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 polites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 言论自由 , 民主 , 政治 , 司法 , 责任 今天看到一条好消息，平西王和护士长王丽娟被免去重庆市相关领导职务。为啥是好消息呢？最明显的好处是避免了全国性、运动式的唱红黑打的可能性。包括学生在内的体制内的人们可以少扯些蛋，多学点知识和少做些假大空的事。电影《让子弹飞》预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吃着火锅唱着歌迟早会出事。在全国人民还没有被迫边吃火锅边唱歌之前，平西王休假式疗养去了，所以说这是个好消息。 此时想起在2009年暑假的时候与家人驾车去稻城亚丁和丽江的路上，因塌方的原因交通被阻断而偶遇几位来自重庆的旅游者，在回答对平西王唱红打黑的看法时说，他们认为这样好，他们支持。当时我很默然，没有告诉他们当我看到穿着单薄、在大雨里唱红歌的孩子们和主席台上被人撑着伞的领导们时的感受；也没有告诉他们当我看到充满巨大广场上被血色的各种旗帜捲裹下的男女老幼放声高歌的时候我的联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慕尼黑。只是隐约的感到某种悲哀——难道三十多年前文革的浩劫真的没有在这一代人头脑里留下悲剧性的记忆吗？同时我也想到，是不是我太容易被历史的记忆所牵动？毕竟时代不同了。 昨晚在微薄上看了温总理任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被这个老人这样的几句话所触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忽然明白有类似隐忧的不仅仅是小民我，温总看得更清楚。为了加强语境和警示，温总两次提到1981年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知道，那次决议最重要的命题是否定文革。不可谓不意味深长。近些年来，极左思潮泛滥，文革势力抬头，法律被肆意践踏是个不争的事实，重庆当局的做法是其典型代表。温总理的立场和忧虑在本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现的非常醒目。幸运的是，总理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严厉批评和高调否定了重庆的人和事：“…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可以预见，平西王从此将一蹶不振，但我希望事件能够往深层次发展——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不振，更应该是一个制度将要终结的丧钟。这才是这个国家的关键所在。 温家宝的记者会是他在两会的最后告别，在长达三个小时的答问中，罕见的少有官话、套话、推诿和敷衍，在中国古墓一般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抹难得一见的丽影——坦诚、率真、真情流露而且悲情、悲悯和悲愤。 他说，“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试问哪个在政治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政治家或政客不希望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荣耀的注解？而温竟然希望人们忘了这一切，他心中的悲情、伤感和挫折感可见一斑。这种综合的情绪可以从下面这句话窥探一二：“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谅解应该说是一个表现谦逊的词，而宽恕的含义也许要到多年之后我们才可能知晓。这个老人要人民宽恕他什么呢？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个精疲力竭、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失败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老人，看到一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国家总理。无论如何，我喜欢允许自己真情流露的人。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温总其实在国内外多个场合都有多次论及，令人诡异的是贵为总理的温家宝的政改言论竟然都遭到了封杀。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言论自由在中国有多大尺度，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有多么强大。但这一次，温总用这种决绝的方式突破了体制的禁锢和束缚，让人们看到了他有别于另一个人的思想。他说，“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不管这些语言是否证明了温总与“河蟹”告别的决心，还是为了他极为敬畏的历史感（个人认为，历史感是一个政治人物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和道德）都不在重要，重要的是在政治顶层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温总即将离去，体制内理想主义变革的愿望是否会熄灭？这个问题现在无法获得答案，既无悲观也无幻想。因为这片土地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就像王小波所说的“银色的世界”。 温总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政府的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在零下273度的冰冷体制下，说这样的话当可看作一种进步。尽管这样的说法和想法与昨天高票通过的刑诉法73条相背离。 法律是有良法与恶法之分的，而恶之横行往往并不以恶之面目，而常常以善之名义示人。73条的内容使公权力很容易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前提是只要他们愿意。等到自以为其善的举手者们哪天幡然醒悟，恶已既成，灾难已临。历史屡屡重演，而这个民族似乎并没有长多少记性。 在回答阿拉伯之春的提问时，温总回答：“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和切实的回应，而且我以为，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同样与中国在安理会否决有关制裁叙利亚的议案相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惊奇和惊讶。同样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对被称为影帝的温总有了新的认识。也许以前有点误解他了。他接着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 进而又说，“我愿意经受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我个人认为，自49年以来，能把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展示给人看的总理绝无仅有，尤其展示的是对“谣诼”和“独立人格”不被理解的痛苦，还有对历史评判的敬畏。这应该是诚实的真情流露（有哪个行尸走肉、尸位素餐的人会为谣诼和独立人格而痛苦？会思考历史评判？他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明证）。 对我来说，温总说的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简直是一句针对沉默大多数的悲悯呐喊，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啼鸣。这句话说的是，没有人民对政治意识的觉醒、没有个人对权利意识的觉醒，你指望谁来改革并改变我们的命运呢？！纵观49年以来的历史，每一次的进步改革无一例外的都是民间推动的，希望的火焰都从民间燃起，而官方只是被迫允许民间这样做。历次改革的总设计师都是人民，而官方只是总允许师而已。仅仅放松管制，中国就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创造力和财富积累。而现在明显的有一种势力在重新加强管制，重新禁锢和束缚人民的思想和创造力。我们唯有以更加强劲的公民运动来回应温总的良知和内心呼喊，推动关乎子孙后代命运的改革，从而改变我们自己乃至国家的命运。这样的力量来自每一颗奔腾的心、也应该来自每一个有孩子和将要有孩子的人、更应该来自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社会良知和良心。不是因为我们渺小而自弃，而是因为我们渺小才抗争；不是因为我们无权而沉默，而是因为我们无权才争取；不是因为我们无知而冷漠，而是因为我们无知才求索。 温总理，今天，我想说声对不起！也许以前误解您了。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最后一天举行记者会，回答了中外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从温家宝的讲话中，能看出他担任中国总理九年之后的无奈心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了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温家宝的讲话和中国未来政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讲了很多话。各界人士评论认为讲话可圈可点。先问孙教授，您看了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孙教授：“我的感受好像温家宝是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愿，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不能够由他自己来单独行动。讲了不少，但真正采取什么行动还是太清楚。” 记者：“夏教授，您看了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这些话以后，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呢？” 夏教授：“第一，温家宝显然没有时间能够做他的想法，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民主方面的推进；包括民生问题、社会不公平等等。他说的话基本上在他的任期内已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了。