 ２００８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坚定表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一个逐梦的３５年。 ２０１４－２０４９，一个圆梦的３５年。 距离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８年，时不我待！ 回首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 珍惜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 展望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 历史时空中，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梦想与改革的强音汇聚在一起。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梦想的超越－－勇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攻坚克难，引领改革航船驶向梦想彼岸 ２０１３年末，一场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的攻坚之战正在艰难推进。随着落后企业的关闭，相关人员的就业也在寻找新的出路。转型无疑是痛苦的，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此相比，更为深刻之处在于，产能过剩背后，有着诸多利益动机，源于地方官员对“官帽子”和“钱袋子”的考量。如何平衡结构转型与群众就业，如何改革干部任用体制和中央地方财税体制，至为关键。多重因素、多方利益的叠加，凸显出中国改革突破的难度。 这是改革的复杂之处－－ ３５年前，改革给亿万人民带来了普遍实惠：冤案平反，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企业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知识分子摘掉“臭老九”的帽子…… ３５年后，改革正面对日益多元的社会阶层，遭遇错综复杂的利益碰撞。 “改革已进入胶着期。面对社会矛盾的堆积，发展风险的叠加，改革谁、谁来改，谁受益、谁受损，群体之间、体制内外、上下之间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改革再出发，就是要重新解放思想、凝聚共识，重新进行利益的调整。 这是改革的艰巨之处－－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是一幅４米多长的“万里审批图”，上百个不同颜色的小方块堆积排列，标明了一个投资建设项目的漫长征程：经过２０个委、办、局，盖１０８个章，缴纳３６项行政收费，累计审批工作日２０２０天，即便按最短的关键线路走，仍需７９９个工作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广州市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曹志伟接到中央编办参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座谈会邀请函，随即把他绘制的这幅图寄到了北京。 这幅图中，３６项行政收费，占工程成本的比例高达１１％。曹志伟说：“审批背后是部门利益。” 据粗略统计，目前各级政府审批项目总数多达上万项。 …… 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伸得过长，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施展，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顽瘴痼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一针见血：“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变成公司，地方干部变成经纪人，地方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与干部考核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去年，宋晓梧到西部某地调研，当地的政协副主席高兴地告诉他：“我今年日子好过，招商引资５０００万元指标完成了。”宋晓梧很惊讶：政协也有招商引资指标？得到的回答是，共青团、妇联、纪检都有…… 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已积存诸多恶果：资源浪费、环境污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357.html
阅读更多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出计划经济体制，走上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之路，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处于泡沫经济中。凡是泡沫最终都是要破灭的，而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所以，准确理解中国泡沫经济的形成机理，并尽快对其加以有效治理，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管理层面前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 中国的新古典增长始于1979年，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造就的：第一，对内改革，解散人民公社，从而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工潮”，导致了劳动投入的迅猛增加；第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带来了“外资潮”，从而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突破了中国长期面临的金融约束；第三，传统的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减的特征，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则是属于报酬递增的，因为工业生产通常都会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这种异质性告诉我们，当农村剩余劳动从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大规模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就一定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城市化红利。 很显然，新古典增长只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并忽视了需求的约束。凡是转型经济国家(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都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造成需求约束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资增长受到剩余劳动的压制，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加，从而导致内需不足；第二，规模巨大的存量农村人口压制了国内消费的增长，因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通常都具有自给自足的倾向。 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上述这种产能释放与需求不足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闭合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之缺口的正确选择只能是出口。因此，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转型时期都理性地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如果回顾一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段时间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其实也是循着这样的逻辑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伟大的经济奇迹，就是因为我们对内选择了市场经济、对外选择了促进出口的正确之策，从而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完美结合。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解散了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因国内储蓄不足而造成的金融约束，导致社会产能释放；特别是发生在1994年的官方人民币汇率贬值(提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2001年成功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让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产能大规模流向国际市场，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就闭合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都曾遇到过的“两缺口”，即外汇供给不足的缺口与资金不足的缺口，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黄金 增长”，被世人誉为“中国奇迹”。 21世纪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 进入21世纪之后，新古典增长方式内在的报酬递减律开始逐渐显现，并在国际国内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不能充分流动的约束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对内有城乡、要素和区域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来自于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外则有持续的贸易顺差。 面对新古典增长必定要产生的报酬递减问题，最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增加全社会的人力资本供给，但我们的政策选择却是结构调整，这就刚好把事情做反了。因为在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情况下，调整结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增长减速。 