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刘罡 美报：为何半数俄罗斯人惋惜8•19政变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22日的报道 说，前苏联强硬派在1991年8月19日至21日发动的政变被平息后，许多俄罗斯人的感受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充满眼花缭乱各种新可能性的国家正在等待他们。然而幻灭感很快开始弥漫俄罗斯大地。叶利钦实施的“休克疗法”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使老百姓的积蓄荡然无存，前苏联为数不多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被通过充满暗箱操作的拍卖出售给了一小批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内部人士。 报道说，莫斯科独立调查机构Levada Center 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49%的俄罗斯人认为国家在8•19政变后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仅有10%的俄罗斯人认为挫败8•19政变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也有人与这股民意唱反调。报道援引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话说，俄罗斯现领导人普京已经实现了8•19政变策划者的一些既定目标。也有人持较为折中的看法，报道援引俄罗斯一独立智库负责人Alexei Makarkin的话说，8•19政变的积极后果并没有完全丧失，今天的俄罗斯人能够自由出国旅行，能够拥有房地产，能够享受许多在前苏联被禁止的东西，今天的俄罗斯人只是没意识到，如果8•19政变得逞，这些东西今天可能就享受不到了。 英报：中国11名村民食用受污染醋致死 英国《独立报》8月23日的报道 说，中国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记录又一次暴露在聚光灯下，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和田，有11人在一场斋月晚餐中因食物中毒而死，受到防冻剂污染的醋被指为罪魁祸首。报道援引新华社的消息说，初步调查显示，那些中毒村民食用了两个塑料桶里的醋，而这两个桶曾被用来装防冻剂。报道说，除了安全标准松懈外，事故性食品污染也是导致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一个原因。这些事故常常由低下的卫生标准以及监管部门质量管控不力引发。 报道说，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情绪依然普遍存在。中国卫生部去年被迫发表声明说，没有证据显示三名女婴的乳房提前发育是由受污染的婴儿配方奶粉导致的。去年12月，因为有报道说一种化学添加剂导致中国人的家常菜土豆烧肉不再安全，曾引发了公众的普遍担忧，虽然后来证明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前官员批日本应对核危机不力 美国《洛杉矶时报》8月20日的报道 说，美国国务院日本局前局长Kevin Maher说，美国曾担心日本首相菅直人在311地震和海啸导致核危机后缺乏领导能力。报道援引Kevin Maher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谈话说，灾难发生后日本没有人负责，在日本的政治体系中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我将负起责任并做出决定”。 报道说，Kevin Maher在这场核危机期间曾经负责协调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报道援引他的话说，只是在东京和华盛顿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后，日本应对核危机的工作才取得了进展。Maher说，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没有为解决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问题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胡斯尼·穆巴拉克，那个曾经骄傲、冷漠和刚毅的埃及领导人，现在就像一个普通罪犯，带着镣铐，接受审讯，如果罪名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审判穆巴拉克是阿拉伯之春历程中，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历史中，象征性的一幕。从1月份开始横扫中东北非的革命震惊了所有人。但对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来说，出现在审判席上的穆巴拉克才是迄今为止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在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那些革命参与者从电视上穆巴拉克的绝望中受到鼓舞。也许他们国家的现任领导也可能在某一天发现自己身陷囹圄。当电视画面生动地展示强权是如何倒下时，正义的希望在整个阿拉伯地区汹涌澎湃。 　　但这一时刻的埃及，是否将证明自己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很多人希望确实如此，不过，事实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指控穆巴拉克的罪名是可怕的：他被控下令让秘密警察动用酷刑折磨受害者，并授权其执行各种惨无人道的任务;他被控在今年一二月间的革命过程中，派出狙击手射杀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他被控大规模贪腐，借助一个狡猾的天然气供应合同，从国库里攫取了数百万美元。