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预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问责有关。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其权力的使用对人民负责，所以，政治问责只有和财政问责联系起来，才具有实质性内容。 来源：中国改革 转自：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30秒内告知震情，准确告知民众震级是否在6级以上 自然灾害发生时，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公布真相。早已习惯了地震的日本人，只要一有震感，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打开电视，通常30秒内电视就会进行地震速报，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两分钟后，则会出现比较详细报道：震源、离震中、地震强度和震级多少（包括震中附近震级）。一般来说，6级以下地震不会在日本造成（重大）伤亡，不少日本人甚至不把6级以下地震当回事。“快、准、狠”地告知地震级别，成了日本媒体地震报道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 详细 ] 电视直播专注灾民和灾情，只提醒不煽情 东北大地震过后，日本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显得特别平静。有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感慨，电视台的报道“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有数据不煽情，有各种提示却不造成恐慌”──并且，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在灾难发生后不到一小时内完全就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往往是中国地震报道最突出的主题。而在日本，尤其是地震发生头一周内，媒体往往只播放捐款信息而不对捐款活动、捐款方大幅报道。例如对企业捐赠的报道，日本媒体往往是只以快讯告知民众索取物品的渠道。[ 详细 ] 尊重遇难者“死的尊严”，日本灾难报道回避血腥场面 相信很多人都有此体验，NHK在报道自然灾害导致的伤亡事件时，从来不会播放“ 血腥场面 ”。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灾难若要播放可能引发不安的画面，是要经决策层讨论的。日本电视台在报道遇难者时，绝不会直接展现死者惨状，而是尽量其生前微笑着的照片。 NHK前会长海老泽胜二将这种做法解释为对生命的尊重：每个人都希望将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哪怕不幸死去也希望自己能死得有尊严；而从受害者家属角度看，若播放遇难者死前惨状不仅对死者不敬，也只会进一步加深生者的痛苦。即使传播学角度看，血腥画面只能产生恐惧、却无助于防灾教育。[ 详细 ] “把话说清楚了！（核电堆心）到底会不会（熔解）？” 大地震过后至今，日本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受损核电机组的威胁。当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官员 在电视上向国民鞠躬谢罪 时，场下记者却大声逼问核电机组堆心是否会熔解。最初，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模糊的答案让记者不禁再度大声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最后，藤本不得不坦白，“情况是严峻的”。与政府主动迅速的信息公开一样，第一时间的到位报道也同样重要——当政府支支吾吾时，媒体的穷追猛打，往往能让国民平静地对待消息（哪怕是坏消息）。[ 详细 ]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如果中国进一步向税收国家转型，纳税人意识、公民权意识越来越上升，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马骏 目前，“三公”消费与预算公开非常受关注，跟最近的新闻有关，如中石化的天价茅台酒事件，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豪华晚餐事件，科技部“三费”预算的公开，等等。“三公”消费和预算公开已经从政府的公共事务变成了民间的热议话题。 预算公开路线图 预算公开话题不是这几年才有的。2000年，河南焦作就已经开始探索包括预算提交和公开的改革，2008年又扩大和加深了预算公开的范围和程度。2005年，浙江温岭试点“民主恳谈”，后来“恳谈”深化到预算；2006年，温岭的人大代表和公民都可以拿到它所有的预算，包括接待费，我给它取名叫“预算民主恳谈”。另外，湖北于2006年开始公开财政编制和政务。这些都是早期的预算公开的探索。 预算公开变成一个全国性运动是从2008年开始的。