新古典增长所产生的问题应该都是有解的，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有风险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组合来加以解决，结构性失衡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平衡，顺差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平衡，为此，我们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在内外压力之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选择，转而采取了结构调整、刺激内需和人民币升值等不当的做法，结果，市场力量受到了压制，中国经济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政府主导的增长之路。 在应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是不正确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由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那些在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与在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收入一定是不等的，只要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两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趋于扩大。为缩小这种差距，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革限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通过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便让农村居民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只要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那么劳动收入必定会趋于均等化。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非常短视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补贴政策。其结果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却显著下降。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发生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根据国际经验，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土地要素的收入是持续下降的(因为土地不再是劳动对象，其重要性在下降)，资本要素的收入却会因为其相对稀缺而呈较快增长，而劳动要素的收入在剩余劳动的压制下增长较慢。为降低资本和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开放金融市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稀缺性，借以达到平衡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之目的。但是，我们却选择了金融垄断和增加名义工资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小非垄断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性投资锐减，就业增长缓慢，公平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却面临危机。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区域之间。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在空间上是集中的。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这个特征决定了区域之间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平衡的。为防止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唯一正确的选择仍然是人口流动。只要有人口流动，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一定是不平衡的，但是社会却会出现和谐性增长。我们这里所说的和谐性增长指的是，只要人口能够自由地从缺乏经济增长机会的区域流向经济高增长的区域，那么人们就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是否平衡，这在工业化时代是绝对不可能，而是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成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在应对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仍然是不正确的，我们不是鼓励人口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而是通过行政干预和政府投资力求实现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其结果是环境破坏(在不该投资的地方投资所致)与投资收益的下降，而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未见拉平。 接受环境成本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 就像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大规模的工业活动一定会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不要工业化？假如我们想要逾越必定会带来环境成本的工业化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直接从农耕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服务型社会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一个未经历过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社会，既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既然我们不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直接进入到现代的服务型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由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和人为地破坏环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们打算接受环境成本也不等于可以放弃环境治理。中国目前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采取了过于放任的、“管而不治”的做法，结果，只要政府监管不到的领域和地区，环境便会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原本就是不可能由企业和个人来治理的，降低工业化时代环境成本的正确做法只能是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对环境积极地加以治理。 中国贸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 由新古典增长造成的资源缺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像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面临的资金和外汇两缺口一样，只要中国有足够的外汇来进口资源，资源缺口绝对不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曾经出现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是一个资源比中国还要匮乏的国家，但资源从来就没有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日本经济衰退主要是源于其错误的汇率(包括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政策。那种以为通过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想法，其实是很天真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工业制成品生产国来说，汇率就像一把双刃剑，汇率升值在降低进口成本的时候，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为由升值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必定会导致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与就业的下降，于是，不论是中间品还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都会因此而趋于下降。以上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在禀赋约束下又不得不从事制成品生产的国家来说，保持有竞争力的汇率，通过制成品贸易顺差来对冲资源品进口产生的逆差，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明智之举。但是，从2005年开始，我们却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此人民币便走上了升值的不归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由出口增长率下降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减速，使得中国极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价格(汇率)问题。从需求上讲，中国的人均 GDP 才刚刚超过5000美元，尚有一半左右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而农民通常都是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消费)与不断释放的产能相比必有缺口。 再从供给角度来讲，中国是个资源贫国，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卖，中国的人力资源高度匮乏，也无专利和技术可卖，面对巨大存量剩余劳动的压力，不得不参与国际专业化加工制造。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以工业制造为主的国家，必定会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国，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工业制造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为摊薄固定资产， 制造业 生产的规模就须足够大，凡是制成品生产国最终都会受到这种“最小盈利规模”之约束。因为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制成品生产国只有通过增加出口才能实现供求之间的平衡，于是贸易顺差也就随之而来。中国、德国和日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国。 