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 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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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2011年度十大致敬人物
在刚刚过去的 2011 年，许多人已经开始反思：也许，这一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虽然过去式里没那么多假设，但是有些事情不应忘却，有些人物值得记忆。谨以此向众多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推动时代前进的可亲可敬者，致敬！ 1 、高华 1954 年生于南京，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文革”期间曾做过 8 年工人， 1978 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 年 2-7 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 2006 年 1-6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被赞“震撼无以言说”。 2011 年 12 月 26 日晚在南京因病逝世，享年 57 岁。 颁奖词：高华教授是当代史学界党史研究的佼佼者，一生清贫、严谨为学，做学问“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做人其宅心仁厚、温文尔雅，是谦谦君子，身患重病始终乐观、坚强，病中笔耕不辍。失此良师益友，世人皆痛，虽生命已逝，但其文不灭，思想不息。向历史黑暗隧道中的掌灯者高华，致敬！ 2 、资中筠 1930 年 6 月出生，原籍湖南耒阳，著名翻译家、历史学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 1951 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精通英、法文，曾就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出访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著作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945-1950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散文随笔集《锦瑟无端》（与陈乐民合集）《斗室中的天下》，译有《浪荡王孙》 ( 巴尔扎克 ) 《哲学的慰藉》（阿兰·德波顿）、《廊桥遗梦》等。 2011 年 10 月《资中筠自选集》（五卷）出版，受到知识界广泛关注。 颁奖词：资中筠老师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学贯中西，始终坚持独立人格之本性，心系国家民族未来。虽已耄耋之年仍活跃于学界，尽力传播自由思想和普世价值，是一位谦逊而倍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可敬的是资老师以八十有余之高龄仍每日伏案工作六个小时，孜孜不倦以书启蒙思想之不尽之思，是后辈学人的典范。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资中筠，致敬！ 3 、胡德平 1942 年生，湖南浏阳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曾任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亦是红学研究专家，后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1 年召集举办纪念《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 2011 年 1 月出版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 颁奖词：胡德平近年来不遗余力地秉承和传播已故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先生的改革精神和思想，特别是在国家领导人的话题脱敏后，胡德平不顾年事已高，以其背景优势，多次大力呼吁政治和经济改革。胡德平虽从文人走向政坛，充满书生气质，对改革开放却有着一股坚毅不动摇的劲。国家，需要更多的胡耀邦、胡德平。向以胡德平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致敬！ 4 、周志兴 1952 年生于江苏常州，当兵 6 年， 1980 年至 1987 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任助理研究员， 1987 年至 1996 年受命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至 2003 年任职香港凤凰卫视，先后为神州电视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凤凰卫视多媒体总监、《凤凰周刊》社长，凤凰网总裁。创办了《凤凰周刊》《风尚》杂志，任执行社长，创办了《大视野》航空版，任总策划，改造了《中国证券期货》，任副社长。 2002 年创办华文传媒机构，策划推出《财经文摘》，任社长。 2004 年增办《领导者》杂志，旨在“影响决策层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2009 年《领导者》杂志的简体字官方网站共识网正式上线运行，点击率已超 5000 万人次。 颁奖词：周志兴创办的《领导者》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群提供了决策参考，而其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成功的领导者典范。从《凤凰周刊》到《财经文摘》到《领导者》、共识网，周志兴成功地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平台，沟通上下，兼容左右，在时代的大变革中，以善意的火花让思想者寻求共识。向孜孜不倦的领航者周志兴，致敬！ 5 、贺卫方 1960 年 7 月生， 山东省 牟平县人，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 1982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 1985 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分别获得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1996-1997 年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 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他的足迹踏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为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奔走， 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与章诒和合著《四手联弹》等。 颁奖词：他是难能可贵的从书房走出融入民间的法学大家，以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姿态和担当努力把法治的启蒙思想推广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他持法治火种以奔走的执着，或如其网名“守门老鹤”略显孤寂，却逐渐点燃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的热情。法治，不仅是他的理想，亦是我们全体的理想。向奔走不息的司法布道者贺卫方，致敬！ 6 、陈有西 浙江省宁海县人。 1977 年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多年， 2003 年调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任主任， 2007 年组建京衡律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创办“陈有西学术网”，是学术和实务兼长的学者型律师。