其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周年，深圳一个企业老板吴君亮，复印了公司员工的身份证，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和十几个地方政府要求公开部门预算。其中，深圳市财政局同意其查看预算。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民要求政府公开预算，也是第一次社会真正看到部门预算。但是，这不是政务主动公开，而是被动公开，是民众提出申请以后他们才公开。2009年，李德涛同时向上海和广州提出了预算公开的申请。上海市财政局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但是，广州市财政局应其要求，向社会公布了114个部门预算，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预算公开的地方政府，引起了很大关注。广州市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现阶段在预算里找问题、挑毛病非常容易。后来，由于媒体讨伐，上海市政府不得不改口，也公开了一部分预算。 2009年底，财政部、审计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在筹划预算公开。当时，国家审计署表示，力争在两三年内向社会公开所有中央部门的预算。这是国务院相关负责部门首次为公开中央部门预算列出时间表。 2010年3月初，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通知》，要求各地依法、及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信息。这是政府第一次主动制定一个政策和制度来公开预算。 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也表示要把预算公开列为一个重要议程，要求各个部委公开部门预算。财政部要求各部委在“两会”结束后15天内公开预算。这标志着至少在中央层面，预算公开成为一个制度。 2010年3月25日，财政部在网站上公开了一些信息，跟以前相比，有更多、更详细的表格，整个中央预算更加清晰，甚至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他部委也都陆续公布了各自的预算。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感谢 七色花 推荐。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普陀山、福清 天下事不了了之 人物周刊 ：有媒体称你为“佛商”，或者说是“钱眼见佛心”，你赞同吗？   曹德旺 ：“佛”是指大彻大悟的人，谁能做到大彻大悟呢？我做不到。如果成了佛，那肯定就不是商。   人物周刊 ：有没有算过，这么多年一共在佛教上捐了多少钱？还有什么计划？   曹德旺 ：我没有固定的想法，就是高兴，都是随性的。我修庙盖寺是为了弘法，我认为中国人需要一个宗教和灵魂。人一定要有信仰，信什么都可以，就怕什么都不信。       我确实是捐建了寺庙，但那不一定就等同于功德。我是佛教徒，在佛经里什么是功德？虔诚如故，即谦虚诚实到一丝不苟才是功德。我也常问自己做到了没有。   人物周刊 ：你和曹晖现在都退出河仁基金会了，你哥哥当满一届理事长也要退出，以后曹家怎么掌控这个基金会呢？   曹德旺 ：掌控什么？不用掌控。曹家实现捐赠以后，使命已经完成了。再捐就是另外的事了，人家做得很好，你就不要管他，天下事你想管，管得了吗？天下事都不了了之。第一届理事会我要建章立制，会加一条修改章程或者变卖股票要向捐赠人报告。我谁都不相信，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只相信制度。   人物周刊 ：当初想用捐赠股权的方式成立基金会，有没有想过会这么麻烦，招来这么多质疑？   曹德旺 ：没有想到，没有关系。我一直认为，对成功者的质疑如影随形，你讲你的，我做我的，是与非，功与过，后人评判。佛教讲，不争。不过你说话代表了你自身的素质水平。       80年代我刚挣了一点钱，谣言满天飞，说我找小姐，每天晚上两个，弄得我老婆都给我打电话。我跟福清县委书记说了这事，他说，我们要开常委扩大会议，你来讲话，现场直播。我就去讲，首先感谢大家还记得曹德旺这个人，其次鲁迅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阿Q还存在——那些人自己没有钱，他们猜测他们发财了就会这么过日子。后来福清中学校长说，曹德旺骂人不带脏字的。   人物周刊 ：您去年卖掉8000万股套现10亿，有没有觉得卖亏了，想过在一个合适的相对较高的时点卖股票吗？   曹德旺 ：我的股票从发行到今天，每年复合增长率在30%，为什么我讲股票不要拿去卖，因为今天值三十多亿，过几年说不定又值100亿。   人物周刊 ：有没有觉得卖早了？   曹德旺 ：因为社会压力很大，他们认为你觉得做这事有难度，就不做了，搁在那里。   人物周刊 ：心疼吗？   曹德旺 ：不疼，反正我就这么多股给你，如果你不批准，我给你拿去卖。我不心疼，钱是身外之物。钱拿去，你怎么收税，怎么弄，我不管，我尽一个公民的义务。       我当初7分钱的烟都买不起，欠人家几十块钱都还不起，当时我也像那些农民想的一样，什么时候还清楚，我不要这么早出晚归这么辛苦就好了。但是一旦还清楚，人的思想又不安分了。从那时候的心情到今天，每一个阶层人的心态我都领略过。