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 | 张兰国籍争议:一个被吐槽的符号
这一次,不靠儿媳也不靠“八卦”,北京俏江南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突然成为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切都因其国籍而起。张兰近日遭遇前员工起诉,法院始终联系不上张兰,反而查出其于9月17日在户籍地派出所注销户口,继而怀疑张兰已加入外国国籍。俏江南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张兰的国籍确实已经改变,但并不清楚加入哪国国籍,变更国籍属于张兰个人自由,与公司无关,公司也不掌握相关情况。...
Read MorePosted by Sandra Severdia | 11 月 27, 2012
这一次,不靠儿媳也不靠“八卦”,北京俏江南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兰突然成为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切都因其国籍而起。张兰近日遭遇前员工起诉,法院始终联系不上张兰,反而查出其于9月17日在户籍地派出所注销户口,继而怀疑张兰已加入外国国籍。俏江南相关负责人对此回应,张兰的国籍确实已经改变,但并不清楚加入哪国国籍,变更国籍属于张兰个人自由,与公司无关,公司也不掌握相关情况。...
Read MorePosted by 一国两智 | 11 月 25, 2012
香港蘋果日報 內地維權機構公盟創始人之一許永志,在中共十八大後上書新任總書記習近平,呼籲推動中國政治改革,告別共產專制,實行民主憲政。但疑因此惹怒當局,昨日上 午8時許,許在北京住所被公安帶走,下落不明,這封曾引起網上熱傳的公開信即被當局下令刪除。《蘋果》記者昨日聯絡許永志,但無法接通其手機。 許 永志在「致習近平先生的公開信──一個公民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中提及,為了開十八大,數百萬的武警、軍隊、警察以及各級政府「誓死保衞」,北京還要動用 140萬「志願者」把守街頭,成千上萬渴求正義的上訪者被非法監控、非法拘禁甚至被黑監獄看守野蠻毆打,更荒唐的是,公交車窗戶被封死,出租車玻璃的搖把 卸下來,超市連菜刀和水果刀也下架了……他質問:「這個國家到底怎麼了?不就是開個會嗎,為甚麼這麼如臨大敵?」 許永志批評中國的體制是只唯上不 顧民,極度缺乏創造和諧的能力,官員們整天琢磨領導想甚麼要甚麼,而不用在乎人民想甚麼要甚麼,認為中國必須建成一個自由、公義、民主憲政的國家。他認為 中國的民主離不開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選舉,離不開司法獨立;離不開軍隊國家化;離不開新聞自由;離不開多黨競爭。
Read MorePosted by 一国两智 | 11 月 25, 2012
RFI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官方理论杂志《人民论坛》最近组织的学习十八大系列文章中,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论题上撰文。江必新呼吁把“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引起外界关注。 江必新文章说,“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不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理念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既是法治所承载的道德人文价值,也是法治得以被信仰的基本条件。 此前,官方意识形态机器中的强硬派曾组织文章批判普世价值,一度,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求是》杂志、《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多个官方意识形态机构掀起了批判普世价值的潮流,并安排各新闻网站转载。 据《亚洲周刊》报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现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当时曾在一次内部会上讲:“什么普世价值,还不就是美国价值。”江必新文章却认为,“将这些理念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并将其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不仅人为地剥夺了社会主义的话语权,而且为渊驱鱼地造就了资本主义人文道德优势。” 他提出,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这些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使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其它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兼容性,从而形成交流沟通与和平共处的条件和桥梁。 江必新提出,为了避免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悲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更加凸显法治在总体建设布局中的地位。应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执政为民的起码职责,把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 江必新说,“破坏法治的最大危险在一般情况下都来自公共权力;只有约束好公共权力,国民的权利和自由才可能安全实现”。这一说法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已是共识,但在中国当前,官方话语中仍然罕见。 江必新建议,“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改革、发展、解纷、维稳中的棘手问题。” 