办理了大量有影响的案件，被称为“民本律师”， 2009 年 12 月受李庄家属委托，为李庄进行辩护。 2011 年，担任辽宁刺杀城管的小贩夏俊峰案死刑复核阶段辩护律师。 颁奖词：陈有西是体制的出走者，在他的眼中，上至高官下至平民小贩，生命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扼卫尊严和生命的权力，他让“刑辩律师”为人们所熟悉，也让更多人关注中国司法现状。在庭上他据理力争雄辩滔滔，在庭下他奋笔疾书开启民智，不管是立行还是立言，陈有西都很好地担当起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重任。向心有天平、肩担正义者陈有西，致敬！ 7 、许小年 1953 年出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1980 年代初曾进入中南海参与了改革方案的设计，后赴美加州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 1997 年至 1998 年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是 2005 年度和 2006 年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教师奖获奖者。 颁奖词：许小年从象牙塔里走进又走出，积极参与现实经济，寻找“中国病”的症结。他以尖锐犀利的语言风格表达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谏言，以事实和逻辑对大从进行了一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他没有赢得体制或政府的褒奖，却足以赢得的人民掌声和致敬。向心明如镜、尖税如刀者许小年，致敬！ 8 、李承鹏 曾为中国最有名的足球记者、评论员，历任《 成都商报 》体育部主任、《 足球报 》专题部主任。现为网络超人气意见领袖， 社会评论家、畅销作家，在全国二十余家都市报开时评专栏。 2008 年以一篇《最牛希望小学》，创下新浪博客单篇点击纪录，小说《李可乐抗拆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以“暴力拆迁”和“抗拆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主要作品 《手起刀不落》《甲 A 十年》《中国足球内幕》《 李可乐寻人记 》《 李可乐抗拆记 》等。 2011 年 5 月，宣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尝试践行公民权利。 颁奖词：李承鹏一双“大眼”难容黑白混沌，以其戏谑、幽默的犀利笔调奋力书写时代之恶，只因心中有爱。虽自言最艰难的跋涉，是十指在键盘上移动的时候，处处都是地雷针，处处都是禁区，却明知“道阻且长”，毅然怀揣这份艰难，旁征博引，嬉笑怒骂之间为社会把脉问症。向犀利睿智、有勇有谋者李承鹏，致敬！ 9 、邓飞 1978 年生，湖南沅江人。曾任凤凰周刊首席记者，现为《凤凰周刊》编委、记者部主任。以为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呐喊为一生奋斗方向，截至 2010 年共计写下一百多篇调查报道，涉及福利院、水库移民、死刑犯器官、官员重大贪腐等各领域。 2010 年 9 月通过微博直播宜黄强拆事件中官员围追堵截钟家姐妹的荒诞闹剧。 2011 年 2 月发起“微博打拐”社会活动，同年 4 月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活动。 2010 年，被《时代周报》评为“影响中国时代进程 100 人，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魅力 50 人” 。 颁奖词：邓飞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中国的另一面没那么光鲜，却真实得有些残酷，让人心痛。邓飞以满腔悯世情怀挽救堕落的良知，用微博狂澜激起对生命的关怀，以责任感和行动影响并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人。向斗志昂扬的良知行者邓飞，致敬！ 10 、周筱赟 网名“落魄书生”，南方都市报评论部资深评论员，以率性敢言蜚声互联网。卢美美事件后，连发 20 多条图文并茂的微博质疑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灰色收入，爆料该协会卖牌子、卖证书、高会费、伪慈善，一时掀起网络舆论大波。 颁奖词：“落魄书生”周筱赟自言写的不是文学，只是陈述事实，他以揭黑为己任，不妥协不退让不畏惧，坚持以一个媒体人的职业道德和良知打捞事实真相，其文字戏谑、不羁，却不失理性、深度的思索，满怀对现实的焦虑，对弱者的关怀，对虚伪者的鄙弃。向坚持说人话、说真话者周筱赟，致敬！
Read More中国选举与治理 | 拿出中国民主建设议程是时候了
拿出中国民主建设议程是时候了 作者：胡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31 22:44:03 阅读量：420次 即将过去的一年如此不同寻常，在人类的编年史上必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仅就进入21世纪余下不多的曾经是那么权力无边、不可一世的人物而言，2011年为他们敲响了丧钟，民主与独裁的拉锯战在这一年具有了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民主化浪潮与“回潮” 从1991年政治学泰斗亨廷顿推出民主化研究的巨著《第三次浪潮》以来，民主大潮已经席卷全球。然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在关注所谓的“回潮”问题，毕竟民主的道路是充满曲折和陷阱的。世界上的民主化究竟是处在第三次浪潮的退潮乃至回潮期，还是依然波涛汹涌，抑或在向着第四次浪潮推进，2011年中东、北非发生的一系列事变，都特别值得观察。加之在2011年之前一些国家新近发生的民主转型，包括中国周边的不丹、尼泊尔、缅甸等，虽然路径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可谓大势所趋。不管你是否喜欢，民主化继第三次浪潮之后依然后浪推前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问题是，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境下，国内却弥漫着一股日益强劲的反民主浪潮，这是一个相映成趣却也让人揪心的事情。自“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来，“民主”在中国还没有在思想理论上遇到过如此强烈的排斥。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民主，认为民主化对中国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可谓独树一帜;也有人虽然不敢高举反民主的旗帜，但认为至少中国目前不适合搞民主，一搞民主就会天下大乱，形成普遍的“民主恐惧症”;还有人尽管在口头上好像也拥护民主，但对民主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成为“叶公好龙”。总而言之，中国未来是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历史潮流，还是要逆潮流而动，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今居然变成了一个日益扑朔迷离的问题。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不仅在形式上要把民主作为一种必须尊重的基本价值，而且要认真面对如何实践民主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相比依然显得比较薄弱。目前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评价，有“滞后论”和“适应论”两种观点。无论是“滞后论”还是“适应论”，其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即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目前中国的状况是有适应的部分，也有不适应的部分。