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本文已刊发于2013年5月22日出刊的《 青年参考 》） □“政见”观察员 陶郁 新任总理李克强首次出访选择哪个国家？2013年5月19日，答案揭晓：印度。考虑到中印两军数周之前还在双方存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扎营对峙，李克强总理的如期访问清楚表明了两国寻求改善关系与促进合作的诚意。 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同属崛起之中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诉求。然而，两国作为发展阶段相似的上升期国际力量，加之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争议，自然难以避免在多个领域角力较劲。 中印关系虽然看似千头万绪、扑朔迷离，其核心却离不开“领土”和“经济”这两个问题。最近，印度学者 柯渡洲 （Joe Thomas Karackattu）发表论文，总结了中印边境贸易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两国在此领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我们理解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柯渡洲指出，中印陆上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期。自公元8世纪晚期起，随着西藏地区局势的动荡和造船技术的发展，海路交通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郑和下西洋间达到高潮。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间通过边境口岸进行的贸易仍然相当活跃；至1962年两国爆发边境战争前，印度在拉萨就设有三家银行与一个领事馆。 1962年在中印边境爆发的战争虽然很快结束，但它对边贸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印领导人成功互访，两国相继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中印边贸也随之逐渐重新复兴起来。不过，虽然中印共享3500公里以上的边境线，如今两国主要的双边贸易，却依然通过上海、广州、加尔各答和孟买等主要海港而展开。在毗邻印度的西藏自治区，九成以上的国际贸易是通过4400公里之外的天津港完成的。 柯渡洲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中印边贸在数方面面临挑战： 首先，目前边贸时间过短。考虑到双方主要商业聚落与边境的距离都相当可观，每星期四个交易日、每交易日八个小时的贸易时间，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印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边贸需要。 同时，两国边贸清单上所允许的商品种类，有时无法与边境两侧居民的实际需求有效匹配。例如，生姜、菠萝、苹果、杏仁与核桃等常见食物，并未被包括在边贸所允许的货物清单当中。在此情况下，一些非法贸易滋生出来，对正常边贸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 此外，交通条件也制约着中印边贸的增长；特别是在印度一侧，许多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而且与主要枢纽城市之间缺乏有效的交通联系。而由于种种制度缺陷和历史原因，目前中印边贸的收益其中在少数交易者手中，而这些人往往并非边境地区的居民。 不过，在柯渡洲看来，中印边贸虽然面临以上挑战，其不断强化的趋势却不可阻挡。中国如今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共同的发展战略目标，更会不断密切边境线北侧的中国西南地区与边境线南侧的印度东北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十二五”的实施，一系列自由贸易区在边境地区逐渐建立起来。考虑到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两国在水力发电和旅游等方面更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中印两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存有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承认和正视的问题。然而，边境问题不应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障碍；相反，两国应在包括边贸在内的多个领域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不断开展合作，并且尝试在合作中逐渐加深了解和消除分歧，最终妥善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同时，如果中印两国在强化双边合作的同时，鼓励两国毗邻地区和省份之间发展更为积极和密切的贸易联系，或许对于促进双边合作也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Joe Thomas Karackattu (2013): India–China Trade at the Borde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DOI:10.1080/10670564.2013.766387.

