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从“四月网”股权纠纷管窥左派网站江湖
中国商业民族主义网站“四月网”最近爆发了激烈内部斗争和股权纠纷。四月网前身是北京奥运前火炬传递运动中反西方情绪爆发而生的ANTI-CNN网站,此后几次转型,现在是一家民族主义倾向,略有毛左色彩的思想时政评论网站。 最近几天来,该站包括总编辑胡亦南、多名主力编辑出走,他们通过网络和微博发布公开信,指控四月网创办人、执行董事饶谨贪污公司资产,拖欠编辑工资,这一指责在左右激烈对立的中文微博上不胫而走,甚至被解读为“五毛讨薪”。...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9 月 27, 2013
中国商业民族主义网站“四月网”最近爆发了激烈内部斗争和股权纠纷。四月网前身是北京奥运前火炬传递运动中反西方情绪爆发而生的ANTI-CNN网站,此后几次转型,现在是一家民族主义倾向,略有毛左色彩的思想时政评论网站。 最近几天来,该站包括总编辑胡亦南、多名主力编辑出走,他们通过网络和微博发布公开信,指控四月网创办人、执行董事饶谨贪污公司资产,拖欠编辑工资,这一指责在左右激烈对立的中文微博上不胫而走,甚至被解读为“五毛讨薪”。...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9 月 27, 2013
中共中央委员会直属机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日前发布一则评选,选出过去5年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新京报的报导指,这10本书从总共103本著作中选出,其中绝大多数是非小说类,位居榜首的是金一南所着的《苦难辉煌》,而唯一入围的外国作品,则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写的《世界是平的》。 新京报的报导指出,10本书涵盖的主题,主要是有关中国历史、经济以及政治。...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9 月 16, 2013
中国对诽谤罪有了新的司法解释:如果网络用户发布的“传谣”帖被点击超过5,000次,或者被转发超过500次,就有可能坐牢。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规定这样的次数真的不算多。 彭博(Bloomberg)对此的解释是:这种司法解释是控制微博“大V”的一个办法。微博“大V”指的是那些微博帐户经过实名认证,拥有众多粉丝,可以引导网上言论的微博博主。 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9 月 9, 2013
近几个月来的中国政治让人眼花缭乱,充斥着各种杂乱不清、相互矛盾的信息。近三十年多年来的中国的政治似乎从没有象今日这样让人感到费解。 这一来是权力的交接所必然带来的某些混乱的延续,二来也跟中共高层传递出的各种前后不一、矛盾、欠缺逻辑的说法有关。但这并不是说这背后没有一个逻辑可循,从巩固权力、建立个人权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维稳、保江山这个角度来解读,我们还是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解释。只是这种逻辑指导下现在采行的某种执政取向实在让人为中国的未来感到忧虑。 执政取向 概括说,近来执政取向上具有明显的政左经右的特点。一方面是政治上收紧言论,高调强调舆论一致,批宪政,排斥普世价值,推崇毛,文革语言正式回潮,敌对思维再次强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继续深化经改,让市场倒逼企业、政府,市场能做的回归市场,国家退出不该占据的领域,给民企更大的自由,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推出等一系列经济自由导向的举措。显然这些政经举措的要旨皆在服务于稳固政权。 事实上,自中共改革开放,放弃毛的极权主义模式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就是被人戏称为“打左灯,向右转”的邓式模式。表面上继续称左,实际上向右,给与个人、社会以相当的自主空间,回归国际主流社会的惯例和价值,逐步放弃传统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马列斯毛的意思形态及其相关做法,可以说,所有这些年取得的进步和成绩,都与这种放弃有关;所有积累的问题,也与这种邓式模式的内在矛盾,放弃得不彻底,制度不匹配相联。 当下,这些积累的问题已到达某种危险的程度,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调整,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尤其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进行“权利增量”的改革来理顺各方关系,保持改革造就的活力,创造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平抑各种不满和矛盾。 但新近领导人所宣示的这种新的政左经右,如果将其固化为今后一段中国的执政思路,那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埋下极其严重的危险。 