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在线教育未来的讨论。有些人觉得未来很美好，会有一个爆发期；有些不看好，或者认为在线教育叫好不叫座，前途不明朗，介入十分地谨慎。作为中国在线教育的实践者，我从个人的经历来谈谈我的看法。 在中国，“在线教育”这个概念实际是个从美国来的舶来品（中国的任何互联网概念，哪个又不是呢！）。但是中国所说的“教育”和美国所说的“教育”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举个例子：我在美国的侄子，小学毕业前能在图书馆和互联网上做了大量的资料查阅和研究，引用了十几篇的权威资料，写了一篇十分有主见的论文。这不是个特例，而是大家都这么做。美国的教育体系强调的是知识和技能教育，从小就培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老师教你学习的方法，给你指明研究的方向，剩下的你自已去学习和研究。证书和文凭只是一种结果和证明而已。我想在国外留过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在线教育”就比较有发展的温床，开发者只要设计出用户体验好的在线教育平台，把线下的内容制作精良，放在平台上就可以了。用户会自己主动地去搜索，付费，学习。用户关注的是“学习体验”，关注的是内容的权威性和丰富性。可以归纳地说，美国的在线教育是以内容为核心的互联网学习模式。典型的例子有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资的edX；12所主要的研究性大学参与网络课程的 Coursera以及由个人提供教学视频的可汗学院，还有已经连续15年盈利Lynda公司。这里值得一提的是，Lynda公司甚至不是一家典型的互联网公司，而是以在线形式，极其传统地帮助人们学习软件、创新与商业技能，以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的培训公司。美国所有这些“在线教育”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知识和技能为核心价值，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去传播。 反观中国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为考试服务的应试教育，本质上就是个应试培训，培训应对考试的各种技巧。无论从K12到博士生，从“四级”到“医生资格考试”都是为了“文凭”和“考试”服务的。这种背景下， 学到什么不重要，通过考试才是根本。 教育不再是为了学习知识和技能本身服务。因此，在线用户的目的性都特别强，用户关注的是能否通过考试，拿高分，拿文凭。相比之下内容的启发性，丰富性以及平台的体验都显得那么地无关紧要。只要有文凭，就能当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就能有社会地位，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混一辈子。今年全国高校30%的低就业率，不能全怪大学生眼高手低，其根源在于高中的时候被灌输的只有通过高等教育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这种官本位的思考方式。所以当应届生在招聘会上面对那么多来自民企的销售，技术和服务等基层岗位时，他们不禁要问：当初说好的“人上人”呢？ 因此，在中国发展像美国那样所谓的“在线教育”，实际上是一些互联网人士照葫芦画瓢的投机行为，以为美国有了，中国复制一个就发了。然而却遭遇了所谓的“水土不服”，所谓的自己人叫好，市场不叫座的情况。就像当初山寨美国SNS的Facebook，结果发现中国更本就没有“社交”这个概念，中国人连做电梯都不会打招呼，更不要说去网上“社交”。其山寨的必然结果是：所有模仿Facebook和LinkedIn的互联网产品都死的很惨。相同的情况， 所有山寨美国“在线教育”的产品，也会死得很惨。 在中国，真正懂得如何做教育生意的，都知道教育的利润来源于文凭，考试辅导资料，应试辅导班以及与此类相关的产品，和获取的知识技能无关，再强的互联网功能和体验都白搭。比如某著名大学的网络学院，功能之差，体验之糙，一定会让互联网人士嗤之以鼻。但他们一年却能坐收几千万的学费，让那些还在盈利模式中挣扎的互联网人士情何以堪！ 综上所述，中国的“教育”不是在不在线的技术问题，甚至要不要互联网影响都不大。“文凭”这个垄断资源和有没有通过各种考试技巧是中国教育的主旋律。 中国市场不存在对“教育”本身的需求，而是对“文凭”和“考试技巧”的需求。 目前中国市场上打着“在线教育”招牌的赚钱的大学和培训公司，没有一个是以提供知识技能为目的。比如各大高校的网络学院，新东方在线的外语考试，正保教育的证书考试，学而思的K12，华图的公务员考试等等。如果再往深处究其原因的话，就是“国进民退”的结果，就是大量需要真才实学的民营企业不被看好，被社会边缘化；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构是可以靠考试和文凭就可以混一辈子的地方。当这种思路成为教育甚至整个社会的共识的时候，对技能和知识的需求就会变的非常虚弱，就像民营企业对比国营企业的虚弱一样。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在线教育”实际上是个伪命题，目前根本不存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产生，更谈不上爆发。 新浪微博@不惑的老关 本文由 不惑的老关 授权 虎嗅网 发表，并经虎嗅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 虎嗅网 )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 http://www.huxiu.com/article/18372/1.html 向作者提问 fullrss.net