他说,走宪政之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江必新建议,着力提高立法过程的实质民主化水平,要畅通民意表达机制以及民意与立法的对接机制,设定立法机关组成人员联系选民的义务,规范立法机关成员与“院外”利益集团的关系,完善立法听取意见(包括听证等多种形式)、整合吸纳意见以及重大立法全民公决制度,建立权力机关内部的制约协调机制,建立立法成员和立法机关接受选民和公众监督的制度,等等。 这些做法如基层人大、乡镇直选等多年来在各地都曾有所试点,但胡温时代,尤其是近五年来,则被视为敏感禁止报道,试点也纷纷停滞。 江必新坦承,在中国,对司法的干扰,不仅来自“金钱”和“权力”,而且来自“人情”和“关系”,这种国情和现实,使中国的司法所面临的干扰风险非常之大。 他建议,应研究如何克服法律实施的阻碍和阻力,有针对性地进行程序设计、制度预防和机制阻隔,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必要把排除“人情”、“关系”、“金钱”、“权力”对法律实施的干扰作为重点整治内容。 江必新对敏感的“司法独立”问题也提出了建议,他说,应建立坚固的体制障碍和制度隔离,使任何干扰都无法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然而,独立性并不是公正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 要实现公正,除了司法人员的优良素质和高度自律之外,还必须通过设立具有高度正当性的程序,赋予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充分的程序权利,通过科学、有效且符合司法规律的管理,通过有效而理性的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等。
Read MorePosted by 一国两智 | 11 月 22, 2012
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很难。万事开头难,其实我看共产党只要开始做到下面的四“废除”,就很好了:废除党的政法委对司法的操纵或干预;废除党的宣传部对书报的查禁;废除党管国家干部的制度和停止对国家选举单位权力的侵犯;废除党组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权。 中国是民权记录的低谷。民权扫地是被维稳的结果,政法委是维稳的司令部。冤假案案,是中国的特产。司法不独立和公检法穿一条裤子,是炮制冤 假错案的高效工艺。政法委,是大批量生产冤假错案的流水线。办案不是党的经营范围。党没有侦查、逮捕、刑讯、审判或调阅案卷、领导法院检察院司法部安全部 公安部的权力。政法委不撤销,中国无法治。 中国存在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书报检查制度。这一非法制度由党的宣传部执行。“鲜花”和“毒草” 的标准由党决定,正同“内部”和“敌人”的界限被它内部掌握一样。这一非法制度,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言论、出版和通信自由,阻碍着社会信息的流通,影响了 社会活动的进行。这一非法制度还通过它所控制的各种组织,经常地大量地伪造信息和历史,蒙蔽和毒害青少年。希望今后的宣传部弃旧图新,为保障言论、出版、 新闻、网络自由出力,为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力。 中国是一个没有竞选制度的共和国。实行了“党管干部”的制度,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及监督权和罢免权,就全部彻底被剥夺了。有了所谓“党管干部”的制度,国家就无法建立公正的《公务员法》。组织部不致力于推动真正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 度的建立,不致力于党管干部制度的消亡,是它过去工作的一个失策。希望今后知所鉴戒。 各级党委在同级政府各部门中设立的党组,分割了政府的工作,侵犯了政府首脑的职权,是非法的。应该重新按照十三大党章的合法条款,把这些部门性党组全部撤销。 以上所述,都不是建议,都是要求;也不只是我或其他个别公民的要求,我认为这其实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如果我误解或曲解了法律,请立法机关和法界朋友有以教我。 文革以来,常常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问题。中共十二大作出了回应。大会决议在《党章》总纲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了简便,请允许我把它称为“合法性条款”。 合 法性条款是中国共产党现实活动的合法性的根基。执行,则党的合法性存,不执行,则党的合法性亡。这一条款,我记得是在胡耀邦先生主持下,经邓力群先生之 手,载入党章的。耀邦先生已经去世;力群健在,当可证明。赵紫阳先生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身体力行,不遗馀力。是他,开创了中共中央不干预办案、不干预 文艺的先例。是他,提出了研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议。是他主持下,向十三大提出了修改党章中有关党组设置条款的建议。关于党组设置条款,宋平和温家宝 先生都是经手人。1989年初,宋先生亲口告诉我,十三大后,各部门党组已经撤销了将近二分之一,其他二分之一也正在撤销中。 后来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很可惜,合法性条款虽然没有被删除,但具体的、可操作的、实际的内容,被一一弃置,荡然无存。这种变化,也许可以名之为非法化,是非常危险的,是邪路。 十八大要求“不走邪路”,很对。所以必须实行四个不搞,四个不搞非但不是邪路,而且是离开邪路,重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正路。 四个不搞,不需要追加投资,不会加重财政负担。它甚至不要求共产党做什么,只要求共产党从此不做什么。
Read MorePosted by Sandra Severdia | 11 月 20, 2012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