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太原1030命案庭审第三天： 被害人愤怒退庭抗议公诉人继续包庇首犯计建中副区长 附 鉴于合议庭决定不允许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被包庇的其他罪行及被包庇仍逍遥庭外的首要犯罪人计建中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 而且“涉嫌包庇首犯计建中的出庭公诉人又至今仍拒不依法决定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 故而被害人孟建伟特此决定“自即时起不再参与此后继续放纵庇护1030入室毁房杀人案首犯计建中张兴旺的一审庭审活动” 之 《通知书》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太原1030入室毁房杀人案合议庭： 一、在2011年1月24日的公开庭审时， 1030太原入室毁房杀人命案主犯武瑞军， 已当庭供述揭发出计建中（原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张兴旺（原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系1030太原强拆命案共同犯罪团伙的首犯（即：指使者授意者组织者）。 二、经过这两天半的庭审， 相关公安检察人员在办理1030命案过程中的”涉嫌渎职犯罪事实”已大白于天下。 三、太原市检察院出庭公诉人依法是必须“向法院合议庭提出将本案退回补充侦查并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四、对在这两天的庭审中已大白于天下的相关公安检察人员在办理1030命案过程中的”涉嫌渎职犯罪事实”, 包括本案合议庭法官及被害方诉讼参与人在内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权力也有义务及时向相关司法机关报案控告举报”。 五、在今天的庭审中， 合议庭明确决定不允许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被包庇的其他罪行及被包庇仍逍遥庭外的首要犯罪人计建中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 六、特别是， 涉嫌包庇首犯计建中的出庭公诉人，又至今仍拒不依法决定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建议合议庭延期审理。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八、综上所述， 身为被害已死亡的被害人孟福贵的近亲属及被故意毁坏房屋的被害权利人， 本人决定“自即时起不再参与此后继续放纵庇护1030入室毁房杀人案首犯计建中张兴旺的一审庭审活动”！ 九、并此，我书面通知合议庭： 自即时起我撤销原对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李劲松律师及北京市长歌律师事务所刘亚军律师的“出庭诉讼代理”授权。 十、 因为，我坚信： “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共和国人民法院和共和国公民的的自然义务和共同天职； 无论如何, 都绝不能容让“庄严的法庭沦落成为检察院相关犯罪嫌疑人渎职包庇罪犯的道具”！！！ 十一、最后， 深深祝福： 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 我们的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共克时艰齐心协力共建共享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通知人：孟建伟                                       通知时间：2011 年 1月 26日 下午  1：30   在今天的庭审中， 合议庭明确决定不允许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当庭核实“已到庭被告人被包庇的其他罪行及被包庇仍逍遥庭外的首要犯罪人计建中张兴旺的具体犯罪事实行为”。 太原强拆致死案犯称镇书记曾承诺20万摆平命案 　　1月24日上午，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拆迁致人死伤案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共有17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包庇罪等罪名遭到起诉。此时距古寨村村民孟福贵在拆迁纠纷中被打死已两个半月。 　　2010年10月30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村民孟福贵和邻居武文元在以“邻里互助，保卫房子”为目的的深夜“值守”中被拆迁人员打死，武文元以屏息装死躲过一劫，手臂受伤。此后，孟福贵的儿子——26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孟建伟(查看微博)回家奔丧，记录下三日的奔丧所遇。