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初全国高校教授进行了评级，北京大学也一样，教授分为四级。定级不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学术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资历及学术水平的不同，总有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中的教授们也不能吃“大锅饭”。教授级别规定了工资待遇的等差，也必然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下。正因为如此，评级应当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理应进行广泛公开有权威的评议。 　　然而，北大的情况至少是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学院却正好相反，评级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院党委书记主导进行，没有教师评议，甚至院学术委员会也不评议不投票，各位老师只是填了一张表，表的内容也不公开，每人所填业绩是真是假也不公开鉴定，甚至也不用开教工大会详细解说，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夺。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认是自己定的，说是经由下面院、片二级投票，而政府管理学院根本就没有投票，其他院系也不一定投票评议过。定完了级，院党委书记只是在院教工会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结果，每个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问自己的级别，而不准问别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犹如地下工作。 　　这样的暗箱操作自然不会合理，院党委书记在未经群众和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的情况下，先把自己破格提为三级，同时将前党委书记也破格提为三级。评级有没有标准呢？当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资标准外，有“激励”破格条件，诸如拿国家级大奖，主持国家级大项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项目，拿了国家的钱却未见象样的科研成果，至于评奖获奖也是徒有虚名，有的人有所谓鉴定书却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报告，更拿不出专著。党委书记亲口说“五个一工程奖”不算数，什么奖算数呢？全由书记自己说了算。当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经评议竞争的中共党史奖，作为重大奖项。 　　党委书记学术水平低人尽皆知，也正是因为学术上不行才在党务行政上另求发展。政府管理学院好几位学历较低的人都是因当书记、副书记而“破格”晋升教授，这次教授评级他们也当仁不让，结果当然也是笑话百出。如前党委书记在职攻读博士八年，评级时尚未毕业，许多教授带的博士生都早于他毕业，甚至充任这位前书记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拿博士学位早于这位前书记二十多年，无论是年资还是科研、教学成果均远在他之上，而评级却在他之下。现任书记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尚不如前书记，只是文革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搞党史，讲大课搞政治思想灌输，如今又讲反腐倡廉，在办公室挂了一块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经常上电视讲些官话套话，成为“反腐败专家”，就自认为水平高。从党委书记暗箱操作自己“激励”自己，给自己升级来看，实际上是反腐专家带头搞腐败，而且是公开的学术腐败，因为书记们学术水平低是明摆着的，简单作个比较就一目了然。可笑的是，这位书记也承认这种做法和结果很腐败，但声称不是自己腐败，而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 　　为什么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呢？经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上面”确实有未经公布口头传达的“秘密条款”，即党政干部书记主任有“加分”，理由是忙于党政工作才使学术荒废。为怕党政干部书记主任（包括前书记主任们）在基层学术委员会投票通不过，竟允许在党委书记主导下可以不投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就公开说，若投票把那些有项目、干工作，却一时拿不出成果的人选下来，那怎么行呢？书记当然明白，若投票，首先选下来的就是他本人。前书记有一个 20万元的国家教委“项目”，但他搞不来，找了一帮研究生帮忙，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学生，为他打工。