如果我们把二元结构造成的内需不足与制成品生产的最小盈利规模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贸易顺差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所以是不可能通过汇率(价格)调整来加以平衡的。当顺差不可能通过汇率调整来加以平衡的时候，理智的做法当然是对外投资，即用资本项的逆差来平衡贸易经常项的顺差。但在对外投资遇阻的情况下，我们试图通过调整汇率来平衡贸易顺差，其结果是出口增长率下降，中国因此而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增长动力。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增加了投资风险。结构调整导致产业紧缩；人民币汇率升值又造成了出口紧缩；政府为平衡各种收入和增长差距而实施的转移支付政策必定会导致税收的增加，从而提高了资本楔(即企业投资收益中被税收征缴取走的部分)；而政府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又增加了工资税楔(政府在企业增加员工工资时所缴纳的工资税)。在以上这些政策压力下，中国实业投资的风险与日俱增。面对这种局面，便需要增加投资组合来降低由各种政策因素带来的风险。 在开放经济下，资产组合可以有三个选项：投资；假如投资有风险(政策因素所致)，那么可以导入人力资本组合来对冲投资的风险；假如缺乏人力资本，那么就只有通过增持无风险的外国债券来避险了。而中国的人力资本供给是不足的，因此试图导入人力资本来对冲政策风险是不太可能的。而中国的金融管制又使得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增持外国无风险的债券来降低投资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选择，就是放弃高风险(政策干预)、低回报(报酬递减)的实业投资，转而投向高风险与高回报的金融、地产业，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突出地表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投入产出表”的萎缩；二是伴随着巨大规模广义货币(M2)扩张而来的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的 GDP 约为51万亿元人民币，但是当年的M2竟然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M2与GDP比重接近200%，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日本的174%和英国的133%，足见中国经济泡沫之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需求的货币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两个部门：一是 房地产 部门；二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从而造成今日中国愈演愈烈的 房地产 泡沫和财政泡沫。 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避免泡沫破灭的危机 凡是经济泡沫最终都是要走向破灭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以下两个冲击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一是来自于美国的生产率冲击；二是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冲击。 随着美国能源逐渐走向自给自足，再加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企业正在迅速地把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溶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中去，美国 制造业 的生产率正在大幅提升，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必会吸引全球资本重新流向美国，进而引起资本流出国家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我们在此定义的生产率冲击。 更为可怕的冲击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所造成的信用冲击。从本质上来讲，人民币是一种被美元渗透的货币，因为人民币的主要来源是外汇(美元储备)占款发行，其在人民币发行总额中所占比重之高可能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下，即使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化，只要美元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而重新回流美国就足以给中国的流动性带来巨大的冲击。然而，就在美国要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争夺工业化发展空间的关键时刻，我们却在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人民币逐渐成为空头货币的情况下，把人民币推向了国际社会，这无疑是为全世界想要做空人民币的金融投机者提供了“弹药”，于是，只要国际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掌控足够数量的人民币后，随时都有可能发起人民币挤兑的信用冲击。这种冲击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和流动性紧缩，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下降与泡沫的破灭。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国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必须以深化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前提，重新回归市场经济和实体经济。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将难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深化国内 金融改革 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贸易自由度能够充分发掘本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凡是贸然开放资本项目、参与货币国际化竞争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为了消除中国的经济泡沫、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所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制造和出口，而不是结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资本项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412期）
阅读更多作者： 信力建 他们来自广东 ——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委书记们 广东是片开放、包容的土地，是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从1978年以来，在这里历练过的省委书记们，始终坚持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刀阔斧，杀出血路。在他们的代代努力下，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开放度走在全国前沿，并取得骄人的成绩。那么，这些改革开放后的省委书记们是怎样领导广东人民破除僵化观念，走向口袋与精神富有的？ 习仲勋：(1978.12-1980.11，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长) 广东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离不开习仲勋的开拓之功。习仲勋思想开明，1979年2月5日广东省肇庆市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曾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同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对广东工作做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给广东多放一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在此期间，他带头刹住偷渡外逃风潮；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为拨乱反正扫清历史障碍；鼓励干部群众讲真话；改革农业经济体制，肯定“产量承包责任制”。 习仲勋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带领广东领先一步，还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习仲勋有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与中央领导关系熟稔，便于提出问题和意见，国家领导人也对其十分信任。中央的支持、群众的呼吁，再加上习仲勋和其他广东省领导说干就干的务实作风，上下互动，方成就广东这领先一步。习仲勋曾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一块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作为老一辈的革命者，思想如此开放坚定，难能可贵，堪为表率。 任仲夷：(1980.11-1985.07，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1980年11月，任仲夷受命于中共党中央，调往广东省当第一书记，这时他已经66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通才。更重要的是，年近七旬的他还有敢冲敢干的先锋精神。任仲夷也没有令中央失望，他解放思想，不畏险阻力挺“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坚守特区试验田，在他任内深圳速度被誉为世界奇迹；呼吁政改呕心沥血，横下心为改革突围；改造效率地下的“大锅饭”，并为个体经济正名；拒绝闭关引进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 冲破解放思想的层层阻力，习仲勋和任仲夷的收获是丰厚的。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为185亿元，列全国第23位。可仅仅到任仲夷离任的1985年，广东已经赫然位居榜首。短短的几年时间，这是一个超常规的经济大跨越。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回味那场不太遥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任仲夷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林若：(1985.07-1991.01，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广东到林若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然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一些从旧体制中走过来的人们，开始对创办经济特区、对改革开放政策、对市场经济充满疑惑。