他的博文被多家媒体以《博士生三日奔丧记》等为题进行了报道。 　　今天的庭审中，主要犯罪嫌疑人曝出：“拆出人命”后，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亲口承诺给保安队长20万元处理事情，而保安队长得知出事后，曾到晋源区副区长的办公室内商量如何了结此事。 　　命案背后的官员身影 　　今天的庭审从上午9时开始。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人首先宣读公诉书。公诉书称17名被告人大部分为太原市柒星保安公司员工，受害方代理人则指出，对他们所属单位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太原市保安公司晋源分公司机动大队。 　　太原市柒星保安公司是由主要犯罪嫌疑人武瑞军个人注册的一家公司，而太原市保安公司晋源分公司机动大队则有政府背景。 　　法庭没有采纳代理人提出的异议，庭审继续进行。 　　而数分钟后，受害人一方提出的这一异议由被告人武瑞军作了证实。 　　武瑞军供述：这次涉案的多数人员，正确单位是“太原市保安公司晋源分公司机动大队”，他就是机动大队大队长，有工作证、工资表、门禁系统等为证，在晋源区公安分局保安公司一层的一间办公室里，还给他安排有一张办公桌。 　　武瑞军说，机动大队队员的工资是由太原市政府“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指派乡镇街办等单位支付的，案发前，金胜镇政府已经支付给了机动大队10万元劳务费，钱打在了晋源区保安分公司的账上。从2009年至案发，武瑞军的机动大队已从这类业务中挣了100多万元。 　　“太原市柒星保安公司只是做物业管理的，和机动大队的工作性质就是两回事。”武瑞军说。 　　检方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将这些人的单位都说成是柒星公司的。“10·30案”案发后，当地工商局已经紧急吊销了柒星保安公司的营业执照。武瑞军对此愤愤不平：“为什么吊销我的柒星公司执照呢？”武瑞军说，案发后，公安局、组织部、专案组有“五六十批次”的人都来调查他，连工商局也在这时来找他。 　　出事后在副区长办公室商量对策 　　武瑞军在回答他的辩护律师提问时陈述道：案发后、投案前，他见到了晋源区政府副区长计建中，并在其办公室共商了善后事宜。经武瑞军的辩护律师和主审法官详细讯问，武瑞军再三确认了如下情节： 　　2010年10月30日凌晨，武瑞军指派了4路人马梯次出动，去强拆孟福贵和武文元家的房子；两点半左右，强拆者架梯翻墙进入孟家，又破门而入打死孟福贵。武瑞军说他当时并不知道已经出了人命，还以为拆迁成功，并向镇党委书记报功，然后就回家睡觉了。 　　武瑞军是10月30日早晨五六点钟被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的电话惊醒的，张兴旺告诉他：“出事了，死人了”。在30日的上午，武瑞军说，他和张书记又数次通话，张兴旺在电话中答应他，镇上计划出20万元，让他去“平事”。武瑞军因为“很快进了局子”，他没有拿到这20万元。他曾安排他爱人去向张书记拿这个钱，“但我现在不知道她拿上了没有。”武瑞军说。 　　武瑞军说，按照张书记的吩咐，他随后赶紧出去商量。“他约我在小店高速口见面，我跑到高速口，见张兴旺在车上坐着，车上还坐着副区长计建中。” 　　在车里，张兴旺说：出下这事了，咋办哇？武瑞军也没有主意，说“谁出的事谁顶，该咋办就咋办哇”。张兴旺说：这样就把指挥部卖了！ 　　三人开车走到晋源区政府门口，张兴旺让武瑞军在门口等着拆迁公司经理李根虎，张兴旺和计建中先上了楼。一会儿，李根虎也赶到，武瑞军和李根虎一起上了计副区长在三楼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有个里间，张兴旺让武瑞军和李根虎到里间密谈，怎么了事。 　　武瑞军供述，李根虎的意思就是先不要让打人的人跑了，他出一个人，然后出“1万或8000块钱”让他们自首，出去顶。要求是要说成是“私自行动的”。 　　“然后我就劝李彦忠等人去投案，下午，我自己进了公安局也没再出来，那1万或8000给了没有我不知道。” 　　今天，有十多名被告方家属在法院楼前到处“找记者”：他们说，他们的亲人“被政府耍了”，“不为完成任务，不为挣那几个工资我们逼疯了去拆人家？” 　　现在是孟福贵的儿子孟建伟作为主要受害人亲属来打这场官司，孟建伟的律师李劲松和刘亚军告诉记者，他们不能容忍太原市检方“砍去”整个案件中的政府身影，来做一个单纯的“故意伤害案”诉讼。 　　强拆决定是拆迁动员大会上定的 　　武瑞军还供称，机动大队在2010年10月30日晚的行动是在20日的拆迁动员大会上就确定下来的。当天的拆迁动员大会，有区设建局、执法局、晋源镇、金胜镇、古寨村的大小领导参加，上文提到的分管副区长计建忠也在场。他的指示是“一周之内，(在拆迁范围的)至少要拆掉二分之一”。而现场展示的一张拆迁区域平面图上，就有孟、武两家，而当时这两家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 　　武瑞军说，他从不管被拆的人家是否办完了所有签约、补偿等各种手续，也不管有没有拆迁许可证，“这不是我该问的”。他的标准是，“只要政府发了拆迁通知书的”，就是他的任务范围。