我也不是神仙，我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我原来也不相信有人会把那么多钱拿去捐，到现在正在做我原来不相信的事情。所以他们讲我什么我都笑笑无所谓，因为我都经历过。   人物周刊 ：都经历过什么样的阶段？   曹德旺 ：原来我也把钱看得很神圣。小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把钱捐给全村建电线电缆，他的亲戚大骂他，我也不理解，那么多钱怎么拿去捐给别人。（所以对我有各种说法）都很正常。       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今天你看我捐钱很潇洒，我相信我会过很好的日子。我是替穷人捐一点钱。       大家都关注我这次捐款捐了35亿，其实我这么多年税就交了50亿，很多人会想办法避税，我从来没有，该交的都交。35亿市值的慈善捐款，要给国税局缴税好几亿，5年之内缴清。这么多年，我在福清捐款修公路、公园、寺庙，捐助西北农林大学，花了好几亿。   我的孩子很支持我   人物周刊 ：能不能谈谈你的哥哥，外界对你们兄弟俩实在好奇。   曹德旺 ：这些年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他的官是我帮他买的，有的说我的钱是在他庇护下帮我赚的。”       我哥哥刚刚就任漳州市委书记时，我和他在一个普通白领去的饭馆吃了顿饭，银山酒家，花了三百多块钱，其实福州所有酒店吃饭我都可以签单的。我说你当官我挺高兴的，你要能给漳州五百多万人民造福，如果不能给祖宗祠堂添色彩，就不要做了。任何亲戚朋友去找你要解决问题，你都可以让他们来找我，我的面子还足够解决。漳州离福州三百多公里，他在漳州当了6年书记，有两次我计划建一个硅砂厂，打算建在漳州，后来都因为他在漳州当官，我就改变计划，将工厂建在海南。   人物周刊 ：你孩子对你这么大手笔的捐赠是什么态度？   曹德旺 ：我的孩子都很好，他们很支持我，觉得爸爸做的都是对的。我的子女都很聪明。钱没有用你知道吗？有本事你会有钱，没本事拿钱给你，两下你就又没有了。如果不相信这句话，请你回头去看看，不用看很久的事情，解放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现在在哪里？你跟我讲。完全可以想得通，一代不如一代，留给子女的不是金钱，是智慧和素养。   人物周刊 ：你家在你这一代是重新创业的，不是延续之前的财富。   曹德旺 ：对啊，他们也可以啊。我的孩子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很低调很节约，本身消费都不需要多少钱。   人物周刊 ：大家印象里觉得富二代就是跑车、夜店、泡明星，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他们都很朴实。   曹德旺 ：很简单，就是不要在别人面前显示出自己很有派头的样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要表现对整个社会对公众的敬畏。       我年轻时也曾经很骄傲，认为自己了不起，后来有一个朋友送了两本曾国藩的书给我，那时候曾国藩的书刚开始流行。我看了一遍，没看出来什么，后来我又再看、再看，明白了。曾国藩太狂妄了，有一段时间兵败在家养病，非常负气，村里来了个癫和尚，给他写了付对联：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这副对联是骂人的意思，国家大难，军队在打仗，你怎么在家里闲呆着呢？教曾国藩身段要软，要低头，我请书法家写了这副对联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我爸爸跟我讲，能批评你的人，是你真正的好朋友。我的成功，恰恰跟你们认为我桀骜不驯相反，我很虚心，容易相信别人，很会接受别人的建议，跟外界说我固执、自负完全是两回事。   人生要奉献   人物周刊 ：一般人都是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做慈善，您是边挣边散。   曹德旺 ：这么说吧，我认为人生的核心价值，一要自强不息，二要厚德载物，勤劳、朴实、仁慈、关爱，这是做人的标准。仁慈当中，要记着，为别人而活，为社会而活，这是一种奉献。你听了肯定要说，曹总你胡说八道，你房子那么漂亮，衣服都是名牌，怎么说奉献？没有错，我认为，过好生活，有充分的足够的精力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人要讲奉献精神，学而优则仕，仕不是指当官，而是讲奉献。你们都认为我这是高调，我是真的这么认为，你把这些话都记下来，等到我九十多岁的时候来核对，看我是不是这么做的。   人物周刊 ：我发现您虽然只上了6年学，可是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有自卑心理。   曹德旺 ：自卑？我没有。为什么自卑？我家里挂了一幅字，题了《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跟我交往的都是鸿儒，我有什么好自卑的？       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是读了很多书，也往来无白丁，1992年福建省政府特聘我为研究员，1995年我辞掉了，前年又聘了我。因为我不但明白一些道理，而且敢讲肯讲。我读的书比你读的多多了，你信不信？