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邱会作将军去世９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１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９９８页，约８０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２００６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邓 拓 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 月 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为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老 舍 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 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后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 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古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1966年9月3日自缢身亡。 言慧珠 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 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 1896年生，河内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于王国维、黄侃、梁启超门下；1946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赵慧深 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 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 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 朔 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 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 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 雷 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 8月 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 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 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后，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周瘦鹃 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 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 晗 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已 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 捷 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 “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刘绶松 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 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王重民 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 琏 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 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豪”的赞词。 李平心 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熊十力 国学大师，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 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1969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傅其芳 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1968年5月16日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董秋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著名美术家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陈祖芬博客

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 　　刘绪源：你曾经说过，有些人对你的批判动摇不了你，但刘小枫却有可能构成挑战。这是从基督教哲学的角度上说的吧? 　　李泽厚：是这样。为什么刘小枫会构成重要的挑战呢?刘小枫是“代表”基督教教义批评中国传统，他的一些很重要的论点，我认为恰恰是正确的。比如，他说：在中国，人的地位太高了。 　　确实啊，在中国，人的地位就是比较高。 　　刘绪源：不过他这些批判，和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也是相关的。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在“文革”中，人不知道“怕”，渴望“造反”，搞“打砸抢”，无法无天，没有敬畏。所以他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和怕》这样的文章和观念一出来，就让人感到新鲜，新奇，也深入到人心深处，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心灵的缺陷。 　　李泽厚：对啊，所以90年代，刘小枫在大学生里有很大的影响。基督教的精神，正好弥补了我们这里的缺憾。中国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革命传统，有各种牺牲精神，就是缺乏对灵魂圣洁、灵魂纯净的极度追求，缺少那种自己鞭打肉体来洁净灵魂的作为。 　　中国的确需要吸取那种异常纯净、圣洁的情感，希望宗教的传布在这方面对中国心灵即文化-心理结构能有所助益。其中，特别是以个体绝对孤独为基础、与中国人情迥不相像的上述情感，如何和如何可能被吸收融入，便是在实践和理论上值得关注的要点。 　　对鲁迅从这个角度作比较、深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刘绪源：“五四”以后，有过一段排除基督教的激进潮流，当时周作人是反对这样做的。 　　李泽厚：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在中国文化中，人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人可以帮天地办事，只要掌握了规律，人就能发挥作用。人的力量不小。 　　所以，我不赞成“天赋人权”，因为人权既是天赋，那么，这就与“王权神授”是一样的，那都成了上帝给的。中国不是这样的。且不讲路易十四。你看日本，日本的天皇，就是不得了的，天皇死了，日本有些老兵还自杀。真有这样的事。但在中国就没有，毛泽东去世了，最哀痛的人也不会自杀。没听说过有人自杀吧? 　　在中国，陈胜、项羽起义前，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这就是说，王权没那么神圣，皇帝我也可以当。在中国，皇帝要听天的旨意，要祭天。在汉代，皇帝碰到自然灾害，碰到地震，要写“责己诏”责备自己。而天呢，天要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这是三角关系，皇帝统治老百姓，天统治皇帝，而天要受人影响。这和西方，和日本，都很不同。 　　我不同意“天赋人权”。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从来不提人权，不提什么个人自由。这都是近代的产物。这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到了近代，因为工业的需要，农民有了打工的自由。我们这里也是这样，过去农民进城，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法在城里生活，没什么个人自由。 　　要反对封建特色资本主义 　　刘绪源：近几年在学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也很热闹。只是他们运用的那套后现代的话语系统，晦涩难懂，所以一般读者都敬而远之了。你能谈谈对于这些争论的看法吗? 　　李泽厚：由于现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缺失，西方学人提出现代性问题，强调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化。因而有“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用来反对以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思想理论(亦即“启蒙现代性”)依据的现代化。 　　一些学人把这些后现代理论搬到了中国，吸引了好些不满现实的年轻学子，造成了某种混淆。把前现代当成后现代，把“文革”鲜明的封建特征，当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以之来反对“启蒙现代性”(即启蒙理论)。于是，反现代也成了一种现代性，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 　　这使我不免想起，这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不讲话也是一种讲话，避开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从而搞大倡平等的群众运动，逼得人人必须开口表态讲政治，尽管内容大不相同，在理论论式上却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当今加上后现代的文风，不如当年爽快明白罢了。对此，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记得在一次对谈中我曾说，陈独秀穿西服吃西餐是“启蒙现代性”，辜鸿铭留辫子吸鸦片是“审美现代性”，亦即“反现代的现代性”，都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袁世凯搞祭孔大典是“审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行为艺术，也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 　　所以今天我提出：“中国到底要哪种现代性?”或者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这是个大问题。是要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实际是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与前现代势力合流的现代性呢，还是要我所主张的—— 接受、吸取启蒙理性、普世价值并以之作基础，加上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 也就是“西体中用”的现代性? 　　刘绪源：现在有人把“文革”，把建国后十七年关门建设的状态，都视为“现代性”，这很奇怪。 　　李泽厚：是啊，这种说法经常可以听到。当时的确是“反现代的现代化”，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厉行平等的群众运动来反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化，这也曾受到从萨特到福柯等国外新老左派的一些赞扬，但最后走到了十年“文革”，彻底失败了。“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限”，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所以，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政治、军事充满偶然，经济有某种“必然” 　　李泽厚：我提到研究命运是21世纪哲学的主题，因此应该走出语言，回到生活，回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探讨人类以后的可能。 　　上面已讲，我认为许多事都是偶然的，没有那么多必然，特别在政治、军事这些领域。军事上的偶然最清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孙子兵法讲“国之存亡”，一仗打不好整个国家就亡了。政治上很多大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只有经济上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因为人都要吃饭。这里的“吃饭”，并不单指填饱肚子，还包括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在衣食住行上不断改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这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人要吃饭并不等于是经济决定一切。只是说从长期来看，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经济是带有决定性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地都由经济决定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根本不是这么讲的。有时候是政治决定的，有时候是宗教决定的，有时候是文化决定的，有些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它的灭亡有可能是宗教原因使它经济衰败而灭亡。 　　经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有因政治、文化、宗教因素而倒退的可能，但总的从长远来看，特别从人类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在发展的，它的发展常常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原始人住洞穴时平均寿命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多岁，这就是进步。 　　一些新潮学者连进步也否认。我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一直在进步，而且主要靠科技即不断改进工具力量而进步。 　　刘绪源：还有个问题，你曾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的根据在哪里呢