而他从执法局了解的情况是：应该是挨家挨户都发了拆迁通知书，有的人家不要从门缝里扔出来的，他们也发愁。 　　武瑞军说，他也不负责审核这种征地拆迁政府到底办全手续了没有。李劲松律师告诉记者，他们此前给太原市政府去了不下三四次函件以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公开“太原市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在古寨村一带的规划、征地、拆迁、补偿等一系列手续和规范，但至今没得到任何回复。 　　拆迁动员大会召开6天之后，10月26日，针对古寨村的拆迁，又有一次会议召开。这次还是有大部分的前述部门领导参加。武瑞军“从(拆迁人员)安全”和“好撤离”的角度出发建议先拆村北的孟福贵家和武文元家。但他没有决策权。决策的是计建中，武说，计的表态是“定下拆的就尽快拆，由(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具体负责”。 　　10月28日，感觉到“任务重，压力大”的武瑞军，组织人马去过一次古寨村，但人多，怕出事，没有拆成。29日深夜，30日凌晨，武瑞军再次开会布署。这次终于拆成了，但是死了人。 　　机动大队的主要任务，据武瑞军说，是拆迁中“控制局面”，但“不许与人对打”。不过此案中的其他嫌疑人都不这样认为，他们供说他们接到的规范是“可以打胳臂打腿”。 　　据武瑞军供称，机动大队的人每出动一班次，会得到“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指派乡镇或街办支付的200元费用。 　　今天一大早，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高高的数十级台阶上站满了赶来的古寨村村民。村民们表示，他们并不是光关心这个死亡的乡亲，而主要还是关心自己的命运。截至今日，太原市滨河西路南延工程在古寨村的拆迁仍然有五六十户没有拆掉——“10·30案”案发时没拆的村民，现在仍然没拆。 　　法院今天未当庭宣判，此案还将继续审理。   副局长指证副区长 多名律师退庭抗 强拆者当庭供述 ：警方要我们作假 强拆“指挥者”当庭咬出幕后官员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 “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http://tech.sina.com.cn/i/2011-01-10/07545076085.shtml 南方都市报：围观改变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11 年 01 月 10 日  07:54   南方都市报 官方微博 南方都市报 　　网问中国 　　 2010 年，互联网正受到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与网民在线交流；作为创新联系群众的重要方式，它第一次被吸入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各地公安系统更是掀起前所未有的 “ 进驻 ” 微博 …… 　　与此同时，民意 “ 借网出海 ” ：草根的小网站正壮大为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亦有官员在网络舆论监督中落马。 　　在官与民的一次又一次网络互动中，网络问政继续前行，不断地拓展着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尴尬与争议也在浮现。网络问政依然走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路上，而网络围观仍旧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狂欢。如何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成为决定网络问政未来的关键。 　　政府：公安刮起微博风 　　 “ 不是五毛，拒绝马甲，我是 Leif ，省厅刘警官，祝大家新年快乐！ ”2011 年第一天，广东公安厅网站的 “ 刘警官 ” 及其团队通过网络给网民送上祝福。 　　过去的 2010 年，从网络拜年到连线交流，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政府官员加入到与网民互动行列之中， “ 触网 ” 正成为常态，但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肇始于广东的公安微博风。 　　 2010 年 2 月 25 日，肇庆市公安局以发布公安业务、公共信息为主题的公安微博 ———“ 平安肇庆 ” 亮相网络，并进行了实名认证。 　　此后佛山、珠海等地广东省内的公安部门陆续跟进，至 5 月 11 日，广东公安微博群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包括北京、河北公安等在内多个地方的公安部门纷纷效仿。有统计显示：至去年年底，全国已有近 500 家公安机关开通了官方微博。在网络问政渐成趋势的大背景下，公安微博成了名副其实的年度 “ 现象 ” 。