我每天要读书两个小时，有钱容易，有思想有境界不容易。   人物周刊 ：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   曹德旺 ：《巴黎圣母院》。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是最贫贱的人最真实、最朴素，你别看一些人，他们人模狗样的，最贫困最底层的人，他的情感是最淳朴最真实的，人格是最完美的。（艾丝美拉达和卡西莫多）这两个人的人格是我的追求。人要该进的进，该退的退，向权贵千万不要低头，向位置比我低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们硬。众生平等，慈悲为怀。   人物周刊 ：听说你喜欢《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曹德旺 ：《好了歌》你能背吗？“世人都说神仙好……。”（扳着手指头背了一遍）它给我感触很深，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是空的。你知道我大脑里面会浮出什么东西，我经常幻想自己漫步在夕阳西下时的荒漠上，一个人孤独地走着。如果企业家只懂得赚钱，不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修养，充其量只是富豪。   人物周刊 ：如果说一切都是空的，那跟你事业的奋斗又是什么关系？   曹德旺 ：奉献，今天的文明凝聚了有史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奉献，故宫颐和园都是。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责任去留下什么。我为什么盖这么多庙，我研究了中国宗教历史发现，中国的寺庙大多数是商人建的，皇帝没有钱。比如说莫高窟，莫高窟记载这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一千多年来的辛酸。他们出国之前去拜佛，回国后去还愿。我在这个启发下萌发了要去建一些建筑物，我始终感激中国政府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很多人认为这一代人不信佛，我要给历史留下一些记忆告诉后人，这一代人也信佛，这是我一个真正男子汉的责任。   人物周刊 ：你有时候想放弃一切，不做企业了，跟中国企业家当前社会地位低有没有关系？   曹德旺 ：跟这没有关系，中国企业家社会地位低不是今天的问题，是历史几千年的问题，这需要靠整个民族努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完成。   人物周刊 ：想放弃是不是对环境艰难想不通？   曹德旺 ：不是这样，这不是政府的问题。中国人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很多财富，也有很多渣滓。中国重农轻商是几千年留下来的习惯，不是我们国家某一个领导人做出的决定，只是一时没有办法下决心去改变。作为统治集团，也不敢下这么大决心这么大步子改革，那会乱掉。只能因势利导逐步去做，逐步扭转局面。   人物周刊 ：很多企业家做到一定程度就想卖掉这个企业，比如朱新礼、何伯权等等，觉得太累。   曹德旺 ：那就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几个钱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你在追求我必须为国富民强负责，你就不会这么想。   人物周刊 ：中国的上市公司没有分红的习惯，你为什么总要分红呢？   曹德旺 ：不分红干什么？投资者利益在哪里？   人物周刊 ：别人都不这么干啊。   曹德旺 ：别人不这么干有他理由，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兴邦强国，人人有责。不是人人当官就搂就蒙骗，应该强调兴邦强国从我做起，但也要本着宽容的态度承认存在的都有道理，他可能有他那么做的理由。没关系，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我要给慈善事业进行制度创新   人物周刊 ：评价一下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状况。   曹德旺 ：做得不错啊，因为时间很短，中国人有钱也就在这5到7年时间。但是现在做慈善工作的人，有个致命的问题，他们信息不公开。   人物周刊 ：你去年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亿元，用作西南5省抗旱，只许提3%费用，通常都是提10%，而且每家农户领2000元，差错率不许超过1%，6个月完成，否则您就不给费用，这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 ：这是错的方向，讨论费用多少不是正确的。我一下子拿两亿给你，你不需要去募集，你动用了成熟的扶贫系统的资料和工作人员，600万都太多了，他们根本没花完。我这件事最漂亮的是用管理的手段来用这笔钱，管理的手段不外是三种，第一种是导向，我提出我的要求；第二个考核手段，第三个激励手段。我要求他公开作业程序，我们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公开、不公平。不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就难以保证实现公平。