所以我想他的主要意思恐怕是想给全国制造舆论，希望下一届领导人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有所突破；第二，他已经走过了两届，也非常不容易，到了明年三月份就换届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像天鹅的挽歌一样的，有孤鸿哀鸣的感觉，有种无可奈何的心态；第三，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听温家宝的讲话，让我感觉就像是在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讲到，最后这个体制让皇帝郁闷、让忠臣郁闷、让贪官不得好下场、让将军也不得善终、让哲学家最后也不得善终。这个大的体制从上到下，使得所有参与卷入和运作体制的人最后都成为这个体制的牺牲品。我有一种感觉，这些掌握关键职位的人基本上没有能力超越这个体制的限制，最终会成为它们的牺牲品。” 记者：“温家宝一直强调一点，他说政府一些权力都是人们赋予的。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他还讲了网上拍砖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也提到说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的征求意见。孙教授，您觉得您有可能被请到中南海当面提意见吗？” 孙教授：“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有一派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比如这一次两会期间，我们就是24天的时间嘛，全是昼夜监控，有警车，有警察监控，怎么可能到中南海去跟他提意见呢？当然他真要让我去的话，我会去的。” 记者：“出门都不让出，怎么能提意见呢？” 记者：“夏教授，您觉得温家宝说的话是真心的呢？还是只是做点表面文章？” 夏教授：“恐怕温家宝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显然有很多的焦虑。他认为目前的做法是难以为继的，应该有所松动的。显然温家宝也看得到选举政治和协商政治必须结合起来，但是中国没有任何的进步，反而在打压独立的参选代表和人士。温家宝有理由感到焦虑，因为很明显在政治领域，中国在过去几年，尤其是零八年以来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记者：“我们想换一个问题，有记者问最近在藏区连续发生僧人自焚的事情，温家宝说他对这种行为感到十分的沉痛。他说我们不赞成用这种极端的行动来干扰和破坏社会的和谐。孙教授，你觉得温家宝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基本还是坚持中国政府的态度？” 孙教授：“他的讲话里原则上提到宗教信仰自由等，实际上这个是很空洞的。按道理说这应该是去查具体的事儿。我现在觉得中国要做的话，应该从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开始，比如西藏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比如选举，不要把独立参选人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是暴力拆迁；第三是劳教，它明显地是违宪；再一个六四的问题，大家呼吁多年了。像这样具体的问题它可以拿出一个两个来处理一下，这就可以带动全面改革了。” 记者：“孙教授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这些领导人讲话都非常漂亮，但是一旦具体到事件的时候往往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夏教授，这个是不是说明中国失效的感觉？” 夏教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二元制的体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两张皮的问题，他们在扯皮，他们之间会造成体制的矛盾和冲突，中央把好处全部捞完了，财税的大头全部捞过去了；中央把好话全说尽了，所有的难题问题要地方政府承包，要包干，要个人问责制，就全部把它实行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没有财权，基本上可以说中央在逼地方政府逼良为娼，而且目前地方政府用黑的手段，违法的手段，黑社会化显然是中共上层默许的。如果中共上层根本就不去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像刚才孙教授讲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迫害和酷刑，而是一味地只在上面唱高调，同时又默许甚至其实在暗中鼓励了地方政府去做恶人，这种只能唱出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样一个双簧剧，这样，我认为中共的整个体制就潜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爆炸性危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讲话和中国未来政局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

  温总理 2012 年答中外记者问集锦 ——重庆日报头版全文刊登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 车宏卿根据 2012 年 03 月 15 日《重庆日报》报道整理，小标题为车宏卿所加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14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温家宝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 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果敢和诚信；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发展，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将在最后一年“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关于九年工作回顾： 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 。虽然我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为此，我感到歉疚。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常年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寄托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为国家服务整整 45 年，我为国家和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关于千年文化渊源与短期政治恩怨关系问题： 我已经连续 10 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我很高兴地看到，去年两岸同胞 交往更频繁，感情更融洽，关系更紧密 ，“九二共识”和 两岸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更牢固 。 我 2010 年在这里讲了 《富春山居图》 的故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高兴地得知，这幅分离很久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 合璧展出 ，这反映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震撼力。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常想，难道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真诚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是的，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 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 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在中国这样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关于房价居高不下问题原因分析与政策引导： 出于一种责任感，我最近把从 2003 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认真地回顾了一下。其实我们在 2003 年已经提出了 6 条调控措施， 2005 年又制定了“国八条”， 2006 年又制定了“国六条”。但是，为什么调控不见成效？群众也在责怪我们， 说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 。 我听了感到十分痛心。我觉得房地产市场关系到财政、金融、土地等各项政策，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涉及到金融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利益，调控的阻力相当之大 。 为什么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在艰难中看到一点曙光，有所进展，首先是我们调控的决心坚定而不动摇；其次，我们抓住了抑制投机和投资性需求这个要害问题，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问题：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并且保护村民直选的合法权利。现在农村村委会许多实践证明，农民直选村委会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热情，而且按照村委会组织法制定了严格的选举办法。 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就能够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够管好一个乡，就能够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我们应该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使他们受到锻炼。