林若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实践，勇于“摸着石头过河”，坚信改革开放和创办特区的正确性。为使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林若及时引导干部群众放下“文革”包袱，突破“两个凡是”和某些传统理论的框框，用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思维去观察分析新出现的问题。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林若大力推动广东的城镇化，继续发展商品经济。在继续推进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他把眼光更多地投向农村和山区的经济建设。山区林业改革是林若重点关注的领域，“明晰产权、量化到人、家庭承包、联户合作、规模经营”，这是广东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沿海经济强省，通过不断试验探索出来的林改之路。在一次部署领导办绿化点的电话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十年绿化广东，省委是有决心的，我也是有决心的。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死不瞑目。”大力造林，绿化广东，湖南与广东一境之隔，如今的对比却非常明显。直到现在，广东人提起林若都会亲切地称他为“造林书记”，当地百姓至今感谢林书记这个超前而坚决的决策。 谢非：(1991.01-1998.03，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到谢非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农村管理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逐渐暴露，广东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实践提出了搞土地股份合作制的问题。谢非支持农村土地试验，南海抓住机遇，引进股份合作，不仅平息了土地级差增加引起的矛盾，而且乘机推进规模经营，力求避免工业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业衰落趋势。这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 除此之外，谢非认为高科技产业是广东今后发展的主要依靠，大力支持这些公司发展；他还破题珠三角区域协作；在言论方面，他支持舆论监督；在教育方面，谢非在1994年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广东建设成教育强省”的战略决策。 李长春：(1998.03-2002.11，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1998年年初，广东全省生产总值的1/3来自外贸出口，“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解决了700多万人的就业，利用外资金额一直居全国首位。这年就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指出：“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我们固有的优势，是根本大计，必须坚持不动摇。一句话，外经贸是我省经济的‘命根子’，一定要抓紧抓好。” 在李长春就任省委书记的1998年到2002年，广东的外经贸有了三个可喜的变化：从主要依赖“政策优惠、减税让利”作为吸引外资手段，向主要依靠改善硬软环境、提高综合竞争力转变；从数量扩张，向规模、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从主要靠“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转变。 在其他领域，李长春为人大代表反映民意开辟“直通车”；他关注扶贫，下死命令减轻农民负担，他认为扶贫要靠农业产业化；发展科技增创广东新优势；重典治广州火车站之乱；他还带头吹响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号角。 张德江：(2002.11-2007.12，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就在张德江就任广东省委书记这一年春天，非典侵袭广东，张德江率领全省打响医疗攻坚战：从抗击非典战争到探路医改。也是在这一年春天，广东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从隐藏在国企、三资企业光环背后的“幕后英雄”，到站到台前被公认为弄潮珠江的主角，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因为新任省委书记张德江认为，抓发展民营经济就是抓住了第一要务。 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而举世瞩目。但其背后，却凸显出了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布局不均衡的矛盾。张德江指出，文化不能成为广东短板，因此在他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对教育进行大力投入，他说：“教育公平，一字‘亿’金。”不光要大力投入，还要分配合理。 汪洋：（2007.12-2012.12，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2007年12月25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迎来他履新一个月的特殊纪念日。也是在这次会上，汪洋提出了令人们耳目一新的执政理念：“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 他的思路包括：1、提出粤港一体化的思路，加强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在基础建设、产业布局、城市规划、基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实现一体化规划，加强省市间协调联动、融合发展，鼓励城市间的适度竞争，打造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2、提出广东实现“双转移”的思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模式；3、建设幸福广东。以绿色GDP和幸福指数作为城市发展的考核指数。做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三打”除恶，“两建”立信。 胡春华：（2012.12—至今，担任广东省委书记） 如今，广东经济虽已企稳回升，但胡春华治下的广东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比几年前宽松。胡春华强调，广东既要继续抓“腾笼换鸟”，又要推动“凤凰涅槃”。他说：“广东省内还存在大量的欠发达地区，且后面的追兵江苏经济总量与广东越来越近，这是广东当前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在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后不久，胡春华就派出了以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为团长的考察团专程奔赴江苏学习考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他说：“广东要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就必须解决好自身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此，广东省委已经下定决心，将采取措施，包括加大重点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壮大民营经济的实力。 十八大对未来行政体制改革基本要求是：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作用、发挥社会作用。如今，胡春华已经开始根据这项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广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广东历练过的省委书记都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更重要的是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都不愿意广东在改革开放上落后于人，因此决策果敢、深谋远虑，赢得广东人民的衷心爱戴。其实，在改革开放前担任广东省主要领导的叶剑英、陶铸、赵紫阳等人，也都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正是因为他们对改革、放权的执着和拥护，广东才得以放活、发展，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广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阅读更多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 进入专题 ： 改革开放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数据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币），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币）提高到2800元（人民币），增长近20倍。 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义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1，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 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农民工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数据，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镇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 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准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品质标准”；“60%人口的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人民币）以上。 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民币）。 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 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同时意味着，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着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