费用多少，要看做的内容，不是看费率水平，不要定这个标准，只能要求公开信息。   人物周刊 ：目前大众对官营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是很低的。   曹德旺 ：我会教他们怎么做的，我这次捐35亿真正的目的是为中国人做慈善立一个榜样。我做给你看，你向我学习，我其余那35亿全部按照云南赈灾的方式做，多做几次你们就跟过来了。   人物周刊 ：你想在制度和方式上往前走一步。   曹德旺 ：对，我认为现在慈善存在的问题，不是民间想象的那样，只是我们的干部不懂信息需公开。   人物周刊 ：你觉得这是比钱的多少更重要的东西，因为中国现在每年募集的善款已经不少了。   曹德旺 ：没有错。你又要说我很狂妄了，我很自豪地说我在教他们怎么做慈善。我认为他们做得很不错了，但是我要教他们学会怎么将信息公开。   人物周刊 ：你觉得你事业发展顺利，跟你广为布施、信佛有关系吗？   曹德旺 ：佛祖不是帮着你做什么，而是教你怎么为人处世。佛经讲六度，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事、对物，要遵守这6个原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信佛，功德都是修出来的，眼睛不被任何东西蒙蔽，名利、年轻漂亮。要虔诚、包容、真诚。   人物周刊 ：现在亿元豪宅屡见不鲜，很多人买飞机买游艇，你为什么没有？   曹德旺 ：不能买，人家都看着呢，要挨骂。中国人都在看着我，我做什么，人家会笑话我，既然这样，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穷人利益为重。   人物周刊 ：他们为什么会笑话你？   曹德旺 ：我不知道，实际上，多年来，我买谁的设备，中国人就跟着买谁的设备。我如果去买飞机，很多人也要跟。这次我做慈善，那你跟着，我把你们带上这条路。   人物周刊 ：你觉得商人和企业家有什么区别？   曹德旺 ：按照安永企业家的评选标准，企业家要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守法经营，有社会责任感。有钱容易，有思想有境界不容易。       我很纳闷，这个国家把画家、画工、画师分得很清楚，把歌唱家和歌女分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分不清楚企业家和商人？曹晖也不是企业家，他是企业管理者。   人物周刊 ：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曹德旺 ：别把钱当真，钱就是用来玩的，千万别把钱当真。   人物周刊 ：钱是用来玩的，怎么玩？   曹德旺 ：你看钱的面上印有许多人头、画面，为什么那么花俏，就是用来玩的，谁有水平，就留在身边多玩几天，没有，就少玩几天，反正钱是不会永远留在你身边的。 原文： 点击 附：百科名片： 曹德旺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 ，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2010年4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另捐出2亿元用于西南抗旱救灾。2011年，曹德旺捐款两亿并且提最苛刻条件，打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6/03.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时间： 2011年4月6日 地点：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 主持人： 胡舒立、Paul Gewirtz 参与人： David McCraw、Richard Winfield、Charles Lane、 Laura Handman、 江平、王锡锌、展江、徐迅、王松苗、富敏荣 当今世界，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高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内容更多、参与的人更广泛。传统媒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新闻传播快速和准确的取舍，报道自由和隐私保护的界限，信息自由传播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衡等，在新媒体时代都被放大了。这对于传统的传媒法律制度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011年4月6日，财新传媒和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共同举办研讨会，邀请中美法学家、资深媒体人士和资深媒体律师共同探讨，旨在更好地推进新闻法治，亦即通过法治更好地维护信息的自由传播。 由于环境差异，中美两国媒体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异。美国媒体更加关注媒体和被报道一方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问题，而中国媒体面临的更大挑战则是如何应对来自政府的管制。 