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公安微博起初并不讨好，因 “ 套话太多 ” 一度为网民诟病，但在随后的北京 “ 方舟子遇袭 ” 、广州 “ 海珠区女白领失踪 ” 等热点社会事件中，面对网民不断抛来的问题，公安微博很快成为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 　　 6 月 3 日，广州公安破天荒地在官方微博上直播发生于白云区银兴路某住宅内的持枪袭警案，如此 “ 大胆 ” 之举让网民耳目一新。对此，凤凰卫视知名评论员杨锦麟评价称： “ 利用微博，抢夺话语权高地，值得鼓励。 ” 　　 “ 如果说前两年中国的网络问政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那么今年网络问政的广度和形式应该说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 ” 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看来，像公安系统这样的敏感部门都纷纷开微博回应网民问政，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民间：网络围观依然凶猛 　　 2010 年，来自民间的网络围观依然显示了强大的力量。 　　年初，在沸沸扬扬的广西烟草局局长 “ 日记门 ” 事件，网民用围观见证了又一次网络舆论监督的成功案例。继此前一盒 “ 天价香烟 ” 将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拉下马后， “ 日记门 ” 的主角 ——— 原广西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韩峰，成为第二个在围观中落马的官员。 　　而在下半年的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 拆迁户自焚 ” 事件中，微博直播引发的网络围观成功上演了 “ 网络大救援 ” ，令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被免职。 　　在凶猛的网络围观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草根的地方性小网站正成为 “ 网络问政 ” 的特色推动力量。 　　备受关注的浙江省温州市的 “703804 网 ” 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成立五六年时间、员工二三十人的民间 “ 小网站 ” ，从备受全国关注的大贪官杨秀珠被抓，到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滞留国外不归 …… 因为屡屡与引起诸多网民关注的 “ 大事件 ” 相联， “703804” 成为当地闻名的 “ 民间信访局 ” 。 　　一篇题为《从民间 “ 最猛料网站 ” 看 2010 网络问政》的文章注意到： “2010 年，网络舆情已经真正成为干部监督的重要手段之一，使党政领导干部、政府部门的廉洁行为和执政能力日渐公开透明。一批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官僚十足的领导干部，被网络问政 ‘ 下马 ’ 。 ” 　　网络民意正成为每个中国官员不能忽视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 2010012 期题为《中国官员的 “ 网络恐惧 ” 》的文章披露， 70% 的受调查者表示当代中国官员患有 “ 网络恐惧 ” ， 47% 受访官员认为 “ 县处级 ” 干部最怕网络监督，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成为最怕网络监督的两个群体。 　　难题：如何从围观到问责 　　但不能忽视的现实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韩峰并非唯一因 “ 情色日记 ” 遭网络曝光的政府官员，但最后被法律明确处以刑罚的，韩局长只是 “ 倒霉的一个 ” 。 　　类似的事件并非仅此一桩。 2010 年 12 月，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办公室采购苹果公司的新产品 iPodtouch4 作 U 盘成为网络热点；就在半年前，长春警方采购价值近 3 万元豪华电脑亦曾备受质疑。 　　诸如此类的政府采购，虽屡遭网民围观，甚至被媒体介入报道，但却依然不时出现，亦让网民倍感无力。 　　此外，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官民互动，虽被认为是可以排除身份、地位压力干扰的创新形式，但屡屡上演的 “ 跨省追捕 ” 事件，成为钳制网络意见表达的重要障碍。 　　一边是红红火火的网络问政，一边是热热闹闹的网络围观，如何让二者找到合适的公共议题接洽点，畅通官民互动，仍是各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在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看来，网络问政不仅是公民责问政府、政府到网上搜罗信息简单被动和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推进的状态。