而且，就民主政治发展本身而言，目前的基本态势是社会民主超前于党内民主、基层民主超前于高层民主、网络民主超前于代议民主、参与民主超前于选举民主，这样一种民主发展的格局存在很多隐患，值得予以理性的分析和检讨。 构建民主的政治工程学 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之一。 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民主政治落实到国家战略之中，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且应当在行动上积极推进，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形成一套有关民主政治发展的科学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并实施民主建设议程。在民主理论和路线上，中国共产党坚决否定了西方的民主模式，否定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破不立，但“破”本身并不等于“立”。中国的民主理论建构，关键是要拿出中国自己所肯定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能够自立于世界民主之林的。没有“立”，也就无法彻底去“破”。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原则和理论层面，而是要进行具体的战略规划、制度设计、路径选择和步骤安排，亦即要拿出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 在当今时空条件下，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全党和全国之智慧，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厘清中国民主政治的目标、模式、战略和路径，制定出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有计划、有步骤、有节奏地加以实施和推进，渐次实现中国的民主化。通过民主建设议程的制定和实施，规避民主化过程的陷阱和误区，以免出现那种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化过程激进而导致民主质量低下甚至民主失败的结果，这在不少民主化国家都有过深刻的教训。从国际视野看，这实际构成了中国民主的政治工程学或宪政工程学。中国的民主化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应当制定自己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指引民主进程，满足社会期待，抑制激进诉求，解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和怎样实现这一民主的问题。 拿出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 建构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首先要明确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以理论上的高屋建瓴来指引中国的民主建设。目前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模式和流派众多，各执一词，缺乏共识，误导诸多。这些理论模式和流派，概括起来有自治民主、社团民主、行政民主、宪政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网络民主、纵向民主、预算民主、经济民主等，主要涉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战略路径和实质内涵，其基本取向有的更倾向于共和主义(直接民主)，有的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代议民主);有的更侧重民主的主体，有的更侧重民主的方式;有的涉及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有的涉及民主化的政治后果;有的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有的则是民主制度的补充完善。对于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是非曲直，需要进行严肃的分析和评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建构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根本是要处理好民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其他国家民主的特殊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强调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注重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和中国模式，并不等于也不应该去抹杀民主的普遍性。任何类型的民主政治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敢于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在对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文明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展。我们既无法跳出中国的具体情况发展民主政治和建设政治文明，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把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 建构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要义是把主观能动与客观条件统一起来，形成中国民主制度设计的政治工程学。根据国际上的权威研究，民主发展可区分为现代化途径、结构途径和转型途径三种，分别强调民主化变迁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阶级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因素以及在政治冲突中领导精英的能动作用。这三种途径，大而化之可概括为结构主义学派和精英战略选择学派，前者更加关注民主化变迁的客观条件和因素，后者则更加看重政治领导在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艺术、战略和策略。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和动员力，因此中国的民主发展应当采用“结构论”与“转型论”有机统一的观点，建构中国的民主工程学，重点对中国民主化的战略目标、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进行系统的、科学的同时也是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研究和规划。 建构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重点是厘清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自内而外与自外而内的不同民主化战略，规划我国的民主路线图，选取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民主化路径，走体制内民主化的道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各地的民主试验异彩纷呈，但也明显带有五花八门、零敲碎打的问题，在“民粹主义”与“权威主义”之间畸轻畸重而走向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对公民参与的不适当的动员大大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以及理论上过高的“民主”定位与实际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的矛盾等等，都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充分的认识。