这是因为,与邓式不同,现在的“政左”是要恢复毛式的一些思路和做法,本质上与改革开放以来以自由为导向的发展路径是相反的。邓的“左”在他是工具意义上的、局部的、一种威权主义性质的,服务于权力的需要。也曾提到过自由选举的必要,只是实用主义地将其推到所谓二、三十年之后。因此这种“左”在有些时候是能与一些“右”的主张达成共识的,其区别可以用所谓发展阶段、时间性上的分歧来适当冲淡,方向并不全然对立,社会可以在一段时间找到某种平衡。 但今日这种政左经右的主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条腿可以允许向前,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和空间;一条腿却要被拉向后,被严格限固。如此相反的执政取向,短期尚可,长期下去必然造成比邓式的政左经右更大的内在紧张和问题,失去平衡,将国家陷于一种崩裂的状态。 僵固思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领导内心是否真正认定这种“政左经右”的模式可以成立还只是苦于一时无计,拿来权做疗治的办法? 笔者曾撰文,认为那些指望习能立刻展开政改的想象过于乐观,其当下最可能思路还是“做好人,保江山”,也会为此做些改革。只是我们无法知晓的是,新领导人们对现行体制的内在矛盾、现代文明的本质到底体认有深,这将会决定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否突破这种思路,开创新局。 今日来看,如果习等领导真心认定这种政左经右是长治久安之道,那结论就只能是: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本质毫无体认,本质上还是毛精神上的传人;也就很难指望他们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这个时代的课题。因为,毛的思路与其它现代产生的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一样,在现代产生,但却是作为一种反现代思潮和模式而存在的。这是所有极权体制在二十世纪崛起而最终又崩解的最根本的原因。现代文明的本质是自由和权利。任何对此的逆反和压制,最终必将造成灾难,也必将溃败。 威权体制可以搞局部的市场经济,但毛式的思想和体制却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扩展的结果,其现有的问题也是这方面的缺失和不足有关。 数日前中共关于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值得肯定。但从九号文件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以及稍后各宣传部长带有些歇斯底里地高叫“亮剑”所传达的信息却显然是与此相反——思想是不许解放的! 其实,且不谈其它,就以经济领域为例,大概是连国家发改委也会认为拿马列毛的经济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会出笑话,大乱子。 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危机,不是靠什么七不讲,学马列毛,批宪政和排斥普世价值,搞思想整肃能得以化解。相反,将马列毛在意识形态上虚置的地位再次实化,把一些可资借鉴的重要的人类思想资源排斥在外,中共的意识形态只能进入一个自我矛盾、进退失据的死胡同之中。 消除危机 事实上,今日中国面临的危机恰恰需要放弃各种形式的政左经右,确定自由和权利的改革导向,建立一种宪政框架,让各种真正的左右思潮和利益需求都得到一个制度性的表达渠道,让国家与社会、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具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在这一前提下,重新界定左右,再造社会的动态平衡。疗治并消弭因政左经右造成的民族精神分裂和文化虚伪。将所谓的“群众路线”真正走到底,赋予群众以监督和选择官员的权利。换句话说,造就官员永远不得不得走群众路线、中道路线的制度条件。改变那种想“走群众路线”就走,不想走,官员继续横行,群众照旧无奈的局面。 中国到了需要迈出走向现代的关键性一步,此步迈不出,民粹主义的暴力阴霾就会时时笼罩,中国也就永远会有出现颠覆性的逆转危机的危险,那不是任何形式的政左经右所能最终消除的,也不是国人所乐见的。 (责编:尚清)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fullrss.net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8 月 15, 2013