尽管如此，有一些原则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比如媒体应当积极使用政府信息公开等制度，法律应当赋予新闻更大更自由的报道空间。对于新闻法治尚在艰难构建中的中国来讲，域外经验不无借鉴意义。 ——编者 保密还是公开 Paul Gewirtz（耶鲁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媒体在当代社会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至少发挥着三大作用： 第一，媒体有向社会提供信息的职责，这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能够让人们见多识广； 第二，媒体可以向政府官员提供信息。有时候，政府高层对其下属的所做所为以及社会当中的事务并不清楚； 第三，媒体可以报道政府的行为。对于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等，媒体有监督和制衡的职责。 当媒体报道法律事务或者是体制相关问题时，会综合发挥上述三大作用。媒体应当向社会传达法律以及法治的相关信息，这样才能在社会创造一种法律文化。 媒体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展开新闻报道，也可以把法律作为自己工作的一种武器。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以利用： 首先，法律可以保护媒体和媒体人。如果法律的规定非常合理，有充分的平衡，在涉及诽谤案件时，就能保障媒体和媒体人的权利，使他们可以正当地执行上述三个职能。如果涉及诽谤的相关法律规定过于严格和狭窄，媒体就会受到限制，无法对社会做出贡献。 其次，法律的规定可以直接影响和支持新闻的传播和记者的工作。譬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案》以及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的记者也可以像美国的同行一样，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尽可能获得精确的信息，做好自己的报道工作。 David McCraw（纽约时报集团副总法律顾问）： 美国有一个“间谍法案”，其规定，如果有人蓄意泄露了国家的机密或者保密信息，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法案的规定非常宽泛，而且主要针对政府的雇员和公务员。美国现在还在讨论这个法案是否适用于新闻媒体。比较有利的是，这个法案出台已经八九十年了，至今没有一个案例适用过媒体。 美国法律如何帮助记者获得政府的信息？联邦政府层面有一个《信息自由法案》，它管辖了除法院和议会之外的政府机构；每个州也有自己的信息公开法案，管辖的是州以及地方的政府机构。在法律上，首先规定的是政府的所有信息都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获得这些信息，除非政府可以提供法律证据证明某些信息不应公开。 在联邦和各州的“信息自由法案”中，都列出一些非常简明的事由清单，包括国家安全、公民隐私以及正在进行的执法或法律调查的相关信息，政府可以不公开。 如果一个普通公民或记者，申请公开某个政府文件，除非依据清单上列明的理由，否则，政府不得拒绝公开。如果申请人对政府拒绝公开的决定不满意，还可以向该机构直接提交行政申诉。如果该机构的主管受理了申诉，仍然决定不予公开，申请人还可以到法院打官司，要求法官做出裁决。 举个有关美国国防部的例子。当时，美国在伊拉克打仗，公众对这个战争并不是很支持，所以国防部邀请一些已经退役的将军到电视上为这场战争说好话，希望能够赢得公众支持。我们向国防部申请公开他们与这些人会晤的相关信息，国防部不愿意公开。我们不满意，就到法院去起诉他们，结果胜诉，国防部不得不把数万页会晤的信息材料和一些现场会议的录像给我们。在录像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防部部长告诉他们应该说哪些好话。这篇报道的记者因此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 还有一个火车事故的报道。我们的记者认为，联邦政府所有的美国火车公司Amtrak掩盖了许多铁路事故的数据，因此申请联邦政府提供相应的信息。联邦政府提供了一个清单，列明了政府的铁路机构在事故之后和受害者进行和解的案件。记者又去搜寻和申请公开了当地法院的相关案件的卷宗，发现在许多案件当中，铁路公司都存在着不遵守安全规程，或轨道、铁路系统维护不当最终导致事故的行为，而且还存在隐瞒和掩盖事实的情况。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报道价值的新闻素材，它证明政府机构滥用了自己的权力，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导致许多伤亡。 这就是美国当初制定《信息自由法案》的初衷。公民有权监督政府的工作，而且有权充分利用这个法律武器获得相应的信息，来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看看政府是不是行为不当。 《信息自由法案》在美国受到公民、记者广泛的批评，他们觉得这法案没有有效地帮助公民迅速地得到他们所要的信息。