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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中国移民怎样在非洲做零售批发生意

(本文已发表于2014年01月08日出刊的 《参考消息》 ) □“政见”观察员 周航 在非洲莱索托王国首都东北方的小城市Maputsoe,有众多商品丰富、规模不一的超市。随意进入一家商铺,顾客往往会听见普通话的电视剧对白。一两个中国人盯着柜台上的电脑,一边吃着方便面,一边和其他员工闲聊。 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小镇也并不陌生。来自维也纳大学的博士生Sarah Hanisch通过田野调查,尝试解读中国移民在当地从事批发零售活动的生存现状。 据不完全估计,目前在莱大约有5000至10000中国人。中国移民在当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当时,莱索托与台湾建交,一些台湾移民因双边发展合作的关系来到这里。项目结束后,部分人决定留下并开始从事批发零售。80年代,新一批的台湾移民到莱索托投资纺织服装业,颇为成功。这一蜜月期结束于1991年台湾移民与当地巴索托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少人随后决定离开。 20世纪初,随着莱索托国内局势逐渐平稳,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填补了台湾移民离开留下的空白。大陆移民最初也是由于双边国家发展合作项目的关系来到莱索托,但越来越多的国人自发决定到莱从事批发零售业,或是投资纺织服装业。 由于来自南非的大型连锁超市早已进入当地,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移民大多只能选择从事中小型的批发零售活动。然而,由于当地商业环境的不景气,就业市场不断萎缩,居民购买力随之下降,中小型零售批发行业事实上利润微薄。这种结构性的经营困难也解释了不少中国移民在当地的商业行为。 由于中小型批发零售行业的发展对创造当地就业机会至关重要,莱索托政府限制外国人进入这一领域。当地法律规定,外国人如要从事零售活动,铺面面积需至少大于1000平方米。作者采访的大多中国商铺都符合这一规定。一些当地官员虽然注意到少数中国商人违规经营,但也并未采取相应法律行动。部分中国移民为了规避这一规定,向当地商人每月支付款项,“租借”经营许可证。 当地官员认为中国商铺在莱索托的零售批发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当地官员对中国商人的违规经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城市里,中国商铺的存在为居民购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来自南非的大型连锁超市虽然供应的货品更为多样,但是大多也是从中国进口,且销售价格普遍更高。在较为偏远的乡村,当地人可以直接前往村里的中国商铺购物,无需再耗时耗力前往大城市购买日常用品。 中国移民往往倾向在乡村地区开店铺。对于莱索托本地商人来说,因为运输困难且成本高,在乡村地区经营商铺往往不是理想选择。而对于外国移民来说,因为竞争较少,这些偏远地区反而成为他们经商的首选地。 此外,中国移民进入批发零售业也为当地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作者发现,中国商铺的员工大多都是当地人。尽管中国员工的薪资待遇往往比本地员工更为优越,但这主要归因于两者间的职责差异,而且当地员工的待遇也略高于莱索托法律规定的最低收入。 部分当地人埋怨本地员工在中国商铺里只能做杂活,在职业技能上并不能获得任何提高。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在其他外国人经营的商铺里也普遍存在。这部分反映了外籍雇主对本地员工的不信任,部分也归因于当地员工自身教育水平的不足。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莱索托的中小型零售批发行业本身就难以为缺乏技能的本地员工提供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行业整体利润较低,外国店主都只关心如何在当地继续经营生存。 这些缺乏技能的当地人也可以选择去纺织服装业谋职。但是,他们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被分配到低技能、高劳动强度的工种,缺乏技能培训机会。然而,这些岗位提供的平均工资却比零售批发行业更低。 【参考文献】 Hanisch Sarah, At the Margins of the Economy? Chinese Migrants in Lesotho’s Wholesale and Retail Sector, Africa Spectrum, 2013, vol. 3,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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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因政见不被续聘

今天(12月9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负责人代表学校约谈了该校教师张雪忠。这位负责人告知张,由于他写作《新常识》一书,及发表《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等文章,在学校作出停课处理后,仍一直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因此他将不再被续聘为学校教师,学校的最终决定将于近日作出。 张雪忠:上图中,与我合影的是刘喜珍女士,她是刘萍女士的好友。自刘案发生后,她已多次被新余警方软禁、关押和殴打。这次开庭的第一天上午,她又被警察抢夺手机,并拖离现场。我当时极力阻止警方野蛮和非法的暴行,却未能成功。希望她现在一切都好! 照片来源:张雪忠本人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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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国家如何影响宗教:以新疆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为例