在商言商之外,中国的商人们到底该不该谈政治? 大佬柳传志的这一声喟叹,在圈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柳的大意是,把酒言欢的时候商人们忌谈政治为上,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本本分分赚钱就是了,不用旁顾左右而言及其他。那场争议其实无趣,不谈政治就是放弃企业家社会责任云云的非议,更显得有点虚无飘渺。纯粹一点,在想谈而不得尽谈的时代,这可能只是柳传志这些商业翘楚顿悟的一种生存艺术,仅此而已。 那么他们真的会远离政治吗,至少以现有的体制来看,恐怕不会。 中国商人和政治的捆绑,或者说政治势力与商业的纠缠,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一时难以剥离。远溯战国时期的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凭着一笔辅佐秦国流亡公子登上王位的投资,从而相秦十三年;再到近代“徽商”杰出代表,因与左宗棠结交而借协办福建船政局、兰州制造局之机以致巨富的胡雪岩;再至清末官商代表人物,凭总办全国电报业务而富甲一方的盛宣怀——“不谈政治”,那么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多半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处故纸堆里,甚至在历史的深渊里连一点涟漪都不会有。 自古以来,对于深谙权力与财富诡道的中国商人们来说,血管里就一直流淌着天然贴近政治的血液,不管是两下欢喜还是一厢情愿。是不是并不乐意做到那么大的商人们,就有稍稍超脱一点的自由呢?也恐未必。权杖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显得那么温柔可爱、和蔼可亲,更多时候有些蛮不讲理,乃至冷酷无情。 在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中,政府对财政的迷恋和渴求是“穷奢极欲”的,当然对贡献真金白银税赋的商人们,心情也是极度复杂。 自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以降,中国封建王朝财政经济和政治经济运作的经典模式得以形成。“民间富商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这是汉武大帝勃然大怒、从而决心介入民间商业活动——实行盐铁官营的一个重要借口。彼时一批拥有深厚背景的大盐铁商人,被政府任命之后借机大赚一笔。但是在很多行业成了禁榷之后,普通商人却再不得染指,否则将饱受“釱左趾”之苦。后世的历朝历代,也大都心照不宣地沿用了这一成功手法,在财政拮据之时便大行敛财之举。这种强力的政治体制,断断续续两千多年来,使得民间商业活动的发展一直难以彻底摆脱如履薄冰之感,也使得商人们的不安全感断断续续延续了两千多年。 古代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将重农抑商奉为圭臬,而一方面又不得不靠商业活动来汲取可观的财政收入。打打拉拉,这种矛盾的情绪使得二者的关系愈发的不清不楚,想要剥离地纯粹,可能是天方夜谭。 官府垄断经营的弊端显而易见,没有活力、创造性缺乏等不一而足。长袖弄权是他们的所长,但市场经营的手段却实难恭维。但是官家主义的迷梦,不容民间商业活动对政府垄断产生丝毫的动摇,因此一幕幕的悲剧就难以避免了。 时至今天,在政治体制没有实质变革的当下,笔者天然地以为中国的企业家们耳濡目染传统这么久,对独特的政商关系自是熟稔在心,绝不可能熟视无睹。明哲保身,虽然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但也是一剂麻痹自己的精神鸦片。飘在云端而逍遥自在的安全感,其实十分虚幻。柳传志是个聪明的商人,自然不会想不到这一层。那一句“在商只言商”的感慨,为什么不可一笑置之?这一点上,个人来讲,反而是其一个同情者。 可见,不谈政治而妄求生存,不管是对富可敌国的巨贾,还是为蝇头小利而奔忙的商人来讲,都殊为不易。并且从古至今,概莫能外。 反观欧洲,与中国的政治至上不同,经济影响政治的传统始终没有抛弃。 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追逐凌乱的山峦和河流而居的欧洲人,没有像中国或者印度那样,真正统一过这片大陆,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经济活动在萌生之初,也就随之充满了分裂性。纵观欧洲历史,要想在纷纷扰扰的战争中取胜,经济实力的强大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强权政治却常常沦为附庸。 从商业活动一度繁荣的古罗马帝国,到凭借占据东西方贸易要道而大红大紫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威尼斯,再到接纳了四处流浪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的伊比利亚半岛,商业活动的高度发达都曾经使得这些世俗政权一度不可一世,但同样是因为商业活动的衰落,最终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霸权的旁落。 当然,彼时的欧洲,政治势力不会丧失对活跃的商人们的影响,但较之于中国,在观念上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别。 如此看来,中国商人们的“在商言商”,可能只是一句调侃,一种无奈,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话虽出口,却不足为凭。如果没有皈依长风林下、饮啸山泉的气魄,私以为,这句话还是不要轻易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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