但在大马士革、或的黎波里，甚至在安曼、麦纳麦或者萨那，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能被控以相同的罪名吗? 　　牢笼中的穆巴拉克并非孤身一人。在那所曾以他名字命名的警察学院的法庭上，被废黜的总统被他的两个儿子挡在摄像机镜头前。一身白色囚服的贾麦勒·穆巴拉克和阿拉·穆巴拉克，看上去面色阴沉，满腔怨愤。他们被控与其父通过一个腐败的土地合同，收取了沙姆沙伊赫地区价值700万美元的五栋豪华别墅。 　　穆巴拉克的身边还站着埃及前情报总监和内政部长哈比比·阿尔-阿德利(Habib al-Adly)。哈比比·阿尔-阿德利被公众认为应对今年一二月政局动荡期间屠杀平民的罪行负责，而他也已经因其他罪名获刑12年。来自警察和安全部门的其他6名高级官员同样身陷囹圄。 　　但受审的人中，没有一个来自军队，或穆巴拉克那个被认为腐败专制政府的其他部门。 　　二次革命 　　埃及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和发生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第一阶段同样重要。 　　埃及政府目前处于多位将军和准将的控制下——在过去许多年里，这些军队指挥官曾经围绕在穆巴拉克周围，热忱地支持他的统治。这些人现在意识到未来需要有所改变，他们也承诺要引导埃及向更民主的形态转型。 　　但这一转型将造就一个什么样的新埃及?在所谓的“阿拉伯新秩序”中，军队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是什么?现在控制着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该委员会于今年2月接管国家事务，目前实际掌控着埃及政权——编者注)的19名军事指挥官和腐败专制的穆巴拉克时代关系密切。这些人并没有就其过去的行为作出任何忏悔，迄今也没有与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签署任何盟约。 　　对这些军人而言，起义是需要被扑灭的，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支持和鼓励。 　　军队希望恢复埃及的和平与秩序。他们不喜欢示威，在最近几个星期里他们终止了异见分子集团在解放广场上的活动。新近公布的法律宣布这类示威活动非法，某些走上解放广场的抗议者已被逮捕，并以扰乱和平的罪名遭到起诉。 　　因此，正是这些决定穆巴拉克需要因其罪行接受审判的将军，起诉了那些参与反穆巴拉克政变的民众：当局要求那些曾经走上街头，参与和平示威的普通埃及公民向政府登记他们反对罪恶独裁的抗议活动。 　　埃及革命远比看上去的要复杂。 　　如果埃及革命要成功，它必须有第二波。审判穆巴拉克可能会为二次革命提供动力，对穆巴拉克政权所作所为的司法审判和坦诚分析，将重新整合市民社会和公众舆论。但这可能不是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所希望的。 　　不确定的转型 　　埃及革命远没有结束。这场审判——穆巴拉克会受到怎样的审判，审判结果如何——可能将最终决定，埃及革命是否能获全功，或陷入泥潭。 　　今年2月世界见证了穆巴拉克被废黜，这本身不是一场成功的革命，最好被看成一场“漫长政变”决定性的第一步。 　　到目前为止，这场漫长政变还是由那些决定不让混乱和无序蔓延的军事领导精心安排的，这些人相信他们可以引领政坛，遏制异议人士，并恢复保守的社会秩序。 　　埃及让自己摆脱了一个独裁者，但并没有摆脱军事独裁的心态。几十年来，埃及政府都依赖西方的支持，这种支持将埃及军事力量作为中东地区政治里的一股反作用力，加以维系。独裁是维持埃及政治保守主义可以接受的代价。 　　埃及民众因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感到难堪和局促不安(1980年埃及以色列建交，被视为对阿拉伯世界的背叛——编者注)。但民众的看法无关紧要。政治交易早已达成，埃及和西方的讨价还价是令人安心的。军队是这种讨价还价的首要受益者。不顾埃及混乱的社会经济问题，军队以保障国家稳定为条件，确保了自己在与西方讨价还价中的地位。 　　这么做的代价是将埃及变成一个以专制和监视为特色的警察国家，在城镇地区问题尤其严重。警察及其雇佣的告密者遭人蔑视，同时腐败问题不断恶化，难以控制。 　　当危机时刻于今年初最终到来的时候，大批平民示威者首先出现在各省的城镇里，然后以一种极为壮观的方式走上开罗解放广场。在如何应对示威的问题上，警察部门精英中出现了分裂，而军队领导人放弃了镇压。 　　延宕产生了怀疑，军队领导人开始担心一旦法律和秩序消解，他们自身地位将变得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牺牲穆巴拉克的决定更像是一个犹豫后的妥协，而不是一个向更好未来的勇敢跃进。 　　军队领导人行事也很拖沓，他们不愿意张开双臂迎接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内新出现的政治派别。在和那“一小撮”借助社会媒体，并有效利用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以此唤起并激发政变的民众交谈时，这些领导人普遍感到不自在。这不是军队的手段，这些人也不受军人尊重。军队领导人无疑是一群犹豫的革命者，他们沿着政变道路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在社会的轻推和赞歌声中完成的。 　　一场漫长的政变由此成形。军队逐渐地、犹豫地、不情愿地接管了国家。他们现在控制了政坛，但看起来缺乏一个有关国家转型的清晰计划。随着事态的发展，决定被不停地作出，并一再推倒重来。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这里没有计划，只有不确定性。 　　更好的审判 　　有人推断埃及军队指挥官希望通过将病中的穆巴拉克拖到法庭上，以赢得民众对他的同情。确实有人表达了类似的感伤，但绝大多数埃及民众看起来更在意正义的吁求能否得到满足。