(本文已发表在 大公网 ) □“政见”观察员 励轩 作为长期以来受儒家怀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充满挑战性的话题。虽然中国自古存在多种宗教,且部分中原王朝一度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但后者往往是可以与统治者所尊奉的儒家怀疑主义并存的佛教、道家。随着公元13世纪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兴起,到了明清,中原王朝不得不在自己的辖地面临数量日益庞大的一神教信众。面对从未出现过的状况,中原王朝时或因处置不当引发大规模的宗教、族群冲突。即使作为中国历史上处理族群问题最为成功的清朝,在其鼎盛的18世纪接连发生了西北回族穆斯林与新疆维族穆斯林的大叛乱,来自穆斯林群体的抗争一度持续到19世纪末。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先是1912年结束君主制,接着在1949年进入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时期。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变化中的伊斯兰教的,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 埃德蒙德.维特(Edmund Waite) 博士在其论文《国家对伊斯兰教的影响:喀什绿洲的宗教知识与权威》 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维特博士首先介绍了19世纪以来发生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变化。伴随着印刷、电子媒介及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生,对传统上在宗教学校(Maktab)和宗教学院(Madrasa)以记诵、口传、面授为主的宗教知识传递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促进了倡导更为平等的伊斯兰宗教改革派贾迪德运动(Jadid)的产生。而借助旅行和贸易带来的日渐增长跨国交流,新的宗教改革思想得以从中东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到了1885年,一对富有的商人兄弟侯赛因.穆萨巴耶夫(Husayn Musabayov)和巴吾敦.穆萨巴耶夫(Bawudun Musabayov)在新疆阿图什建立了一所受贾迪德教育运动影响的革新派学校。及至20世纪初,大量革新派学校在阿图什、喀什及吐鲁番地区出现。 那时的革新派穆斯林面临着双重挑战。部分反对来自保守派神职人员。更激烈的反对则来自新疆当局。从1912年起,相继统治新疆22年的军阀杨增新和金树仁,努力把新疆跟外界隔绝。他们实施审查制度,并警惕一切教育革新,以防挑战现状。虽然1934年接替金树仁的盛世才在其统治初期实施了宽松政策,允许伊斯兰宗教改革派报纸、杂志和学校的发展。但在1937年巩固政权后,他却对改革派知识分子进行严厉了镇压,在其统治的十年里,总计约有10万人遭到逮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在极度不宽容与有限宽容之间摇摆。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出于平息叛乱和政治团结的需要,伊斯兰教受到了谨慎与宽容的对待。虽然1950年伊斯兰宗教法庭遭到废除,然而同年的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保护清真寺所有的土地。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其他几个爱国宗教团体一起成立,以便于管理宗教培训和监督神职人员。这些机构也是党向官方认可神职人员传授马列主义学说的重要工具。 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结束了建国以来的宗教宽容政策。大量的清真寺被关闭,所属土地被没收,宗教仪式的举行遭禁止,甚至官方主导建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在1958年被解散。直到1962年大跃进结束,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才稍稍恢复,不过没收的土地却并未还给清真寺。 后大跃进时期稍微放开的宗教政策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终止了。那时候的官方政策是努力以毛泽东思想代替宗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可以受到崇拜。除了极少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还允许存在,绝大多数宗教场所都被关闭。狂热的红卫兵将伊斯兰教视为封建余毒和四旧之一。维特博士的访谈对象证实,那时候红卫兵为找宗教书籍而去抄家,然后把找到的古兰经与其他宗教书籍放到艾提尕尔清真寺(喀什最重要的清真寺)前焚毁。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及之后邓小平的上台,给中国伊斯兰教带来了新的春天。从1979年开始,整个新疆的清真寺开始得到修复。到了1984年,新疆已有14000个清真寺开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1980年恢复,麦加朝圣活动也再次得到允许。 可是,由于1990年巴仁乡暴乱和1997年伊利事件,政府加紧了对新疆宗教活动的限制。1990年起,所有宗教领袖必须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注册,他们必须支持党的领导,反对民族分裂。麦加朝圣活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从1996年开始,在官方话语中,非法宗教活动明显和分裂主义联系起来。同年新疆的“严打”不仅针对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也打击与非法宗教活动有关的分裂主义。 