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权

批林批孔那年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省的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原名郝群，十四岁迁居于吉林省，十八岁时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去到四川省成都市。这种出生与成长的多重生活空间背景，显然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积累。“二十八岁那年偶然手痒，写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此书畅销逾百万册，被翻译为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越南等多种文字，多次改编成电视剧、话剧、电影。二○○九年的最后一天，已经以慕容雪村闻名于互联网的他深入江西上饶一传销团伙二十三天，然后以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部解析传销骗局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因而在二○一○年十二月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的“特别行动奖”。从此，慕容雪村便广泛涉足于公共话语领域，并成为中国最大胆敢言的著名公知之一。近年来，慕容雪村越来越令当局头疼与恼火；但另一方面，他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并成为年青一代所热爱的偶像级自由作家，其新浪微博账户拥有近四百万“粉丝”。凡是人民喜欢并热爱的，当局必定会不待见，其结果也必定是这样的：二○一三年五月，慕容雪村的新浪微博被莫名注销，接下来，其腾讯、网易、獀狐等全部墙内微博帐户亦被注销；其多部作品在变成正式出版物时惨遭官方审查机器“手术阉割”；再接下来，则被“喝茶”、被“维稳”、被成为“国家的敌人”。每年的“六‧四”我都会谈它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再过一个月，就是六月了，六月四日，便是“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六周年的祭日。你若不介意的话，我们将以此事件为切入口展开对话，好吗？慕容雪村（以下简称慕）：好的。戈：我早就注意到了，你推特账号的背景，用的是当年“六四挡坦克人”王维林的照片；而你的个性签名，则是“让石头开花”。“六四大屠杀”发生时，你才十五岁，是什么原因所致，你对此事件如此耿耿于怀？慕：去年五月，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讲了天安门屠杀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对我来说，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像是一个渐渐醒来的梦。事件发生时我只有十五岁，在中国东北一个深山中的小镇读初中，据说曾有大学生到这里刷过标语，但我没有亲见，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来自CCTV：那些请愿的青年学生都是反革命暴乱分子，刘晓波是卖国贼，解放军一直保持克制，不仅没向人群开枪，有些还被活活烧死……”“在那时，我真的相信这一切，甚至还会感谢当时的政府和军队，正是因为它们，我们的国家才没沦入暴徒之手。但是渐渐地，这整个事件都开始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却，电视和报纸不再讲‘镇暴英雄’们的事迹，中宣部编发的《动乱真相和精英们的真面目》也悄悄从书店里下架。在大约三年时间里，再也没人跟我谈起天安门事件，人们忙着求学、升官发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直到一九九二年我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在那时，这个学校有一股自由的气息，在宿舍里、操场上，常常有人谈起天安门事件，而且已经演绎出多个不同版本，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一九八九的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对中国、对整个世界的意义。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天安门事件的真相，也读过许多境外的文章，我相信，每个良知尚存者都不会对这样的事件无动于衷。大约从二○○九年起，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会尝试在网上谈论天安门事件，但这并不容易，哪怕是最温和的语句都会被瞬间删除。但我相信，这样的抗争——发帖者对删帖者的抗争，弱者对强者的抗争——绝不会就此停止，我们不能说这有多么勇敢，事实上，它相当懦弱，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良知尚存，证明死难者没有被所有人遗忘。我自知并不勇敢，但是……戈：去年“六四”那天，你的多位朋友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搞了次座谈会，会后有多名与会者被捕，其中的浦志强律师仍在狱中；当时在海外进行文学交流的你，却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加了此聚会，可否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发生后你的反应与表现？慕：我当时在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大约是五月六日的下午，我在微博上看到他们被捕的消息。有那一瞬间，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看见自己的手在发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愤怒。接着看到清华大学的郭于华老师说她要自首（原话记不清了），我一时头脑发热，就跟着回复了一条，说我现在身在国外，希望当局给我两个月时间，一旦我结束在国外的工作，就会回国投案。在《纽约时报》当月的专栏里，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戈：后来呢？慕：悉尼大学的工作结束后，我去法国参加了一个文学会议，然后又去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整个旅途中，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件事，说实话，心里很害怕，而且时时会感到后悔，觉得自己不该说那么鲁莽的话。我于七月二日返回北京，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许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劝我慎重，不可贸然行事。一位朋友问我：你知道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是怎么回事，为何还要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勇敢？戈：你觉得勇敢吗？慕：我知道自己并不勇敢，在那四天里，我常常难以入睡。