政府经常拒绝公开，有时候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准时公开，甚至故意拖延。为了更好地执行这部法律，2007年，美国国会对它做了两项重大修订。一是在联邦层面设置一个联邦督察员的职位，帮助公民得到他们所寻找的信息。另一个是要求所有政府机构每年都要汇报本年度信息公开的实行情况。此后，政府机构信息公开的成绩越来越好，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公开力度不够，就会被公示。 这个法案对法院系统没有管辖权。但是，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获得法院审判的相关信息。所以，法院的信息公开是由宪法来保障的。当然，法院对于某些信息有权保密，当事人也有权要求保密。但他们要承担举证责任，去证明该信息保密是因为要保护更加重大的利益。 最近，《纽约时报》参与了一个申请公开的案例。我们要求法院公示麦道夫案件有关审判的卷宗。有些卷宗被加密封存，不公开的理由是一些当事人，觉得自己卷入骗局当中非常尴尬。但是，我们认为，避免自己遭受尴尬和羞辱，不是正当合理的保密理由。法院赞同我们的意见，把相关的信息公开了，这能使公众更好地了解麦道夫的骗局。 必须让司法系统的文件或者信息公开，这样公众才能去监督法院，才能保证司法体系的公正和公平。如果司法系统的文件都是保密的，而且庭审的相关信息也是保密的话，公众就无从监督他们。 作为律师，我协助记者获得必要信息的时候，协助方式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会打电话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询问他们为什么不把相应的信息提供给记者。在多数情况下，政府部门会积极配合，同意公布记者索要的信息，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 我手头有两个诉讼案件，一个是针对纽约市的警察部门，一个是针对联邦调查局（FBI）。在这两个案件中，记者希望获得有关犯罪的数据。但是，这两个政府部门都拒绝提供。根据法律，有关犯罪数据的信息应该对公众开放，为此我们提起了诉讼。 Richard Winfield（前美联社总法律顾问）： 美国政府有一个法律武器，即向法院申请禁止令，禁止发布或出版某些信息。在“五角大楼案”中，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华盛顿邮报》跟政府打官司。当时，美国在越战当中的伤亡达到60000人，媒体发布了五角大楼文件，就是美国越战47卷的历史文书。文书上面盖有保密章。有一位参与研究该文件的反战人士，把文件泄露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对文件展开调查，发现政府蓄意误导民众。 《纽约时报》听取法律顾问的建议后，发布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政府没有按照“间谍法”来起诉《纽约时报》，而是去了联邦地方法院，申请法院发一个禁止令，禁止《纽约时报》出版后续报道，《纽约时报》就范了。 这个线人又把材料给了《华盛顿邮报》，一共约4000页。《华盛顿邮报》首先找到律师事务所，询问针对《纽约时报》的禁止令对《华盛顿邮报》是否有效，如果发布信息，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告诉他们放心，如果遭遇政府起诉，我们会代理他们去跟政府打官司。 正如他们所料，《华盛顿邮报》发布了这些信息，政府就把他们告到了法院，联邦地方法院也给他们发布了禁止令。后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从地方法院受理案件到最高法院，一共只走了15天的程序。 在美国的法律历史当中，地方法院向媒体发禁止令，是史无前例的。按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在战时发布了一些战舰出港航行的时间，政府才有权禁止出版相关信息。虽然五角大楼案件发生时仍然被认为是战时，但是，我们向法院提出辩护说，这些五角大楼的文书是历史文件，早已过去。 当我们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时候，政府的律师要求把这个地方法院发出的禁止令转变成永久有效。我们提出意见，如果最高法院按照政府的意见判决，就会出现非常危险的判例，而且这个判例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况且政府也没有办法证明不禁止我们这么做会导致严重的不可恢复的损失和伤害。政府惟一能证明的就是我们披露的这些信息，导致当时在尼克松政府任职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名誉扫地。 1971年6月，最高法院以6比3表决裁定，美国政府没能充分承担起举证责任义务，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没能证明这一系列的报道产生了重大的和不可挽回的伤害。为此，禁止令被取消了，美国的媒体得以继续出版。 这个案例在“维基解密案”当中也是被政府律师所参考的，申请禁止《纽约时报》发布维基解密文件是没有希望的。