在回顾完近百年的宗教政策后,维特开始探讨这些政策尤其是是新中国的伊斯兰教政策变化对喀什农村地区宗教活动的影响,他以喀什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海兹来特(Hezret)为例来说明。海兹来特主清真寺的大毛拉叫阿不力买提(Ablimet),出生于1941年,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在1947年,他进入阿帕克和卓(Apaq Khoja)宗教学院学习,到1954已学会背诵整部古兰经,并能将它翻译成维吾尔语,他在那里也学习了教法和其他宗教知识。然而宗教学院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而关闭,从那时起,由于严厉的宗教迫害,阿不力买提放弃了宗教活动,转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80年起,因为改革开放,他才重操旧业,花了十年时间重新学习古兰经。很多当地年长的神职人员与阿不力买提大毛拉有相似的经历。他们在传统的宗教学院进行两到三年的学习,学习认识阿拉伯字母,学会背诵古兰经甚至只是几个章节。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神职人员被称为卡里(qari)。 与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卡里不同,一些借助改革开放而到中东去学习的穆斯林则接受了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尔海米德(AbdulHemid),他在海兹来特北部扩建了一个叫土库兹塔什的清真寺。在那里,他宣扬他所认为的“正统”伊斯兰教,批评各种地方宗教修习、圣徒崇拜等,理由是后者在古兰经里没有根据。他鼓励信徒按照沙特罕百里教法学派(Hanbali)的要求而非维族流行的哈乃斐教法学派(Hanafi)进行祷告。阿卜杜尔海米德清真寺布道的一个特点是鼓励平等主义的伦理,强调在真主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反对对宗教领袖的过分尊重,批评喀什地区流行的论资排辈风气。阿卜杜尔海米德教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倡导伊斯兰教与现代科技发展、经济进步相容。因为阿卜杜尔海米德及其信仰者的改革特质,其他维族穆斯林称呼他们为瓦哈比派(Wahhabi)。 然而在1997年,阿卜杜尔海米德被官方从土库兹塔什清真寺毛拉位置上解职,他的学校在此之前被关闭。在喀什,很多人说,这次解职是因为他太受欢迎,他强调宗教知识和维族人发展被认为是反动。虽然如此,阿卜杜尔海米德的教义却仍然在维族年轻人中受到欢迎,一些缺乏古兰经合法化支持的地方性宗教仪式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争议。然而,在后9.11的背景下,政府对于传教活动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对所谓“瓦哈比”穆斯林的压制也在增加。 维特博士最后在论文中总结道,教育体制的世俗化、印刷媒介的普及以及与外界穆斯林的接触已经削弱了喀什地区传统上以口耳相传为传播方式的宗教知识传递模式。不过,这种变化,依旧受到国家宗教政策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the Kashgar Oasis Central Asian Survey (September 2006) 25(3), 251-265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宗教慈善团体低调扩张 将国家权力“化为己用“ 维护新疆稳定的几点建议 阿不都热克甫大毛拉:伊斯兰教是和平、宽容的宗教 交通路网建设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为何有限?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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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人口变化将为中国经济发展蒙上阴影

(本文已发于2013年10月30日出刊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邵立 周雪光、魏昂德等六位斯坦福大学学者 ,在今年六月的 《亚洲研究学刊》 上讨论了中国人口变化可能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的冲击。他们认为,未来中国将面临两个最重要的人口问题,一个是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二是人口性别比例的不平衡。此外,由于城镇化使人口在空间上的大规模迁移也有可能是动荡因素之一。 人口变化的影响首先会出现在劳动率和生产率之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口红利”。据研究指出,在1982年到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15%。但劳动人口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占据总人口数量的74.5%。之后便会萎缩。有学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口红利将面临枯竭。不过也有反驳者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一定继续依靠人口红利,也可以依靠生产率的发展。有学者估算中国目前的生产率大概仅为美国的13%,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这种发展潜力的实现,依靠的是对教育和健康的持续投入,而这两项对于中国来说都存在软肋。 从教育投入来说,研究者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既缺乏效率,也缺乏平等。教育投入严重依赖着家庭的资助,将延续代际之间的贫困。据文章估算,在中国592贫困县中,5到16岁的学龄儿童将占据未来劳动人口的25%到30%。这些地方的教育系统的教育方法严重落后,依然依赖死记硬背和灌输,而不是教会孩子学会学习方法。