穆巴拉克不被定罪，他们是不会满意的。 　　正义能实现吗? 　　最近对突尼斯前领导人本·阿里的审判引人深思。在沙特阿拉伯避难的本·阿里驳斥了针对自己的一切指控，并且拒绝返回突尼斯出庭。在一场无益而喧闹的政治戏剧中，本·阿里被缺席审判了，法庭只花了几个小时就确认其有罪，并没有费劲去考虑这些指控是否有证据支持。在突尼斯，正义没有被实现。 　　从许多方面来讲，针对本·阿里的审判是随意而严苛的，就像其被废黜政权曾经主导的审判一样。埃及需要做得更好。 　　当我们看着开罗法庭里穆巴拉克心神不安的样子时，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受到审判和死刑判决是另一个进入我们脑海的形象。 　　萨达姆之死是在外国占领军的协助和支持下，其政治对手铲除政敌的举动。这是复仇之举，在一片欢欣鼓舞中开场，在拙劣的私刑中收场。历史不会将其受刑之日看做是一个光荣的日子，而会将其视为一个不名誉的污点，以及一个美国与其盟友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和代议制政府困难重重的明证。 　　如果埃及革命者想在国内重建法治，那么他们必须展示法庭的庄严和正义的力量。不能有复仇，也不能有快意恩仇。 　　没有人在看着穆巴拉克的同时，会想不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未来的命运。法英两国早已承诺要将卡扎菲送上审判席，尽管现在看起来他们还做不到这一点。 　　但较之任何其他团体，利比亚反对派从埃及牢笼里被吓倒和病重的穆巴拉克身上得到了更多鼓舞。卡扎菲会像穆巴拉克一样身陷囹圄吗? 　　利比亚反对派及其盟友希望如此，但他们也知道这一结局不太可能发生。穆巴拉克是在得到将被公正对待的保证后，被劝说下台的——那些曾被他看做朋友和同事的军人温柔地推着他放弃了权力。他此前不曾想象过现在所处的困境。如果他能够预见到这次审判，他会自愿离开开罗去沙姆沙伊赫吗?不。决不。 　　这种“公正”对待足以促使任何独裁者顽抗，直到苦涩的结局来临。这正是卡扎菲要做的。他不会让自己掉进诱捕过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同一个陷阱。 　　地区正义比国际正义更好吗?埃及人当然这样认为。在正义能否实现这一问题上，这是另一个相关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领导人、首席检察官奥坎坡(Ocampo)表示希望能看到卡扎菲站在审判席上，起诉书被宣读。法英两国也多次重申了类似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声称，所有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利比亚人都应交由国际刑事法庭审判。但国际刑事法庭上一个遥远而冰冷的起诉能满足利比亚的民意吗?恐怕未必。 　　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埃及法庭是否足够有力，能处理好缠绕着这场政治审判的各种压力。阿麦德·拉法特(Ahmed Refaat)法官声誉良好，在第一次听证会上对法庭的有效掌控也表明他不惧怕任何挑战。 　　就检方而言，他们看上去也是态度严肃，并做了精心准备。检方已经搜集了数千页证据——其中超过5000页是针对穆巴拉克本人的，并预计将提供更多证据。但检方并不能全然依自己的意愿向法庭提交所有证据。穆巴拉克和其他被告的律师人数远超检察官人数。摆在面前的将是多场法律交锋。 　　而且审判肯定会伴随着大量政治运作。穆巴拉克的律师宣称他们将传唤过渡政权的现任首脑出庭作证。 　　在枪击示威民众的一些日子里，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领袖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Field Marshall Mohamed Tantawi)负责了军事运作，因此民众有理由相信他可以提供一些证据。 　　此外，如果穆巴拉克决定自行其是，那么不仅是做过情报总监的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也可能被传唤。这些人背叛了穆巴拉克，并用审判羞辱他。穆巴拉克不把这些人全部拉下水，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法庭会由此成为埃及军事精英表演的舞台吗——这些人多年来用铁拳统治着国家，现在却将为各自的生存而互相争斗?坦塔维和他的同事将竭尽所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当然，对他们来说，审判穆巴拉克确实是一场豪赌。 　　他们为什么要承担这一风险呢?看起来很清楚，军事精英在极端犹豫中同意启动针对穆巴拉克的审判。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有关穆巴拉克是否会在法庭上被指控的猜测很多。多数埃及人曾认为，一个有关穆巴拉克将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的协议已被达成。因此当虚弱的穆巴拉克躺在病床上，出现在法庭牢笼里的时候，很多人惊呆了。 　　其实，过渡期的军事领导人是在公众以及国际社会重压下，启动这一审判的。军事领袖需要国际友人，也是作出审判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军事领导人意识到，埃及需要重拾国家尊严，因此一个面向公众、透明而有序的公正审判或许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法庭确认穆巴拉克有罪，但却在审判中显示仁慈一面，是否是满足各方愿望的妥协之举呢?这是否会成为埃及漫长变革的下一步，并见证军队如何重振力量、重拾其在埃及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并挫败真正的革命力量呢?世界等待着法庭的裁决。 　　作者为英国牛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非洲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