□“政见”观察员 刘岩川 图片来源：新华网 从3月22日至30日，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次外出访问吸引了海内外各界的目光。引人注意的既有第一夫人为中国外交注入的新鲜活力，又有诸如中俄能源及军事交易等极易引起西方不安的话题。旅美学者孙云则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联系入手，为分析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策略增加了新的纬度。 所谓的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根据财新网的报道，金砖五国拥有全球近30%的国土面积及43%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16%。作为有别于传统先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五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来创造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按照孙云的判断，习总书记选择俄罗斯和南非作为首访的两个目的地完全符合中国领导人的习惯：第一，首访的国家一定都对中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受访国必须对中国保持友好和欢迎的态度，确保领导人的初征告捷。在接受习总书记访问的国家中，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邻居和前盟友，也是习的前任胡锦涛的首访目的地。在南非，习总书记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并联合其他领导人发布了同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宣言。 在关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南非的同时，孙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不可忽略。即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冗长的反恐战争，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力量。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品头论足的习惯，无形中促使中国领导人积极寻求外部盟友以对抗美国的“遏制与包围”。 当然，仅仅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热情也许过分简单了。孙云认为，中国加速打造金砖五国联盟的意图也是国际大形势所趋。在传统经济强国遭受经济危机肆虐的今天，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经济增速显得光彩夺目。矛盾随之而来：欧美经济体虽然在沉重的打击下黯然失色，却依然不愿放弃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权力，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及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的提议置若罔闻。在无法推动世界传统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想到联合其它金砖国家改善国际经济的布局，并尽早树立自身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威信。 纵观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孙云判定：加紧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必定是中国外交的新重点。只是金砖国家机制能走多远，金砖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否能顺利弥合，还要看五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 【参考文献】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3/25-xi-jinping-china-brics-sun

午间，两家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时政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和人民网分别发布了万字长篇报道《大国总理成长史》和《解读李克强》，以市场化媒体常用的特稿手法，对李克强的成长、任职经历、政绩和政见等做了解读。 总理这一执行长角色，决定了他更多的发挥空间将是在经济领域，因此，外界普遍关注李克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思路与政见。 李克强不是温家宝式的文艺总理。《瞭望东方周刊》的封面报道《大国总理成长史》提及，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书店，他阅读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有兴趣阅读外文书籍。 与地质专业出身的温家宝不同，李克强在跻身政坛最高层之前，除了官式表态，对具体工作的指导讲话外，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发表。 李克强北大78级法学专业出身，也曾发表和翻译过法学学术论文，随后他在团中央任职期间，在职拿下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联名著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孟晓苏等人的论文并陈。 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经济政策。 1991年李克强发表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03期）获得了1996年度（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无论这次得奖是否与他的政治地位有所关联，李克强的这些经济论文，对了解他的经济政见，以及理解和预测未来一阶段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或将都有一定的帮助。 该文提出：“迄今为止，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李克强分析认为，由于城市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远远低于劳动力增长率，现代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的不是现代工业部门，而是收入较低的城市传统部门。 他认为，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后果更严重。中国城市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很小，农村人口将大量进入城市传统和贫困部门。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问题显著。而不能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李克强在论文中分析道：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形成，成为介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乡镇企业带动了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未如李克强所预计的一般，成为三驾马车中的一极，而是世界工厂为特征的外向型制造业成为了中国过去十五年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李克强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因为，所谓城市工业，包括外向型的制造业，并未能成功吸纳数亿人规模的农民工。 李克强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 他提出，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的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并使已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城市转移。要促成这一状况的发展，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口政策随之松动。 同时，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解决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过低问题，逐步实现工农业基本产品的等价交换。考虑到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压力，可以不一次性取消剪刀差，而是使之不断缩小。国家也应增加农业投入补偿其利益损失。 李克强建议要松动户口政策、改革土地产权体制，认为“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这一论文的思路，在李克强此后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隐约可见。 此外，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及土地产权问题。 他建议在产权制度理论滞后，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指导己不可能的情况下，应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土地经营方式，允许并支持多种生产经营方式生动活泼地推进，产权制度必然会在现实中得到新的发展。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曾对官方统计的GDP可信度表示怀疑，自称为了准确掌握经济脉搏，他自己更倾向于以三种经济指标：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作为观察点。 这一消息被记录在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外交密电中，并在前年被维基解密披露，此后，《经济学人》杂志就推出这项评估中国经济活跃度的新指标——克强指数(Likeqiangindex)，据说，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在李克强担任副总理后分管的几项重大工作中，他都重点强化改革，他曾提出，“改革的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2年12月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就说：“一些领域的盈利亏损，可以让民营企业来投资、承担。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观，把握经济总量。” 半个月后的长江流域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难替代市场，我们倒不如专心考虑如何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去年11月，十八大闭幕6天，李克强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在胡温的“后改革”时代，李克强的这句“改革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仍然为习李体制的亮相高举起了改革大旗。 至少到目前为止，李克强的“改革”呼声，应者似乎寥寥，两会人事布局也难见新意，被排斥在政治密室外的中产阶级公众,大多对习李体制报以冷漠和观望，坚冰远未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