职业教育的发展赶不上计划,高中学费高昂,在全世界的农村地区公立高中排行第一。数学和英语教育赶不上劳动力市场需要,而计算机训练就基本上没有。在健康投入方面,贫困农村地区接近三分之一的小学生缺乏微量元素,缺铁性贫血现象普遍。大量农村地区的学生视力不正常。而劳动工资的上涨又使学生缺乏继续留在学校的动力,使辍学率持续增加。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健康、营养、教育等投入严重缺乏,也会降低中国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无法适应未来高技术、高工资的经济生态,从而让提高生产率的目标蒙上阴影。 另一方面,人口寿命期望的提高也会造成经济负担。因为提高的是人们退休后的寿命,并不能对劳动力做出贡献,却增加了社会保险和医疗的投入。对中国人口造成威胁的还有慢性病在劳动力中的蔓延。高脂肪和高热量的摄入,体育活动的减少,默许男性抽烟的文化,这些都让慢性病发病率迅速追上了高收入国家。 研究者也同时指出了人口变化对生产率带来的有利一面,例如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表明,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投入比多个子女要高。也就是说,生育率的减少有可能提高个人生产率。此外,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会被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大军抵消一部分,而未来极有可能实行的延迟退休政策也有可能减轻负担。作者认为,这取决于未来政府是否能提出有创造力的政策,例如是否会改变现行的“一胎政策”。 人口变化对经济造成的第二个冲击,来自于资本和储蓄之上。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父母养老的需求。据研究者的估计,中国三分之一的储蓄率增长来自于年迈父母对儿女——尤其是儿子的依赖。而独生子女政策,加上性别上男多女少的不平衡,使得有独生子的父母更倾向于给儿子攒下“老婆本”,提高储蓄的需求。由于中国的社保系统并不健全,金融市场也不发达,这种高储蓄是为了养老、健康等基本的消费和家庭支出,而不是在提高生活质量上,也就很难让储蓄变成资本再投资。如果将来情况得不到改善,中国便会错失“第二轮人口红利”,也就是由于高资本/劳动力比率和提高生活质量所带来的内需扩大和经济发展刺激。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人们将更多储蓄花在养老和医疗之上,储蓄率可能会迅速减少。长期依赖高储蓄率来处理坏账呆账的国有金融系统,便可能遭遇风险。 人口问题除了在生产率和资本投入两方面影响中国经济之外,还有可能在以下几方面造成冲击:第一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将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市场的前景和预期。作者举了城市化的例子。随着城市化急速推进,农民工将失去原有土地作为社会“保险”。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便会失业成为流民。第二,高度性别不平衡会增加犯罪率,影响社会稳定。在农村地区,大量老年人需要照顾,迫使年轻夫妻一个在外赚钱,一个在家照顾老人。两人长期分居,也会让离婚率提升。而赡养老人的巨大负担,也可能会损害传统代际之间的亲情伦理。最终,人口变化还有可能冲击中国目前的政治统治结构。政府系统加大对社会挑战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紧张。官僚系统的过度扩张有可能成为人们不满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建立在由政府领导的高增长和高消耗基础上的“中国模式”,将会在经济下行时,由于无法兑现承诺而遭受威胁。 作者最后总结道,人口变化的确会延缓中国的崛起。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并不明确。在可以确定的是,由于中等收入的制约和提高生产率的困难,未来的五年里,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将会放缓。但是长期的发展还要看中国社会是否能够适应人口问题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Karen Egglesto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g Sun, Andrew Walder and Xueguang Zhou Will Demographic Change Slow China’s Ris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vailable on CJO 2013 doi:10.1017/S0021911813000557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优势独特,但水平依然偏低 经济与战争:1970年代末的中越经济博弈 药不药?——兴奋剂背后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 经济增长放缓将带来政治变革?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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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互联网普及能否增强民主诉求?

若某国互联网普及率、民主化程度和民主需求皆处于较高水平,则互联网很可能将在该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哪些因素决定党内民主的程度 民主必然促进人权?东南亚的实证分析 吴介民:海峡两岸的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 基层民主能成为政改的风向标么?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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