而即使是项目完成也就是编一本30万字的书，由能搞钱的书记当主编，其学术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即便是质量不会好的书也尚未编成，书记就已经以此为“激励”而升级了！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多数评为二级的教授，包括退了休的老教授甚至“资深教授”，竟然大都拿不出像样的个人专著。但他们却主编了大量教材、论文集、案例报告集等。所谓“主编”，就是自己不写，别人来写。为什么能让别人来写，自己当主编呢？就是因为能拿“项目”，能搞钱！有钱就可以出书，至于学术水平怎样，质量如何，则可想而知。他们大都当过主任、书记，主持了“大项目”，进而评奖。奖是如何评的，那也只有天晓得。甚至上电视讲官话也被某些人自吹为高人一等，然而，真正学术性的电视讲座诸如“世纪讲堂”，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当官有权力能拿来“项目”、“资金”，获得资源，当“主编”，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白热化。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每一次院领导班子换届，都会斗得乌烟瘴气，互相攻击互相拆台，无所不用其极。教授定岗评级不是比学术，比专著，比论文，而是比官位，比“上电视”，比谁获得的“基金”多，说穿了就是比权力，比金钱。所谓“获奖”则更是虚假，因为获奖是建立在“项目基金”之上的，这就使学术彻底官僚化。只要一看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评级，就知道凡级别高的清一色全是争当官的，一当上官就破格，就超升。有的刚刚当上副院长不几个月就升了一级岗。凡学术上不行的，就搞政工，当书记，在党管人事的制度框架下，凡当上党委书记，必然就能肯定地晋升教授，即便是学历低无专著也无所谓。这就使相当多的教师削尖脑袋想当官，本院副院长位子满了，就钻到校部去当，当了部长也就相应提了级，成了名教授。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是没有，人们熟知官场上“五十九岁现象”，在北大也同样发生。政府管理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是1950年生，虚岁59，他没有博士、硕士学历，连学士都不是，是文革“工农兵学员”出身，以搞政工当书记得以晋升教授。既年已59岁，书记之位也就到顶了，下次换届必然退下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教授定岗评级既由书记掌盘，党管教授，党领导一切，于是上下其手，欺上瞒下，先以“激励条件”给自己破格晋升，又暗中给在职攻读博士八年尚未毕业的前党委书记“激励”一下，破格超升。既然是瞒天过海，当然要严格保密，前书记竟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评为何级。堂堂北京大学教授评级，竟然会搞得如此肮脏，如此黑暗。这样的事，若其中没有猫腻，用得着保密吗？ 　　书记主任凡有一官半职者，都以“激励”条件晋升了，而据说，今后凡二级以上教授是65岁退休，其他则60岁退休，凡超升者就可以争取晚五年退休，多拿五年“岗位津贴”。本来，让有学术水平的优秀教授多工作几年，能者多劳，应该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暗中以官位来评级，则必将出现诸如北大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所说的“逆向淘汰”，让钻营官位却拿不出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很差的“书记主任”，继续留在教授岗位上“争创一流”。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去年就出现了“白发教授”到了退休年令却死活赖着不退休的怪事。年纪到了不肯退休，并非其学术水平高，也不是紧缺人才，某专业缺少了他就办不下去，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由外系转来当系副主任，改行搞政治学，除年龄大社会关系广外，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优势。但是，“白发教授”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当上了北大常务副校长，校长钦定“恩师”可以不退休，似乎就可以不退休，还是朝里有官好办事啊！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那位当常务副校长的弟子调走，白发教授也就只好黯然退休回家，闹出了一场笑话。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戊戌变法成立，百年来意气风发，也坎坷多难，五四时期北大师生引领着时代潮流，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们诸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风骨卓然与权力相去甚远，独立性很强，也倍受尊重，政府官僚不敢轻视。那时教授是不是有级别不太清楚，但依据名望水平应有等级，薪金也有很大差别，聘任制下校长有权破格聘用人才，一般不会有人不服气。教授治校也有相当的传统，教授委员会绝对不会将行政人员捧得很高。国民党政权搞“党化教育”，但大学教授并不买党棍们的帐，党政干部在北大学术殿堂也不太敢翘尾巴，没有学术水平很难在北大靠“吃政治饭”混。 　　