几年前，为了写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凄凉、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曾想过放弃，但渐渐的，另一种愤怒涌上心头，我恨自己的懦弱，也恨我生活的这个世界：他们凭什么肆意逮捕我的朋友？既然这些朋友都被抓了，我又何必为了这一点点恐惧中的自由而忍气吞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已在微博上、在《纽约时报》上说了要投案，这差不多可算是对全世界发誓了，一向以男子汉自居的我，又怎么好意思自食其言？戈：自食其言的确非男子汉所为……慕：七月六日，我在微博上发了封公开信，信很短：我绝不认同对他们的逮捕，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特别优待。我和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不可置身事外。我现已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自此投案书发布二十四小时内，我会在海淀区自己家中静候，来者请带齐相关证件。超过二十四小时，请提前电话预约。自二○一三年五月我第一个账号被注销以来，我又相继注册过七个，每次都没持续太久。这次用的是第九个账号，在大约一小时之内，这条微博转发了八百多次，被近六十万人阅读。然后账号再次注销。某位不知名的人士冒我之名注册了个账号，也发表了上述内容，结果并不意外：同样被删除、被注销。戈：呵……挺有喜剧感嘛。慕：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两天后，警察把我叫到派出所，做了大约八个小时的询问。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也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戈：去年悼念六四死难者而被捕的浦志强律师与当年的学运领袖于世文至今仍被关押在狱中，你对习近平当局打压他们两位有何看法？慕：浦志强是我师兄，也是我的好友。于世文我从没见过，说来惭愧，我对他的事迹了解并不多。更让我惭愧的是李旺阳，直到他惨死几天之后，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曾遇到过许多当年的学生领袖，他们当时不在北京，也没被媒体关注过，但他们大多都经过牢狱之灾，有过一段艰难困顿的生涯。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人遭受迫害，甚至不知道都有谁死于其中。这是一笔良心债，你、我和更多的人，我们应当知道自己对他们有所亏欠。我并不觉得当局有多么重视天安门屠杀，浦志强和于世文确实遭受迫害，但同时被迫害的还有许多不同的人。作恶者不会时刻记着自己做过多少恶，我们只能祈祷青史有眼，同时尽可能记下这一切，并期待未来的公正。闲话母校与中国作协戈：浦志强律师不仅是你的校友，而且还是八九学运积极分子，而你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那一年不仅出了自杀身亡的著名诗人海子，而且还出了因六四而流亡的吴仁华老师，母校与“六四事件”和你后来的写作活动之间，有什么精神联系？慕：我读书时，中国政法大学算不上一所积极的大学，它远在昌平，进趟城要花上一两个钟头，老师们对教学也不是很热心，学生们大都活得散淡自在。也正因为如此，它才难得地保留了一点自由空间。我至今都感谢这所大学，不是因为它教过我什么，而是因为，它真没教过我什么。戈：前不久，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公开在网上揭露文坛黑幕的事件震动了互联网，你也在网上发表了评论，而且一直都拒绝与官办作家协会为伍、拒绝加入作协……。慕：与其它政府机构相比，作协算不上什么大恶，它手中也没多少可以作恶的权力，拿它来说事，多少有点“拣软柿子捏”的意思。但也不能因此而体谅甚至同情作协，在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间，这个机构做了不少为虎作伥的事，天安门屠杀后，现任作协主席，当年的河北文联主席铁凝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支持“镇暴”；在谷歌被墙之前，它站出来谴责谷歌的“文化霸权”。在许多事件中，这个机构都不吝表达它对党中央的拥戴之情。作协章程说得很清楚：作协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根本就是对文学和作家的侮辱。我能够理解那些加入作协的前辈，因为他们当时确实没太多选择。但在今天，面对这样的章程，有骨气的作家应该表现出自己的尊严。作协是中宣部下属机构，像方方这样的作协高官，似乎也可视之为宣传干部。当一个宣传干部公开说某职称不该给张三，而应给李四，我没啥别的可说，只能发出嘲笑之声。未来几年会更加黑暗戈：你对习近平的执政走向有何评价？换言之，对中国向何处去有何看法？慕：在未来的日子，我们或许会经历一段艰难岁月，但我相信，中国终有一日会实现民主。对独裁者而言，民主是挡不住的潮流，你或者打开堤坝，随之游向更广阔的海洋；或者看着洪水决堤，溺死于万丈深渊。戈：你去年这个时候在《纽约时报》写道，“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今天，当你面对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多的知识人倒向当局怀抱的中国政治现实时，你还坚持这一乐观的判断吗？慕：对个体而言，十年已经很长；但对历史而言，十年只是一瞬。最近两年确实黑暗，而且可以断定，未来几年会更加黑暗，但还是应该看到，在黑暗之中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对网络持续不断地打压和恐吓，反对声音消失了吗？没有，一部分人的声音甚至因此而愈发勇敢；抓了那么多人，街头抗议减少了吗？虽无准确数字，但看看外媒报道和推特上的消息，大多数抗议者都没因此而退缩。是的，我们不一定会看到天亮，或许最终还是要死于黑暗之中，这让我们的人生显得极为不幸和悲伤。但我依然怀有乐观，去年六月和十月，我在悉尼大学和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做过几次演讲，主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不能说中国人已有了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但我确实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艰难地醒来。我也不能肯定这种觉醒会在短期内改变中国，但我相信，醒来的人将不会再甘心情愿做极权的奴隶。墙一定会越来越高，但再高的墙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心灵。戈：据我所知，目前已有若干持异见立场的作家或艺术家在盘算如何逃出中国，而你却说“我是一个小说家，我的母语是中文。我应该留在中国”。面对毫无规则可言，而且随时都会身陷囹圄的中国言论环境，你还会坚持下去吗？慕：几乎可以确定，只要我坚持发言，在未来几年内就一定会被逮捕。我确实害怕，但我还是不想做个流亡作家。坐牢很痛苦，离开自己的语言也很痛苦，我不知应如何选择。我也不确定自己能够坚持多久，我是否有勇气经历余杰、高智晟和李旺阳们经历过的那一切？我是否能够忍受像浦志强、郭玉闪和夏霖那样的生活？坦白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警察何时会上门，或许在一年之后，或许就是下一分钟，我已习惯了与恐惧睡在同一张床上。但无论如何，我会尽我所能地留在中国，去观察和记录这个奇特而荒谬的时代。《动向》201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