为此，要把握好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代议民主与参与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逻辑关系和各自功能，注重民主与效率、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的平衡，划清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的界限。 总之，在当今国际和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拿出中国的民主建设议程，是满足人民期待、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也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规避风险、少走弯路、保持平稳过渡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民主建设议程的指引下，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国才能顺水行舟，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屹立于当今时代全球化潮头而不倒。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略有删节。)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Read More中国选举与治理 | 徐景安、杨继绳对话：中国未来的选择
2011年12月11日《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在深圳就“中国未来的选择”对话，现发表纪要如下： 30年前天津一见 杨继绳： 你与赵紫阳是哪一年去的天津? 徐景安 ： 1981年2月，是赵紫阳带我去天津的。 杨继绳： 我当时在天津分社，您在赵紫阳身边，我是小记者，我在台下仰视着你，很羡慕这个小伙子这么有出息。 徐景安： 1980年赵紫阳来北京当总理，当时财政困难，需要调整。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认为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是对的，关键是后面怎么办?要发展消费品生产。我对赵紫阳说，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消费品生产，就能满足市场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匮乏为琳琅满目，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赵紫阳将我这篇文章批示给薛暮桥、马洪、廖季立组织讨论。同时，从大城市启动，1981年就带我到天津、上海。 杨继绳： 当时，赵还夸了你几句。 徐景安： 他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 杨继绳： 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陈伟达。 徐景安： 赵紫阳讲话时，我插了几句话。天津都传开了，这是什么人，总理讲话敢插话。 杨继绳： 列宁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市场问题》，用数学推演出第一部类的生产必须优先于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是重工业，第二部类是消费品，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你的建议非常好，可以说是颠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徐景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造成宏观经济比例失调，老百姓生活资料短缺。我国搞改革起步的同时，就开始调整结构，发展消费品生产，起先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后来加了冰箱、彩电变成“五大件”。这与后来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乡镇企业与中小企业作用的改革方向相一致。 杨继绳： 当时你是英俊小生，非常帅气，又有才华，我坐在下面非常羡慕。你思想比较前卫，有知识分子气质，所以官也当不大。 求真理无所惧 徐景安：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后来我变成制造新闻了。你是清华大学学工，到新华社做记者，搞新闻。后来又去搞“旧闻”了，写历史“大饥荒”。 杨继绳： 退休以后，不能采访新闻，就搞“旧闻”了。 徐景安： 我看到你说的这几句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杨继绳： 这是我的追求。 徐景安： 这在当今中国是不容易的。 杨继绳： 我是1967年12月份到新华社报到，当时正是搞文革，毛主席说文科的人不行，要一批学工的人做记者。到2001年退休，一直都是新华社记者。我虽不是学新闻的，但我发的稿子比新闻系毕业的同事发得多，有一年我在人民日报连续写了12个一版头条。不过第一个10年写的东西都是跟着政治推波助澜。“四人帮”粉碎以后，我把其中99%的稿子付之一炬。 徐景安： 你说的10年是? 杨继绳： 1968年1月10日到1976年。这段时间稀里糊涂，心里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凭良心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毛泽东、周恩来都批了，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全国军队纷纷退出了支左时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39万平米。另一篇稿子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写文化大革命中劳动生产率如何下降，工厂生产管理怎么混乱，技术人员怎么变成工人的。那时没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我只能重提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希望从混乱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看了后说，总路线还是要讲的，现在有多少人鼓足干劲了?我虽然没看到文件，但是中办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说话了。 徐景安： 那你比我厉害，我写的是赵紫阳批示，你写的是毛泽东批示。 杨继绳： 我的第一个10年就写了这2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包括12个一版头条都是废话，所以我说这10年我学会了4个字“实事求是”。这4个字虽然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但是真正懂得它的含义，用了我10年的青春代价。 徐景安： 第二个10年呢? 杨继绳： 就是改革开放。我发了大量关于改革开放的稿子，赵紫阳他们批示很多，中央政治局、副总理以上的领导批了三、四十条，胡耀邦一个人就批了15条。 徐景安： 您是属于战略性记者，抓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提拔当社长? 杨继绳： 我和你一样的毛病，管不住嘴巴，而且也没有当官的追求。我从1985年开始写书，写了《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1990年我出了《技术贸易学》，1998年出版了《邓小平时代》。 徐景安： 《墓碑》是退休以后写的
Read More胡锦涛与马英九的元旦献词对比（附全文）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人类就要进入２０１１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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