地方政府官员放下身段将网民不当作一般的草民和子民，网民也不是暴力心态对社会发泄不满，双方达成理性思维是非常关键 的。 　　而作为来自官方的代表，温州市网宣办主任张春校则认为，加强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和自身建设、建立网络危机事发后第一主体问责制度十分迫切。 　　隐忧：离了 “ 一把手 ” 会怎样 　　问责，已有试水者。 　　年初，苏北小县 ——— 江苏睢宁以 “ 网帖撂倒规划局长 ” 进入公众的视野。 　　据报道，只是因为对网帖只回复不办理，该县原规划局局长被免职。当地政府部门的通报称， 2008 年 10 月至去年 3 月，该县问责的 108 名干部中，有 78 人与网络问政有关，部分是被网民检举揭发，部分则是因处理网民投诉不力而被追究责任。 　　睢宁的经验不仅引发当地官场震动，同时也备受外界关注，被认为是 “ 网络问政动真格 ” 的典型。 　　曾几何时， “ 各地纷纷建立网络发言人 ” 成为备受网民热捧的善治之举，但喧嚣过后，人们发现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络发言人几乎都成了 “ 摆设 ” 。 　　在 2010 年召开的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上，深圳网友 “ 公民证 ” 就曾表示，网络问政 “ 最尴尬的就是问了没有答 ” 。 　　按一些学者的观点， “( 网络 ) 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 ” 。但问政的过程究竟能否形成对官员的约束力，则有赖于问政最终能否落实到对相应政府部门和官员的 “ 问责 ” 层面上。 　　有观察者注意到， “ 网络问政的效果主要依某些地方官员、部门的开明思维而定，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网络问政绩效考核机制。 ” 　　就政府部门的反馈而言，不止睢宁一个地方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青岛市也在去年宣布，将网络问政工作纳入政府部门绩效考核，作为考核政府部门政务公开工作的组成部分。 　　但由此而来的潜在隐忧是：问责的启动，依旧来自政府内部，甚至是一把手的主导，一旦离开了 “ 一把手 ” ，又当如何呢？ 　　专家：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 低调。 ” 这是河南洛阳李少宇在 2010 年岁末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的表态。 　　作为掌握着 “LYIC( 洛阳市网络发言人 )”ID 密码的该市政府信息中心副主任，自去年 7 月前市委书记连维良调离洛阳后，李少宇已被借调到市政府一个临时机构。 　　据报道， 2010 年 7 月 13 日，洛阳市市委书记变更。此后的半年里， LYIC 共发了 15 个主题帖数量，大约只有前半年的 1/6 。 　　虽然洛阳市网管办方面强调，市委市政府一直都重视网络舆情，但当地官员的感受是， “ 暗访组 ” 正取代网络追责；而曾称作中国网络问政典范的 LYIC ，在网民眼里则正逐渐失去往日的光环。 　　相映成趣的是，连维良调任郑州市委书记后， ZZIC 高调亮相媒体。 　　 LYIC 只是一个样本，但绝非孤例。当网络问政勃兴至第三个年头，喧嚣之后，如何跳出 “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的尴尬，正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 　　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别具特色乃至显现 “ 成效 ” 的网络问政推进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执政者的力推。 　　前述草根网站 “703804 网 ” 的风光，被认为与温州市网宣办对 “703” 采取了 “ 包容、宽容、引导、管理 ” 的原则不无关系。 　　人民网题为《网络问政与政府善治》的文章则注意到，被认为网络问政发展迅速的江西， “ 与省委书记苏荣的亲力推动不无关系 ” 。 　　如何让 “ 网络问政 ” 走得更远？出席首届网络问政研讨会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认为，除了要解决 “ 谁来问政，向谁问，是否可以问出结果 ” 这样的问题，还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 　　 “ 民众需要的不是亲民的姿态，而是有关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际解决 …… 网络无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一切都靠网络舆论将中国的事情改变的话，整个社会不会是健康发展的社会 ” 。 　　 □ 南都记者张东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