我相信，中国的民主会根据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关于调低经济增速背景与目的： 这次我们将多年来 8% 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调低到 7.5% ，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真正使经济增长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真正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摆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污染环境，走上一条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生态环境的正确道路上来，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惠及民生 。 这个决心是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就下了的。我们“十二五”规划设定的目标是 7% ，今年确定经济增长 7.5% ，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相衔接。同时，我也必须说明，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应该承认，由于欧债危机、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经济有下行的压力。但我们调低速度主要是为了结构调整。 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当我们宣布这个指标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界、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中国经济能够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真正走上一条注重质量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关于如何推进公平正义问题： 我曾经说过，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地讲， 9 年来，我们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做了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我们通过修改宪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我们制定了物权法，使合法的私有财产得到法律保护。我们修改了选举法，使城乡选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使农民能自由进城务工。在短短的几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其次，在农村，我们坚决地取消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第三，在教育上，我们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对农村的孩子上职业学校实行免费，同时对大学和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实行奖助学金制度，对困难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给予补贴。第四，我们建立和完善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低保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已经覆盖 13 亿人口。这些都是我们朝着公平正义迈出的具有制度性的步伐。当然，我深知，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不公引起群众的不满。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促进社会公平的各项工作。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第三件事情，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全面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将教育经费占 GDP 的 4% 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关于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态度问题：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 。 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我甚至考虑，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 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 关于吴英案与民间金融问题： 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已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通知，并且对吴英案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第三，这件事情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又有不少的资金。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关于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问题： 我以为 在收入分配中，特别应该把握好三点：首先，就是要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学习、就业和创业的均等机会和条件，让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其次，要关心困难群体的生活。一个国家如果困难群体生活状况得以改善，那么整个国家群众生活的状况也就得以改善。第三，要重视财政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 。 关于王立军事件： 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 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 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 作者：胡舒立 来源：财新网 来源日期：2012-3-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5 9:22:37 阅读量：4973次 　　【财新网】(记者 胡舒立)一次记者招待会问题不少，牵涉方方面面。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在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时，同时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实在意味深长。 　　这是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以来，再度强调《决议》之重要和不可忘却。此番温总理谈《决议》，有具体的上下文： 　　——首提《决议》，是谈政治体制改革。 　　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复提《决议》，是谈到王立军事件。 　　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对王立军事件的看法，及“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这一问题时，温总理先是回答对王的调查“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继而明确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此后，他显然是有所准备地再提《决议》，称“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他还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众所周知，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建国后32年的历史做了回顾评价，其中份量最重之处，就在于全面否定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认定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至今，对《决议》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虽有诸多讨论，仁智互见，但其否定“文革”的重大积极意义被高度肯定，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6周年、结束36周年。历史并不很遥远，但已经隔离了两代人。当今中国对那场内乱记忆其实并不深刻。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也没有丰富的“文革”历史展示和检讨。有关档案严格“保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媒体讨论也常常遭遇人为障碍。在一定程度的“集体失忆”下，为“文革”辩护，甚至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噪音也有了圈子不大、能量不小的市场。温总理说，“文革”影响没有完全清除，这是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给出的一个重大而准确的判断。 　　于上一代，“往事不堪回首”;于新一代，反思“文革”遥远而陌生。不过，真的忘得了吗?至少，总理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显示，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