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按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共将教师们纳入干部编制，党管干部，虽然对知识分子强制“思想改造”，但开始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授尚心存“敬畏”，据说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们都“怕教授”，没有几个人敢斗胆来北大作报告。有些教授虽批臭了，但待遇仍很高，如俞平伯、周作人等，“养起来”的“高知”待遇可比“高干”，相当于部、司级。“高知”可与“长征干部”比肩，令人可望不可及。当然，老教授们人数很少，又有精神遗传，难以被中共同化，也就难以官僚化。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党化教育，恩威并重，笼络利用，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要走“又红又专” 道路，他们虽被“党化”为驯服工具，缺乏独立之精神，但却也不允许他们官僚化。管他们的党政领导如北大的彭佩云、聂元梓等党委书记却也没有什么教授头衔，官是官，教授是教授，党管教授。政工干部和科研教学二者分得很清楚，学术虽然意识形态化，却难以官僚化。 　　文化大革命时，教授们可就被斗惨了，斯文扫地成了牛鬼蛇神。中共建国十多年来精心组建的大学党政领导班子，也都统统靠边站，他们如陆平、彭佩云、匡亚明、聂真等，并非工农干部，而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素养。而连他们这些老革命都挨批斗，教授们就更加没有地位了。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鱼贯进驻北大、清华及全国各地的大学，中专生谢静谊和军代表迟群成了北大、清华的太上皇，“高知”成了“臭老九”，被彻底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教育革命”的结果是停止高考，由基层群众推荐选拔红色苗子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教授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师道尊严和官僚等级制从表面上看是一扫而光。但是，不少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靠的是“开后门”，并不是群众公平推荐，背后倚靠的仍然是官位与权力。 　　七七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声浪中，高校恢复了教授制，不久也恢复了评职称。在新中国党政官僚制治理状态下，各种场合实际上都严格讲究级别，1949年前过来的老教授能躲得过文革劫难的已是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评上教授职称的，与党政干部对应已是降为处级待遇，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学校分配住房教授往往排在处长之后，副教授排在副处长之后。本科生留校搞学生“党化”思想工作，很快当党委副书记，马上就凌驾于博士毕业的副教授之上。而干部、书记们又纷纷“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评级时他们反倒优先，教授官僚化进程也就全面开始。如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原为清华工科本科毕业，在北大评为文科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各个院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也都优先评为教授副教授，而不再是单纯的政工干部了。 　　不光是书记们争当教授，而且许许多多的教授们也争当书记主任，大学的“官本位”使学术迅速官僚化。北大学术殿堂也处处以官位决定一切，各种学术资源统统向官权看齐，官位比学术更重要，谁得罪了领导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难怪上面提到的那位白发教授当权在主任位上时，曾当面训斥我：“不干社会工作（指不当官），就不会考虑你出国、提职称，我们不管你了”。与白发教授是同班同学却又长期相互攻击、争权夺位的另一老教授，则是谆谆告诫说：现在不入党的非党员教授当官有优势，只要加入民主党派，或以无党派人士从政，很快就上去了，一下子就到部级。认为北大非党教授不搞学问卖身去从政，为党建言说好话，是奇货可居，说不定能做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大官。这话说得可真是北大一流水平！两位老教授都是文革中留校，是“党化教育”下的优等生，一个搞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个搞国际共产主义史，以“党化”优势搞政治学，天然优势是当官。但一山容不下二虎，两位都想当官的老同学为争夺权位，施用了浑身解术，拉帮结派，两派争了十多年，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去年两位老教授终于退休，空出两个“一级岗”。教授岗与级不同，分三级，岗位津贴每一级相差一万元。岗位津贴制是上世纪末高校改革及教育“产业化”浪潮的产物，大学教师一改先前穷酸劲，一下子步入了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