这是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给予人们表达权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也保护了美国人民的知情权，美国人民有权知道政府犯了一些什么样的错误。 Laura Handman（美国戴维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谈谈两个参与的案例，也就是“维基解密案”和“脸谱（Facebook）案”。媒体也许有犯错误的时候，但言论自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则，尽管有时候言论有可能会带来伤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言论自由。 关于“维基解密案”，当时在维基解密网上刊登出瑞士一家银行的一份银行账号，正是那家瑞士银行的一位前职员把这个信息放在这家网站上。这家银行告到法院，希望颁布禁止令，禁止这个网站继续持有有关银行账户的信息。但是，维基不是实体或者法人，所以没有出庭应诉。银行要求美国的域名提供商清除这个域名，使该网站不复存在。这就意味着，不仅相关的文件我们再也看不到了，那个泄密的网站也都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代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机构作为法庭之友（编者注：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但是能够给法院出具备忘录支持诉讼当事人某一方）提出，关闭网站有违“五角大楼案”中确定的原则，虽然在公众利益层面上银行的信息跟五角大楼案件或者外交的文件还不是一码事，但是最后，法院同意了我们的看法，认为通过消除域名从而使整个维基网站消失的做法过于扩大化。 更新一点的案例，跟脸谱公司（Facebook）的创始人争议有关。在这起诉讼案件当中，很多文件都是秘密提交的，法院宣告它们不可以公开。我们代理的一个杂志的记者问法院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看那些文件。这个工作人员就把几箱子的文件搬出来给他看，其中就包括法院要求保密的那些文件。记者在法院工作人员的面前搜寻和复制那些文件，整个过程花了四天，很显然，那名法院工作人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位记者就此案写出一篇文章，而且还把法院要求必须保密的文件也上传到了网站上，跟他写的文章贴在一起，让读者了解其中的情况。脸谱公司（Facebook）为此非常慌乱，要求法院删除那些保密的信息。 但是，法院却不同意脸谱公司（Facebook）的请求，认为这些文件应该公之于众，能够把信息传达给读者，从而让读者能够对诉讼有一个更客观真切的认识。 说到美国的“间谍法”，举一个最新案例，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一名前员工刚被起诉，因为他私自保留了一些应该被保密的文件。但是，奥巴马政府没有决定起诉那名跟该员工一起合作的记者，尽管他写出来的报道涉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秘密。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没有哪一个政府机关或者政府官员，愿意或喜欢去公开信息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 从美方专家的介绍里面，我们看到，要使这些对公众有某种利益关系的信息得以公开，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是活跃而且自由的媒体，第二是强有力的法院。媒体始终有动力去探知那些公众关注的信息。如果掌握信息的政府机构不愿意去公开，应当有一个途径和机构让政府公开这些信息。 在中国，总体来讲，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来帮助媒体实现这个目标，目前还是非常有限的。但反过来，媒体的努力可以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发展。 David McCraw所谈到的关于政府信息的基本假定，即政府的信息是属于民众的，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和理由，都应该对民众公开。这样的原则在中国的政策和法律层面上也有清晰的表述，但在实践中很难兑现。不过，中国的媒体在将来肯定可以充分地利用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来促进媒体对一些核心信息的了解。 富敏荣（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与美国同仁刚才介绍的相比，中国的媒体不会去告政府主管部门，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案例。我代理过《解放日报》记者马骋告上海市规划局要求信息公开的案件。但是，原告不是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公民的身份起诉，所以，在中国还没有记者因采访权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